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扬：工作竞争与文化差异：美国非裔与亚裔的族裔矛盾（1860-1924）

内容提要：族裔矛盾是美国史研究领域中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不过，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歧视，鲜有探讨少数族裔之间关系的著作，令我们无法看到美国历史上种族关系的完整画面，甚至会误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就是“白种对有色人种”的二元对立关系。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非洲裔以本土人、基督徒和美国公民的身份对亚裔抱着排斥态度。两个族裔之间的工作竞争固然是导致非裔排斥亚裔的直接原因，但白人社会将中、日移民打造成文化上的“他者”也助长了非裔的排亚情绪。虽然白人居于美国种族秩序的“顶端”，而非裔和亚裔居于“底端”，但由于后两个族群也相互排斥，遂形成了亚裔、欧裔和非裔之间的三角关系。其中，白人对非裔和亚裔的排斥属于种族主义性质，非裔在排斥亚裔时主要是强调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因素，反对从“种族”和“肤色”的立场排斥亚裔。因此，虽然美国非裔对亚裔的排斥反映出族裔矛盾，但它不属于种族主义性质。

关键词：美国种族关系　非裔　亚裔　族裔矛盾　白人社会　工作竞争

　　族裔矛盾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普遍存在，同时也是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多年来，中外学者在此课题上倾注了大量精力，相关著作卷帙浩繁。不过，他们的论述绝大多数聚焦于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非裔、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相形之下，关于少数族裔之间（如非裔与亚裔之间）关系的论述却非常稀少，可谓美国族裔史研究上的一环缺失。同时，这种研究路径具有误导性，会使人相信美国的种族关系仅仅是“白种对有色人种”的二元对立关系。然而，美国毕竟是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国家，如果只关注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而不去了解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无法看到美国种族关系史的全貌，甚至会被该国一些政客和空头理论家所误导，因为这些人有意无意地也在认同和宣扬二元对立的种族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时常有美国政客将亚裔定义为“模范少数民族”，声称亚洲移民依靠勤奋努力而取得了成功，暗讽非裔懒惰和依赖政府补贴度日，甚至在辩论高校基于种族背景而制定的收生配额制时，将亚裔与白人归入同一个遭受“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群体。例如，加利福尼亚前州长皮特·威尔逊曾经指出，根据种族背景所制定的优惠非裔的政策实际上是歧视亚洲裔和欧洲裔美国人。另一方面，亚裔学者出于跨族裔团结争取权益的目的，不愿承认非裔与亚裔之间存在矛盾和差异。他们强调非裔和亚裔同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并猛烈批判“模范少数民族”论，认为这个论调的目的之一就是挑拨非裔与亚裔之间的关系。显然，这两种观点尽管动机不同，但都倾向于认同二元对立的种族关系。

　　本文旨在探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非裔和亚裔（特别是中、日移民）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中、日移民是当时美国两个最大的亚裔群体，排华和排日问题在美国民间以及工会和国会的政策讨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他亚裔群体——菲律宾裔、印度裔和韩裔的人数极少，没有成为白人社会重点排斥的对象，所以本文没有将他们纳入讨论范围。研究显示，从19世纪60年代非裔和华工在加利福尼亚等西部地区初次相遇，到1924年新移民法将日本移民拒之国门之外，非裔以本土人、基督徒和美国公民的身份对亚洲移民抱着责难与排斥的态度，是采取攻势的一方。而亚裔作为外来移民和没有公民权的少数群体，面对来自非裔的排斥只能处于守势。虽然亚裔与非裔的工作竞争以及彼此之间的偏见都不利于跨族裔团结，但白人社会将中、日移民打造成文化上的“异类”和“他者”，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非裔的排亚情绪。就种族关系来说，虽然白人居于美国种族秩序的“顶端”，而非裔和亚裔居于“底端”，但由于非裔对亚裔也进行排斥，这就形成了亚裔、欧裔和非裔之间的三角关系，而不是“白种对有色”的二元对立关系。

