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蓝：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参加2017年度中国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发表重要讲话，在论述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以及中国自身发展时首次明确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这一论断被多次强调。201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2020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又一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

　　近年来，围绕这一重要思想，学术界和思想界已经展开了大量讨论。在这里，我想从5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国际关系演变的纵向脉络，以及世界与中国关系的互动与变化中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500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大变化

　　变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存在着一个从不断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大变化、大变局的发生，则有赖于引起全局变化的大事发生。因此，当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至少可以从五百多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长镜头回看中，寻找导致或促成历史发展不断量变和质变的一些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新航路开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推动了世界各地的人口迁徙和物种大交流，改变了世界的人文地理格局和自然环境状态；西欧国家通过开辟新航路和早期殖民掠夺，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发展；殖民扩张中断了美洲和非洲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印第安人的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很多非洲人在三角贸易中沦为奴隶，亚洲的古老帝国也受到冲击；它还使世界各地开始建立广泛的直接联系，不断拓展和提高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视野与能力。因此，新航路开辟是人类历史逐步从分散走向整体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环节。

　　在新航路开辟后的近四个世纪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举其要者：西欧殖民国家的殖民扩张与掠夺、西欧各国先后发生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两次工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与亚非拉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过渡以及帝国主义的形成，等等。在此过程中，原本在世界上处于相对平衡的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的多元文明格局逐渐被打破，形成了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实力均衡为代表的、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在此过程中，欧洲大国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也逐渐确立了它们的国际关系原则，如三十年战争后于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由此确立的民族国家主权原则，以及与此相伴相生的以欧洲大国任意安排欧洲其他小国和地区的强权政治原则；拿破仑战争后于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所形成的西方大国的“势力均衡”原则和“欧洲协调”机制，以及进一步强化的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任意安排、征服、占领和殖民世界上其他弱国和地区的强权政治原则。

　　当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时，中国却仍然按照自己的轨迹在农业社会中发展。随着清朝进一步的开疆拓土，中国不仅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而且造就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是在18世纪晚期，即康乾盛世后期，清朝的统治已经出现由盛转衰的迹象。到19世纪中期，这种衰退迹象继续发展，中国已经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成为影响中外历史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历史事件。两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来说，是它们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构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则是外国侵略者根据强权政治原则，把不平等的条约体系强加在中国身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化，八国联军侵华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拉丁美洲也未完全摆脱对欧美的依附地位。这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由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奴役和控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极不合理的状态。另外，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领土扩张同步发展的，是其19世纪的思想文化遗产───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的广泛传播。但是，民族主义已经在西欧各国发生质变，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益的进步性，蜕变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致使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从两次世界大战看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20世纪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节点。当我们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仔细审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时，可以发现，这场大战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相当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这场主要由于欧洲列强的争斗而引发的世界性战争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恰恰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并在实际上结束了欧洲的全球霸权时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实际预示了未来国际格局发展的趋势。这里仅举出三点。

　　其一，美国参战的意义。1917年4月，美国作为一个“参战国”而不是作为一个协约国的成员，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站在协约国一边作战，不仅使这场战争进入了真正的全球阶段，而且意味着在欧洲列强交战双方力量耗尽时一个强国的出场，从而使国际力量的中心开始从欧洲向大西洋彼岸转移。早在大战爆发之前，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H.佩奇就曾致函威尔逊总统：“如果真的发生一场大战，欧洲的进步将遭受重大挫折，而美国领导世界的时代会提前到来。”不仅如此，美国还把自己对战后国际政治的看法，即《世界和平的纲领》(十四点)强加给欧洲，意图从根本上结束“欧洲协调”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于1917年参战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了欧洲政治时代向全球政治时代转变中的决定性阶段”。

　　其二，十月革命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苏俄/苏联作为第一个宣布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中的新生力量，与美国一起，使19世纪争雄世界的欧洲列强相形见绌，使以美国和俄国为两大力量中心的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尽管它在当时还很不清晰。

