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

（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内容提要：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二十年，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和主题主要围绕“诉说历史友谊”展开，但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1949-1953年，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宣传政策主要是离间中苏关系、宣传中美友谊。1953-1961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先是酝酿宣传中美友谊，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对华宣传政策开始配合对华遏制政策，转为直接对中共进行攻击性宣传。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重新回到杜鲁门时期的思路，强调“再续中美友谊”，但其目的已经从离间中苏关系转变为对新中国实施文化渗透。尼克松政府之前的美国对华宣传政策执着于“中美友谊”，甚至常和其对华外交政策背离。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外宣传部门笃信美国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能够改善中美关系。宣传“中美友谊”也是美国追求帝国身份的一种文化表达。

关键词：中美关系　对华宣传　文化冷战　美中关系白皮书　美国政府

　　晚清以来，美国传教士、基金会、慈善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大举进入中国，以传播基督教和美国价值观为目的，怀揣所谓“拯救”中国文明的“理想”，举办医疗和教育等一些公益事业。美国政府也通过对华政策、退还庚款、门户开放、二战援助等一系列的宣传，标榜自己对华的传统“友谊”和“善意”。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府和民间沉迷于中美“特殊关系”“中美关系神话”的自我想象之中，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顶峰。所谓“中美关系神话”，即“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无私帮助和中国对美国的无限感激使中美两国一直保持特殊的友好关系。”美国朝野的这种心态和舆论的实质，就是在“中美关系神话”中，作为“他者”的中国成为美国“改造落后国家”的试验场，是中国在映衬和诉说着美国的“伟大”，美国对中国所谓的“拯救”和中国对美国的“感激”形成了两国的“友谊”和“特殊关系”，而这在支撑着美国的帝国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宣传部门仍在对华宣传中美传统“友谊”，即是以上述舆论和社会心态作为基本内容和基础的。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二十年，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和主题主要围绕“诉说历史友谊”展开，而且规模不大。这与一般人们印象中的美国反共反华宣传的猛烈攻势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宣传环境所致：美国对新中国的宣传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以新中国为宣传对象的对华宣传，对象是中国大陆居民，总体宣传思路和政策以推销中美“友谊”为主；另一个是关于新中国的涉华宣传，对象是大陆以外的世界舆论，尤其是港澳台华侨和中国周边国家，总体宣传思路是以反华反共为主。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的宣传很难直接渗透进中国大陆，加之朝鲜战争后新中国国际声誉的迅速提高，美方评估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周边国家乃至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对华宣传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以中国大陆为对象的对华宣传规模在缩减，重点转变成以中国大陆以外世界舆论为对象的涉华宣传，其规模远超同时期的对华宣传。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美国以新中国为对象的宣传，转变为防备和反击新中国的宣传。

　　从新中国成立到尼克松执政前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学界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涉及的话题多为重大的政治、外交、军事事件，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研究却薄弱得多，特别是美国对华宣传的研究，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现实意义角度都应该予以关注并加强。但是，现有关于美国对华宣传的研究，介绍宣传活动多，宣传政策较少；涉及20世纪50年代的多，60年代的较少。因而，这些研究整体上并没有系统呈现中美缓和之前美国对华宣传的基本样貌和政策逻辑，亟待有研究系统梳理其政策和思路的演变过程。本文运用美国驻华宣传机构(新闻处)未刊史料，并与已刊史料和宣传文本互证，在此基础上系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宣传政策演变的轨迹和逻辑，尝试超越外交政策史研究的藩篱，解读美国对华宣传政策背后的文化心理。

一、《白皮书》论调：杜鲁门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1949-1953)

