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英 朱文旭：2019年中国世界史研究概观

内容提要：据2019年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年索引统计数据，本年度中国世界史学科学术论文数量较往年有小幅增长。这个学科业已形成相当规模，年均产出学术论文千余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论文反映了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总体而言，理论范式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学者们更加主动地运用“中国经验”介入解读世界史；中国的世界史涉足的地区、国家更加广阔，学科内部日益优化，研究走向专题化和综合化。身处百年变局之中的学人，自当求索具有自身特色的阐释逻辑，构筑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关 键 词：中国世界史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综合化/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柴英，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北京 100872；朱文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与展望70年来世界史学科及各细分领域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是本年度世界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长期致力于追踪学界动向，形成年度索引与转载论文数据。本文将依托上述数据，展现2019年度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多面态势。 

　　一、2019年世界史学术论文转载情况 

　　1.世界史栏目设置与转载论文数量 

　　近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界发文总量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以下简称《世界史》)转载量、转载比率相对稳定，形成良性互动态势。据2019年全年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数据统计显示，国内(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正式发表世界史论文共计1275篇，较去年小幅上涨55篇。这其中，研究性质的论文为1144篇，各种书评、综述、访谈类文章为131篇。近三年(2017-2019)中国世界史学科发文总量为3852篇，平均每年为1284篇，年度发文数量浮动较小。《世界史》在本年度转载论文92篇，转载比率为7.21%，转载总量和比率变化不大(2017、2018年对应数据分别为97篇、7.14%和98篇、8.03%)。及至《世界史》具体栏目转载数量，分别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28篇，“世界近现代史研究”48篇，各类“专题史研究”7篇，“理论与方法”8篇，“动态与综述”1篇。总的来说，基于具体问题、事件和理论展开的实证研究与争鸣为《世界史》所青睐。 

　　通过对比2017、2018和2019年的全年索引发现，地区国别史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举足轻重，地区失衡态势日益好转。2019年，从属于地区国别史的论文计778篇，占全年发文量的61%，占比有所下滑(2017年该类文章为929篇，比重为68.5%；2018年数据分别为773篇和63.4%)。发文总量和比重下滑伴随着地区国别史研究的结构优化。2019年，主题关照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与太平洋岛屿的刊文量分别为265篇、36篇、276篇、184篇和16篇；各地区间发文量极差为260。2018和2017年的极差分别为284和370(这两年研究成果差距最大的地区同为欧洲史和大洋洲与太平洋岛屿史，数据分别是309篇/13篇和378篇/8篇，具体见图1)。极差的逐年递减展现了中国世界史研究地区不均衡的现象正在改善。这种判断在涉及同一地区的国别史研究上得到印证。以中国世界史研究最为持久、深刻的欧洲史为例，英国史、俄国史的绝对主导地位相对被削弱了，针对南、北欧的研究成果却逆势上扬。2019年，涉及英、法、德、俄等国历史的论文篇目分别为130篇、36篇、28篇、53篇，数量较2018、2017年持续下跌(2018年关于上述四国的史学论文分别为147篇、48篇、26篇和72篇；2017年的数据分别是196篇、44篇、33篇和78篇)。2019年研究南、北欧历史的论文数量，从2018年的10篇和1篇，分别上涨到20篇和3篇。 

图1 2017-2019主要地区国别史论文数量(单位：篇) 

　　国别史研究的相对差距依然存在；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继续保持领先，守成开拓对相对弱势国家的历史探索。2019年，主题围绕着美国史和日本史的论文分别为164篇和120篇，发文数量虽略有涨跌，但在其所属的美洲史、亚洲史范畴内仍为翘楚(这一数据在2017年是171篇和150篇，2018年是142篇和131篇)。同属于亚洲史的朝韩、印度和中亚诸国则分别仅有31篇、14篇和12篇。具体到对同一国家的历史研究，大致上愈发晚近则成果越多。以英国史为例，2019年度见刊的130篇论文之中，29篇是古代、中世纪英国史，67篇是近代英国史，34篇主题为现代英国。美国史的164篇论文中，书写殖民地时期历史1篇，关注南北战争研究18篇，研究美国近、现代史38篇，107篇解读当代美国史。针对德、法、日、俄四国的历史研究中呈现出相似的情形(2019年，涉及上述四国近、现代史的论文数量与发文总量分别为26篇/28篇、29篇/36篇、112篇/120篇和52篇/53篇，侧重晚近时期的研究均占各自国别史发文总量的80%以上)。 

　　综上，参照比对近三年的全年索引可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力量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每年都有千余篇专业学术论文产出，年际变动不大。同时，因袭中国世界史学科创立、发展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具有研究力量集中在欧美等国家的特色。但是，地区国别史内部结构优化已然显露端倪。 

