张文涛：丹尼尔·斯迈尔与“深度历史”理论

（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3期）

内容提要：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斯迈尔等人所倡导的“深度历史”理论，试图以神经科学的新知为基础，为书写宏大历史提供新的路径。“深度历史”理论反对割裂历史叙述的史前史观念，更反对在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之间划出时间鸿沟，认为历史进程中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一直存在互动关系。大脑是文化的生物性基底，同时深深受到文化的塑造作用。“深度历史”理论整合多学科知识构建连贯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努力值得称道。但在反对进步史观的过程中，斯迈尔也抛弃了启蒙时代关于人类心智进步的重要思想遗产，使得“神经史学”的主张不免失之粗糙，无法有效贯彻到系统性的历史著述中。 

关键词：斯迈尔；深度历史；史前史；神经史学；心智 

   20世纪中叶以降，自启蒙时代以来主导历史著述的宏大历史叙事遭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劲挑战。后殖民史、妇女史、下层民众史、新文化史等诸多被传统历史著作所忽视的领域纷纷登上舞台，展示出人类历史进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职业历史学家们辛勤爬梳各种支离破碎的资料，并将之编织成引人入胜的故事，使得形形色色被掩盖被忽略的群体获得了尊重，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历史演进的辩证法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这种做法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与此同时，职业历史学家是否能讲述一部尽可能简略的人类发展历史，也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教师需要在相对有限的内容中向学生讲述历史的基本概貌。公众也对历史的宏观脉络有极大兴趣。甚至连政治家们，也希望更多了解历史规律，以便使决策能符合历史潮流。要而言之，无论宏大历史叙事有多少缺陷，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近年来，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斯迈尔（Daniel lord Smail）等人所倡导的“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理论，尝试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为书写宏大历史提供新的路径，值得我们关注。斯迈尔教授本人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史，所著《想象的地图：中世纪晚期马赛人的财产和身份》（Imaginary Cartographies: Possession and Identity in Late Medieval Marseille）一书，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学会主席奖和美国历史学会奖项。其于2003年出版的《正义的消费》（The Consumption of Justice）一书，次年获得法律和社会学会奖项。凭借上述等著作所赢得的声誉，斯迈尔教授一度担任《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法国历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杂志编委。如果仅从所受教育和职业工作来看，很难想象一位中世纪史专家会贸然离开专业领域，主张将大量自然科学理论与知识引入历史思考。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举。他的父亲约翰·斯迈尔（John R. W. Smail）曾任威斯康星大学东南亚史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设“人类的自然史”课程。受父亲影响，斯迈尔对自然史、进化和自然选择理论等一直有浓厚兴趣。在福德汉姆大学担任教职后，他也开设了同样名称的课程，尝试用多学科知识讲述人类历史。得益于长期的积累与思考，斯迈尔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论深度历史与大脑》（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一书中，以及与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安德鲁·施略克（Andrew Shryock）2011年共同主编的著作《深度历史：过去和现在的结构》（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和一系列相关文章中，提出了“深度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引起学界不小反响，《美国历史评论》《跨学科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等众多刊物作了介绍。权威刊物《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先后对两部著作刊发了长篇评论文章。连一向对历史学家著作不太看重的著名科学史杂志《爱西斯》（ISIS）也专门刊登了评论。斯迈尔的“深度历史”理论究竟想表达什么主张？实现其主张的途径是什么？如何通过“深度历史”构建历史主叙述？“深度历史”理论是否存在继续改进的可能？这是本文想略作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 批判史前史观念 