　　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非常明朗：国民党政权败亡的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政权交替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对华宣传政策。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号文件(NSC34/2)出笼，阐述了对华宣传政策的重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宣传美国对华传统“友好”政策。文件强调向中国民众宣传美国的中国政策三原则：“(1)对中国人民的友善，(2)尊重中国领土的独立和行政的完整，(3)主张‘门户开放’”。意图是在中国局势转变的过程中“等待尘埃落定”，在公开场合和政府发出的声音中，象征性地宣传传统对华“友好”政策，大而化之，尽量不触及具体问题。二是通过宣传等手段离间中苏关系，在中苏之间“打楔子”，阻止中苏接近。文件提出：“一方面我们应该刻意避免以干涉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造成中共和苏联、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无论中共内外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嫌隙。”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美国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而这显然是中共无法接受的。如学者的研究，这表明美国本就无意承认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一边倒”，当天批准禁止美国在华宣传机构美国新闻处活动的命令。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布《美中关系白皮书》(下文简称《白皮书》)。《白皮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美国将无奈地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艾奇逊和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友好”的，是以扶植和“改造”中国为目的的。但是，目前美国不愿意再支援蒋介石政权打内战，因为这超出了美国的实力和能力范围，也使美国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能力。这是《白皮书》的一个基本逻辑和内容。第二，这种放弃本质上并不是美国的过错，而是中国内部事态演变和外部干涉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美国对撤出中国很不甘心，有机会还会再回到中国推行传统对华政策。

　　《白皮书》的主要意图是向美国民众和国会解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在当时其更大的意义是对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回应，表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后来成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态度，是“杜鲁门政府对中国革命最实质性的评论和其基本立场的表白”。这个基本态度和立场，在《白皮书》中是围绕“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这个问题展开的(尤其是在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中)。一方面，《白皮书》用了不少篇幅谈中美“友谊”。“尽管距离及背景上的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但结合中美两民族在宗教上、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联系，常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加强。这种友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的种种事实予以证明的。”另一方面，《白皮书》也强烈指责苏联和中共“破坏”了美国“正义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友谊”。“必须坦白承认，美国援助中国人民抵制受任何外国或若干外国控制的政策，现在已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实际上，艾奇逊把苏联和中共作为自己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因此，《白皮书》的逻辑和落脚点，主要不是解释为什么要做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而是通过讨论谁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意在影响中国尤其是美国的舆论。《白皮书》尽管主要是艾奇逊向国内解释其中国政策的说明，或者说意在国内公关，但其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2号文件中对华宣传政策同样密切关联。《白皮书》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外宣意义，“白皮书论调”成为尼克松执政之前美国对中国宣传政策的基调和纲领。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美国即以上述“白皮书论调”开展了离间中苏关系的宣传活动。随着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宣传部门便展开更大规模的宣传。艾奇逊3月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稿经过编译发表在美国新闻处对华宣传旗舰刊物《今日美国》上，名为《谨告中国人民》。演讲内容基本还是“白皮书论调”，重点放在直接攻击中苏同盟的经济关系，指责苏联归还中国东北财物不全，对华贷款不实惠、也不如美国之前的对华贷款条件优厚等；同时，强调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话题，说中共正以“新发现的、贪婪的朋友”来代替已经确立联系的“老朋友”，不过美国会保留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随着中苏缔结同盟，美国对中共的批评调门越来越高。朝鲜战争爆发和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已经改变：之前试图离间中苏关系、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的对华政策，已经转变为继续援助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以遏制中共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变化在宣传领域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宣传政策仍然在离间中苏关系、诉说中美“友谊”，“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在夸大自身重要性和对中国的友好”。

　　中苏结盟后，美国开始酝酿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份正式的对华宣传计划，该计划在1950年4月酝酿，8月出台，中间虽历经朝鲜战争，但是基本延续了《白皮书》的宣传论调。这份宣传计划有五个目标，第一，离间中苏关系，“鼓励任何潜在的民族主义和反俄因素”。第二，针对中共的反美宣传，美国的重点是应对和关注到底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谁是敌人的话题，“我们要在几个实实在在的层面上展示美国援助中国的事实，强调因此我们没有特殊权利和特许权”。第三，宣传中美“友谊”，“向中国人民解释我们在亚洲的政策是真正地支持民族革命”，“任何真正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都可以依靠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告诉中国人民美国援助其他亚洲国家的全部信息。任何真正维护中国国家完整的、秉持各国和平合作的政权都会得到美国人民的理解同情”。最后两个目标是即时地宣传朝鲜战争和台海局势，并为美国做正面宣传。

