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安、迭戈·阿姆斯：过去与现在：拉丁美洲的医疗社会史

　　1999年，《拉丁美洲研究评论》发表了一篇书评。该文章认为关于科学和医学史的学术研究似乎正准备“起飞”，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分支领域。这个预测只是部分正确。在相关性上，尽管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总体上一直在增长，但在这之后的二十年，这类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无论如何，这类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且有所侧重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疾病和医学问题上。毫无疑问，一个充满活力的历史研究领域正在蓬勃发展。

　　在《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的书评发表仅四年后，第一本关注现代拉丁美洲疾病史的英文论文集就出版了，这预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研究趋势不仅会获得助力，在议程上也会有所加强。今天，关于拉丁美洲健康和疾病史的专著、文章、最新的评论和编辑文集，以及座谈会、学术大会和工作坊，在英美、欧洲和拉丁美洲学术界的对话中经常出现。

　　来自不同学科的拉美问题学者——历史学家、医学人类学家、公共卫生学者、社会学家和文化批评家，重新创造、修订或调整了在其他学术环境中也讨论过的问题和难题，并开拓了一个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卫生、医学、治疗方法和疾病的含义还有待商榷。他们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以前由传统的医学史学家、医生和文物工作者所垄断的研究领域。现在，学者们将疾病和卫生问题视作在历史运行过程中被建构和框定的实体，它们不稳定，且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学者们对疾病和卫生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并将个人、集体以及社会文化和生物因素纳入其中。

　　其中最相关的主题是许多拉丁美洲边缘地带的生物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法的生产、病人和保健从业人员提供的疾病认知、流行病学趋势以及与特定疾病相关的隐喻。此外，还有一些主题探讨的是国家的卫生政策和外国参与者的影响——从制定一个推定为适当的、文明的和有序的卫生法典的努力到试图规训或帮助民众。有三种写作方式一直在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些主题，它们之间存在大量重叠：新医学史、公共卫生史和疾病的社会文化史。

　　传统上，研究疾病、卫生和医学的学者都是医学史学家，他们撰写治疗方法变化的历史和著名医生的传记。除了他们的具体贡献外，这些历史似乎旨在重建大学认证的医学所产生的“必然进步”，统一日益专业化的医学专业的历史，并强调某种精神和道德理念，将其作为整个时代独特的、不变的和典型的医学实践。相比之下，新医学史往往倾向于将医学的发展视为一个更加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过程。在与科学史的对话中，新医学史讨论了某些医生、机构和治疗方法取得“成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使自己在历史上获得一席之地。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力求理解一种疾病的自然史与其社会影响之间某些方面的矛盾。

　　公共卫生史——第二个历史学分支，强调政治维度，关注权力、国家、医疗行业、卫生政治，以及公共卫生干预对死亡率和发病率趋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研究更加侧重于卫生机构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之间关系的历史。公共卫生史也是一种历史，它将自己视为有用的和有帮助的，并为现在和未来从过去中吸取教训，因为它假定（寻求）卫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因此，公共卫生史领域的学者致力于研究过去，以减少每个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以一般而非具体的方式）当代公共卫生实践中的潜在干预。公共卫生史倾向于关注国家——其考虑因素超出了严格的医学范畴，由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因素形成，推动旨在防治某种特定疾病或公共卫生问题的行动。

　　最后，疾病和治疗的社会文化史强调了疾病和卫生作为概念的复杂性，不仅作为问题本身，也作为讨论其他话题的工具。这种学术研究的重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研究主题，包括特定疾病的社会政治层面研究；现代社会的日益医疗化；疾病的文化用途和表现；疾病的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某些疾病对民族理想的形成以及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影响；普通人对照顾自己健康的反应。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群体甚至个人对某种疾病的病因、传播、适当的治疗和意义的定义，不仅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医疗技术和知识，还反映了更广泛的影响，包括宗教信仰、性别义务、民族、种族、阶级、政治和国家责任。

　　这三条研究路径无疑反映了摆脱传统医学史局限的努力。所有这些研究——新医学史、公共卫生史和疾病的社会文化史，都认为医学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在这里，生物医学既受到客观事实的影响，也受到人的主观性的影响。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把疾病作为具有生物层面意义的问题来讨论，同时这些问题也包含了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内涵。这种历史学的迅速扩展和日益成熟，不断揭示出新的问题，激发出新的阐释视角。