　　“深度历史”的直接目标在《论深度历史与大脑》的导言中已经得到明确表达，即追求历史的统一性，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知识，将史前史与文明史视为连贯的过程。“不论诉诸何种记录，研究深度过去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都是历史学家。本书目的就是将所有这些历史领域联合起来。”作者相信，“一种连接旧石器时代与后石器时代的宏大历史叙述，某种程度上可以围绕人类文化和大脑、行为与生物学的持续互动来实现。”在斯迈尔看来，阻碍这种统一性的关键因素是盘亘在历史学家心中的“史前史”观念。因此，弄清“史前史”观念的含义，并清除这种观念的影响，便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按照斯迈尔的理解，“史前史”观念形成于19世纪中叶，与当时的“时间革命”（time revolution）关系密切。所谓的“时间革命”，是指1859年三个与时间相关的标志性事件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4月，地质学家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Joseph Prestwich）和考古学家约翰·埃文思（John Evans）来到法国索姆河谷遗址考察，承认双面石斧表明了人类的历史非常久远。9月，大本钟正式落成，标志着人们对于时间的准确性有更高要求。11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说明物种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将考古材料发现更好地整合进历史叙述，6年后，埃文斯的密友、达尔文曾经的邻居约翰·卢伯克完成《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 as Illustrated by Ancient Remains, an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Savages）一书，对于“史前史”观念的普及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如该书书名所表示的那样，史前既可用于区分古代遗迹和文明史，同时也可用于区分当代野蛮人和文明人，二者具有相似的价值判断含义，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色彩。特里格说，通过卢伯克的文化进化观，“史前学被与欧洲人生物及文化优越性的信条结合到一起”。 

　　斯迈尔认为，卢伯克对史前史的理解，归根到底是圣经史观在起支配作用。表面看来，二者之间看似存在矛盾，毕竟圣经史观的失乐园、大洪水与巴别塔故事提供了一种每况愈下的灾难性叙事，与史前史概念所体现的进步主义观念背道而驰。其实，18世纪的理论家们已经为协调二者做好了准备工作，这就是对大洪水故事的重点诠释。那不勒斯的维科（Giambattista Vico）起到了关键作用。维科的《新科学》，尽管以神圣天意为指引，但将大洪水视为人类真正历史的开端，认为此前的自然史阶段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人类史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种区分完成了起源与历史的认识论切割。从此，“作为神圣历史遗产的断裂意识保留了下来”。卢伯克的史前史概念，无疑正是神圣史观的一种世俗化体现，一方面将历史切割成断裂的两截，同时强调基督教世界是文明的化身。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即强调历史学应研究有文字材料证明的对象。这在兰克晚年的《世界史》中得到了更为权威的表述：“历史学不能讨论社会起源，因为历史知识的基础是书写艺术，这是相对晚近的发明。在地球变得宜居，民族已经兴起，并产生了国际交往、文明的元素时，书写艺术仍然没有出现。历史学领域受所掌握手段的限制，如果历史学家自信将揭开原初世界的秘密，即人与上帝和自然的关系，那也太大胆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交给神学和科学。” 

　　将文字与圣经大洪水故事直接建立联系的是19世纪教会史学家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史密斯一直认为，《圣经》中大洪水的故事是真实的，亚美尼亚的亚拉拉特山就是诺亚方舟的最后停泊地。19世纪70年代初，史密斯破译出尼尼微出土的楔形文字泥版《吉尔伽美什》，发现史诗中记载了大洪水内容。他相信，二者所指是同一回事。史密斯的看法似乎为文明的中东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斯迈尔认为，以上几种因素的叠加，导致西方历史的主叙述在史前与文明之间划出鸿沟、将近东看做文明的起点、将文字看做文明的核心标志，这三种做法毫无道理。首先，文字的历史作用被过于拔高了。“农业、村庄、城镇和帝国的出现都没有文字的功劳。早期的楔形文字记录的是市场交易和税收信息，没有基佐想象的传给后代的道德、政治或法律教训。这些记忆工具，并不比结绳记事更好或者更糟。泥版充当的只是货币性的象征价值，用完即被丢入垃圾堆。用于团结的宗教性和神话性内容，在书写之前很久已经通过口头方式流传。”其次，文字档案是可以被摧毁的。“不能因为压迫者成功摧毁了早期欧洲犹太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档案，就否定他们的历史特性，尽管不得不承认写起来非常困难。”再次，文字也不是历史学的唯一证据。“岩石层、化石、线粒体DNA，同位素、行为模式、陶片、音素都编码了过去的信息。”只要采用适当的技术，上述证据都可以为历史学所用。因此，必须推翻“史前史”这种割裂历史的神圣史观。 