　　1951年2月，朝鲜战争正处于激战期，美国又出台了一份临时对华宣传计划，以军事宣传目的为主。该计划提出，美国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拆散中苏同盟，进而取消中国的战争动机，所以宣传工作的目标和主题都是围绕中苏关系做文章。“目标一”是“激发中国人从苏俄轨道撤离的态度”，下设四个任务，围绕激发民族主义、离间中苏关系而展开。因为考虑到军事宣传的需要，“目标二”提出，“削弱中共政权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的能力”，“促进活跃的反对活动，用公开报道反对活动，以转移中共在朝的军事行动(的注意力)”。这是1953年前美国正式的对华宣传文件中，唯一涉及直接在中国内部挑动不满和反对势力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配合战争的战时心理战。“目标三”是“劝说”中共放弃军事行动，同时，仍在不失时机地用中美“友谊”打感情牌：“告诉中共领导人，美国主要关心中国免受外来专制”。

　　不难发现，这种宣传口径越来越不反映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中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而美国官方在公开场合仍在宣传“中美友谊”，显得特别突兀和不合时宜，何况还有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压力。因此，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杜鲁门时期的宣传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二、“道德讨伐”：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1953-1961)

　　艾森豪威尔政府刚刚履职时，美国对华宣传政策有三个选项。第一，继续杜鲁门时期的《白皮书》宣传口径，艾森豪威尔和李奇微将军等均有这种想法。第二，鉴于中共和美国已经成为战争对手，宣传领域应该猛烈攻击中共、实行推翻新中国政权的心理战。第三，对中共进行既不拉拢、又不推翻的反共宣传中间路线——配合遏制政策的“道德讨伐”(moral preachment)。

　　第一种选项在美国高层中还是有很大市场的。从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到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前，美国高层中仍不乏宣传“白皮书论调”的声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要求，“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即公开和隐蔽的手段破坏中苏关系”。1954年4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艾森豪威尔提出利用与西方贸易为对华吸引力摧毁中苏同盟的想法。他的思路是，如果美国出售普通中国人想要的、而苏联不能提供的日用商品，这会成为“有利的心理战”。在讨论美国如何应对日内瓦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9号文件时，李奇微主张，如果美国想要分化中国与苏联，应该让“红色中国认识到它的长期利益来源于与美国的友谊，而不是同苏联的友谊。”但是，随后爆发的台海危机(包括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及因为台海危机和朝鲜战争造成的美国对华态度的极端敌视和保守的政治氛围，彻底消除了对华灵活缓和政策和宣传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种选项的支持声在杜鲁门政府高层尤其是军方一直都有，但当时美国的对华宣传政策着重于推销中美“友谊”、离间中苏关系，所以这种选项并未付诸实施。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任之后，对华政策有较大调整，因而在1953年6月美国对华宣传计划草稿中，美国对中国的宣传目标赫然提出“破坏中共的权力来源和在大陆的支持”，宣传对象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此外，1953年1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制订了对东南亚的心理战计划，部分涉及对中共宣传的问题，也提到了相似的行动计划，以削弱新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心理战略委员会本身的运作不是很顺畅，也不被美国国务院所看重，后来很快被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所以，这份文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也值得怀疑。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也意识到，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不是仅靠宣传就可动摇的。195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第166/1号文件，主要结论是，推翻新中国政权根本不可行，美国应该用非战争手段削弱中国在亚洲相对的权力位置。这也意味着第二种选项实际被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便转向第三种选项——与“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相配合的反共宣传。美国对华政策从1954年开始趋于强硬，核心是“关门”和不接触。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对华种族偏见、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斗争等因素，都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美国出台分裂中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出台对华持续强硬政策，促进中苏分裂的政策成了次要目的。20世纪50年代末，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新中国视为美国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与此强硬政策相配合的反共宣传是“道德讨伐”。“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一直以来对红色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培育对自由世界价值的信念；宣传美国政策；通过暗示、也通过展现其他更好的选项，来制造和促进对中共政权的怀疑、幻灭和憎恶。”这里比较清晰反映出美国对华宣传的两层目标：一是“扬美”宣传，宣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价值观和美国政策；二是反共宣传，提升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声誉。可以看到，这已经和杜鲁门政府时期以《白皮书》为纲、宣传中美“友谊”的做法大异其趣，代之以猛烈和直接攻击中共。后来的一份国家安全报告生动地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对华政策总结为“遏制战略加道德讨伐”。其中“道德讨伐”指的就是配合强硬遏制中国和“关门”相配合的宣传政策，以对华道义上的批判和道德层面上的宣教为主轴。