　　2.来源期刊全文转载量 

　　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转载论文92篇，分别来自47家学术刊物。这其中《世界历史》《历史研究》《日本学刊》和《史学集刊》等刊物被转载文章数量较多，是《世界史》的重要来源期刊(参见表1)。被转载论文中，39篇来自15家历史学专业刊物，53篇来自另外32种综合性刊物。综合性刊物之于《世界史》的重要性日益攀升(2017、2018年《世界史》转载论文源于综合性刊物的数目分别为51篇和53篇)，国内越来越多的刊物开始接收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成果，表明学术期刊办刊视野日益国际化。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专业期刊则拥有较高的平均转载篇目，多达2.6篇，而综合性刊物的均值为1.7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江海学刊》和《探索与争鸣》等综合性刊物以其专业的学术品质、新锐的学术话题积极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本年度优选《医疗社会史研究》《古典学评论》《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等学术集刊成为复印报刊资料重点来源期刊，撷取各方学术出版物的世界史学术精华。总之，专业性刊物与综合性刊物相得益彰，共筑《世界史》的学术专业性和来源广泛性，共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平台。此外，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新刊《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以及《世界历史评论》，将陆续发行出刊，这将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刊文、交流的阵地。《世界史》将一如既往地密切关注新刊物的学术品质，全心全意助力学术新生力量的成长发展。 

表1 2019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全文转载数(率)统计 

　　注：1.2019年《世界史》共转载论文92篇，涉及期刊47种；2.转载率是用转载数除以原期刊发文总数；3.同刊的连载文章计算为一篇；4.更多信息可见中心网址www.zlzx.com.cn 

　　3.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高等院校和各级社会科学院是2019年《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第一作者的主要单位。本年度转载的92篇论文中，有7篇文章作者就职于各级社会科学院、85篇论文的作者为高等院校，包括4所国外高校。这表明高等院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仍然是我国世界史科研工作的主力军(2019年，转载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内地高等院校的比率是88.04%，2018年的比率是82.65%)。 

　　根据2019年《世界史》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所属单位统计数据，被转载数量较多的单位依次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院校，占总数的47.8%。本年度《世界史》转载论文共涉及45家单位，南开大学以7篇的数量居于榜首，中国社会科学院被《世界史》转载论文6篇，各单位间被转载篇目数量差距不大。同往年相比，北京大学被转载篇目从13篇下降到5篇、武汉大学从去年的5篇下降到2篇；南开大学被转载数量上涨2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以6篇居于被转载来源单位的第二顺次；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被转载数量基本维持稳定(见表2)。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在全国第四轮世界史学科评估中表现较好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因袭传统的学科积淀，在本年度《世界史》转载论文来源单位中表现突出。以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地方性师范院校厚积薄发，近年来在世界史学科建设和成果产出上崭露头角。总体上看，“双一流”高校和学科遴选机制的动态监测、动态管理化与周期性的学科评估为后进的高校提供了更多机遇，有利于世界史研究力量的流动和积聚，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表2 2019年《世界史》全文转载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注：发文量只统计第一作者单位，翻译文章未纳入总数。 

　　二、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 

　　通过考察上述论文的议题和旨归，2019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呈现如下特征。 

　　1.理论范式逐新与盘整并举，史学研究的“中国经验”日益瞩目 

　　近年来，历史学理论范式不断更新，研究日益综合化，跨学科趋势显著。国内世界史学界对此持续跟进关注、引入评介。“数字人文”“大数据”为学界热议，如王涛运用数字工具挖掘《德意志人物志》的数据，揭示出德意志主流史学家对“德意志人”的想象构建；出生地与死亡地构成的“死亡地图”则展现了德意志历史名城由南向北的扩散。①还有学者基于“大数据”统计，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机构变动、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的产出；梳理回顾了2018年度中国的世界史研究。② 

　　全球史业已成为备受瞩目的重点和热点。董欣洁认为中国全球史研究独具特色，与西方全球史同为广义全球史的构成，可互为参照。她还评析了书写全球史学史的四种类型，指出它们须妥当地处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史学互动。③晷涛则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土耳其革命与改革，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世俗化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多重内外互动因素。④郭美芬以“舞龙”庆典为切入点，透视女性在全球文化流动中的定位。⑤ 