　　如果“深度历史”只着眼于质疑史前史观念，那么这种做法不算太新颖。正如斯迈尔在书中所提到，早在一个世纪前，历史学家就对“史前史”的用法表达过不满。1916年，伯克利大学的历史学家泰加特（Frederick Teggart）就提出，历史学家需要认识到“历史”与“史前”时代之间、“历史的民族”与“非历史的民族”之间并不存在过硬和清晰的界限。一些人也据此写出了不错的著作，如威尔斯1919年出版的《世界史纲》获得极大成功，将地质时间、生命时间与历史时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未假定存在一个史前与文明史的断裂。事实上，自“史前史”这个术语诞生以来，学术界从未就此达成过一致看法。许多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人类学家早就对此深怀不满。近年前，人类学家施密特和莫洛佐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史前史之死》，历数了这个概念的历史与种种局限，直接宣布史前史概念已死。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编写的《非洲通史》第九卷，用“非洲的初史”取代了具有殖民主义和神学色彩的“史前史”概念，表明斯迈尔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二、 反对在人类自然史与文化史之间划出鸿沟 

　　“深度历史”的进一步主张，是反对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物性历史与文化史之间划出新的鸿沟。这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即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是否存在难以跨越的分水岭。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该问题。在比较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种种差异后，达尔文得出结论，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不过，以达尔文的辩护士著称的赫胥黎此前在1863年出版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著作中，已经表达了一种更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赫胥黎说“人类和动物之间，其分界线绝不比动物本身之间的分界线更为显著。而且，我还可以对我的信念加以补充，即企图从心理上划分人类和兽类的界线是徒劳的；而其像情感和智力等高级的能力，在某些低级的动物类型中，也已经开始萌发。”这种看法与达尔文的观点一致。不过赫胥黎接着写道：“与此同时，没有人比我更加深信，文明人和兽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或者，我更深信，不论人类是否由兽类起源，他决不是兽类。”问题是，既然大量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材料面世，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不再是兽类？历史学家从哪里开始重新书写文明人的历史？这当然是一个科学难题，同样也是一个哲学难题。 

　　便捷的做法，仍然是在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过程之间进行新的切割。斯蒂芬·古尔德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文化演化的速率是达尔文式过程达不到的。达尔文式的演化在智人中仍然持续着，但速率是如此之慢，以至于对我们的历史不再有太多影响……与我们的生物学历史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人类文化演化具有拉马克式的特性。我们在一代学得的东西，可以通过教育和写作直接传给后代。获得性特征得以通过技术和文化进行传承。拉马克式的演化是快速和累积性的。它解释了我们过去纯粹生物学变化模式和我们当前朝向新事物和自由或堕落的惊人加速之间的核心区别。”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持有相同的看法，“文化演进接管了生物演化，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开始了”。斯迈尔承认古尔德的两种区分有一定道理，但坚持认为，“在生物驱动的达尔文式石器时代与文化驱动的拉马克式后石器时代没有断裂。” 

　　斯迈尔专门批评了影响甚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说。与史前史观念将文明起点界定在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不同，“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说将人类现代行为模式起点放在了5万年前的欧洲。它特指晚期智人、即取代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克罗马农人时期。按照考古学家巴尔·约瑟夫的说法，这一时期以石叶为主的石制品组合与洞穴艺术所反映出的文化表现被视作新人类成就的标志。因此，梅拉斯等称其为具有物种演化史意义的人类革命。斯迈尔指出，这种看法也是有争议的。一些人已经提出，既然人类走出非洲后在各地的不同时期都有文化革新，人类现代行为的起点只能在非洲已经准备好，然后输出到旧大陆的其他地区。斯迈尔坚持“深度历史”同样“必须要与这种自我标榜的目光短浅的近代历史意识作彻底决裂。” 

