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在官私机制的大力扶助下，以“东方”(亚洲和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区域研究达到高峰期，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然而，区域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和批判。冷战“心智之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对亚洲研究构成了挑战；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和权力分散化的双重趋势，亦使美国学术范式遭到来自亚非学术界的激烈批判。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冷战背景下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权力分配与竞争博弈的典型表现。安娜堡会议折射出知识权力博弈的三重景观：其一，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尝试从不同路径重塑研究对象的博弈；其二，美苏之间力图填补“知识真空”，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博弈；其三，亚非学者抵制欧美国家试图借助知识传播重构新旧殖民主义的博弈。

关键词：冷战　知识权力　东方学　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　区域研究

　　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颇具历史且极具声誉的国际学术组织之一。1873年首届会议创生于巴黎，最初每届参会人员较少，数百人左右，以欧洲学者为主。二战结束后，会议规模不断扩大，多时达两千余人，且有越来越多来自“东方”国家的学者参会。会议有时间隔两三年，有时间隔十年甚至十六年(战时)举行一次。由于会议规模庞大，主办方通常要承担相当数量参会代表的旅费和食宿费用，因此一般需要得到所在国政府(或皇室)的支持。部分会议邀请函通过外交渠道发出，政府官员乃至国家元首出席开幕式几成惯例。盖源于此，每一次东方学学者会议都被附加上重要的政治砝码。虽然历次会议组织者都强调要远离政治，但“东方”这个敏感要素的存在，使其难以避免地成为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交锋的场所。

　　1967年，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美国安娜堡召开，这是该会议首次在北美举行，意义重大。此前，一向以欧洲(不包括东欧)为中心的东方学学者会议已经先后在苏联莫斯科和印度新德里举办过。著名敦煌学家暨汉学家苏莹辉(景坡)先生在谈到会议地点转移的现象时认为，“在许多方面，恰好反映出近百来年世局重心的转变；亚洲国家的觉醒，美国文化中心的形成和他对外研究的努力，确已得到亚非学者的承认。”然而，安娜堡会议的意义不止于此。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时间点非常微妙，正是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美国学术范式的影响力达到峰值，但又面临来自各方严重质疑和挑战的时期。同时，也是美苏冷战竞争达至顶峰，全球化现象凸显，第三世界国家权力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因此，学术与冷战、知识与权力的对峙和张力在这次会议上前所未有地呈现出来。

　　本文试图从微观实证的角度出发，借助安娜堡会议的筹备、日程和学术互动来探讨隐藏于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因果，解析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揭示萨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出现前，传统东方学和美国区域研究范式已经面临广泛批判和挑战的事实。文章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由国际主义和冷战政治的双重影响，美国加速了“东方”相关知识生产和跨国传播的进程。然而，其产生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一方面，区域研究范式的广为接受，因应了从西欧到北美的权势转移，成为美国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苏冷战对抗和20世纪60年代后期权力分散化的历史现实又使得美国的知识权威遭到质疑，或多或少地冲击了美国的知识霸权。战后非殖民化、冷战对抗和全球化三大历史潮流投射至学术界并在历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上引发共振。安娜堡会议上呈现出的学术范式转换、冷战知识对抗和反学术依附争议，是大的历史背景下知识权力博弈的结果。诚然，知识与权力关系是一个宏大的学术主题，本文仅试图就此进行初步探讨，以待来者。

一、范式转换：从东方学到区域研究

　　东方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宽泛，学科边界不甚分明的概念。直到二战前，东方学主要是针对近东国家和远东国家的语言、文学、考古、古代史、中世纪史、哲学和宗教研究，有时也包括艺术史、民俗和其他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几乎从未出现”。在国际政治视野中，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附庸。一般认为，“东方学起飞于殖民干涉时代，特别是欧洲帝国主义开始统治‘被遗忘的大陆’之时。”早在1874年，知名德裔英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就指出，在对待古东方文化方面，东方学学者表现得像“重新征服东方世界”的士兵，他们的态度是“东方是我们的，我们是它的继承者，我们理应享有它的遗产”。亦有学者分析认为，将欧洲学者引向印度、近东、波斯、阿拉伯和非洲的，不仅是科学兴趣，还有使命精神，其使欧洲学者扮演着文化外交官的角色，在全世界宣传“欧洲典范”(European refinement)。

