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艮兰、程洪：亚斯执政时期美国的资本扩张与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

内容提要：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时期，美国开发商在墨西哥城的住房建设、道路建设、公共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奠定了现代墨西哥城“西新东旧”的住房格局，促使墨西哥城的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城市风貌更具现代化气息。美国资本家在墨西哥城引入先进的工业化学和冶炼工艺，建设铁路，并引进了发电技术，使得电能成为该城的标准能源，促进了墨西哥城的人口集中和工业集聚。整体来看，美国资本促进了墨西哥城的现代市政变革，引起了这座城市工业的结构性变动。总之，在迪亚斯执政时期，以美国资本为主导、墨西哥政府支持的对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有力地推动了这座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应看到，美国在墨西哥的资本扩张是讲求利己主义的，要为本国的制造业开拓海外市场，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养分，与19世纪后期美国的扩张外交政策是浑然一体的。

关键词：墨西哥史　美国资本　墨西哥城　城市重建　波菲里奥•迪亚斯

　　墨西哥城是拉丁美洲的中心城市之一。原住民无疑是创建与发展墨西哥城的首要力量，同时，外来移民在城市的修缮与更新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认为，商人在封建城堡外围建造了新的城堡，外堡后来居上，成为城市的核心。亨利•皮朗意识到商人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商人实际上是中世纪城市的创造者。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察觉到商人对城市开发的影响，“19世纪伊始，城市不再被视为全体市民的公共机构，而是作为私人个体的商业投机对象，为了增加营业额和抬高地价，城市可以被规划成各种形态”。开发商发现了城市中的盈利之法，他们是城市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市场形势的即时预测人，还是生态环境的规划设计师。

　　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时期（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1876-1880，1884-1911），外国资本刺激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墨西哥城开启了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在迪亚斯任期内，墨西哥城的地理空间不断扩展，市政面貌焕然一新，交通业快速发展，尤其是铁路网大幅扩张，墨西哥城经历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型，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三大城市。19世纪后期，拉美城市的转型首先发生在首都，墨西哥城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到1910年，英国人在墨西哥的投资总额超过了7,700万英镑，法国人投资了20亿法郎之多，美国人在墨西哥的市场份额最大，已超10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迪亚斯执政时期，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大规模涌入墨西哥，促进了该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这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

　　学术界对墨西哥城的城市化进程已有关注，国外学者探究了墨西哥城的公共工程与空间变化。特诺里奥-特里洛认为，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城的城市化实质上是边境的扩张，它既是一个本土化的案例，也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有的学者分析了墨西哥城的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革新，梅罗迪奥表示墨西哥城的发展并不与欧美城市一样，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是倚靠全国铁路网的中心地位迅速发展，引入国外城市的技术创新加以利用。有的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墨西哥城的社会变迁，弗朗索瓦透过典当行的物品来探讨墨西哥城市民生活环境的变化。有的学者从城市人类学角度分析了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肯珀和罗伊斯通过对比墨西哥城、瓦哈卡、梅里达、蒙特雷四个城市的发展过程，认为1821年以后墨西哥的城市化经历了从规模等级主导的城市模式向人口优势的城市模式转变过程。国内学者对墨西哥城的城市转型研究关注不多，有的学者研究了墨西哥城的城市建筑、墨西哥的城市化阶段等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早于西欧的工业革命。

　　有观点认为，墨西哥的城市化在迪亚斯执政之前已经出现，这否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因果联系。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城市化与现代化亦步亦趋，在现代化启动后，城市化才随之出现。欧美城市的变革是由社会变革和内部调整引起的，然而墨西哥城的城市变革则是在外力作用下推动的。城市重建是现代化启动以后，传统城市走向现代城市中的一种适应现代性的变迁过程。对墨西哥城的重建是墨西哥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标志性事件。基于以上认识，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经历了怎样的转型路径？美国资本又是如何推动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的？怎样评价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它在该国城市化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本文拟探讨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城市规划思想、美国商业资本对墨西哥城的重建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阐释墨西哥城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惠训。

一、现代墨西哥城的城市建设构想

　　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与工业变革亦步亦趋，随物而赋形，由此逐渐改造为现代城市。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毛里西奥•特诺里奥-特里洛（Mauricio Tenorio-Trillo）言明，“1876年以前，墨西哥和西班牙几乎不分畛域，但从1910年来看，墨西哥与西班牙的痕迹似乎已然泾渭分明。”鉴于这座城市融入了工业革命、科学原理、时尚美学等现代化内涵，特诺里奥-特里洛把1910年后的墨西哥城唤作革命性的新城，该城在现代化的步伐中成长，发展程度足以与美国的大都市相媲美。对此，美国休斯敦学校前校长霍恩（P. W. Horn）赞扬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洲规模最大的四座城市分别为纽约、芝加哥、费城和墨西哥城。”由此可见，殖民时期的旧城渐行渐远，墨西哥城正在向更具现代化气息与韵味的城市蜕变。

