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孜：19世纪中叶以来塞纳河水环境的变迁

　　1885年前后，年轻的法国画家乔治·秀拉在位于巴黎西郊的塞纳河边上创作了两幅画，其中一幅名为《阿尼埃的浴场》，另一幅名为《大碗岛上的周日午后》。画中的塞纳河水面清澈，人们在河岸上休息度假，呈现出宁静和谐的场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大碗岛这座“印象派之岛”与污水的距离只有1千米，塞纳河的水环境也并不令人满意。本文试图对19世纪中叶以来塞纳河水环境变迁作一考察，进而对城市社会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思考。

一

　　大碗岛位于巴黎下游约12千米的塞纳河上，由于河流在流出市区之后呈U形走向，该岛与凯旋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仅为3千米。《阿尼埃的浴场》中不远处火车正在通过的那座铁路桥连通郊区城镇克里希和阿尼埃，桥身就位于大碗岛下游1千米处。从该桥往下游方向前进约200米，即可在克里希河岸见到几个大型排水口。它们与巴黎市区的下水管网相通，自19世纪中叶以来已连续运转了200多年。可以说，1850年之后一百多年里塞纳河下游的命运，与巴黎地区下水管网和排水口的流向息息相关。

　　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奥斯曼侯爵主持对巴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在常被提及的大道、公园和风格建筑之外，奥斯曼的新巴黎其实还隐藏着一些不易察觉的大工程，比如由欧仁·贝尔格朗领衔设计的城市水系统。后者的核心逻辑是要用高密度的公共供-排水管网覆盖城区，其中供水端应对市民的日常用水需求，排水端收集废水并将其排往远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本地的公共卫生风险。

　　这套水系统的出现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尤其离不开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是工程技术的突破和传播，金属水管、淋浴喷头、抽水马桶、地表和管道的防渗透处理等，是整个链条中最为人熟知的几个节点。其二是医学和文化观念上从“惧水”到“亲水”的转变。新派医生提倡用流动之水清洁身体、衣物、居家环境乃至公共场所，宗教赋予水的神圣意涵逐步消散，两者共同推动欧洲人养成日常洗手、洗漱、洗澡的用水习惯。

　　配合城市大规模改造的有利条件，到1875年，贝尔格朗所谋划的水系统已初步成形。相比1850年，巴黎的市政供水能力增长两倍，供水管道总长增加近1000千米。在总长700千米的下水管网中，新建部分达500千米；大部分污水也不再从市区就近排入塞纳河，而是先汇入集污总管，再由位于克里希等地的排污口排出。

　　站在巴黎自身城市运转的角度来看，“贝尔格朗体系”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可是，当巴黎把自己产生的污水抛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下游沿岸城镇却是另一番观感。以克里希排污口为例，19世纪80年代每逢夏季枯水期，此处都会堆积起超过10万立方米的污泥，四处杂草丛生、蚊虫乱舞、恶臭难耐……

　　大碗岛河段的幸运在于，它恰恰就处在克里希排污口的上游。所以，与臭气熏天的克里希河岸不同，身处大碗岛的人们还可以钓鱼、游泳、划船、休憩。

二

　　第三共和国建立后，作为前一个时代产物的“贝尔格朗体系”完好存续下来，并得到进一步扩展。巴黎的地下管网密度、供水和污水排放的总量均持续增长。到1900年前后，市区的绝大多数建筑已用上自来水，人均用水量较1875年翻了一番；约1/3的建筑连通市政下水道，排入其中的主要来自抽水马桶的废水和污物。这些污水最终几乎都流向克里希等地的塞纳河畔，对河流环境尤其下游城镇水源地的威胁与日俱增。