一、美国非裔对亚裔的排斥

　　在某种意义上，最早进入美国非裔视野的亚洲人是中国移民。19世纪中后期，居住在美国大陆的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等西部地区。虽然当时加州的非裔人数有限，但他们对华人的负面态度已经初步形成了。其中一位叫豪尔（W. H. Hall）的非裔对华裔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在给非裔主办的《上进者报》的信中写道，经过对加州中国移民仔细的观察，他发现“这些苦力……是华人当中最低等的阶级，……（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圣誓言毫无敬意。他们的宗派性很强、贪得无厌，而且在社交中充满对抗。”豪尔认为，用不了多久，这个堕落的阶级“积累起来的恶习和种种异教的作为就会渗透到我们这个种族中无知的人的习惯中，阻碍他们当前的进步”。

　　美国非裔认为，作为基督徒，他们的本性包含着强烈的宗教情感，一种对誓言的神圣性敬畏和崇敬的感觉。这种誓言使得他们在法庭上的证词具有神圣性。然而，中国移民“在宗教方面是异教徒……对于理性教育和道德教义一无所知，最终完全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公民。”非裔对中国移民的“寄居者”心态也异常反感。在他们看来，作为异教徒的中国移民无意在北美落地生根和成为美国公民，而是在积攒了足够的资金之后尽快返回家乡去继续实践他们的异教信仰。

　　抢占工作机会也是非裔报刊排斥华工的主要内容。非裔大都相信，由于华工情愿接受只够勉强维持生计的工资，遂使得白人和非裔不得不接受在饥饿线上的薪酬。早在1867年，旧金山的一份非裔报纸就刊文称：“每天都有一群群中国人涌进来，而且不论给多么低的工资（他们）都愿意干。”几年后，另一份非裔报纸的社评写道：“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都因为我们城市的许多工业部门雇用华人而失去了较好的工作。”稍后，这份报纸再次指出：中国移民“垄断了某些行业，并把其他一些阶级排除在外。”《有色美国人杂志》在1901年明确地指出，华人毁掉了非裔女洗衣工的生计，并将男性非裔排挤出厨师、侍应生、仆役和理发师等行业，那些行业曾经是被非裔垄断的。非裔中的精英分子还呼吁，政府应向聘请华工的雇主征税，以防止华人受雇。

　　非裔对于19世纪美国的排华运动原则上是支持的。前面提到的豪尔曾经通过书信的方式号召非裔警惕中国移民带来的威胁。他在1869年召开的全国有色人种劳工会议上指出，有些人认为有色人种是低等种族，华工就是那些人恰当的臣民。他还指出，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将会无休止地向美国输送苦力。其他的与会代表也都赞成豪尔的意见，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终止输入契约苦力劳工，并号召更多的非裔移居到加州以便挤走那里的华人。当一部分华工被引入美国南部时，非裔的反应更加激烈，要求将那些“苦力”遣送回中国。1901年，为期10年的《杰瑞法案》（Geary Act）行将到期。《有色美国人杂志》表示，这项法案必须延长，而且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后，华工进入北美的大门被关闭了，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也逐渐减少，日本则成为亚洲向北美输送移民的主要来源。非裔对日本移民的态度则成为非裔与亚裔之间关系的焦点。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们对日本及日本移民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华人的态度稍有不同。1867年，《上进者报》刊载了一个叫彼得·科尔（Peter  K. Cole）的美国人从日本发回的信件。科尔告诉读者，日本人正在了解外国的经济原理，而且渴望学习科学。不过，在总体上，他对日本人的描述相当负面，他发现日本人油嘴滑舌，有不履行协议之类的不端的商业行为。有些非裔报纸还报道了日本人怪异的风俗，并指出，虽然日本人有礼貌，有耐心，无忧无虑，但是他们迷信，而且有时很残忍。