　　从源流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是欧洲现代城市的开端。进一步而言，现代城市与古典城市划清界限则发轫于19世纪巴黎的城市重建。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 Eugène Haussmann）省长主持和指导巴黎的改造工程，他把景观透视原则运用到极致。故此，奥斯曼被誉为现代巴黎的缔造者。奥斯曼式的城市规划是19世纪巴黎改造后市政规划的新形式，突破了古典城市的藩篱，标志着现代城市的诞生。此后，许多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遵循奥斯曼的城市规划范式，将其应用到老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便是这一思想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Ferdinand Maximilian Joseph）统治墨西哥时，设法把奥斯曼的市政规划引入墨西哥城，首先对街道进行改造。西班牙殖民墨西哥的300年间，新西班牙只修建了三条勉强像样的大道，道路被极大地忽略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科比（James R. Scobie）也曾提到：“西属殖民地修建道路的宽度为30英尺以内。”19世纪，墨西哥城的街道普遍狭窄，并且街区独立，出行以步行为主，也有马匹运输，城市交通极其有限。为了彰显帝国主义的权威，马克西米利安计划在墨西哥城建设多条大道和覆盖完善的基础设施，将改革大道（Paseo de la Reforma）作为城市建设的轴心。1866年时，皇家大道的部分路段已经完工。此后，法国人也把城市文化逐渐融入墨西哥城，加深了墨法之间的文化姻亲关系。美国历史学家、国会图书馆和拉美基金会主任霍华德•弗朗西斯•克莱因（Howard Francis Cline）提及，“马克西米利安按照法国模式更新了墨西哥城，法国人输入的商品改变了墨西哥人的饮食习惯，法国文学成为当地人的读物，各种娱乐活动在市中心盛行。”1867年，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仿效奥斯曼的道路建设工程随即中止，但法国人的城市重建思想依然在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中留存了下来。

　　塞瓦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执政时期（Sebastián Lerdo de Tejada，1872-1876），查普尔特佩克城堡被确立为总统府，改革大道的扩建计划重新启动。1873年，市政规划师和建筑师扩建了改革大道，中心地段的路面宽度设计为25米，两端路面宽度设计为10米，并且在两边又扩充了两条道路，以使街道更加宽广。改革大道的改造工程仿照了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街道空间设计更加开阔，不断向西南延伸，通往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城市规划师越来越热衷于现代城市花园的设计，并且试图把生态环境与城市建筑融为一体，在建筑中植入欧洲的美术风格，把现代文明的理念融入其中。尽管这一时期墨西哥城的街道改造并未完全实现，但是改革大道经过拓宽，城市通行更加顺畅，道路之间的联系得以增强，对改善墨西哥城的公路交通意义重大。

　　除此之外，人口增长也推动着墨西哥城空间地理的扩大和市政建筑的变革。独立以后的60年间，墨西哥城的人口并未出现大幅增长，1820年约有18万人，1880年增加至25万多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该城的人口增长迅猛，从1895年的329,774人增长至1921年的615,327人，人口增长了86％。随着城市人口的猛增，墨西哥城的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玛丽亚•多洛雷斯•莫拉莱斯（María Dolóres Morales）表示，“1858年后的墨西哥城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仅仅50年光景，墨西哥城从8.5平方千米拓展至1910年的40.5平方千米；在此期间，人口从20万增长到47.1万。”事实上，1895-1910年，墨西哥有近1/4的移民迁移到联邦区，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移民的大量涌入。19世纪后期，人口的流动性和扩散性逐渐加快，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墨西哥城的早期城市化进程。

　　城市人口的流动对墨西哥城的住房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原住民在城市中的生活区域发生了改变。印第安人的社区原本在边缘地带，郊区城市化启动后，当地土著逐渐搬迁至老城区。事实上，19世纪之前，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居住区是分隔开的。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马修•D. 奥哈拉（Matthew D. O'Hara）的研究，“17世纪末，墨西哥城似乎出现了‘两个城市’：印第安人区（the Indian Barrios）和非印第安人区（the Non-Indians Traza）。”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两者之间的界限趋于淡化，这是因为印第安人逐渐迁往城市。奥哈拉强调，“1772年墨西哥城教区改革后，印第安人可以自由出入市中心，无须担心被赶出非印第安人的片区，并且他们也是城市的合法居民。”原住民向城市中心的集中也促进了墨西哥城的早期城市化发展。

　　其次，为了安置新增的城市居民，墨西哥城加大了对新城区的开发建设。墨西哥城的老城区位于东北部和东部地带，房屋建筑的排列比较密集，新城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并不断往郊外拓展。莫拉莱斯述及，“1858-1883年，巴罗索（Barroso）、斯塔•玛丽亚（Sta. María）、阿基特科多斯（Arquitectos）、格雷罗（Guerrero）、比奥兰特（Violante）5个社区在墨西哥城落成；1884-1910年，墨西哥城共建设了26个新社区，包括东北部的莫雷洛斯（Morelos）、拉博尔萨（La Bolsa）、马萨（Maza）、东部的圣拉斐尔（San Rafael）和斯塔•胡利娅（Sta. Julia）、南部的利曼图尔（Limantour）、伊达尔戈（Hidalgo）以及拉特哈（La Teja）、华雷斯（Juárez）、库奥赫特莫克（Cuauhtémoc）等。”新城区的建设为新贵阶层和社会精英服务，新城区与破败的老城区建筑、旧的符号以及统治形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也体现了墨西哥城的重建与新的市政景观和社会等级的交错映射。