　　事实上，两个形势导致美国对华宣传的规模逐渐萎缩，效用大打折扣。其一，美国宣传机构根本渗透不进中国大陆。当美国新闻处系统在1949年撤出中国后，美国对华宣传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越来越接触不到大陆居民，继而对大陆以外华人宣传的需求与日俱增。在1950年8月美方制订的第一份对华宣传计划中，正式的工作目标仍是中国大陆，但在文件末尾变相承认工作目标人群依次是台湾、香港、大陆、海外华人。1951年9月重新修订1950年8月宣传计划的时候，香港美新处(USIS─Hong Kong)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我们建议重新评估1950年8月《国家计划》(Country Paper)的目标人群和媒体”；“由于目标的不可接触性，大陆应该位列第二。”1953年，香港美新处开始自己制订第一份对华宣传计划，列出了大陆、海外华人、香港三级目标。而在针对大陆这个目标中，目标人群的第一位竟然是“海外华人”，具体是“与中共交流或者沟通的(海外华人)个人或者团体”，即主要通过海外华人接触和影响大陆居民。其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宣传有了全新的焦点——防止和反制新中国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东南亚的舆论和文化影响。美国意识到中国革命对于东南亚的“示范效应”太大，也担心华侨成为中共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朝鲜战争后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是迅速上升。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非殖民化运动迅猛开展，美国的冷战焦点开始转向第三世界。美国高层极为敏感地看待中国在印度支那、东南亚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评估新中国是推动遭受殖民压迫的非西方、非白人国家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有号召力。加之美国的宣传很难向中国大陆渗透，因此，美国直接的对华宣传规模和成效都在逐渐萎缩，重点转变成涉华宣传：防止和反制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的舆论和文化影响，进行的相关宣传活动规模远超过对大陆的宣传。

　　这两个趋势叠加的结果就是，从1954年到1961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居民的宣传规模持续萎缩，美国新闻署派驻香港和台湾的新闻处在1953年以后都不再把大陆列入其宣传计划；“美国之音”针对中国大陆的宣传投入也很少，美国对大陆的宣传主要依靠台湾。直到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对华政策出现变化，对中国大陆的宣传安排才又重新出现在1962年香港美新处的宣传计划中。因此，美国当时针对大陆居民的宣传只有两种途径：“美国之音”对华广播，美国和台湾当局合作以台湾为基地对大陆进行的宣传。这两个宣传手段规模都不大，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美国之音”对华广播一周21小时粤语播音，30小时30分钟普通话播音，7小时闽南语播音，43小时45分钟英语播音。1960年，美国新闻署分配给对大陆“美国之音”广播的预算只有1%。笔者粗略评估，“美国之音”每周100个小时左右的播音(中文只有不到60小时)，其中普通话播音平均每天为4个多小时，再考虑到当时大陆的收音机普及率及干扰作用，其在大陆的收听规模和成效都实在有限。此外，美国利用台湾对大陆的宣传战，投入的资源和活动比较少，规模也不大。对此，也有美方的评估报告提出：“需要更高层推动和更全面地针对红色中国的信息宣传战。”