　　一些经典议题历久弥新。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冲击了历史学的“证据”定位，厘清“历史证据”的内涵则尤为必要。余伟的研究表明，柯林伍德将“证据”置于历史思维中讨论，并创设出问答逻辑的认知框架，既沟通了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又揭示了证据所具有的历史性。⑥另有学者指出卡尔·波普尔对“historicism”的批判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存在关联；塞维斯和弗里德的文化演进理论在平等社会、不平等社会的分期，以及国家起源动因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解释。⑦ 

　　运用中国经验、汲取传统史学的给养，同国际史学研究者形成对话交流，是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一大诉求。文明叙事上溯古希腊罗马文明，下及现今，论证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是书写西方历史发展的常见范式。有学者受到顾颉刚“古史辨”理论的启发，梳理了文明叙述的“层累”构建和丰富，指出其背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导向，批驳了“文明”隐藏下的前置立场。⑧还有研究者挑战了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刻板印象，强调是11-12世纪工商业的发展才促进了罗马和日耳曼因素的糅合，以形成西方文明。⑨一些学者则自觉进行中西比较研究。王大庆对古希腊和中国的“竞争”观念进行了比较。⑩刘文明厘清了西方“帝国”概念的历史渊源，反对“empire”与“帝国”的对译和将其用于分析中国史；呼吁学界运用本土观念来讲诉中国历史，建立中国自身的历史解释话语体系。(11) 

　　2.日本史研究稳中有进，世界史研究的面向铺开 

　　随着研究机构的丰富、从业人员素质与数量的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布局地区失衡的局面虽然依然存在，却有渐趋好转之势。传统关注较多的欧美研究，议题多样化、深入化；针对亚非拉等地区的研究，逐步铺开。这其中，日本史研究主题钩沉推新，受中日关系影响巨大。明治维新作为东亚近代化成功的典型范例，至今依然值得追问。韩东育考察了明治前夜的日本社会，指出天保改革的反复损伤了幕府政府的公信力，加速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躁动与外部的接引，最终在西方的冲击下催生了明治维新。(12)明治政府没有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反而迅速对外扩张，有学者从东亚国际秩序的角度出发，审视日本吞并琉球国、置县冲绳的侵略行径，阐明日本志在颠覆东亚封贡体系，背靠英美编织殖民帝国。(13) 

　　战后的日本为学者着重关注。日本和缅甸在战后赔偿问题上的角逐是战后日本的东亚南政策的一个缩影，固化了亚太两极格局。(14)美国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军事安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5)另外，天皇制是日本的符号之一。2019年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幕，日本也随之迎来了天皇与上皇同在。学者们解读了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独到之处；回顾了日本天皇退位的历史，指出现行《皇室典范》和日本皇室诉求的错位及改革的必要性。(16) 

　　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是又一个突出的主题。张子青剖析了日本对“中华”概念从仰慕认同，到窃掠独享，最终贬斥的历史变迁，侧写出日本近世文化主体意识的畸形崛起。(17)另有学者聚焦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披露了他的中国认知实为谋划日本作为亚洲盟主的企图。(18)日本学者连清吉则以中日学术思想交涉的“复眼的视域”为中心，论考日本学术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变革。(19) 

　　传统关注较少、研究相对薄弱地区，近些年也陆续有研究成果产出。有学者迎难而上，将百济族源追溯到古老的秽貊族系，认为百济与高句丽归属同一族系，二者既有战争冲突也有交流合作，最终在新罗统治下实现融合。(20)非洲史研究方面，张忠祥肯定了加纳历史学家阿杜·博亨和他的研究；舒运国通过中国版《非洲经济史》强调中非学术交流、理论建设和资料积累的必要性；还有学者则致力于个案研究，揭示殖民当局在非洲制定的禁酒政策，旨在维稳、控制、改造非洲社会。(21)关注澳洲、西亚的史学工作者亦有进展。汪诗明介入澳洲土地所有权问题，肯定了土著土地所有权，为土著实是澳洲“第一民族”正名。(22)也有学人观察到中东市民心理预期与城市发展不足的矛盾及其伴生问题，尝试为这一困局建言献策。(23) 

　　3.史学研究专题化、综合化趋势显著 

　　随着研究的推进深入与接续“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的给养，我国世界史学界论题愈发丰富多样，学术关怀更加宽广，学术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某个群体、一种现象开展专题研究，学术讨论日益综合化。 