　　20世纪初，米格尔•安赫尔•德•克维多（Miguel Angel de Quevedo）负责墨西哥城的公共工程建设。克维多曾在法国学习市政学，对巴黎的城市风格青睐有加，并且怀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提倡建设绿色城市。他注重城市的花园规划，认为墨西哥城可以因地制宜，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建筑师们若是修建一些林荫道和划出一些绿地，则可以把墨西哥城改造成美丽的巴黎。如此一来，墨西哥城内在的自由空间被打造成了纪念性的广场、花园。此外，民族国家的意识也在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之中得以体现。墨西哥人在改革大道沿线建立起纪念碑，以此纪念历史上的阿兹特克皇帝夸特莫克（Cuauhtemoc）、伟大的自由主义先驱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arez）等民族英雄。除了纪念碑等历史遗迹外，墨西哥城的规划还保留和修葺了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公园和绿地为墨西哥城增添了活力，减轻了城市建筑的单调感和压抑感，整体上美化了城市景观。

　　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城市规划深受法国奥斯曼规划的影响，同时该城的公共工程和建筑风格也受到了英美城市的影响，逐渐凸显现代首都城市的功能和地位。法国资本集中在纺织业和消费品工业，法国人在墨西哥城建立了一些工厂和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议会大厦，也设计了众多富有法国风情的公园和林荫道等；英国资本在铁路、港口设施和钢铁等大型工业领域拓展，英国人在墨西哥城主持修建了第一个大型的排水防洪工程；美国资本渗透到农业、畜牧业、电报业、采矿业、铁路、石油、市政等领域。20世纪早期，墨西哥城的建筑风格初具国际化：国家宫与新古典主义的国会大厦并成一排，豪华的旧金山街和华雷斯大道笔直如矢，新建的哥伦布纪念碑、华雷斯纪念碑、阿拉梅达公园和大理石主题的墨西哥歌剧院等各添异彩。墨西哥城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成为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

　　由此可见，自19世纪中期起，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是以巴黎为蓝本，效仿奥斯曼的市政工程，旨在打造一座充满秩序、进步和文明的现代城市。除此以外，墨西哥城还坐落着蕴含民族记忆的市政景观，显示出城市建筑与人文精神的默契结合。总的来讲，这一时期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是在遵循实证主义的内在逻辑下，融入民族主义的情怀加以发展和创新的现代都市。

二、美国资本主导下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加快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步伐，赶超英国，世界经济格局也随之急剧变化，美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上与英国不相伯仲。英美在墨西哥的角逐中，由于英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对墨西哥的经济控制有所减弱，这为美国的跃进留下了空间，墨西哥成为美国海外经济扩张的重要阵地。迪亚斯执政后，利用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既笼络美国，又分化欧美势力，为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迪亚斯执政期间，墨西哥城的土地开发和公共工程基本被外国资本家包揽。随着美国开发商加大对墨西哥城的投资，墨西哥城由此开始了重大的产业变革，城市格局经历了一次更加深刻的变动。

　　在迪亚斯的第一任期（1876-1880）内，墨西哥的外交战略是为确保政权稳定和争取美国的外交承认。在迪亚斯执政初期，美墨外交关系处于僵持期，美国在墨西哥的资本扩张也受到了限制。1876年3月28日，美国驻墨西哥公使约翰•福斯特（John W. Foster）表示，墨西哥的商业环境和政治局势十分恶劣。福斯特就美国商人在墨西哥遭遇的不公与迪亚斯谈判，并且向墨西哥提出缔结《商业互惠公约》（Commercial Reciprocity Convention）的建议。7月8日，福斯特的信件谈到美墨《商业互惠公约》，根据这项条约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蔗糖可以免税，北美向墨西哥出口的某些工业品同样免税。然而，迪亚斯告知福斯特，除非美国宣布正式承认现行政府，否则墨西哥对此置若罔闻。直到1878年4月11日，美国总统海斯授权福斯特与迪亚斯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墨外交关系进入解冻期。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鼓励本国商人涌向墨西哥。迪亚斯洞察到美国向海外经济扩张的玄机，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通过三项举措让自己在外交上进退自如：第一，美国和其他外国投资人被授予特许获得各种优惠；第二，尽力恢复和加强墨西哥与欧洲国家的联系，同时借此平衡美国的影响；第三，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政权的稳定。

