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世界政治的百年轮回

　　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的演进就是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称之为商业周期，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商业周期中持续时间较长的深度经济萧条或衰退称为“经济危机”。纵观18世纪晚期以来的历史，经济危机像幽灵一样一直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周期性爆发。随着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在各国的实施，商业周期的时间在拉长，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商业周期本身，包括其中的经济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起初，经济危机还主要是各国的国内现象，而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一国(特别是大国)发生的经济动荡往往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影响，20世纪以来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世界性。而世界性经济危机则会带来重大的世界性政治后果：一是在相关国家内部引发社会与政治危机，改变其内外政策，并因此影响国际政治；二是打击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声望和吸引力，刺激新的替代性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出现；三是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重塑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格局；四是冲击既有国际规范，甚至导致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

　　近一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三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中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为巨大。

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深远的国际政治后果。在美国，经济危机直接导致奉行自由放任原则的共和党下台，民主党上台执政。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施深度干预，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改变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对外关系领域则放弃了20年代有限的国际主义，转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大幅度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德国，经济萧条引发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最终导致魏玛共和国的倒台和纳粹党的上台。纳粹党上台后，在国内推行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对经济实行全面管制；煽动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对犹太人进行歧视和迫害；对外则试图冲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以武力在欧洲组建以德国为中心的封闭经济圈，走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道路。在日本，经济危机导致出口锐减、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开明政治发生逆转，右翼和军国主义势力上台，对内煽动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放弃与英、美协调的路线，并试图通过在亚洲大陆的武力扩张来缓解危机。

　　大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声誉受到重创。美国是历史最悠久的现代民主国家，并有大批自由企业制度的坚定信奉者，但大萧条还是动摇了很多美国人对其制度的信心，大企业声名扫地，自由市场神话破产。像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和天主教神父查尔斯•库格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等政治煽动者和法西斯主义分子吸引了数百万追随者，美国民主制度岌岌可危。能否走出危机直接关系到美国民主的存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斯福总统称美国正在进行的新政“不仅是一场反对匮乏、贫穷与经济不景气的战争，而且更是一场争取民主政治生存的战争”，美国“在为挽救伟大而珍贵政府形式(民主)而战”。在德国，纳粹党攻击魏玛共和国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是德国人民苦难的根源，声称是共和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德国需要“独裁”。在日本，经济危机被归咎于刚刚萌芽中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罪魁祸首是对内倡导民主自由、对外鼓吹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政客。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萧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由于孤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基本没有受到大危机的影响，顺利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GDP从1929年到1938年增长了70%。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的亮丽表现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声望。

　　30年代大危机不仅打击了民主的声誉，还导致了一些国家民主体制的崩溃。正如纽约大学教授亚当•普日维托夫斯基等学者研究的那样，“民主的死亡遵循一种清晰的模式，当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民主政府更可能倒台”。正是30年代大危机前后出现了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之后的民主退潮，民主化进程发生逆转，一些国家的民选政府被推翻。1922年，民主国家数量占国家总数的45.3%(64个国家中有29个是民主国家)，而到1942则只占19.7%(61个国家中只有12个是民主国家)。因为经济危机导致民主政府倒台的国家主要有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葡萄牙、西班牙、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日本在大正时代发展出来的有限民主也在30年代初期被军人统治所取代。民主失败的国家要么回归到传统的威权主义统治形式，要么采取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极权主义新形式。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成为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替代者。

　　30年代大危机严重削弱了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英、法、美等国的实力，导致国际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危机对美国的打击最重，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GDP下降了29%，法国则下降了15%。美国和法国的经济直到1938年也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英国经济虽然较快地走出了危机，但经济增长速度远逊于德国和日本。而德国、日本则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和对外掠夺较早走出危机，整体国力迅速提升。苏联则在二战前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总产值和GDP在1938年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德国和苏联的崛起对英、法在欧洲的主导权构成巨大挑战，日本力量的增长则削弱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20年代的国际事务主要是由一战的战胜国英、法、美主导的，而大危机过后，英、法、美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三国甚至丧失了塑造和主导国际事务的意志，其结果就是诸强争雄，地缘政治回归，国际关系进入无中心和大混乱的“战国”时代。

大危机前后主要国家GDP对照表(单位：亿元)

　　30年代大危机侵蚀了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并随着主要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这一秩序瓦解。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英美精英中盛行的国际主义观念基础上的：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可以让各国不需要使用武力就可以公平地获得资源和市场，实现经济繁荣；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可以抑制狭隘民族主义，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世界和平；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可以通过诉诸国际法和国际舆论得到解决，从而消弭战争。在20年代，多边贸易、裁军、国际仲裁、大国合作成为国际时尚，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观念。但是，大危机使人们对关于国际秩序的这些基本设想失去了信心。在德国，经济危机被归咎于凡尔赛体系的不公正和德国对美国资本的依赖；在日本，右翼势力声称日本的困境源于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和政府奉行的经济国际主义路线。甚至在美国，一战后的国际秩序也开始被认为是为大企业集团，特别是华尔街服务的工具。大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建立封闭的地区性经济体系以保护本国经济，民族主义、单边行动取代了20年代国际主义和国际合作。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则寻求通过武力来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约束，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因此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衰落的英、法两国已经无力维护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则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对维护这一秩序没有兴趣。到30年代后期，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已经崩塌。

二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经济低速增长及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存，即滞胀。这次危机虽然也波及诸多国家，但经济衰退程度远没有30年代大萧条时那么大(在衰退最严重的时候，美国GDP的萎缩也未超过4%，失业率最高峰时在10%左右)，对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也不如30年代那么剧烈。