　　其三，中国参战的意义。1917年秋天，中国通过“以工代战”的方式，派出十四万多中国劳工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中国参战的目的，正如当时北京政府驻华盛顿公使顾维钧所说，“当时的局势在我看来，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问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这些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正是因为中国的参战并成为战胜国，才使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并以坚决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而实际上开启了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历程。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形成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秩序，但是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其形成决议的“全体一致”原则也没有解决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问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意大利、德国等法西斯国家逐步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碎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给人类带来了另一场更大的战争灾难。

　　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禁深深感到，它对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之中。举其要者：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的进一步衰落，并使美国和苏联成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从而使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一去不复返，形成了建立在雅尔塔体系之上的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同时，这带来了新的以联合国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关贸总协定(1995年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其二，西方列强构建了几个世纪的世界殖民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速了解体，在二战之后的短短几十年中就土崩瓦解，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走上了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

　　其三，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冷战及其形成的两极格局中，孕育着使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的力量中心：西欧走向复兴、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加强。直到冷战结束之前，这种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仍在继续。

　　其四，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这种重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开始赢得与美国、苏联、英国一起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四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从1942年的《联合国家宣言》，到1943年的修订新约和开罗会议，再到1944年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都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尽管那时的中国仍然贫弱，但也积极参与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始国之一。

　　第二个更为重要的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发展。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结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质的巨变和具有伟大意义的里程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彻底改变了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走上了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经过新中国七十多年砥砺奋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地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排斥在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之外，但是，中国提倡并积极践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在国家关系中求同存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与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代表───联合国所提倡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尊重基本人权和自决原则，加强国际友好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福利发展等理念是有一致性的。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即中国的角色从一个被排斥者转变为一个参与建设者。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作为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者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述这些变化，既是近百年来世界诸多变化的组成部分，又奠定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为其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从21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发展看大变局的发生

　　进入21世纪，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都有新的变化。

　　首先，从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来看，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东盟等国家和地区总体实力的增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多强”的力量正在上升，“一超”的力量相对下降，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均衡化的趋势继续发展。昔日由西方大国完全主导国际秩序的局面正在改变，这是一百多年来世界经历大变局的第一个重要表现。仅从一个侧面看：进入21世纪，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秩序与国际治理规则的制定之中，尽管对这种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正是在这种复杂变化的形势下，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明显升温，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争更加尖锐，强权政治和霸权、霸凌、霸道等行径也比以往更为频繁而激烈。国际秩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认为，今天唯一确定的事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成为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美国于2019年8月2日正式退出1987年美苏签订的《中导条约》，使原本已经走上有序核裁军的全球军控体系重新回到无序之路，世界裁军将走向何方？这个本以为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重大的令人担忧的不确定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出现的各种危机，如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以及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等都有所发展。

　　其次，从国际经济发展来看，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它所带来的变化令人瞩目。中国、印度、东盟诸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波兰、南非等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正在逐步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所居的绝对主导地位，在重塑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百年来世界经历大变局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比如，1999年由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所组成的二十国集团成立，它作为国际经济的主要论坛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也是世界多极化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体现。在二十国集团中，除了美国、英国、欧盟等9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外，还包括中国、俄罗斯等12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有些是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今天已能够共同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讨论。而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二十国集团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作用日益凸显，其结果是多极化的全球治理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这里特别要说到中国，根据2020年2月2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这样的经济成就，足可称之为“百年未有”。它使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也使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更多复杂的不确定性问题。近年来在一些西方大国中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现象，以及频频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大搞冷战思维，诉诸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企图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做法，使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举步维艰。

　　最后，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不确定性既是常态，也是确定的开始。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各国在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等重大问题上能否做出正确的抉择。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解释。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发展和与世界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而重要的成员，中国的命运已经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面对国际秩序存在的各种混乱现象，面对人类的各种问题和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必然会提供自己的方案和智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基于中国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而且是源自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与和谐理念，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大国实行了几百年的强权政治，是中国为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给出的一个可供选择的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因此，这一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的身体力行，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

　　（注释略）

（作者徐蓝，首都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