　　鉴于在迪亚斯的第一任期内，墨美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商业合作关系。当曼努埃尔•冈萨雷斯（1880-1884）继任后，他延续了迪亚斯的外交政策，积极引进外资，与美国人修好。1882年7月29日，在墨西哥外交部长摩根（Morgan）的努力下，墨美签署了《商业互惠公约》。1883年，该公约在墨西哥国会获得通过，自此奏响了墨美商业合作的主旋律。同一年，墨西哥国会颁布垦荒法令，为外国投机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冈萨雷斯授权私人公司测量公共土地，测量公司可以获得由他测量的土地的三分之一，并且还可享受特惠价格购置新土地。1884年，冈萨雷斯颁布了新的矿业法，土地的主人对所持土地埋藏的矿产资源拥有开采权，而不再采用西班牙的矿业法，这一法令对外国投资者可谓一本万利。

　　迪亚斯第二次执政（1884-1911）后，美国成为墨西哥最大的外资输出国。在迪亚斯的改革之下，美国地产商大力开发利用墨西哥城的土地资源，美国开发商建设了铁路等基础设施，促进了电力等能源网络的覆盖，为墨西哥城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推动着该城的城市重建。到1894年，墨西哥近五分之一的土地被测量公司收入囊中。美国地产商通过购买测量公司的土地，获得了许多庄园和牧场。20世纪初，6万名美国人在墨西哥经商，他们组成了名副其实的权贵阶层，而权贵的来源正是外国定居者。在迪亚斯任职期间，到墨西哥城定居的美国人不断增多。1889年约有250-300名美国人定居墨西哥城，1894年增至600-700人，1910年已超过3000人。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梅森•哈特（John Mason Hart）表示：“到1910年，15,000名美国人在墨西哥拥有1.3亿英亩的土地，约占墨西哥全国土地面积的27％。”墨西哥农民由于没有订立契约而失去土地，纷纷进入外国人在墨西哥的农庄或工厂劳动。除印第安人外，许多英国、美国、法国等外国移民也是墨西哥城新增的城市居民。这些新增城市人口是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此外，美国人在墨西哥城的城郊建立了土地投机市场，促使墨西哥城的外城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随着无地农民的扩散，墨西哥城乡村人口的流向也呈现出显著变化：较为富裕的新移民在佐卡洛广场（the Zocolo）的西部定居下来，而较为贫困的新移民和城市工人阶级在东部边缘地带安身立命。

