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国：世界史研究方法刍议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1日 14版）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设置颇具特色。在国外，世界史多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关注世界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即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是如何逐步被形塑的。我们的世界史学科也关注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性问题，但除此之外，世界史还是由诸多国别史和专门史组成的一级学科。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学科既包括国别史、区域史，又包括世界史或全球史，是国别史与全球史或世界形成史的结合。

　　这一学科定位使我国世界史研究既面临难度，又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学习和借鉴国别史的研究方法。每个国家的国别史研究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系统的训练方法。自19世纪之后，各个国家都大体遵循现代科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的基本要素就是研究史料的方法。其理想的训练程序为：首先，通晓语言文字；其次，借助文献学、史料学等辅助学科，收集和阅读史料；最后，写作读史札记，进而撰写论文和专著。

　　通晓语言文字，即传统学术中的“小学”。换言之，为了研究国别史，必须掌握对象国的语言。而掌握语言的理想状态，则是在听、说、读、写方面样样精通。这样不仅便于阅读史料，也有利于与对象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如果阅读非当代的史料，也需要专门的语言学训练，传统学术中的“小学”或者“训诂学”就派上用场了。

　　为了收集史料，需要了解目录学、史料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史学家有必要熟悉相关的名物制度。中国先贤曾经称为治史的基本功，更形象地比喻为掌握史学的四把钥匙，包括书目、年代、地理和职官。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史料的留存状况各异，所以需要掌握的钥匙不尽相同。例如，与中国历史相比，欧洲各国普遍缺乏职官方面的资料。在古代罗马时期，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晚期，各种职务名衔也经常出现在碑文铭刻之中，但总体说来，职官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们仿效中国史，也为西学找寻四把钥匙的话，似乎可以用人名取代职官，即书目、年代、地理与人名。人名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西方历史上留下了数量丰富、种类繁复的各种名录。除了碑铭之外，教会留下的洗礼、死亡登记簿，各种祈祷名录以及种类繁多的行会与协会名录，等等。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赖兴瑙修道院，自9世纪开始记录《兄弟之友录》，以便在举行弥撒的时候念诵这些兄弟的名字，为之祈祷祝福。到16世纪结束记录，这一簿录保留了近4万个人名。

　　至于写作，在古代属于史才的范畴，各国皆有丰富的经验总结。在现代史学训练中，如何进行历史学术写作的课程和论著所在皆是，此不赘述。所欲申明者，在于国别史的学术传统根植深厚，流传有序，学者研习揣摩经典论著，久久为功。

　　世界史是建立在国别史的基础之上，但并不仅仅是国别史的总和，它还研究世界历史是如何在国别的基础上渐次形成的，即各种国别和文明彼此交流互动，进而联成一体。世界联成一体不仅催生了“世界性问题”，也使得解决此问题的世界史研究成为可能。所谓世界性问题，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相似性，另一种为互动性。相似性更多地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共时性现象或者规律性现象，具有相似问题和现象的两个或多个国别甚至并不一定彼此有过密切的接触；而互动性则是指那些通过互相接触、交流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性历史现象。因此，世界性问题，或者是跨越国界与跨地区的互动和联系，或者是各个国别都发生的普遍性事件。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世界性问题的基本特征，其要旨在于探索世界历史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渐次形成。

　　如当下最为宏大紧要的世界性历史问题是如何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形成的进程。在西方史学界，史学名著读本中的经典教材是由德裔美国史家弗里茨·史特恩于1956年编辑出版的《历史的丰富性：从伏尔泰迄今的历史学》。这部史学名著读本，收录了1750年以来有代表性的35位著名史家的论著，曾于1970年再版。最新的德文版书名被更改为《现代史家们：伏尔泰以来的经典文献》（2011年出版）。这部书依据更加严格的标准——史学界最为基本的文献和最新的潮流——将收入的史家总数减少为33位，但也新增了几位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即北京大学的马克垚教授。马克垚教授的文章与美国史家威廉·麦克尼尔、英国史家克里斯托弗·贝利一起被列在终章：“迈向全球史”，代表了历史学的最新潮流。马克垚教授入选文章的标题为《克服“欧洲中心论”》，是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的《“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的德文译版。这篇文章的入选，体现了中国史家的世界史研究开始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迈向全球史”，既反映了从国别史过渡到世界史的现代史学史演化轨迹，也表明世界史的基础来自于国别史和专门史。

　　立足于国别史的世界史，可见其深，这样的世界史研究如同枝繁叶茂的大树，根基深厚；而心怀世界史的国别史，可见其广，这样的国别史研究如同站在高山之巅，所见广博，所思则大。而融国别史与世界形成史于一炉的新型世界史，不仅根深叶茂、视野开阔，而且能超越国别，展示其跨文化的、博大的人文关怀。

　　（李隆国，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