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与战略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推动中国学界以更为宽广的历史视角来审视当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西方学界近年来有关世界局势发生变化的讨论也时有发生，“后美国”和“后西方”等就是这些讨论创造出来的新概念。但百年变局必然以一系列的历史转换为基础，中国学界应该在这方面深入探索，认清百年变局中正在转换中的世界历史进程，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必要的思考。

一、西方学界有关“百年变局”的讨论

　　西方学界没有用“百年变局”这样的概念来刻画变化中的世界局势，但相关讨论早已经开始，并且带有深重的危机感。有关西方“衰落”的观点早已林林总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集中在“后西方”世界走向的问题上。

　　早在2002年，美国知名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就发表了《西方的终结》。当时正值美国反恐战争逐步扩大，“文明冲突”的预言似被应验之时。但库普乾却认为，“9•11”恐怖袭击只是刺破了冷战结束和西方胜利所带来的安全感，对美国的霸权没有任何影响。崛起的挑战者也不是中国或伊斯兰世界，而是欧盟，一个正在整合欧洲各民族国家优质资源和历史野心的新兴政体。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重申美国正在与欧洲分手，几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让位于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他在最后一章“历史的再生”中还特别指出，美国时代的终结不仅是美国优势地位的终结和向多个权力中心世界的回归，而且与工业时代的终结和数字时代的开启同步。2008年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发表《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认为过去500年来世界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即西方世界的崛起，美国的崛起和当下正在发生的“他者的崛起”，世界正在步入“后美国世界”和“后西方世界”。有些学者对“后美国”和“后西方”世界的前景非常悲观。2008年，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和外交评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发表了《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提出1945年之后国际关系的发展是一种“冒进”，鼓吹“历史的终结”的人看到的是“海市蜃楼”，“世界再次回归正常”。2018年，他又提出1945年之后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偏差，世界秩序将重回20世纪30年代，重回历史，重回丛林世界。当然，更有许多学者在讨论“后美国”或“后西方”世界的时候围绕中国的崛起做文章。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认为，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幻想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存在中美共治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竞争最后将是“孔夫子和杰斐逊”的对决。

　　在美国学界，最为努力系统阐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为其辩护的是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他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并非起始于1945年，而是起始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他反对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终结的观点，认为这个秩序是开放的，即使美国衰落了，这个秩序仍将延续下去。他也反对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俄等国只是想在现有秩序的框架中争取更大发言权。当今国际竞争实质上是话语权的竞争，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挑战国际体系等级的根本性对立。当然，他也承认中国的崛起给这个秩序带来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为此他正在撰写他关于国际秩序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题目暂定为《同一个世界：中国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未来》。他不认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带来新价值主张的观点，认为开放和对规则的认同是东西方的共识。在国际自由主义的诸多主张中，开放性与流动性正是中国所呼吁的。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学界有关“百年变局”的讨论已有很多，观点见仁见智，但基本出发点依然是西方的“主体”思维，依然围绕着西方“主导”地位的变化，阐释“百年变局”的利害得失，因此依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但实际上，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学者的预判和想象。

二、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不仅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高度概括，更是立足于历史制高点上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因此，学界不仅需要对当今国际事务的重大变化进行深入、缜密的考察，而且应该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宽广和久远的历史视野中去研判，发现我们在这个变局中正在经历的历史转换，为应对这个变局提供更具战略意义的思考，更具启发意义的理念。这些历史转换的迹象近年来愈加明显，它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历史演进累积的结果。归根结底，一个“后西方世界”的轮廓正在显现出来。

　　第一，是非西方的崛起，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其中尤以中国的崛起影响巨大，经常被与西方和21世纪世界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非西方的崛起正呈现为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尽管依然有一批新兴国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但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正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这样一种历史的转换不仅表现在非西方国家GDP总量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而且改变了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第二，表现在非西方国家之间新的经济协作关系的形成，“亚非欧大陆的回归”，非西方国家进入了更为独立自主的发展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的说法。与此相联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来的“世界体系”结构正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心国家增多，规模扩大，边缘规模缩小、分化，一批新兴国家进入到中心中来。原来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正在趋于解体，正在转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分工体系，整个世界正在按照“超级版图”组合起来，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群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互联互通网路的深入蔓延，欧亚非在经济上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欧洲正在消解，欧亚大陆正在“重回马可波罗世界”，改变了近代以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础，也削弱了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支配和平衡能力。第四，冷战期间构建起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走向解体。西方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恒久的存在，现在人们所认同的西方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对世界的领导权转移到美国手里时构建起来的。冷战的终结被认为是西方的“胜利”，但随着这一胜利的到来，西方陷入了种种“困局”，原来意义上的“西方阵营”事实上已经走向解体。第五，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有许多。特朗普政府“美国至上”的理念和行动加剧了与其盟国的分离，推动了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发展。乔•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特朗普政府严重破坏的世界，一个美国主导权难以“修复”的世界。而特朗普的作为，使美国将面对一个“没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美国利益的机构、联盟和善意的世界，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新秩序形成了”。