　　美国人在墨西哥城的资本扩张，实际上是通过结盟手段来加以维系的，墨西哥城的本地精英和外国资本家关系密切。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马克•沃瑟曼（Mark Wasserman）坦言，“外国资本推动着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下墨西哥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资本包揽了其中多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外国商人和本土精英的联合起到了关键作用。”以美国开发商萨尔瓦多•马洛（Salvador Malo）为例，马洛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城市开发商之一，也是墨西哥城改良公司的地产商。马洛和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波菲里奥•迪亚斯交往甚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人在墨西哥城拓展商业的阻力。精英们为了增进情谊和发展裙带关系，都居住在毗连的富人区。上层精英的意志主导着住宅建筑的开发和延展方向。从布局来看，19世纪上半叶，富人在改革大道往南延伸之处，建造了越来越多的住房；直到1864年，富人的住宅区才逐渐转向查普尔特佩克宫方向。地产开发商得到墨西哥政府授权后，沿着改革大道建造房屋，投资商的住房毗邻政府官员住房，特权区专为上层富人打造，其他服务区用于安置中产阶级。如此一来，墨西哥城富裕的市民在西部新城区定居，中下层市民在东部和东北部老城区聚集。墨西哥城本土精英和外国资本家的联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墨西哥城的产业变革，也对墨西哥城的住房分布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铁路建设是墨西哥城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迪亚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铁路建设，这与美国开发商的修建计划一拍即合，连接美墨两国的铁路线有利于美国人开拓墨西哥市场。从地理上看，墨西哥城的前身特诺奇蒂特兰建于湖泊之上，据推测，特诺奇蒂特兰的湖泊面积达1,575平方千米；1861年，西班牙殖民时期，墨西哥河谷的湖泊面积减少至230平方千米；到1891年时，河流数量更加稀少，湖泊面积仅残存95平方千米。囿于河流稀少，墨西哥城发展内河航运极为困难。根据美国工程师罗伯特•B. 戈萨奇（Robert B. Gorsuch）的分析，墨西哥的内河都不大，能通航的河流也是少数；此外，在合理投资的范围内，即使距海较近的河流也很难不计代价地开发航运。实际上，墨西哥城处在一个封闭盆地的地形中，四周群山环绕，相比较而言，陆路开发的难度会小得多。美国城市开发商很早就觉察到铁路的价值，他们通过公司联合经营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墨西哥的铁路行业。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弗兰克•埃弗里尔•纳普（Frank Averill Knapp）在追溯墨西哥的铁路发展历程时发现，美国资本家爱德华•李•普拉姆（Edward Lee Plumb）和詹姆斯•加兹登（James Gadsden）最早萌生在墨西哥修建铁路的想法，他们计划修建一条从韦拉克鲁斯（Veracruz）经墨西哥城到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铁路。在莱尔多•德•特哈达执政时期，开发商普拉姆被授权修建这条通往美国的铁路干线。另外，罗伯特•戈萨奇在墨西哥城的市郊修建了一条支线，这条支线与1872年建成的该城到韦拉克鲁斯的干线铁路相贯通。随着市郊的农业用地被改造成建筑用地，墨西哥城的边缘地带逐渐被铁路所环绕。到19世纪80年代，墨西哥中央铁路竣工后，墨西哥城的铁路与拉古纳等地的铁路相连，也和美国的铁路线连接在一起。建成的铁路便利了货品运输和居民出行，改善了墨西哥城交通落后的状态，有利于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该城早期的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铁路的延伸为墨西哥城开辟了新的空间，同时从无地农民转化而来的产业工人不断增多，美国开发商转而开发郊区土地，以吸引更多的移民寓居于此。美国人在墨西哥城市郊建立起一些农场、牧场，充分利用郊区的自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马洛投资建设了改革大道和查尔特佩克公园附近的安祖雷斯牧场（Anzures）、特哈庄园（La Teja）和卡斯塔涅达庄园（La Casta?eda），迫使无地农民不得不进入农场劳作。美国开发商还购置了交通线沿线的农业用地，然后建立起土地投机市场，打造了一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式住宅。沿着改革大道，锐意进取的美国人在墨西哥城规划出现代化的街区，建造了加利福尼亚风格的住宅。19世纪60年代以前，墨西哥城的老城区聚集着大量上层精英，新城区崛起后，精英阶层逐渐搬离老城区。詹姆斯•科比述及，“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拉美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上层精英的住宅区逐渐偏离城市广场中心而转向市郊地带，这一时期拉美首都城市的发展和欧美国家主要城市的发展毫无二致。”19世纪中后期，郊区的规划设计不是墨西哥城随意发展的产物，而是开发商和规划师对这种扩张式的城市主义的推崇和运用，也是对老城理想的寄托和实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墨西哥城的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同时现代工业部门也在经历变革。此前，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把国内资本转移到了墨西哥，到19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控制了墨西哥的采矿工业和纺织工业。美国资本大量涌入后，墨西哥的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迸发了更大的发展活力。纺织业是墨西哥的传统工业，这一时期纺织品生产也出现了较快增长。到1898年，墨西哥纺织业的产值有2,970万元，联邦区的纺织品生产占全国棉纺业产出的9.5％，1910年联邦区的纺织品生产占全国棉纺业产出的14％。烟草行业也迅速发展。1898年，联邦区烟草业的产出占全国烟草业总产出的31.6％，1910年这一数值已经提升至58％。在采矿业，美国冶炼公司（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mpany）是墨西哥最大的采矿和冶炼公司，古根海姆家族在1911年控股了这间公司，总部设在墨西哥城，矿山和冶炼厂则遍布墨西哥其他州。到1911年，美国在墨西哥的矿业投资额达到了2亿美元以上，出现了许多大型的矿业公司，如美国古根海姆兄弟的铜矿公司及其子公司科纳内亚铜矿公司，还有费尔普斯•乔治公司。美国资本家与墨西哥本土精英的强势联手，垄断了墨西哥的矿业，推动其步入繁荣。

　　此外，美国人把精湛的冶炼技术、工业化学应用到墨西哥的矿山开采中，降低了矿石的挖掘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工业革命后，英国人把蒸汽机引入墨西哥的采矿业，但实际作用并不大。1900年以后，美国矿业公司采用了一种新型含氰化物的化工技术，含银量较低的矿石在使用这种工艺后，分离白银和矿石其他物质的时间被大大缩短，这种工艺几乎取代了原来的天井采矿方法；美国人还使用更强大的炸药、空压机、凿岩机来取代传统的火药和手钻，用电动机来替代马绞盘。除了矿业的技术革新外，墨西哥城的造纸厂、酿酒厂、食品厂、服装厂、制鞋厂、石油厂等行业都有所推进。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发展较快的经济部门正是由私人资本推动的。此外，美国人还把发电技术带入墨西哥城。1889年，墨西哥城的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52.7％，而当时的工业中心普埃布拉的发电量占比仅有5.6％。电能成为墨西哥城的标准能源，而电力的集中供应对墨西哥城的工业集聚和人口集中意义重大。

　　美国人在墨西哥城投资办厂，目的是输出墨西哥的农畜产品和矿产资源等，因此美国开发商参与建设的道路多是通向美国边境或是海港。这一时期，美国人还引入了电车、小轿车等交通工具，有轨电车（trolley cars）穿行在市郊之间，方便了墨西哥城的城市交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城有近4万辆汽车，福特（Fords）汽车和帕卡德（Packards）汽车在拥堵的街道上川流不息。高效、快速的新式交通工具逐渐替代了以往的骡车和马车，方便了市民出行。随着墨西哥铁路网的形成，货品的运输费用减少，墨西哥的出口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极大地拓展了墨西哥的市场。