　　民族国家曾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工作的天然场域，近年则出现了“帝国转向”，民族、认同、民族国家和帝国等问题再次被检视。徐晓旭就古希腊人在古风时代对外族他者化、创造蛮族进行了再考察；并从希腊语中的波斯名祖柏尔修斯父子入手，对其进行了词源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考据，释读出波斯跨越族群的名祖构建与其背后的复杂动因。(24)以公民权为中心的“罗马人”的身份认同受到关注，学者们强调建城历史的书写对于熔铸“罗马人”文化标识、承载身份认同的意义；探究了意大利人对公民权追求的可能性与必然性。(25)王玖玖的研究表明，中世纪盛期犹太人与基督徒在共享的城市空间内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融合。(26)民族问题同样困扰着近现代多民族国家和地区。苏联初期中亚民族划界、美国40号州际公路铺设中折射出的种族不平等、欧盟国家民族分离运动备受关注，自由主义构筑的美国国家认同无法回避的局限性亦被披露，族群、认同与国家未来晦暗不明。(27) 

　　“帝国”问题被检视。韦里克以犹太地方统治者与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为例，透视帝国中枢和地方的互动，展示中央集权之外的帝国治理；朱联壁将视角转移到近代殖民帝国，利用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再现对帝国空间的不同想象。(28) 

　　经济社会史作为“新史学”的重要分支，天然具有专题研究属性，且具有朝向纵深推进的学术研究优势。中世纪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大本营，本年度的研究涉猎广泛，尤其深入地讨论了商人法与商事法庭的特征，西欧穷人权利理论形成的过程。(29)时间跨度长、较为晚近的问题也得到关注。王元天回溯了公簿持有地在英国消失的历史；侯建新回到“土地”再谈“圈地”，将其与中世纪漫长的乡村经济社会生活演进相勾连，强调内生因素、土地与地租市场化带来的转变；另有学者通过考察英国近代早期重商主义者富强观的合法化，回应传统观念向资本主义精神的多元让渡。(30) 

　　医疗社会史、海洋史、环境史和性别史等专题研究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以医疗社会史为例，托马斯·施耐德认为古埃及的巫术不是医学的对立，二者一定程度上互相补充。(31)王广坤的研究表明，19世纪英国内科医生完成了从绅士到医生科学家的认同转变，这为现代英国建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奠定了基础。(32)及至海洋史，学者们致力追寻海洋与国家崛起的内在逻辑。姜春洁从三菱公司的崛起入手，指出日本海运业的发展历程具有公司利益与国家权力共同体的特征；还有学者揭示了科尔贝改革与海权崛起的联系。(33)环境史研究贴近生活。邢来顺着眼于德意志帝国急剧工业化之际的回归乡土运动，突出其慰藉心灵、保护自然景观的作用。(34)乔瑜则通过考察19世纪形成的灌溉知识交流网，反思技术统御与自然环境的两难抉择。(35)性别史方面，古希腊女性在丧葬仪式中的作用被明确；罗马法律史家庞波尼乌斯撰写《法律导读》时的拣选，折射出女性在罗马法律史叙述中的工具性角色。(36)原本可归属于古代史、中世纪史、英国史等诸多领域的上述研究，在专题视角的介入下，冲破了地区国别史与历史分期的束缚，在问题的指引下将研究进一步深入、综合。 

　　4.文本等多元史料被运用释读，传统史学更新再拓展 

　　史料是史学研究、论证的重要根基；历史人类学与考古学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材料；新文化史的兴起带来史料与文本的交融，从文本切入展开研究渐成气候。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考察就是多元史料被应用的重要场域。学者们利用钱币考古出土和文献构筑起贵霜帝国兴衰之际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37)周繁文运用考古学报告和考古遗址平面制图再现了罗马城内部空间重组与外部空间扩展的动态过程。(38) 

　　基于文本展开的研究主题丰富，阐释方式、角度多样化。欧阳晓莉把《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自然之子恩启都作为考察对象，抽绎出其历经教化，近人而非人的悲情命运。(39)吕厚量吸收文化记忆理论的滋养，解读波桑尼阿斯的《希腊纪行》对罗马帝国排斥、妥协的复杂姿态；辨析了希腊世界边陲之地西西里的“蛮荒”与“文明”的双重形象。(40)庞国庆的研究表明拜占庭时期《荷马史诗》具有大众性、现实性和传承性的文化特征。(41)考察经典作品的作者个人生活历程成为介入经典的有效途径。李宏图留意到《论自由》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社会污名”，联系到作者约翰·密尔的生活经历，从个人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解读了该文本的形成。(42)王希则将威尔逊的个人经历与《国会政体》的书写建立起有效联系。(43) 

　　知识、概念和记忆游离于文本史料之外，亦为当下学者求索研讨。徐松岩对古代“希腊”进行了概念史的考察，再现了“希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动态演变。(44)卢镇从微观层面的检视提醒了赫尔墨斯主义煊赫背后的复古潮流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45)学者们还围绕着反思美洲发现系列问题的“雷纳尔之问”和俄国革命催生的概念群，或梳理盘整，或借概念重回现场理解革命。(46)对一战老兵记忆的研究区分出新军事史和军事环境史两种路径，创造了增长点，使得全方位、多角度地还原战争图景成为可能。(47) 