　　日裔的“寄居者”心态同样引起美国非裔的反感。一位非裔教授在20世纪初写道：“无可辩驳的是，日本人没有一心一意地成为美国公民的愿望，而是渴望在获取了其他国家的钱财之后，返回自己的祖国。”同时，非裔也指控日本移民是异教徒。他们早期主办的报章时常刊文介绍日本人怪异的文化。《芝加哥防御者报》认为，它反对日裔是因为后者比其他民族更不容易同化，日裔的习俗、处事方法和传统都与美国主流社会明显不同，而且“他们的宗教不同于我们的宗教。在加州的日裔社区到处可以看到佛教寺庙，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也不同于他们的”。非裔主办的《费城论坛报》刊文称，“神道，而不是基督教……才是他们的宗教。”

　　19世纪末，有限的经济机会同样使得非裔与日本移民对立起来。《芝加哥防御者报》曾经指出：“从经济的立场来说，我们坦承对日裔的恐惧。作为美国劳工市场上的竞争者，我们可能会发现很难保住自己的地盘。我们是为自己的群体讲这些话。白人由于经济的原因反对日本人，我们也是一样。”非裔尤其蔑视日裔劳工和家庭仆役，有非裔报章引述谣传说，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被输入北美，这些外国人将取代非裔佣工。考虑到在许多城市里，成年非裔大都在做家庭仆役、车夫、洗衣女工以及餐馆和旅馆里的服务生，关于日本移民垄断了加州旅馆和得克萨斯车夫工作的传言无疑加剧了非裔对日裔的敌视。

　　有关日本移民接受低工资的传言也普遍引起非裔的警觉。有非裔主办的报纸称，加利福尼亚不欢迎日本人，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比本土美国人过上更便宜的生活。日本人靠着白种人必须花费的一半的钱活着。20世纪初，南部一些农场主曾扬言要引入日裔工人到种植棉花及稻米的农场和果园工作，以取代那里的非裔工人。随后果然有一些日裔农业工人到得克萨斯的哈灵根县落户，并购买了土地种植大米。这种情况立刻引起了非裔的担忧和不满。他们试图影响白人雇主停止输入日裔劳工，甚至想把日本移民打造成破坏罢工者、异教徒和富有报复心的人。

　　然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非裔对日本移民的负面看法。非裔报章开始从正面介绍这个东方民族的特征。他们不再将日裔形容为无知、粗心和迷信的人，甚至为日本移民拒绝皈依基督教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即使日本人拒绝教士接近他们，那也并非因为他们是无知的异教徒，而是因为他们想避开白人荒唐的蠢行。非裔对日本人态度的转变和他们本身的处境有直接关系。由于非裔本身是有色人种，受尽歧视。现在一个有色人种的国家竟然击败了白种的欧洲强国，非裔受到了鼓舞。有非裔报刊甚至指出：“日俄战争的结果（给大家）上了值得欢迎的一课，这一课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要说的是，它不可能不对白种人的自负产生影响。这个种族一向认为，当白种人和地球上其他种族对抗时，它必定是胜利者，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非裔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指出，“日本这个种族是世界给予一个种族应有的尊重的令人信服的榜样。”

　　1906年，旧金山教育局决定禁止日裔儿童到白人学校就读。这一决定引发的风波再次导致非裔对日本移民的同情。他们大都谴责旧金山市的决定，认为它违反了美国宪法和1899年的《格瑞山-库瑞诺条约》（Gresham-Kurino Treaty）。当然，更深层的原因，还是这项种族主义措施令非裔联想到自己遭受歧视的处境，从而具有同理心。不过，非裔对1924年《约翰逊-李德移民法案》（The Johnson-Reed Act）的反应又显示出他们对待日裔的矛盾心理。按照这项基于种族主义的法案，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不得入境。可想而知，它会遭到一部分非裔的抨击。不过，非裔在整体上还是排日的。当时在美国最具影响的非裔《芝加哥防御者报》指出，只要这项移民法不是基于种族主义，非裔就会支持它。

　　总之，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里，非裔对中、日移民总体上抱着责难和排斥的态度。亚裔作为非基督徒以及具有“寄居者”心态，令非裔将他们视为不可同化的“他者”，而导致非裔排斥亚裔的直接原因是工作竞争。