　　随着墨西哥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美国开发商建设了学校、体育场等建筑，丰富了墨西哥城的文化功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墨西哥城的教育十分落后，教学资源和教学设施都极为匮乏。1872年，墨西哥城有48所学校，包含25所女校和23所男校。霍恩（P. W. Horn）曾在墨西哥城任教，他在考察墨西哥城的教学环境后提到，“这一座拥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一所现代化的教学建筑，教学楼大多租用的是老旧的住宅楼，面积较大的教学建筑则是租赁的修道院或是天主教堂；直到1910年，墨西哥城才逐步建立起正规学校”。为了保障美裔儿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改善美墨两国的外交关系，美国人加大了对墨西哥城的教育投资，兴建了一些新学校。到1910年，联邦区有677所初级院校，其中有442所公立学校，235所私立学校，在籍学生92,029人。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学校建设，既有墨西哥政府的财政扶持，也有美国企业家的投资办学，院校也更加专业化，涵盖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改进，学校教育逐步走向现代化。20世纪早期，生活在墨西哥城的美国人计划在当地社区修建一处运动场馆，作为儿童社会实践的场所。运动场是美国人为庆贺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的礼物，以此彰显美国人的“慷慨大义”。美国人还设置了大学交换生奖学金委员会，此机构向在美国访学的墨西哥人提供助学补贴；同样地，美国人在墨西哥的大学也能享受到优待。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组织的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协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在墨西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获得了墨西哥政府和高级官员的大量捐款，为提高青少年的教育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美国人在墨西哥城发展商业的同时，也兴建了一些现代化的文化机构，对墨西哥城的公共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整体来看，美国人在墨西哥城的商业投资，激发了城市的发展活力，加快了墨西哥城的早期工业化进程。美国人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墨西哥城，推动了该城的技术革新，也促使其现代工业部门向前发展。在墨西哥城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世纪后期，电能在墨西哥城的出现和集中利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快了这座城市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到1900年，美国开发商在这个理想城市所建造的建筑物总数，已经超过了墨西哥本土商人和欧洲承包商。美国开发商在墨西哥城的产业投资是多元的，既涵盖了保障城市基本功能的道路建设，也包括了满足城市生活功能的房屋建设，更有丰富城市文娱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了墨西哥城的城市功能，促使其城市面貌更加现代化。

三、美国资本对墨西哥城城市重建的影响

　　19世纪后期，美国人进入墨西哥城后，大量的美国资本随之而来，对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到1910年，外国商人在墨西哥的投资额达到34亿比索，美国的投资占外国投资总额的38％，英国占29％，法国占27.5％，德国和荷兰占2.0％，其他国家占2.5％。在以美国资本为主导的外国资本的稳定拉动下，迪亚斯执政时期的墨西哥城开始了城市重建，显现出充沛的发展活力，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现代都市。美国开发商推动了墨西哥城的城市发展，也促进了墨西哥城的工业变革。然而，美国开发商在墨西哥城的投资行为，既是利之所趋，也是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辅相成的。

　　美国人在墨西哥的商业利益与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战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中期，“天定命运说”在美国盛行，美国宣扬自大西洋向太平洋扩张是上帝赋予的权利。1847年5月15日《纽约先驱报》刊文发布了美国向外传播文明的“使命”：“假以时日，墨西哥将复兴，我们坚信美国人的使命之一便是让墨西哥变得更加文明、美丽，并且墨西哥人也会洞察到他们的利益、福祉与美国共树连根”。“天定命运”说是美国扩张狂潮的自我美化，也为美国发动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提供了逻辑依据。1847年，位于海湾上的美国战舰蓄势待发，在温菲尔德•史考特（Winfield Scott）将军的指挥下，一支美国军队强势入侵墨西哥城，这是美国国旗首次悬挂在墨西哥的国家宫上。美国内战爆发前，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军事性的扩张。1870年，美国驻墨公使威廉•斯塔克•罗斯克兰斯（William Starke Rosecrans）坦言：“我们的‘天定命运’说是通过正义仁慈的活动，通过商业、贸易和资本的力量来扩大电灯、秩序、工业、文明的影响，让它们混杂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域，如同美国一样选择最好的自治形式。”这也暗含着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政策的转轨，美国的扩张不再是以开疆拓土为特征，而是主要转向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疆域外市场。19世纪90年代，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国商人竭力要求向海外拓展商业。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说道：“传统的关税保护政策越来越受到质疑，互惠条约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切实有效的途径。……越来越多的美国银行家开始把海外经济扩张作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方向。”19世纪后期，海外经济扩张抑或说“商业征服”是美国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美国在墨西哥的经济渗透也是为美国的扩张政策服务的。

