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知识史研究的兴起及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光明理论公众号·史学世界史，2020年12月21日）

知识史在西方的兴起

　　知识的概念犹如文化，见仁见智，难以有一个大家广泛认同的定义。当代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把知识研究视为一个领域，也很少视知识史为一个新兴学科，至多将其看作是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科学史、阅读史等领域的文献集成而已。

　　西方世界最早关心知识问题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思想家。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系统地探讨了知识问题。到了近代，社会学家也开始关心知识问题，出现了以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克斯·舍勒等人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研究传统，如韦伯将官僚制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而进行控制的实践”；以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孔德所提出的知识社会的“无名史”；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大卫·休谟、柯林伍德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培根认为“一个有恒心勇于奉献的学者，应有志于增加本学科的知识”；以托斯丹·凡勃仑、罗伯特·默顿、托马斯·库恩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凡勃仑特别关注社会群体与知识制度之间的关系。

　　二战后随着学科分类的细化，知识呈快速增加的趋势，档案学家、目录学家、图书管理学家等纷纷加入先前仅属于哲学家的知识研究阵营。而历史学家则缺席这一场域，直到20世纪末这一局面才逐渐改变。 

　　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预言，“接下来的几十年”，知识史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确实如他所言，史学界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此类作品，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学科发展史、书籍史、大学史、学术史、史学史、帝国与学术、知识认识论等类型。知识史研究俨然已成为学术新宠。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布朗教授的《知识就是力量》（1989）、匹兹堡大学林格教授的《知识的领域》（1992）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著作。剑桥大学古典学家劳埃德爵士从知识史的角度，以比较的视野审视东西方各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关注古代社会知识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从“心理一致说”的角度解读人类的认知。这一理论认为，全人类无论其种族、性别和社会文化背景有何差异，在心理和认知的基本要素上是一致的，从而对知识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更是知识史研究中的杰出代表，他积极推动知识史研究，先后出版了《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2000）、《知识社会史：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2013）、《什么是知识史》（2015）、《1500—2000年间知识史中的流亡与侨民》（2017）、《博学者：从达芬奇到桑塔格的文化史》（2020）等著作，为知识史研究的合理性积极奔走，让学术界接受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史。 

　　伯克认为，知识史的发展有赖于科学史、书籍史的出现，前者解决了学科发展史研究的问题，后者彰显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书籍史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从书籍贸易的经济史转向阅读的社会史和信息传播的文化史；而科学史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则驱动着知识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第一个挑战是“科学”这一现代意义的术语所带来的认知后果，“科学”是19世纪的概念，如果用这一概念去研究早期各个时代的知识探寻活动，势必会激发历史学家所憎恶的那种时代错误。第二个挑战是学术界对包括工匠的实践知识这类通俗文化产生了兴趣。第三种也是最主要的挑战，来自全球史的兴起及其产生的影响。人们必须讨论非西方文化的思想成就，这些成就对西方固有的知识观念形成强大的挑战与冲击，但其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 

　　从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理想国》、哈林顿的《大洋国》、莫尔的《乌托邦》，一直到今天的“人文共同体”，反映了人类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当今的知识碎片、知识过载，要求人们以宏观的视野看待人类的知识；学科划分过细所带来的弊端，也要求学者们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地球村的出现，可以较为系统地展示全球知识体系；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则使人类过往的精神产品汇总在一个直观的平台上，可以更全面、完整、系统地呈现人类的智力成就；网络化改变了传统的书写习惯，提供了书写知识史的手段，维基百科的诞生标志着知识的民主化……这一切都预示着书写知识史的可能。 

何谓知识史

　　《辞海》对“知识”的定义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定义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科学研究、生产实践中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其中可靠的成分即为知识。域外《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科利尔百科全书》等重要的工具书都不收录“知识”（knowledge）条目，这可以有两种理解：在西方学术界看来这只是一个泛泛的词语，而非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一个很庞大的领域，令人生畏、难以描述。但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已越来越抛弃这一陈旧观念，知识史研究逐渐具备可能性与合理性。

　　在笔者看来，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概念化表达，是人类活动的精神遗产。知识史是以人为中心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各类知识形成、发展与嬗变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叙述各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研究知识的美学价值、功能价值、精神价值等，更是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角度来阐述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言蔽之，知识史是将知识产生（从认知的角度看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知识生产（从社会与知识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知识的更新）置于广阔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军事等时空框架体系中，进而将这一框架体系置于更广阔的民族、国家、区域、洲际乃至国际的网络中考察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正是如此。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的历史与知识史为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编年的概念，而知识史不仅仅是知识编年史，更是研究知识形成、发展、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前者是一个领域的知识本体演进史，后者是知识社会史，研究知识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知识史不仅研究知识学科史（知识内史），更要研究知识制度史（知识外史）。所有知识都存在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知识的标准化、合法化、经典化过程，从天生的、自然的到历史的、构建的过程就是标准知识的提炼过程。这一过程一经结束，就意味着新的知识领域即将萌芽。

　　知识的累积、传承和发展，是一切认知深入发展的根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20世纪人类所获得知识的总量已超过自人类出现以来所获知识量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知识的泛滥、泛化也是必然的，因此亟须全面、审慎、批判地看待人类知识。人类追求知识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为获得“知识的胜利”，总是对任何事情进行有意义的建议以及高明的分析，这一切驱使着人类不断探究未知领域，从而激发潜在的、超越学科束缚的认识动力。

我国开展知识史研究的必要性

　　概念是知识史研究的灵魂，理解概念就是掌握了知识史的核心。西方学术史就是一部概念串联起来的文化史：就史学而言，时间方面的概念，如东方化时代、希腊化时代、古代晚期、中世纪、近代早期、小冰河时代等；纯粹的概念，如勤勉革命、范式、人类世、轴心时代等；研究范式的概念，如文明史、文化史、新文化史、性别史、微观史、全球史、大历史、口述史等，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研究工具，是历史叙述不可或缺的，但大多属于舶来品。构建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恢复历史的真实，但不免掺杂着想象成分，是智慧的再现。可以说，知识生产是各民族、各国家智慧竞争的奥林匹克赛场，是展现记忆力、推断力和想象力的场域，是文化软实力的真正体现。西方学术界似乎就是在不断制造概念过程中来制造知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谁掌握制造概念的能力，谁就掌握着话语权；谁掌握着学术话语权，谁就掌握着世界解释权。

　　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梳理人类知识史脉络，进行严肃而认真的知识史研究，通过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知识生产整合研究来审视人类知识的构建与发展，是时代的命题，在本质上也是解决如何使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中心的问题。

　　重视知识史研究，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深入理解人类知识的起源、发展与嬗变，体悟知识生产的体制、机制与动力；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关注诸如西方知识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学术谱系的嬗变等主题。通过对知识史脉络的梳理和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陈恒，系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