二、工作竞争与族裔矛盾

　　按照常理，非裔和亚裔都是在美国遭受歧视的少数群体，本应团结起来共同抗争，以改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然而，由于非裔和亚裔在服务性行业中存在工作竞争，导致两个族裔矛盾丛生。在美国工业化的100年里，欧裔工人（包括来自欧洲的移民）大都进入了制造业。欧裔工人虽然也受到剥削，但制造业的收入毕竟好过其他部门。于是，欧裔工人就视制造业为禁脔，不能容忍有色工人进入工厂做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裔工人就用尽各种手段，逐渐将华工赶出加州的制造业，随后又阻止日本移民进入主流劳工市场，遂使得华工和一部分早期日本移民及非裔都拥挤在服务性行业中，围绕着工作机会的恶性竞争就不可避免了。

　　众所周知，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部分被解放非裔仍然留在美国南方。他们或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做工，或做分成制佃农。然而，在内战结束后，也陆续有非裔到美国北部和西部去谋生。不过，由于欧裔工人的抵制，非裔进入工厂做工的机会微乎其微，大部分人只能在服务性行业中赚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其中家庭佣工、厨师、侍应生和洗衣工等工种成为非裔的首选。根据1890年的官方统计，在全美从事非农业工作的220961个非裔当中，69％（152049人）集中在服务业中。到1910年，作家庭仆役和餐馆服务生的非裔人数则增加到259835人。可以说，服务性行业是美国非裔必须捍卫的一条生命线，然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也涌入服务性行业，令广大非裔觉得自己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工作几乎保不住了。

　　大批中国移民是在19世纪中后期来到北美的。起初，不少华工在加利福尼亚做矿工，更多的则从事修建铁路的工作。1869年横跨北美的铁路竣工后，大部分人便转到加州的工厂里谋生。到1880年，加州制鞋业中52％的工人，雪茄烟制造业中84％的打工者，以及毛纺业中32％的劳动力是华工。此外，中国移民常常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例如，在旧金山制造妇女服装的行业里，华工的平均年收入是364美元，而制造男子服装的欧裔工人的年工资是597美元。这就使得他们容易被雇主用来破坏欧裔工人的罢工，并由此引发了欧裔工人的排华行动。经过近十年的鼓动和排挤，到19世纪80年代，留在加州工厂的华工已经寥寥无几，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转移到服务性行业做工，尤其是洗衣业、餐馆业和家庭佣工。根据1876年旧金山市警察局的统计，该市已有5000个华人在做家庭仆役，另有3000人受雇于洗衣店。据一项全国性统计，1870～1920年间，华裔的矿工和工厂工人减少了99.45％，而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华工激增了280％。

　　在东海岸华人最多的纽约市，非裔和华工的工作竞争也愈加激烈。据《纽约论坛报》估计，1885年，纽约华埠有4500个洗衣工，其他行业的华工不足800人。193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也显示，在纽约以打工谋生的华工当中，近83％在餐饮和洗衣业中劳作。在这种情况下，华裔与非裔之间对工作机会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了。一些非裔主办的刊物声称，在不少城市，华人开设的洗衣店抢走了很多非裔妇女的工作。19世纪80年代，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些餐馆解雇了非裔服务生、工友及洗碗工，而代之以华人。此外，一些理发店也以华工取代了非裔店员。同时，一些工厂主曾雇用华工以取代非裔工人。在普尔曼机车车辆厂，至少有四次当非裔准备罢工时，工厂主雇用了华工取代他们。

　　19世纪末大批日本移民到达美国时，欧裔工人将中国移民排挤出制造业的余波尚在，现在面对大批日裔的到来，他们开始用同样的手段，甚至使用暴力，将日裔排斥在主流劳工市场之外。所以在早期，大部分日本移民从事流动性工作，特别是农业和铁路方面的工作，其次是服务性行业。根据1909年的统计，当时有12000至15000名日本移民在服务性行业打工。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国西部的经济版图上很快就发现了两个有待开发的空缺——从事小生意和成为自耕农，并很快抓住了这两个机会。1900-1909年，旧金山市的日裔小商店从90间猛增至545间，洛杉矶市的日裔小企业从56间增加到473间。这些小企业中55％属于自营性质。