　　为了凸显人类生物性特征的意义，斯迈尔表现出一种略微贬抑文化的倾向。他说，“文化并不都是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如滥用药物这种广泛的文化实践，是对全部适应主义讨论的否定。”他从遗传学家斯福尔扎等人那里找到了支持，“许多革新，不论在支持者和第一批采纳者看来多么有针对性和有智慧，长期看来未必有高度适应性。”在斯迈尔看来，“采用非遗传达尔文视角的人类文化演进：意味着弱化天才和深谋远虑在人类史中的作用。这就是说，通过书写进行的信息传递没有老一代拉马克式历史学家们说的那么重要。” 

　　斯迈尔对人类的文化特性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认为，文化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性，其他社会性动物也有可以传递的习得性文化。譬如，海豚捕食时操控海绵动物保护鼻子，这个技能可以教给后代；黑猩猩同样可以使用工具。因而，人类的深度历史没有特定的起点，也没有特定的终点。 文化也不是孤立的系统，始终与生物性保持着密切联系。总而言之，说生物性过程不再对人类历史产生太多影响，依据并不充分。斯迈尔的看法，让人不仅想起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的主张，即人类的生物性进化和文化进化是两个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的进化既不能理解为一种纯生物学的过程，也不能完全描写成一部文化史。它是生物学力量和文化性力量互动的结果。 

　　以演化的眼光来看，这种说法当然不会存在太多问题。但人类的文化毕竟不同于其他社会性动物的文化，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具有快速累积性。不难料想，无论是海豚还是黑猩猩，它们所拥有的习得性文化，与数万年前其祖先的能力并不会有多大差异。而人类，尽管在数百万年时间里一直使用着类似的石器，但在近几万年中表现出的惊人文化创造力，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异乎寻常聪慧大脑所带来的成果么？斯迈尔当然不会忽略这一点。尽管他没有就大脑能力是否存在触发机制进行更深的讨论，但斯迈尔敏锐地将蓬勃兴起的脑科学视为理解历史进程的重要支点，提出了“神经史学”概念。 

　　三、神经史学的基本主张 

　　如果说对“史前史”观念以及自然与文化分野的批驳代表了“深度历史”破的一面，那么“神经史学”（Neurohistory）则是“深度历史”要倡导的理论和方法。什么是神经史学？斯迈尔在不同场合做过许多解释，虽然还有很多含混之处，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基本主张。 

　　首先，神经史学的历史基础是后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趋同性演化，这表明存在着共同的人性。斯迈尔说，在生物性方面，趋同性演化是这样一个过程，不寻常的物种对于环境提供的问题或机遇，整个达到了同样的形态学或生理学办法。文化领域同样如此。不同大陆独立发明了农业，以及文字、陶器、王室崇拜、祭司阶层、尸体防腐技术、天文学、耳环、钱币、童贞意识。“我们庆祝文明的多样性，但这种相似性才是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不断提醒我们有着共同的人性。” 

　　其次，神经史学的目标是围绕大脑构建历史叙述。与传统历史学著作散漫多元的主题不同，神经史学要提供不同的支撑框架。斯迈尔说：“聚焦于大脑使得我们可以构建不同的历史叙述，不必依赖于政治组织的框架，包括为总体史的宏大叙述添砖加瓦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神经历史学是一种深度文化史，使得我们能逃离约束历史想象力并导致早期史日渐边缘化的贫瘠的当下主义。”通过神经史学，可以将整个历史过程贯通起来，“我们坚实地立足于深度过去，带着好奇前瞻文化模式的分化、多彩的生活，这些是后石器时代人类神经生理学与快速变化的生态互动的结果。” 

　　再次，强调大脑对于文化的约束性特征，既包括认知方面，也包括情感方面。他说：“大脑结构和身体化学物质，意味着倾向和行为模式有着不能被轻易忽略的普遍生物学基底。这就是神经历史学方法背后的原理。神经历史学方法拥抱大脑认知的收获，同样强调大脑非认知方面的历史，包括情感史。但是，认识情绪和倾向的生理或神经状况，并非采用粗糙的基因决定论。”这表明，斯迈尔并不是主张生物决定论，而是承认自由意志的作用。“被大脑活动和荷尔蒙驱动的身体状况，甚或文化引导的状况，通常不能支配行为。相反，只是人们评估坏境、进行决策和做事情的背景。它们对于控制机制或文化项目有显著的类似性作用，即格尔茨所说，允许个体进行建构。” 