　　以上种种，都是“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的不同表现。西方已经“走下神坛”，世界的“中心-外围”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欧亚大陆传统地缘政治结构正在消解，“西方阵营”的存续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主导地位的现实条件正在消失，世界正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示在我们面前。面对这个新的世界，我们需要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进一步认清欧洲历史经验的局限性，重新认识和阐释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重新认识和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建构。同时也需要我们立足现实，在迎接新的挑战中拓展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推动大国形成更多共识，摆脱西方学者“重回丛林世界”的“咒语”，让“后美国”和“后西方”世界成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

三、百年变局中的现实挑战与战略机遇

　　中国的崛起被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是百年变局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中国也必将在变局中遭遇方方面面的挑战，当然也会不断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中国的崛起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但只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审时度势，就能够保持中国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首先，是中美关系或“新冷战”的挑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美国总统大选，加剧了中美之间已经日趋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新冠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了美国的‘滑铁卢’。”特朗普总统为了掩饰“抗疫”的失败而竭力“甩锅”中国，刻意激化中美矛盾，为美国那些一直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冷战思维的保守势力创造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致使中美关系出现了建交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历史性曲折，并且形成了被许多人认为是“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局面。有关中美关系是否进入“新冷战”，学界有不同观点。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 Harding)认为，将其称为“第二次冷战”是误导，但否认这是一场冷战也是虚伪的，应该是冷战的2.0版，即两国在经济上业已形成高度相互依赖情况下展开的竞争和对抗。特朗普政府的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不利影响。但其在将中国置于美国这个迄今世界上经济与科技实力最强大国家最主要竞争对手位置上的同时，也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励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早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战略目标。不可否认，尽管美国的世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国和强国，在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等几个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然而，美国社会在2020年大选之中已经陷入空前的政治分化和“极化”的状态，美国的两党政治似乎已经难以表达美国社会政治诉求日趋多样化、复合化的现实。“新冷战”既不是美国社会多数人的共识，也不是战略家深思熟虑的结果。中国不仅不接受"新冷战"的提法，而且对美国政治理性的恢复和中美关系的积极变化抱有耐心和信心，中国始终相信重塑新的战略共识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其次，是非西方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挑战。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还有其他非西方大大小小国家的崛起，世界在百年变局中进入了一个更为多元化和多极化的时期。这些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既想重塑昔日的威严，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又要面临持续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消化已有和新产生的种族、宗教矛盾的艰巨挑战。在中美关系逆转的情况下，它们既想把中美竞争视作拓展自己战略空间的机会，甚至在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上向美国一方偏移，成为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伙伴，又难以割舍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产品、中国日趋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驱动的全球产业链的拓展。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不断缩水，中国提供的机遇在不断扩大，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寻求更多共识的空间应该是逐步加大的。

　　最后，全球化的新危机和新机遇。关于全球化的进程起于何时，学界见仁见智。但无论以哪一个时段为起点，人们都会发现全球化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遭遇不同的危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在全球化不同的阶段，成为不同的所谓的赢家或输家。但全球化的进程从来没有在不断出现的“逆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停下来。当前全球化所遭遇的“逆全球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关系失衡，民粹主义蜂起，政治分裂和“极化”严重，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另一方面是全球问题凸显，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大国之间难以形成共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在他的《世界秩序》中指出当今问题的根源所在：“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他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挑战变成了治理问题”，但他依然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可或缺”。但是，在美国总统时时刻刻强调“美国至上”，美国主导世界的现实条件正在消失，在美国自身又陷入政治困境的情况下，谁又敢于对美国寄予新的期望呢？无疑，“后美国”或“后西方”世界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一种思想上和理念上的超越，全球化的新危机应该转化成全球治理达成新共识的新机遇。

　　全球化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拓展的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不同地区在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框架下组织起来，以不同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构成和20世纪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卷进到现代化的进程中来。在这之中，世界经历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地位的兴衰，经历了美苏两个不同阵营之间的竞争和苏联阵营的解体，现在又迎来了非西方大国和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失序”这样一个历史转换的重要时刻。实际上，这样一个时刻的孕育超越一个世纪的时间，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开始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竞争与合作。全球化的深入拓展和“逆全球化”的不时“反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与新兴大国的冲突和对抗，以及竞争与合作，都是正常的。“后美国”和“后西方”世界的前途取决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形势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找到最大的利益公约数。中国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与美国的竞争与合作，还取决于自身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百年变局中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也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机遇。

（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