　　不过，20世纪初大批日本移民进入美国农业的意义更加深远。日裔在移民美国之前大都是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日本农民为了维护家族财产的完整，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按照这个制度，父母离世后必须由家中长子继承财产，次子则需自谋出路，所以这些幼子大都抱着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片土地的梦想移民海外。来到美国后，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了。此外，大批日裔进入加州农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受到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毒害，许多日裔将自己视为殖民定居者，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移民。他们认为，西部地区不仅是美国拓展过程中最西部的边疆，也是日本扩张野心最东部的“边疆”。日本移民中的历史学者甚至声称日裔肩负着在海外建立“新日本”的使命。既然如此，日本移民就必须在那里定居，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事农业。

　　日本移民或为白人农场主打工，或作为佃农租地耕种，更多的则直接购买土地成为自耕农。1900年，日裔在加州拥有和租种4698英亩的土地，5年后增加到61858英亩，1910年又猛增到

　　194742英亩，到1920年，日本移民掌控了加利福尼亚458056英亩的土地。众所周知，加州议会在1913年通过了针对日裔的《外国人购买土地法》。这项法律固然有歧视日裔的一面，因为它规定，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不得在加州购买土地。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该法的通过也说明日裔在加州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已经到了白人社会不能容忍的地步了。按照1925年的一项统计，在有收入的日本移民当中，有46％的人从事农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日裔从事农业和做小生意，他们开始将家眷接到美国，形成完整的家庭，定居的比例随之飙升。这也意味着日裔在美国服务性行业中的比例不断降低，他们和非裔之间的工作竞争也随之有所缓和，这是导致后者排日情绪有所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1913年加州通过《外国人购买土地法》时，非裔还曾对日裔表示同情，并且认为这项法律反映出白人社会对日裔居民的聪明、勤劳和家庭团结的嫉妒。一位非裔专栏作家指出，由于日裔比欧裔勤劳，所以白人竞争不过日本人，他们正被挤出加州的土地。非裔对于日裔进入农业非但没有反对，反而表示赞扬，很可能因为服务性行业中竞争的减少令他们松了一口气。

三、白人意识形态对非裔族裔观念的影响

　　纵观美国历史上的排外运动就可以发现，工作竞争固然会令本土工人对外来移民产生怨恨，但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则往往为他们的排外运动提供了现成的思想依据。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主流社会（包括工会、政客和媒体）就中、日移民是“异教徒”，且具有“寄居者心态”以及“不可同化”等制造了大量舆论，这些舆论恰好被非裔用来为他们的排亚情绪正名。

　　众所周知，早期的美国主要是来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建立的。由于他们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长期居主导地位，新教自然就成为这个国家的“正统”宗教，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都被视为异类。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新教徒不断地对天主教移民进行攻击，指责他们受教皇的派遣前来颠覆美国社会。主流社会对同属基督徒的天主教成员都不能容忍，更何况作为“异教徒”的中、日移民。同时，在漫长的奴隶制岁月里，广大非裔在奴隶主的引导和胁迫之下也皈依了基督教，所以，“异教徒”的指控在非裔当中也颇具煽动性。

　　19世纪初到访过中国的美国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是将亚洲移民定义为“异教徒”的始作俑者，他们就中国人是“异教徒”制造了大量的舆论。其中，新教传教士对美国公众的影响最为显著。教士们吃惊地发现，中国人对于西方人所热爱和崇拜的上帝竟然毫无所知，而且缺乏敬畏。尤其令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中国人的“偶像崇拜”。19世纪，美国基督教教会是出版书籍、杂志和期刊最多的机构。传教士的观点也是被宗教和世俗报刊引用最多的。一位传教士曾经坦承，他的同事们在诋毁中国的声誉方面扮演了实质性的角色。传教士所制造的舆论对日后的排华运动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图亚特·米勒（Stuart Miller）写道：“可以在传教士作品中找到的、对中国人行为的尖刻谴责，在旧金山恐华症的高峰期可以很容易地被丹尼斯·卡尼（Denis Kearney）这样的人复述出来；或者在国会的大厅辩论排华时被表述出来。”早在1854年，纽约《晨早信使报》就警告说：“来到（美国）的（华人）绝大部分都是异教的……苦力，没有美国人愿意将这些异教的偶像崇拜者提升到美国公民的档次。”《纽约时报》在1865年也告诫读者说：“如果有像潮水般的大批中国人到来——一群携带着……异教的灵魂和异教癖好的人——那我们就要准备向共和主义告别了。”