　　最后，强调文化对于身心系统的塑造性作用。在斯迈尔看来，文化产生的机制离不开神经系统的适应性，“身心系统受到行为调节的适应性能力，是神经历史学的核心观念。伴随它们的行为和机制是任何人类文化的关键要素。尽管这种机制随文化不同而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产生文化的能力，基础是神经生理学。”同时，文化不仅仅是被动的，同时也对神经系统产生反作用，“环境和文化对于基因表达的影响，出生后持续很久。”他举例说，婴儿出生时，大脑皮层有数百亿神经元，可能有数百万亿神经突触。由于少年时期突触的可塑性，随着成长，还会有更多的突触产生，一直持续到成年。根据神经达尔文主义理论，藏在神经通路信息背后的经历甚至不是必须的。相反，突触完全随机形成，只有随后使用和证实有用的才会留存。八岁后直至成年以后，大量不用的神经元会被简单地抛弃。人们早就知道，父母读书给他们听的孩子在学校里表现更好。 

　　要而言之，神经史学强调大脑先天与后天的互动。斯迈尔称：“神经史学方法的出发点，是人类大脑的相对可塑性，其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中，并且受到文化的持续影响。这并不是说将大脑看作白板。相反，文化的影响与给定身心系统互动时，能产生总体上不可预料的行为结果。”为避免误解，斯迈尔特别指出：“必须牢记在心的是，神经系统科学不能解释47历史模式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神经系统只是一个模式或实践可在其中演化的生态龛，生态龛不坚持那些模式必须演化，也不能保证演化模式一旦开始后就持续下去。” 

　　这就意味着，我们能放弃一些历史学家曾经钟爱的观念，即随着文明的兴起，生物性已经让位于文化性。相反，文明并没有使生物性终结，而是赋予了生物性重要内容。斯迈尔以“文明与精神促进剂”的关系来加以阐述。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已经增进了情绪调节的广泛实践，包括唱歌、跳舞、仪式和许多通常在仪式中使用的情绪调节物质”。在后石器时代，“精神促进剂是现代性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对于神经递质的冲洗高度敏感，这些神经递质来源于每天的经历和互动。文明和定居生活的到来，提高了经济和政治系统的组织性，改变或搅乱了人体的化学特性。这就给了文明色彩和纹理。”近代以来，欧洲文明“包含了自利性机制的巨大扩展。咖啡、糖、巧克力和烟草，所有这些产品都是温和的添加剂或改变情绪的特性。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断言，精神类物品如烟草、糖、咖啡和茶叶给欧洲带来的革命，不亚于无敌舰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巴黎和谈。”根据以上情况，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如下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个人一度依靠宗教和仪式作为多巴胺和其他化学信使的来源，现在越来越依赖消费品，放弃上帝促进了贪欲。”就这样，这些商品贸易“充当了旧制度的溶媒。”就这样，斯迈尔从大脑情绪调节机制角度简要勾勒了历史的脉络。 

　　四、不太成功的实践尝试 

　　既然“神经史学”要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并拟在此基础上构建贯通旧石器至后石器时代的“一种宏大历史叙事”，人们有理由期待斯迈尔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完成这样的著述。《论深度历史与大脑》显然还不是这样的著作，尽管作者本人已经力图做一些阐述。所以并不奇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评论该书“作为宣言来说太长，作为著作来说又太短。”斯迈尔与施略克等人共同完成的《深度历史：过去和现在的结构》（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一书，似乎朝着这个方向更进了一步。 