　　但是，70年代的滞胀危机仍然对主要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美国，由失业率和通胀率加权得出的痛苦指数在卡特时期达到战后最高值，美国人对其制度和未来的信心遭受沉重打击，陷入卡特总统所说的“信心危机”之中，“失去统一的目标”，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由于滞胀危机、水门事件和越战失败的一系列打击，70年代的美国成为政治上失去方向、国际舞台上表现虚弱、道德上迷茫混乱的国家，处在由彷徨、悲观和怀疑构成的“虚弱无力”(malaise)的状态。而这种“虚弱无力”强化了尼克松总统执政初期开启的战略收缩，使美国人更加不愿意干预国际政治，承担所谓的“领导义务”。美国的战略收缩导致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大胆，并成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一大诱因。

　　经济危机也改变了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带来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1947年冷战爆发时，苏联的GDP只有美国的28.7%，而到1975年，已经上升到美国的44.3%，是战后苏联经济总量最接近美国的时期。由于国际油价高企，苏联原油出口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钢铁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核武器的数量也超过美国。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至少在表面上成为苏联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美苏实力差距最小的时期。经济危机也加强了美国的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自主倾向，推动了尼克松在70年代初所说的世界多极化趋势。

　　70年代经济危机对国际秩序的最大打击是美国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放弃固定汇率制，从而导致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

三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损害虽然不如20世纪30年代那么严重，但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与美国发动的代价高昂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起，在21世纪初期引发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当前国际形势种种变局的根源大多可从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后果中找到。

　　金融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危机后上台的一些政党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冷战后不加控制的全球化进程和跨国资本的剥削，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强调本国利益优先和至上，排斥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金融危机造成的国内后果与日益泛滥的身份政治相互激荡，加深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并因此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治理困难。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法国右翼民粹势力的壮大以及英国“脱欧”进程的曲折反复，都或多或少与2008年金融危机衍生的后果有关。

　　同30年代大危机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政治后果是民主衰退和威权主义得势。金融危机使不少发达的西方国家陷入了低增长和收入停滞的困境，削弱了西方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而一些威权国家由于能为跨国资本提供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运用国家权力对资本流动进行强有力的管控，往往比民主国家更能有效地利用全球化红利并较快走出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和“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中东乱局进一步损害了民主的声誉，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海外输出民主的信心。在一些脆弱的民主国家则出现学者拉里•戴蒙德所说的“民主崩溃”(break down of democracy)的现象，即政治强人上台，民主体制被威权体制所取代，最典型的就是土耳其和匈牙利。按照戴蒙德2015年的一项研究，大致在2006年后，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趋势明显受阻，2006-2014年发生18次民主崩溃，其中2008-2014年发生了14次。在具有长期民主治理经验甚至曾经引领民主革命的国家(英美)则出现民主“劣质化”的趋势。民主“劣质化”的主要表现在：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立法进程缓慢导致政府不能对公民的诉求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回应，政治极化和党争剧烈导致否决政治盛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政治参与度大幅度下降，等等。这在美国的表现尤为明显，特朗普上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出现的多重危机集中反映了民主“劣质化”的现象。从更长时段来看，冷战后期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终结，我们正处在一个“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的时代。2008年的金融危机无疑是引发“民主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历次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一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从而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不同，非西方国家受到的影响比较小，特别是“金砖四国”在危机爆发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速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其中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当年的GDP增长率达到了9.65%，一直到2015年，GDP增长率始终保持在7%以上，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一枝独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GDP总量在2008年占美国的31%，到2019年则占美国的67%。印度GDP总量在2008年占美国的8%，到2019年则占13.4%。根据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40%，OECD成员国占60%；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占比达到了49%，OECD国家占比是51%；而到2030年，这一比例可能会达到57%和43%。危机过后，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应对危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表明西方国家经济影响力的衰退和非西方国家影响力的提高。在中、印等国快速崛起，俄罗斯外交政策越来越强硬的形势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权力出现了从传统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的可能。

　　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拥有的绝对力量优势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在后冷战时代一度导致大国权力政治的退场，西方沉浸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之中，非西方国家也愿意利用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实现繁荣和发展，自由贸易、国际合作、民主治理、文化交流成为国际时尚，这与英、法、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20世纪20年代非常相似。比尔•克林顿甚至断言：“玩世不恭地进行纯粹的权力政治算计是没有意义，也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但是金融危机过后，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其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领导世界的决心与能力已经下降，特别是快速崛起的中国和越来越强硬的俄罗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有力的挑战，权力政治和地缘冲突重新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调，国际关系再一次进入大国竞争时代。

　　如果说30年代大危机颠覆了一战后国际秩序赖以建立的基本理念并最终导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解体，2008年金融危机则使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了冷战结束后在西方盛行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国际主义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大力推行的自由贸易原则和全球化议程产生怀疑，美国社会内部自由国际主义共识已经瓦解。金融危机与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一起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降低了美国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和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不仅未能巩固这一秩序，反而对这一秩序构成巨大破坏。而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构成不可忽视的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延续70多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际关系存在“失序”的危险。

　　民粹主义泛滥和极端民族主义复兴，民主制度衰退和威权主义得势，权力政治回归与大国竞争再起，国际规范崩塌与国际秩序瓦解。这是我们正在目睹的世界图景，世界政治历经近百年仿佛又回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百年轮回的最深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每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都会给世界政治带来深刻变化，然后人类又逐渐走出危机，重回“正轨”。从这一视角来审视当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许能让我们对这一变局的理解更加透彻，同时也更能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份冷静与从容。

（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