　　正在排华声浪不断高涨时，布赖特·哈特（Bret Harte）在1870年发表了一首题为《异教的华人》（The Heathen Chinee）的诗篇。该诗的背景是：一个叫作阿信的华人和一个白人在玩纸牌，虽然二人都在作弊，但由于阿信出千更为敏捷，所以白人最终输掉了游戏。哈特写道：

　　由于方法的隐蔽，也由于自负的诡计，异教的华人确实（与我们）有异。

　　考虑到19世纪美国社会上宗教精神之强烈，毫不足怪，这首诗会在社会上引发很大的反响，一家接一家的报纸接连转载，使得“异教的华人”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语。值得注意的是，当输掉游戏的白人发现从阿信衣袖里掉出的纸牌时，他一边击打阿信一边喊道：“我们都被廉价的华人劳工毁掉了！”哈特的诗篇在此刻发表，无疑是给19世纪70年代甚嚣尘上的欧裔排华气氛火上浇油，而“异教徒”与“抢夺工作机会”的指控就成为欧裔工人对华工谴责的一体两面。

　　美国主流社会将中、日移民视为一类，因此，关于“异教徒”的指控不可避免地也会应用到日本移民身上。1904年，加州的日裔农业工人曾申请加入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美国劳联（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却遭到拒绝。劳联的机关刊物《美国联盟主义者报》（American Federationist）指出：“虽然美国（本土的）欧裔工人和来自东、南欧的移民之间也存在工作竞争，但只要让这些（东、南欧）移民了解兄弟之谊的福音，了解我们组织工会的根本原则，他们就会怀着热情加入工会。但亚洲人（案：此处指日裔）则不同，所有的情况都不利于他们同化于我们的国家。……他们不信仰欧裔工人信仰的上帝。”

　　除此之外，美国主流社会还将中、日移民刻画为“抢夺本土工人工作”的人和“寄居者”。雪茄烟工人工会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责中国移民是廉价劳工。劳联主席塞缪尔·龚伯斯（Samuel Gompers） 和他的助手赫曼·古斯达特（Herman Gutstadt）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述劳联主张排华的原因。他们认为，白种技术工人是肉食者，代表较高的生活水准，华工则满足于食用大米，所以必然乐于接受低微工资，结果就威胁到欧裔工人的生存。一位记者在1872年写道：“他（案：指华工）把钱都存了起来。（他）从加州赚钱，却在中国花钱。……他整个的种族都是邪恶的和堕落的。”一年后，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Ulysses Grant）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促请国会关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大批来到我们国家的中国移民……并不是要在这里安家以及让全体人民受益于他们的工作。”1877年，参议员阿伦·萨金特（Aaron A. Sargent）也指出，中国移民的到来令美国的存亡发生了危机。“太平洋沿岸迟早不是变成美国人的，就是变成蒙古人（案：指华人）的。……华人来到这里并不是要在这个国家定居，他们作为异教徒而来，又作为异教徒而去……不是要成为美国公民……不是想得到投票权。”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指控中，“异教徒”和“寄居者心态”成为一体两面。