　　首先，从学科整合来看，本书体现了斯迈尔所倡导的将不同历史学科知识整合到一起的愿望。除斯迈尔和施略克之外，本书作者还有：美国西北大学考古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擅长从经济角度解释酋邦和国家的政治演进，著有《头领如何获得权力》《青铜时代的经济学》等书；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家费里·哈尼克（Gillian Feeley-Harnik），著有《地主的餐桌：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食物的意义》；圣母大学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迈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伦敦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克莱夫·甘博尔（Clive Gamble），其著作有《在时间中旅行：全球殖民的史前史》《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社会》《起源与革命：史前早期的人类身份》。此外，作者队伍还包括爱丁堡大学语言学家埃普里尔·麦克马洪（April McMahon），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的人类学家米塔尼（John C. Mitani），擅长分子生物学的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进化生物家亨德里克·庞纳尔（Hendrik Poinar），印第安纳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玛丽·斯泰纳（Mary C. Stiner），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特劳特曼恩（Thomas R. Trautmann）。从阵容看，本书作者队伍堪称豪华，包含动物行为学、分子生物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们围绕人类演进同一个主题进行分工合作，的确值得称道，有效地弥补了单一作者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问题，大大丰富了历史著作的多维信息。 

　　其次，从时间的连贯性来看，本书回避了宏大叙事通常具备的历史分期模式，没有按照单一的时间线索进行论述，而是分不同主题将传统的史前史与文明史内容整合到一起。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问题与定位”是理论和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深度时间的历史框架”，分别从身体、生态和语言三个主题进行论述。第三部分“共享的基础”，分食物和亲缘关系两个主题。第四部分“人类的扩张”，分迁移、商品和人口规模三章。除去第一部分，后三个部分的八个主题是全书的主要框架，每个主题的贯通性都很强。 

　　最后，从内容来看，“深度历史”也部分体现了跨越历史叙事中自然和文化断裂性的设想。“身体”一章比较典型。一方面，作者充分注意到新近身体研究对于人类社会的塑造作用。如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允许我们模仿，因而使语言得以进化和个性迅速通过人群传播”。如支持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看法，即语言可以起到与灵长类动物梳毛的类似作用，刺激大脑分泌更多神经递质，通过神经化学纽带，扩大了人群网络的规模，“这种扩张使得规模更大、同理心更强、组织更完善的群体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标准特征。” 另一方面，作者也提醒文化对于身体的影响。如农业革命后受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乳糖耐受基因。如衣服的发明、火的使用和觅食技术使得人类能征服北方气候，最终使得浅色皮肤得到亲睐，因为浅色皮肤有助于在光照减少时产生更多的维生素D。当然还有更多关于身体的社会隐喻，“人类的身体一直是知识和权力的场所之一。”总而言之，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的历史，“人类形态既是主观的系统也是客观的系统，既是历史的痕迹也是当下的项目”。 

　　不过，至少在三个方面，该书还不能说完全贯彻了斯迈尔“深度历史”的理论主张。其一，人类历史的起点在哪里？按照斯迈尔的理解，人类的深度历史没有特定的起点，也没有特定的终点。但历史学家始终要面对这样的矛盾，即历史著述不能没有一个起点和终点。该书的做法是，“为方便起见，本书故事始于26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使用此后进入考古学记录的工具。”这当然说得过去。毕竟，自此以后，用以构建历史叙述的证据更加丰富。问题是，这难免会给人回到传统文化主张的印象，即制造工具是人的主要文化特性之一，而这恰恰是斯迈尔所极力反对的。其二，本书是一种叙事，还是八种叙事？按照斯迈尔的设想，他要通过新的解释框架建构一种宏大叙事。而本书的八个不同主题，总给人八种叙事的印象，各主题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也没有得到充分阐发。我们还可以将这样的纵向主题继续列举下去，如情感、认知、技术、梦想、财富、战争等。这样的片段组合仍旧是马赛克式的，恐怕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充满有机联系的宏大叙事。其三，如何体现“神经史学”的特性？如上文所述，斯迈尔“深度史学”理论的一个主要方法，是要将脑科学知识引入历史领域，将大脑视为联结自然与文化的“生态龛”，试图以此为中介构建历史的框架。尽管斯迈尔本人共同参与全书十章中五章的写作，但除在极少数篇幅中提到神经系统的可塑性之外，本书大部分论述与其主张的神经史学关联性不够。 