　　总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宣传政策的着力点是在中国周边做文章，防范和消除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针对中国大陆本身的宣传基调是“道德讨伐”，而实际宣传工作规模和成效都有限。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总结了这个时期对华宣传的特征和缘由。文件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宣传)应该是两个方面并重，第一是涉华政策，要援助中国周边国家以防止和遏制中共对其“侵略”，第二是对华政策，针对中国进行心理宣传的颠覆和渗透，“基本是指人们已经熟悉的大量有关灵活性的倡议——施加影响力和侵蚀力的手段，即接触、传媒沟通、旅行和贸易。多年来我们曾向苏联和东欧施加过这类影响。”但对中国，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几乎只做了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个态势从1962年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

三、“遏制而不孤立”：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政策调整下的对华宣传(1961-1969)

　　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尽管仍延续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强硬思路，但是手法相对比较灵活。1962年，肯尼迪上台一年左右，他和国务卿腊斯克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反映亚洲现实。在翌年1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表示对华将奉行“坚定而灵活”的政策，“美国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一味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除了高层表态之外，内部文件也有一些不同以往僵硬政策的讨论。1961年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名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美国对华“基本战略”应有“使其国门微开”，“减弱双方的相互敌意”等思路，同时建议“宣扬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关心”。1962年11月30日，该委员会又提交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文件，其中“决策和行动建议”部分的“基本要点”提出：“只要大陆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其政策和行动的目的在于把各种资源用于满足中国人民的正当需求……美国就会全面解决与中国的分歧。”但同时又提出应继续保持压力，让中国承受更多的心理冲击。

　　上述“微开门”的政策动议，虽然没有实质性地体现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但体现在1962年香港美新处的对华宣传计划中。时隔八年之后，美国宣传部门再次把中国大陆列入其宣传目标，而且遵循了国务院内部讨论的建议，宣扬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和中美“友谊”。此时的计划，一是利用香港对大陆进行渗透，促进港澳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对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价值的了解，也对其“宣传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通过非直接方式接触和影响一些中国大陆居民”。二是利用海外华人渗透大陆，通过他们对大陆的访问、书信和访学，“宣传美国对华传统友谊形象和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提供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的理念和美国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以此塑造赞赏美国的民意，借此影响大陆。

　　约翰逊上台后，中国核试验成功、越南战争形势等迫使美国政府再度调整对华政策。1963年12月，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发表讲话，重申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决心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可能促进我们国家的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利于中国人民福利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

　　与肯尼迪政府的情形相似，上述政策建议未能实际体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却体现在美国的宣传计划中，而且同样是企图通过香港和海外华人对大陆进行宣传。香港美新处在1964年的计划中做了如下表述：“在港澳和海外华人中间造成对美国政策和价值的更好理解，宣传中美传统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最好能触及大陆人”，并“试图去加深对美国价值的理解，以此方式来塑造赞赏美国的民意，也间接向大陆的中国人民传递这些态度和价值”。在1965年香港美新处的工作报告中，设立的目标是对港澳和海外华人宣传美国政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政策，“表达对大陆居民的深深同情，期待历史友谊有机会再续”。

　　1965年以后，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约翰逊政府开始酝酿调整僵化的对华政策。1965年，美国国务院通过了开放本国医生、科学家赴华一揽子旅行计划，舆论反应很积极，国会也未提出批评。与此同时，立法机关也在举行听证会，呼吁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其中参议员富布赖特在1966年3月举办的两次听证会引起关注，标志性事件是鲍大可在3月8日发表的“遏制而不孤立”演讲。1966年7月12日，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国准备与中国进行“思想、人员和物资的自由流通”，因为它们是打开中国“封闭的思想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美国释放出了对华政策转变的信号。

　　这种外交政策转变直接反映在美国的宣传计划和文件中。在1966年修订的宣传计划中，香港美新处表示，要使公众知晓美国愿意与中国在新闻、科学和医药方面进行有意义的交流。这等于直接宣传约翰逊总统的表态。香港美新处在1966年宣传情况评估的文件中，提出要宣传美国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中国政策，并表示期待有可能再续“友谊”的历史联系。在1967年的计划中，美新处表示要较多宣传对大陆赴港“流亡者”的支持，“用来展示美国的关心和人道主义，表达对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总之，这种配合“遏制而不孤立”对华政策的宣传一直持续到约翰逊政府任期结束之时。