　　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宗教文化史积淀深厚，知识整合为老问题带来新解答，研究走向纵深。政治史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重心。雅典民主政治发端问题为古代史学界研讨甚多，有学者对古典时代以来西方的相关研究做了学术史的梳理，突出考古和文献材料带来的新思考。(48)庞冠群着眼于法国“旧制度”崩溃研究中对高等法院定位的多种争议，梳理了近两个世纪的观点争议，肯定了新史学论点对这一议题的更新与扩展。同时，她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评，指出殖民帝国、奴隶制、种族问题、女性主义开阔了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视野。(49)经济史和宗教文化史有一定的进展。学者对“神庙经济”论与早期两河流域、雅典的财产充公制、拜占庭的知识分子、破坏圣像运动与东西政教关系、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进行了讨论。(50) 

　　5.研究阐明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国际关系史映照当下风云变幻 

　　变动的社会与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这也是学术研究推进的不竭动力之所在。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的百年诞辰，而与其紧密相连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天然围绕着人类共同体演进展开，现实关怀强烈。 

　　经济放缓、移民问题和枪支泛滥是今天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学者们回到历史，建立起过往与当下的对话。美国的制造业转型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联邦政府针对下岗工人提供了援助补贴和培训支持，这些措施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参照。(51)汤水清针对19世纪50年代中国苦力务工海外的研究表明，劳工海上死亡触目惊心，“蒙塔古夫人”号事件促使英国政府殖民部开始插手，力图避免类似悲剧。(52)梁茂信钩沉美国枪患问题的宪法起源，剖析了形成控枪困局的种种症结。(53) 

　　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然远去，对于战争的反思从未止步。孙兴杰厘清了欧洲列强与“东方问题”巴尔干化的复杂联系，涉身其中的德意志帝国最终卷入俄奥冲突，引爆一战。(5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陆军发展受限，充当帝国警察，纳粹军备扩张促使意欲维护大陆均势的英国政府再次承担“大陆义务”，派遣陆军远征军赶赴欧陆。(55)冷战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一个热门问题。赵学功强调，核武器虽非冷战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苏同盟瓦解、冷战发生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56)还有学者细致梳理了苏联核计划实施的具体过程。(57)此外，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沉痛代价常常吸引学人反思。李宏图试图通过20世纪初年欧洲历史，去把握反思文明的走向；文明的英法在一战结束后看似通过《凡尔赛和约》制服了“野蛮”，结果不仅仅是德国，整个欧洲都步入“极端的年代”。他没有给出决定文明走向的答案，而是提示我们思考、探讨、回答这些问题。(58)董成龙发掘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与“轴心国”的对应关系，指出这种对称式的对抗有落入纳粹思想陷阱的风险，后人应慎用深思。(59) 

　　后冷战时代的今天，美国为维持霸权而恣意制造地区动荡、对他国展开经济和舆论等多重攻势。2019年，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这些行径俨然是过往历史的故技重施。孙一笑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在美国引发的“法国威胁论”，这一论调的愈演愈烈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取舍。(60)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围绕着苏联的弱点制定政策，政府支持成立“苏联访谈项目”，王子晖运用原始档案揭秘了这一项目的立项、执行与成果。(61)经济手段是美国外交博弈的重要手段。康欣认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的债权，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2)张士伟着眼于二战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博弈，强调汇率争议背后恢复日本经济、助力美国远东战略的考量。(63)美国的战略布局、同他国的交往为学者所关注。彭永福从2017年特朗普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出发，联系并梳理了英国1965年的印太战略。(64)梁军以英国首相希思调整其大西洋联盟政策为主题，回溯了英国虽然成功加入了欧共体，却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与美国冲突，最终谋取英美“天然关系”无望，战略重回“特殊关系”的进程，展现了希思对构建平等的美欧伙伴关系的渴望与追寻国家振兴的强烈愿望。(65) 

　　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上述转载论文既是本年度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反映，也是新时期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就学科发展来说，我国世界史布局虽不均衡，但是面向已经铺开，呈欣欣向荣之势；学术研究方面，聚焦于某一领域、群体、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是当前世界史研究的突出特征，在地区国别、历史分期之外形成了新的聚合，专题指引下的综合化趋势显著。当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重实证轻理论、着眼细微和倚重欧美研究的不足。如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既当立足于学科建设，又理应追寻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和解释逻辑，责无旁贷地构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