　　《深度历史：过去和现在的结构》无疑是一部有启发性的优秀历史著作，但同时也带来了真正困难的问题，正如一位评论者不客气地提出：人类这个物种的统一性特质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用不同主题来列举，那么竞争性的分类是否会导致对人类做出不相容的界定？在作为基础的生物统一性与作为目标的历史统一性之间，存着人性的统一性。这一点斯迈尔并不怀疑。但统一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这是数千年来人们不断追问的问题，斯迈尔并没有给出更为清晰的概括。试图用人性的多样性来构建历史的统一性，本身恐蕴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五、几点思考 

　　如何评价斯迈尔所倡导的“深度历史”理论？布莱恩·费根的一段话可能表达了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深度历史试图将遥远的过去和最近的过去熔铸成统一的人类历史，尽管不少讨论令人费解，但总体上是有洞察力的。”从理论上看，笔者以为大致可形成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深度历史”体现了人们自启蒙时代以来整合时代认识构建宏大历史叙事的抱负和努力。经过20世纪的系统反思与批判，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对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基本历史问题，至今回答起来仍然存在巨大困难。然而，困难的存在并不会消解问题本身的意义，毕竟它们是每个时代历史观的基础。困难的存在也不会免除历史学家逃避回答问题的责任，一切历史研究最终要通过与这些问题的联系才能获得真正价值。历史学家固然仍旧不能为上述问题提供完善答案，却可能提供比以往更加合理的见解。 

　　得益于动物行为学、演化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认知科学等诸多领域的进展，我们时代对于人类本性以及人类发展历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为历史学家构建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拿语言的起源来说，十九世纪巴黎语言学会成立之初，曾将之列为禁止讨论的问题，认为人们不可能提供更加有说服力的见解。今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卡瓦里·斯福尔扎说，虽然语言进化的过程很可能始于600万前，但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理基础和文化基础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出现在10万—20万年前的非洲，所有现存语言都拥有一个唯一的源头，“这一假设已被广泛接受，绝大多数语言学家甚至都不愿讨论。”如何将众多领域知识整合进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中，是当下历史学的一大任务。就此而言，斯迈尔的“深度历史”理论虽然还有诸多缺陷，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正如林恩·亨特所说，“《论深度历史》必定会引起争议，尤其因为他提倡新的神经史学。不过，无论人们是否认可他的科学视角，他的确为历史进程两端的更大开放性指出了方向。”“深度历史”观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历史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反谷物：早期国家的深度历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斯科特淡化文字的影响，从更广阔的视角讨论了国家起源问题。人类学家施密特等人在《史前史之死》中也表达了对于“深度历史”赞赏，“《深度历史》一书在许多方面是对本书的重要补充。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作为史前史类型不再有单独位置，因为其切割了过去，打断了宏大历史叙事的连续性。我们欢迎这种做法。” 

　　第二，“深度历史”试图将神经科学的新近进展引入历史宏大叙事，承袭了启蒙时代以来以大脑为中心构建历史主叙述的悠久传统。18世纪的哲学家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将人类精神划分为十个阶段，建构起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哲学。19世纪的社会学家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说（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认为“三阶段说不仅反映了人类总的智力进化，同样也反映了任何个别社会的智力进化。”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更是指出，“在各种制度、各项发明和发现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心智史，可以认为是一个纯种的历史，这个纯种通过个体传流下来并依靠经验得到发展。原始的思想胚胎对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命运产生过最有力的影响，这些思想胚胎中，有的关系到政治，有的关系到家族，有的关系到语言，有的关系到宗教，有的关系到财产。它们在遥远的蒙昧阶段都曾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它们都有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它们不可能有最后的终结，因为它们仍然在向前发展，并且必须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不过，这些带有思辨色彩的理论始终未能与形式多样的历史证据有效结合起来。 