　　从美国资本的流向来看，其进入了农业、工矿业、铁路建设等领域，进一步侵吞墨西哥城的资源和市场。美国资本进入墨西哥城的农业领域后，美国商人和墨西哥本土精英联合起来形成了垄断，这给美国的商业集团带来了厚利，而美国资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把持了墨西哥城经济发展的命脉。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美国人转向了墨西哥城的工矿领域，同时掀起了纺织业、矿业、烟草业、制鞋业等行业的变革，美国人的植产兴业对墨西哥城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美国人在铁路建设的投资，极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扩张，由于铁路是长途货运的重要工具，美国人通过铁路能便利地输出墨西哥的资源，尤其是农产品和矿产品。此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国内工业制成品生产过剩，急需寻找更大的市场，因而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临近的墨西哥市场，墨西哥城则成为美国开发商入墨投资的大本营。从客观上讲，美国人在墨西哥城经营的庄园和牧场，兴办的铁路、电力、化工、石油商业公司等，冲击了墨西哥城的传统经济结构，墨西哥城的现代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新的经济部门也在逐渐成长。

　　从美英关系来看，美国开发商在墨西哥城的注资，实际上也是与英国资本的博弈。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1872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英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19世纪中期，英国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国。由于美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英国竭力遏制美国的发展，墨西哥很好地充当了英美博弈的擂台。墨西哥历史学家洛伦佐•梅耶尔（Larenzo Meyer）提到，英国是继美国后墨西哥的第二大投资国，英国在墨西哥的财产和所供贷款近10亿至15亿比索，英国资本中405％流向墨西哥的铁路行业，215％流向公共服务业，12％流向采矿业。此外，英国资本家还投资了房地产业、银行业、制造业、石油业等。从资金和技术来看，美国与英国在墨西哥的经济竞争中，美国已占据优势地位。美国开发商在墨西哥城的矿业投资，也是为了排挤英国资本。英国的蒸汽动力并没有给墨西哥的采矿业带来很大的效益，而美国的冶炼技术和电能则引起了采矿业的急剧变革。除了矿业这种传统的工业外，美国资本还渗透到英国人投资的铁路、石油等领域。英国资本所到之处，美国资本也相继尾随，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也正是美国资本与英国资本相抗衡的过程。总之，美英两国的资本竞争加速了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促进了墨西哥的早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从美墨关系来看，美国资本成为迪亚斯政府平衡外资的经济手段，缓和了美墨紧张关系。美国人早在美墨战争时期，就觊觎墨西哥的领土，而后也曾多次入侵墨西哥边境。19世纪后期，迪亚斯打开引进外资的大门，分化和平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资本在墨西哥的渗透，美国开发商博得了墨西哥政府的好感，美墨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缓解了两国的紧张关系。美国资本进入墨西哥城后，美国人把农业用地改造为住宅建筑，西部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城区，东部和东北部变成逐渐衰颓的老城区，奠定了现代墨西哥城基本的住房格局。美国开发商在墨西哥城市郊投资建设的铁路，减轻了长途货运的压力，也促进了墨西哥城市政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墨西哥城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美国人把电能引入墨西哥城后，墨西哥城的交通工具也更加多样化，出现了有轨电车；同时，电力对墨西哥城的城市人口和现代工业都产生了集聚效应，推动了墨西哥城的早期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在美国资本的刺激下，墨西哥城的工业格局初现雏形，初级制造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也因此而实现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

　　在美国资本的刺激下，墨西哥城的阶层分化也愈发明显，并且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态势。墨西哥城的本地精英和外国资本家聚敛了大笔财富，且两者形成了紧密的联盟，而本地劳工收入低，无法负担高昂的城市住房费用，许多贫困人口在拥挤不堪的东部棚户区安身立命。西部的新社区是城市扩展的标志，各社会阶层依照种族隔离在城市内划片而居。迪亚斯执政时期，上层精英住在美丽繁华的西城区，在高端俱乐部社交和宴会；而下层民众蜗居在东城区，在交易市场或者露天广场社交，两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改革大道上也呈现了两种景象：一面是上层精英在大道上漫步，另一面是小摊小贩在大道上谋生。改革大道既是上层精英的文娱场所，也是下层民众的工作场所。除此以外，墨西哥城也形成了一种基于种族的劳动等级制度。美国人等白人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技术工人，而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多充当普通工人，不同阶级的薪资待遇也有着天壤之别。美国人参与墨西哥工厂的管理，同时他们的住所也与墨西哥土著是分开的，在美国公司的扶持下，美国移民和本地劳工在社会等级上界限分明。可见，美国开发商在墨西哥城的投资建设，一方面是为谋求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是为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迪亚斯执政时期，美国资本及其他外国资本带动了墨西哥城的工业发展，随着产业工人的发展壮大，新的城市中产阶层开始出现。