　　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基本处于政策层面，真正在执行层面的活动很有限。其一，对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宣传都是通过对香港和海外华人的宣传间接表达和传递的，说明美方的宣传仍在依托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旧有渠道。其二，1966年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很多人主张对华继续强硬，关于对华缓和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其三，中美双方的互动非常有限。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尽管在1966年出现一些转变和缓和的态势，但并未有太多实际成效。不过，美国的举措毕竟也宣示了其对华政策开始转变的一些迹象，为后来尼克松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综上所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1962-1966年延续艾森豪威尔的“强硬关门”政策，从1966年开始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一直到约翰逊任期结束的1969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宣传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对华外交政策并不完全一致。香港美新处在1962年就将对华宣传重新列入其工作计划，宣传重心亦有所调整，再次强调美国对中国的“关心”和“友谊”。“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出台前，美国政府内部讨论一直有一些缓和对华关系的声音，但并没有直接灌注在对华外交政策中，但在宣传政策和计划中有所体现，这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宣传政策的最大不同。

四、美国的对华宣传话语与帝国身份建构

　　综上所述，美国针对新中国的宣传政策在1949-1969年经历了制定和调整的过程。在对大陆居民的宣传中，“诉说中美历史友谊”是美国对华宣传的主要话语之一。而这种宣传政策思路与其对华外交政策不甚一致，颇为耐人寻味。主要原因在于，外交政策和宣传政策针对的对象不同，美国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而其诉说中美“友谊”的宣传话语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待苏联就是这种政策思路。美国企图通过宣传话语运用，离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因而，美国当时宣传中美“友谊”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而是寄希望于通过这种宣传和渗透，改变中国政治。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华政策的调整，意不在真正与中国缓和，而是期望通过宣传、接触、思想人员物资的流动等方式，直接影响中国人民，腐蚀甚至“颠覆”中国政权。这种思路在1954年台海危机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就曾提出过，也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讨论过。杜鲁门时期的对华宣传，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影响中国人民，达到改变中国政治、削弱中苏同盟的目的。

　　不可否认，美国这种寄希望于改变民众继而改变政权的“和平演变”政策思路背后有着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是一种政策选择。但是，当时美国政府还有其他两种政策选择：一是猛烈攻击中共，破坏中国稳定，以达到改变政权的目的，美国同时期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心理宣传战就是如此做的，而且美国内部也提出过这种选项。二是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实现关系正常化，后来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就是如此。但是，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宣传政策并没有选择这两种路径，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原因是什么呢？这还需要探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渊源。

　　部分原因在于，这是美国在1949年之后仍然沉迷于“中美关系神话”中的一个表现。晚清以来，“在美国普遍相信，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抱着一种特殊的和令人信服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官方和民间普遍认为，中国人民仍然是“心向”美国的。一份1966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报告点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给上述政策思路做了绝佳的注脚。文件指出，“美国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向中国人民发出信号，我们不是中国永久和不可改变的敌人”。“长期目标(才)是为美国与中国领导人及其继承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一种模式。”关于美国这种对华文化心理，乔治?凯南在1949年就曾指出，美国对华传统政策主要受到“贸易和理想主义”的推动，“在中国问题上过于感情用事”。凯南从现实主义视角观察美国对华文化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影响下的政策，可谓切中要害。