　　斯迈尔的“神经史学”概念，似乎带给人们某种希望。诚然，他对大脑充当文化“生态龛”的认识是准确的，对大脑的可塑性以及大脑与文化之间的互相作用也有不错的理解。神经生物学的确可以使人们对某些历史现象的理解更加丰富或深入。但如果用仅靠神经生物学本身来诠释整个历史进程，是否失之粗糙和简单呢？这里面还隐藏着更大的难题，因为古人的大脑很少能得到完整保存下来，如何从大脑本身的生物学发展证据来说明与文化的关系呢？人类学家通常的做法是从颅骨结构来测量脑容量，但人类脑容量在数万年已经达到与今日相当的稳定水平，如何判断此后的神经系统仍然在不断变化呢？仅仅从精神促进剂的角度透视历史，显然是单薄的。对此，情感史历史学家威廉·雷迪（William M. Reddy）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他以“情绪调节”（emotion-regulation）机制为例，指出斯迈尔所称人类历史连续受到情绪改变策略和技术统治的说法站不住脚。无论如何，神经科学的经验似乎并非如此，即改变情绪的神经化学物质驱使“深度历史”沿着单一路径发展。雷迪提醒道，“历史学家若想安全地从神经科学的进展中汲取思想，必须要对之作批判性阅读——要充分意识到错误信念在社会科学中绵长而丑陋的历史，以及常常被当作常识的灾难性运用。”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 ）的新作《我们的深度历史：40亿年演化成就大脑意识》为“深度历史”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尽管同样叙述宏大的深度历史，同样认为神经系统是人类取得成功的关键，但勒杜的主要关注点是意识，试图从神经系统的升级过程来说明人类大脑意识是生物40亿年演进的结果。当然，由于意识目前仍然是科学无法解释的难题，勒杜的很多解释仅仅是理论性的。尽管如此，该书已经引起很多神经科学大佬如坎德尔（Eric R. Kandel）、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和罗宾斯（Trevor Robbins）等人的交口称赞。如何在历史科学与神经科学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尚需要双方的合作来共同推进。 

　　第三，“深度历史”刻意与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保持距离，这固然有合理的因素，但斯迈尔恐怕同时也抛弃了启蒙思想中真正重要的遗产，即承认人类心智的不断进步。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和以及人类内部冲突的加剧，十八、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按照卡尔·波普的理解，人类历史既可以书写成一部进步的故事，也可以书写成一部退步的故事。在历史的未来走向尚没有完全向人们敞开之前，进步观念当然只是略显单纯的一种信念。尤其是人们已经看到，当进步观念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结合到一起，最终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式支配人们的历史认识时，的确曾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问题是，当人类学着以更平等宽容的方式与同类相处，不断从对自然的探索中纠正错误，人类的集体心智能力难道没有变得更加强大么？历史难道仅仅是一堆自由个体的随机运动组成的没有方向的集合？或者说，人类历史难道只是如其他物种历史一样被动地接受自然的任意主宰？无论如何，我们得不出这种结论。 

　　心智无疑是人类不断强大的秘密所在。正是由于独特的心智，人类的文化才能逐步累积，并日渐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而累积的文化又表现为一种社会的集体智能，让社会中的个体获得更强的创造力。在这样的正向反馈中，人类发明了象征性艺术、驯化动植物、建立强大的政治组织、扩散至地球表面的各个角落、向太空进发。近几十年来，以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为“超级智能”的爆发提供了新的希望。我们分明看到，人类这个物种正朝着一步步摆脱自然约束的方向前进。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所说：“一场从历史开始时的战争将持续至历史终结，这是人类反抗自然的战争、是精神反抗肉体的战争、是自由意志反抗决定论的战争。”遗憾的是，这恰恰是斯迈尔“深度历史”要反对的历史观念。人们不禁想问，如果反对历史演进存在方向，建立时空坐标系有什么意义呢，又如何能构建宏大叙事呢？这恐怕是斯迈尔“深度历史”理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注释略。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