　　巴黎市政当局对此早有察觉，旗下工程师甚至早在1860年即已开始利用城市污水进行灌溉农田的实验。他们把管道从克里希延长到热纳维利埃，先引污水浇灌菜地，再将从中渗出的水排走。因为泥土能够截留水分和养分（主要来自厕所排出物），污水穿透土壤的过程可谓“一石数鸟”：在净化水质、改善土壤肥力、提升蔬菜产出量之外，甚至还带动当地土地价格上涨。尝到甜头的当局后来又在阿谢尔、卡里埃尔-特里尔等地租购田地，并将污水管道进一步引向远郊，逐步扩大污灌田的面积。

　　自1890年起，在城市污水总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巴黎排往塞纳河的污水量不增反降。到1899年，当局关闭了克里希排污口，将汇集此地的污水全部导向郊区的污灌田。到1903年，巴黎的污水处理率达到85%。这意味着，在城市每天所产生约75万立方米的污水中，污灌田处理了约63万立方米，而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塞纳河的污水只有12万立方米。后一数字只有《大碗岛上的周日午后》成画时期的一半，大碗岛下游河段的水环境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

　　可惜的是，污水灌溉终归不是塞纳河的救星。一方面，经过长期浸泡的污灌田吸收能力逐渐饱和，要维持既有的浇灌量只能添置更多的田地。可巴黎名下的污灌田已高达5000公顷，纵使其财力雄厚，郊区也没有那么多的空地。另一方面，时人已开始意识到污灌田的卫生风险。1906年法国农业部通令禁止食用产自污灌田且未经煮熟的蔬菜之后，污灌农业的吸引力直线下滑。在这种背景下，污灌法的前景很快黯淡下来，“灵丹妙药”变为“权宜之计”。

三

　　一战之后，工程师们逐渐找到巴黎污水和塞纳河水污染的化解之道，但蓝图化为现实的过程却耗费了半个世纪。从技术上讲，美、英、德等国的多个大城市已率先示范，证实了基于活性污泥法的污水处理方案的效率和可靠性，法国工程师对此并无异议。可是要在法国将该方案落到实处，却面临着时局动荡、治污议题权重不足等难题。从1930年到1950年，经济危机、二战、战后物资匮乏等重大挑战接踵而至；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重建高潮中，污水处理或河流治污的重要性，也显然无法与住房、交通、工业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相提并论。

　　因此，在一战后的近50年间，巴黎只能依靠污灌田苦苦支撑，同时将越来越多的污水直接排入塞纳河。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市区大部分建筑已连通下水道的情况下，直接排入河的污水量逐渐从日均50万立方米增至100万立方米；到1960年前后，该数字甚至突破130万立方米。其最为显见的结果就是，大碗岛下游绵延近70千米的塞纳河上已看不到鱼虾水鸟的身影。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塞纳河终于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在全面水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法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在巴黎周边，相关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基于流域治水的思路，塞纳-诺曼底水务局全力促成在塞纳河上游新/扩建水库。此举让巴黎河段的枯水期流量提升6至7倍，对稀释水污染大有助益。其二，在中央政府、水务局等多方支持下，巴黎周边8省数百个城镇走到一起，在建造污水处理厂、下水管网的归并和升级改造等事务上展开协作。到1978年，在新近投入运营的3座大型处理厂的支撑下，巴黎地区的日污水处理能力跃升至180万立方米，处理率也再次突破80%。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塞纳河全流域水质的持续改善，巴黎及其下游河段又重新出现了鱼群和追寻它们的钓鱼人。

　　塞纳河水环境状况的百年变迁历程表明，环境与卫生两个维度之间具有不可割断的紧密关联。19世纪问世的城市水系统旨在化解城区的公共卫生风险，却给下游河湖留下水污染的难题；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污水灌溉法也因为卫生隐患被最终舍弃。20世纪中叶之后，在严重水污染危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议题逐渐隐退幕后，环境保护则来到台前。但塞纳河鱼虾的归来并不意味着卫生风险的消失（河水中仍含有化学残留物和病原体），所以时至今日巴黎人依然无法下河游泳。对他们而言，如何在21世纪重现秀拉画中的河滨浴场，是又一个亟待解答的时代之问。

（作者：钟孜，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