　　1905年，在排华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上，欧裔工人又成立了“排斥亚洲移民联盟”，将矛头转向日本和韩国移民。当年加州排华运动的主将卡尼曾炮制了“中国人滚回去”的口号，到20世纪初，他又带头呐喊“日本人滚回去”。一个名叫奥古斯塔·皮奥（Augusta H. Pio）的工会人士在《美国联盟主义者报》上写道：“令我睁开眼睛看到日本移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危险的，是一位记者写给我的信。”他接着引述了这封信：“考虑到有很多日本人来到这里，（美国工人）几乎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铁路公司几乎全都雇用了他们，由于白人不可能靠着日本人愿意得到的那种工资生活，他们当中有些在农场工作的每个月只挣4美元。有些渔场雇用了大约7000人，其中一半是日裔。”皮奥接着说：“现在美国工人面临的危险在哪里呢？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日本人的生活水准如此之低。对于白人来说是饥饿线上的工资，在他们看起来似乎已经是很多了。”

　　当然，美国主流社会也从未忘记指控日本移民是无心在北美生根的“寄居者”。皮奥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移民不能分享欧裔工人的希望和抱负，以及欧裔工人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赚取在自己国家赚取不到的金钱的问题。他们将作为陌生人来到这里，作为陌生人暂停在这里，并作为陌生人离开这里。他们注定永远是陌生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认同有关排斥日裔的观点。他认为，日裔劳工非常节俭、节约和抱团的习惯令他们成为对我们的劳工阶级的威胁。他还表示，不会反对阻止日本移民的动议，虽然他不同意使用愚蠢的、冒犯性的语言。

　　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主流社会成功地将亚裔打造成“异教徒”“寄居者”和“不可同化”的“他者”。考虑到白人精英掌握着政权和舆论工具，非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白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皈依基督教就是重要的例证。1876年，一位牧师在加州参议院听证会上坦承：“奴隶制迫使（非裔）采用基督教的形式做礼拜，结果是（非裔）普遍的基督教化。……同时迫使他们在感情上、品位上、习惯上、语言上、同情心上、宗教和心灵上成为美国人。”不过，非裔接受白人文化也有主动和自愿的一面，因为他们意识到，向白人文化靠拢有利于提升自己在种族秩序中的位置，使自己位于亚裔之上。著名非裔社会学家阿方索·平克尼（Alphonso Pinkney）的研究显示，“在整个历史上，美国非裔不断地试图同化于主流社会以便解放自己。在这方面，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少数族裔都无法和非裔相比。”

　　美国白人精英对中、日移民的歧视，既为非裔向白人社会靠拢提供了机会，也为他们排斥亚裔提供了现成的“理据”。19世纪后期，非裔主办的报纸一再声称自己是本土人，是基督徒，在宗教和道德等方面和白人一致。《上进者报》指出，“现在，非裔正试图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华人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和白人融合的意图，因为他们不可能皈依我们的宗教信条，不可能理解我们的政府制度，不可能欣赏我们的文明、伦理道德和行为举止。”所谓“我们的宗教信条”“我们的政府制度”和“我们的文明”，当然是指白人的基督教教义、白人制定的政府制度和白人的文明，这分明是非裔在和白人社会拉关系。《太平洋呼吁报》也表示：白种公民对中国移民工作竞争的抱怨也同样适于美国有色公民，因为他们的愿望、习惯、生活和工作与白人是相似的。他们的文化和美国（白）人及欧洲人是一致的。

　　同样地，非裔反对将作为“他者”的日裔和作为公民的自己同等看待。凯利·米勒指出：“非裔是美国公民……他们从一开始就为美国的光荣和伟大作出了充分的贡献，他们分享（美国）遗产和特权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也有权这样做。而日裔则是11点钟才来到美国的，他们竟然要求享有那些承受了各种艰难的人（案：指非裔）的特权。”菲利普·布朗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日裔不理解我们与美国政体之间的联系。我们不承认他们有资格得到我们所得到的照顾。我们是美国公民的一部分，是出自美国主义的灵魂和土壤的一部分。”关于非裔在排斥亚裔方面受到白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亚裔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其中一位学者指出，“有关亚裔的负面形象始终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关于一群不受欢迎的、为追求钱财而入侵美国的外国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帮助激活了这个世纪初暴力排华的浪潮和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拘禁日裔居民的事件，并使之合理化。考虑到在整体上美国排亚情绪的深度和广度，大批美国非裔……受到这种情绪的传染，不足为怪。”