　　美国“感情用事”的因素和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其对华宣传政策的一个因素，背后还有更加深入的文化原因，而这与美国帝国身份的建构密切相关。美国的崛起史不同于欧洲列强，并非典型的兼并领土的帝国。就战后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吸引前殖民地国家追随和效仿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政治制度，甚至主动动用国家力量(甚至是暴力)，按照自身形象和发展模式系统改造第三世界国家，是美国在战后实现国家抱负和帝国控制的一种方式。“美国人在对自己的认知中承袭了古老的天定命运观念，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认为自己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进而要在一个非殖民化的时代里保持一种帝国式的权威。”因为美国表面上并非兼并领土，而是传播美国文化、促进第三世界“进步”，所以也有学者称其为“解毒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种新式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外交实践和控制关系，也是一种优越的心态，甚至是一种国家身份和国家“使命感”，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国家地位和命运的看法：美国要成为一个拯救“落后民族”、复兴整个人类的“仁慈的帝国”，这是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认同方式。

　　在美国的帝国身份建构中，中国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1949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著名记者伊罗生说道：“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和恩人，是中国人的救星、治愈其痛苦的医生、保护者，是热情而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美国政府和社会秉持的中美“友谊”的观念和韩德所言的“特殊关系”，实质是一种想象的“恩人身份”和“家长庇护”观念，是美国对中国的帝国心态。即，美国以更为“优越”的文化控制和改造中国。旧中国是美利坚帝国实现国家抱负、使命和威望的“可控的他者”和巨大的试验场。“二战后正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特殊情感达到高潮和中美关系深化广为传播之时。一个统一、民主、强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就在他们手中，美国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更加打击了美国有能力控制和改造中国的帝国心态，这也是美国在心理层面上不承认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美国在1949年之后找到了一些中国的替代者来支撑自己的帝国心态和身份，如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和对韩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但它始终无法摆脱对中国的改造心理，仍不自觉地把宣传过去那种不平等的中美“友谊”放在显著的位置。这一方面是一种现实乃至战略的考量(楔子战略、文化渗透)，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历史记忆、执着追求帝国身份的文化表达。对外宣传不仅是讲讲外交辞令，或者仅仅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对外宣传有时候也是一个国家的情感、好恶、心态的表达，甚至还是一种国家身份意识的对外投射。对外宣传不仅是说给对方国家听的，很多时候是说给自己听的，是一种内心想法的表露，借用学者的术语，是宣传发起者的一种文化表达。

　　美国对华宣传中美“友谊”，正是这种追求帝国身份的文化表达。《白皮书》开场白引用了若干中美“友谊”的“记录”，用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关切”和“友谊”，这更像是一本美国以“恩人”和“庇护者”自居的功劳簿。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宣传中美“友谊”、打“感情牌”：“告诉中共领导人美国主要关心中国免受外来专制”。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一般国家间关系的、特别的“关心”和焦虑。如李奇微所言，应让“红色中国认识到它的长期利益来源于与美国的友谊，而不是同苏联的友谊”，这席话不仅很现实地谈论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还自觉地表述，中国的利益源于与美国的友谊”。可以看到，美方决策者很难将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庇护关系、自身的家长观念撇清楚。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目标和主题，也表露了一种拯救和施予的心态。“美官员应不断公开强调，美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与进步，应强调我们愿意和文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帮助中国人民，只要其统治集团的态度和政策使我们可能施予帮助。”“表达对大陆居民的深深同情，期待历史友谊有机会再续”。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白皮书》的驳斥来认识美国的帝国话语和心态。《白皮书》发表之后，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六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批驳《白皮书》，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对民众尤其是那些亲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宣传和教育。毛泽东特别在意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反感和批评《白皮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白皮书》以及后来的美国对华宣传论调中，包含着浓厚的居高临下的“家长庇护”观念和“恩人”心态，进一步说就是帝国主义心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这样写道：“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作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作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他在《无可奈何的供状》中又写道：“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毛泽东以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身份敏锐地指出，美国宣扬的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

　　总之，以中美“友谊”为表达方式之一的美国对华宣传话语建构，既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工具，也深深地反映了美国的帝国心态。实际上，后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尼克松总统，早在1954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期间就曾说过，美国应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事实，认为“这并不需要美国的友谊或安抚”。尼克松的这种现实主义论调也成为他后来应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出发点之一。

　　（注释略）

（作者：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