　　墨西哥城重建以后，城市的就业机会明显增多，女性从业者人数不断上升，成为墨西哥城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1811年，墨西哥城的女工占工人总数的1/3，其中54％的女工从事家政服务业，20％的女工从事食品加工业，其他女工在经营商品贸易；到1895年，女工约占墨西哥城劳动力总数的1/2，其中21％的女工从事加工业。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玛丽•艾琳•弗朗索瓦（Marie Eileen Francois）博士的研究，较1895年，1910年墨西哥城成年女性占总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女性从业者人数在不断增加，并且女性从业率维持了不变，墨西哥城的成年女性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总数的45％。1910年，家政业的女性劳动力占比为80％（见表1）；在服装制造业和洗衣业，女工比例为64％，洗衣女工有近6,000人，女裁缝超过7,000人，服装厂女工有2,000人；在食品行业，女工比例为35％，包括面包工、饼干工、雪茄工等，此外也有一部分女性是文艺工作者，如演员、歌手等。

表1  1895年和1910年墨西哥城的家政服务人员简表（单位：人）

　　由此可见，1895年至1910年，墨西哥城的女工人数在不断增加，城市女性的从业范围也有所扩大，除家佣和食品生产商以外，女工也进入了服装、洗衣以及自由行业，家政业、服装业和洗衣业吸纳了墨西哥城大多数的女性劳动力。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伊丽莎白•安妮•库兹尼索夫（Elizabeth Anne Kuznesof）论及，“19-20世纪，许多欧美国家从事家政行业的人数大幅减少，而同期拉丁美洲从事家政服务的劳动力人数反而有所增加，这种差异性极有可能是大批缺乏劳动技能的低收入者由农村涌入城市而导致的。”从墨西哥城的早期城市化进程来看，一方面，早期的工业化带来了城市的急剧变革，促使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另一方面，家政等服务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墨西哥城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女性从业人数的上升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壮大。迪亚斯执政时期，女工人数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说明了墨西哥城的女性不断克服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向现代独立女性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迪亚斯执政时期，虽然墨西哥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十分迅猛，但人均寿命远不及欧美城市。1880年，奥古斯汀•雷耶斯（Agustín Reyes）向卫生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人口统计报告，称：1878年墨西哥城的人均寿命为25.5岁，而1876年巴黎的人均寿命是46.6岁，1900年墨西哥城的人均寿命为26.5岁，疾病和污染威胁着墨西哥的发展。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城市人口在不断增长，国内生产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美国等外国资本对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这座城市的公众健康并不理想。墨西哥城和巴黎都进行了城市重建，墨西哥城的人均寿命却远远低于巴黎的人均寿命，可见该城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水平仍然十分落后，要建设成为一座更加宜居的现代城市还需要更多努力。

结语

　　墨西哥城作为墨西哥的首都，其整体轮廓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遗产，现代墨西哥城的发展经受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继而是美国人等多方面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建设期间，墨西哥城只属于城市发展史，不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重建的范畴。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城市化进程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传统城市，即对传统城市的产业结构、建筑布局、市政建设及管理方式等进行全方位的深刻改革，这一过程统称为城市重建。城市重建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重建、社会重建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城市重建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城市化进程初始阶段最重要的特征。城市重建是在欧美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变迁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现代化理想是追求秩序、进步、文明，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是现代墨西哥城发展的应有之义。在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城市规划师既保留了古老的城市规划理念，又借鉴了欧美首都城市的规划范式，尤其是法国巴黎的城市重建。在外国资本的稳定拉动下，墨西哥城的现代化理想得以付诸实践。在大规模美国资本的影响下，墨西哥城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城市规模大幅扩张，人口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然而，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扩展也反映出明显的社会分层，在美国开发商的影响下，墨西哥城的住房格局形成了“西新东旧”的鲜明对照。随着墨西哥城早期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步入了电气化时代。

　　现代墨西哥城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既有印第安人的智慧，也是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映射，更是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重塑的结果。美国开发商的投资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这一时期墨西哥城的工业是以初级制造业为主，矿业、石油业等加工和处理技术由美国人掌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墨西哥城对美国的“寄生性”。迪亚斯执政时期，墨西哥城的工业化处于初级阶段，工业化的动力尚且不足，这也使得墨西哥城的工业城市形态并不完全。总之，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是在19世纪晚期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启动之时出现的，是在美国开发商及其资本的大力推动下，在迪亚斯政府的全面配合下得以实现的。在美国资本的因势利导下，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体现了本质（城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性变化）和外在（城市市政建设）的统一。

　　美国人在墨西哥的资本扩张是讲求利己主义的，要为本国的制造业开拓海外市场，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养分，这与19世纪后期美国的扩张外交政策是浑然一体的。迪亚斯执政时期，在墨西哥政府的支持下，美国资本极大地推动了墨西哥城的基础性建设，改变了墨西哥城的市政面貌，加快了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进程。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墨西哥城的商业陷入瘫痪，外国商人招致了墨西哥人的敌意，美国等外国企业在墨西哥的财产大受损害。墨西哥革命引起了美国等外国资本家的信任危机，抑制了外资的流入。此后，墨西哥城的更新进入以本国资本为主导的阶段。

　　（注释略）

（作者：汪艮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程洪，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