　　不过，美国非裔虽然以“本土人”的身份排斥亚裔，却不反对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裔移民，甚至主张将加勒比非裔同化为美国公民。原因是：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这些加勒比非裔“（早）已经是美国人了；（他们的）习惯、风俗和社交已经和我们一样了”。于是，美国非裔肯定了欧洲殖民主义对加勒比非裔的“正面”影响，而亚裔在他们眼中则成为不属于西方的异类。正像《有色美国人杂志》所说的：“华人不能够融入美国的政体，他们不能够，也不会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有鉴于此，有亚裔学者将非裔这种观念称为“非裔东方主义”，并且指出，非裔向美国白人文化靠拢，将华人视为来自东方的异类，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种族地位。她进一步指出：“华人在19世纪的美国所代表的异教主义（Heathenism），对于美国非裔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东方主义的比喻，（因为）他们对（黑白之间）博爱的主张和对公民权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和基督教道德及其表述之间取得的一致。”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白人意识形态为非裔排亚提供了“理据”，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裔排亚的思路和白人完全一致。和欧裔工人不同的是，非裔没有亲自参加排华和排日的社会运动，更没有对亚裔使用暴力，他们尤其反对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去排亚。正如非裔的《太平洋呼吁报》所说的：“有色美国公民在反对华人工作竞争的运动中从未发挥主导作用……有色公民反对（针对华人的）暴民行为和谋杀，因为在北方各州他们自己经常是这种行为的受害者。……虽然美国有色公民在每一个合理合法的反对中国移民和华工竞争的运动中都和白人站在一起，但他们反对以残暴和谋杀或者不公正的压迫作为解决这个弊病的方法。”同时，非裔也反对基于种族主义制定的针对日裔的政策和法律。有非裔报纸在批评1924年移民法时指出，“从种族、肤色、信仰和国籍的立场去排斥（日本）移民是在打（美国自己的）脸，任何适于生存的人都不会接受或容忍。”同时，非裔也反对主流社会基于种族主义不允许日本移民加入美国国籍。非裔反对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排斥亚裔，是担心种族主义政策迟早会殃及自身。

结语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非裔与亚裔之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非裔对中、日移民的排斥。导致非裔排斥亚裔最直接的原因是工作竞争。同时，他们还以基督徒、本土人和美国公民的身份将中、日移民作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他者”加以排斥。不过，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是白人工会将中、日移民及非裔排除在制造业之外，导致后者在服务业中激烈竞争的局面；也是主流社会将中、日移民打造成“不可同化”的“他者”，为非裔排斥亚裔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据”。在某种意义上，非裔对亚裔的排斥也可以被看作白人的种族歧视通过非裔折射到亚裔身上的结果。

　　我们从前面的讨论中还可以看到，将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仅仅归结为“白种对有色人种”的二元对立关系是不准确的。在美国的种族秩序里，白人居于“顶端”，有色人种被置于“底端”。然而，处于种族秩序底端的非裔与亚裔也相互排斥，这就形成了欧裔、非裔与亚裔之间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白人对非裔和亚裔的排斥无疑属于种族主义性质，内战后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1924年主要针对日裔的《约翰逊-李德移民法案》都说明了这一点。非裔在排斥亚裔时主要是强调“抢夺工作机会”“异教徒”和“不可同化”等经济和文化因素，却反对从“种族”和“肤色”的立场进行攻击。因此，非裔对亚裔的排斥不属于种族主义性质。

　　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非裔对中、日移民都持排斥态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两个亚裔群体同等看待。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非裔对日裔的看法趋向正面，甚至一反批评亚裔是“异教徒”的态度，为日本移民拒绝皈依基督教进行辩护。然而，他们只顾得欢呼有色人种的“胜利”，却无视日本帝国主义给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反映出他们受到种族歧视的伤害之深。非裔在日俄战争后对日裔“高看”一眼，追根溯源，也是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导致的结果。

　　（注释略）

（作者：王心扬，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