　　本书中收录的文章代表了当前看待卫生、医学和疾病历史的方式，以不同的重点和议程处理文化、经济、科学、环境、政治和社会之间强有力的相互作用。这些文章清楚地表明了，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研究的分支领域已经十分成熟且具有了一定的反思性，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不久之前，这还是对过去的医学成就和他们的职业历史感兴趣的医生们的研究领域。如今，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来自许多其他学科，其中主要是历史学科，也不只是历史学科。如今，在探索新的主题或修正已经讨论过的旧主题时，也有了新的想象力和问题出现，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确实对其主题加入了问题导向，且更注重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书中的文章讨论的主题多种多样，时间范围也不同，有些涉及一个次区域，有些涉及一个国家或城市。这种多样性的结果是，让中国读者得以一窥这个非常活跃和丰富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领域。

　　戈麦斯（Gómez）深入研究了加勒比地区黑人治疗师在美洲被欧洲人征服后的前三个世纪里用来创造有效和强大的混合治疗方法的主导文化策略，以及这一策略所包含的物质、物品和仪式。埃德勒（Edler）和卡布拉尔•弗雷塔斯（Cabral Freitas）探讨了19世纪拉丁美洲医学领域非常重要的话题：热带疾病、气候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医学地形学，以及这些话题与创建帝国医学研究院（the Medical Imperial Academy）和公共卫生市政机构的相关性。里德（Read）将19世纪中期巴西的霍乱更多地看作一个生物社会过程，而不是自然或文化中的一个突发事件。

　　瓦列霍（Vallejo）重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个著名执业医生的研究轨迹，探索了催眠术（hypnotism）和磁流术（magnetism）这两种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远郊地区相当流行的“疗法”。帕尔马（Palma）和拉格斯（Ragas）研究了1868年至1930年，中医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西医替代品在秘鲁的发展和巩固。

　　卡尔伯内蒂（Carbonetti）讨论了1918年阿根廷的流感大流行，强调了地区差异，并揭示了对这种健康危机的解读存在的局限性，即仅在国家层面来组织解决危机。通过关注梅毒和性病，德里诺特（Drinot）研究了医生在20世纪初秘鲁利马监管卖淫和性问题的形塑中的作用。埃尔南德斯•贝罗内斯（Hernández Berrones）超越了执业医生的实践，探索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治疗方法，揭示了20世纪上半叶墨西哥医学深刻的多元化性质。

　　里克研究了一本写于1860年代的广泛流行的卫生学文本，该文本在拉丁美洲各地流传了几十年，试图通过改善言行举止和肢体语言来塑造身体，将卫生作为清洁来宣传，并颂扬卫生医师的形象。帕尔默通过分析1913年至193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几乎总是在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开展的钩虫病（hookworm disease）根除计划，探讨了美国全球生物医学霸权的构成及其对英属加勒比地区发展其钩虫病科学和治疗计划的方式的承诺；在此过程中，美国恢复了它作为边缘行动者在塑造国际卫生方面的创造性作用。

　　马克斯•巴尔德拉马（Márquez Valderrama）、加西亚（García）和埃斯特拉达（Estrada）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的药品市场监管问题，并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比较。阿姆斯（Armus）深入研究了生物医学的不确定性时代，当时结核病患者在印刷媒体的支持下想要获得一种在1940年代遭到阿根廷医疗机构批评的疫苗。

　　克罗夫（Kropf）和扎巴拉（Zavala）讨论了1909年至195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南美锥虫病历史的异同，特别关注医学科学的制度化、公共卫生政策以及两国在努力构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生物医学共识方面的竞争与合作。

　　兰贝（Lambie）研究了19世纪中期至1980年代古巴的精神病院，强调了其中的变化，但认为从根本上说仍在继续。雷吉亚尼（Reggiani）探讨了拉丁美洲的优生学的发展，这一研究在整个20世纪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一种有弹性的话语。聚焦于冷战时期，伯恩（Birn）探讨了拉丁美洲公共卫生专家在面对源自美国、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进行谈判和调整其观点的经验和互动。维安纳（Vianna）讨论了1980年代以来巴西艾滋病的历史和史学，涉及的问题包括污名化、病人的积极性、该流行病的女性化和贫穷化，以及在进步政府和新保守政府时期公共卫生系统在抗击该疾病方面的作用。总之，通过关注病毒或细菌、卫生和研究机构、医生和治疗师、病人、地方病和流行病、日常习惯的医疗化、关于卫生的话语和做法，以及影响不同国家和文化管理它们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的国际因素，本书显示了一个研究分支领域的活力，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在持续扩大，在历史解释上也日趋成熟。

　　[文章选自《医疗社会史研究》第12辑，本辑主题为拉丁美洲医疗社会史，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勇安主编，斯沃斯莫尔学院历史系教授迭戈•阿姆斯（Diego Armus）特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文译者吴开翠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政治学专业硕士。]

（编者：张勇安、迭戈•阿姆斯；责任编辑：彭珊珊；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