　　整个19世纪，主要欧洲国家的东方学都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在收集东方文献典籍、成立全国性学会、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建树颇多。然而，东方学的“现代转向”要到19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大国在全世界的殖民争夺日趋激烈，东方学发展才骤然加速。其时，作为新兴大国的德国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来推进东方学，1887年在柏林创办了东方语言研讨会(Seminar fu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同时在各个高校设立了包括汉语在内的众多东方语言教席。德国、法国和俄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东方研究机构。德国的东方学发展如此迅速，以致引起英国政治精英的警觉。在他们看来，德国已经在东方知识领域获得垄断地位，德国学者被公认为印度研究的世界领袖，英国东方学学者要向柏林祈求认可、指导和帮助，甚至因获授德国荣誉学位而骄傲，这是“令人感到耻辱的”。更重要的是，一战的爆发使英国意识到，“必须努力与德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商业，乃至科学和语言等领域展开竞争”。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英国政府在一战形势危急、财政困顿的1917年，仍筹建了耗资不菲的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英国国王夫妇出席了学院创立大会。通过创建学院，英国再次确认“亚非语言、文学和其他科学知识，是英国在这些地区延伸影响力的必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一战前后，欧洲主要大国的东方学都进入黄金时期，有完整的学科建制，有相对充足的资金来源，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欧洲在东方研究上的优势地位一直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在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背景下，东方学招致越来越多的批判。在历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上，都有来自亚洲的学者对欧洲学者提出质疑。最令亚洲学者反感的是，欧洲学者以种族差异的视角来看待西方以外的文明，视后者为“他者”或异类。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大会在印度召开时，大会主席许马云•迦比尔(Humayun Kabir)教授表示：“东方学一直被当作一个特殊学科，被有意识地与学术研究的主流分隔开来。”他呼吁打破这种等级差异：“诸如印度史这样的东方国家历史必须被当成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我们必须学会将这一幅人类文明铺展开来的画卷视为统一而有机的进程。”苏联亦是东方学的批判者。苏联领导人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传统的“东方学”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他批评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不思改变，“在整个东方已经觉醒的时候，仍在心满意足地打瞌睡”。1960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其后相继在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召开。虽然会议有时仍会转回欧洲国家举办，但“东方”研究的地理中心显然已经远离欧洲。1973年，第29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最终决定放弃这个备受争议的名字，正式更名为“亚洲和北非人类科学国际大会”。这意味着欧洲主导的传统东方学彻底失去了声誉和权威。

　　事实上，“东方学”范式的衰落，“区域研究”范式的兴起，既是传统殖民国家力量衰退的结果，更与新兴大国的国家需求和对外战略紧密关联。美国早期的亚洲和北非研究仍然承袭欧洲的智识传统。大量美国学者在欧洲高校接受相关教育，如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和东南亚人类学家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还有一些学者从欧洲移民而来，如汉学家魏特夫和中东学家乔治•兰泽斯基(George Lenczowski)。然而，二战的爆发以及二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改变，使其对域外知识和信息有了巨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新的世局和形势影响下，美国特有的学术取向和政治需求亦被整合进去，进而形成一个迥异于传统“东方学”的新范式。

　　费正清在谈及中国学时，对“区域研究”有过非常简洁而清晰的定义。他认为，“区域研究”是指对某一特定地区使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专门研究。这里面隐含着三个层面的信息：其一，与传统东方学的人文取向不同，新范式致力于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跨学科的，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说，美国要同亚非新兴国家接触，需要熟知这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蕴含的力量和因素，“他们的民族意识、经济自决的愿望、文化状况、人口压力、区域观念，等等”。因此，借助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几乎是必然的。其二，区域研究更加关注目标地区的“当下”问题，或者是将其塑造成当下面貌的因素或力量。举例来说，作为中国学专家的费正清亦强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思想史，但目的是促进对“今天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回答诸如“为什么近代中国难以调适自己接受国际秩序”这类当下问题。此外，区域研究仍然包含语言的学习，只不过，不再是梵语、古汉语，而是当代正在使用的语言。其三，区域研究范式区别于传统东方学的最关键要素是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一方面，受非殖民化运动的影响，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到将“东方”视为全球进程之外的孤立文明，继续“种族差异”叙事已经不符合实际；另一方面，在冷战对抗的格局下，美苏双方都想让第三世界加入自己的阵营，于是线性叙事和“全球一体化”叙事成为潮流。在美国，现代化理论成为区域研究学者广为接受的理论假设。在“区域研究+现代化”模式下，“东方”国家被视为一个线性发展的、具有潜在普遍意义的合理化和进步进程的产物。而美国(西方)经验是这些国家仿效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区域研究成为维护这一新叙事有效性，以及检验美国经验有效性的工具。

　　区域研究的上述特征及其获得的国际认同，在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上有很好的体现。安娜堡会议主席是美国知名印度学学者诺曼•布朗(W. Norman Brown)。早在会议召开前，布朗就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强调此前会议一直在欧洲国家举办，参会人员亦多为欧洲学者。因此，在美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可以提升美国学术界在亚洲研究和东方学领域的世界地位，是美国在这一领域确认领导地位的重要时机”。安娜堡会议是历次参会人数最多的一届，达到了空前的2500人。这与美国官方支持国际学术会议以及私人机构的强大财力投入有关。据不完全统计，有三十多个官私机构资助了这次会议。其中，亚洲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赞助了约21万美元，美国东方学会(AOS)只提供了1000美元。亚洲参会学者的遴选工作由亚洲基金会、美国新闻处和美国驻地使领馆负责。亚洲基金会和国务院“领袖项目资金”(Leader grants)共同负担了亚洲学者的旅费。许多机构还为亚洲参会者提供了会后考察游学，特别是参观美国亚洲研究机构的资助。这方面的经费来源比较复杂，说法也比较混乱。会议期间，主办方组织了两次短途考察。会议结束后，有700-800人到美国东部考察。其中比较确定的是亚洲基金会资助了50名参会者的会后考察费用；费正清则争取到一笔经费，用以资助港台地区参会学者到美国东部游学且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

　　安娜堡会议上，美国区域研究范式的诸多要素得到进一步强化。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布朗教授直言，本次会议日程就是按照当前美国“东方”研究的新范式来安排的，体现了美国学者当下流行的“东方”研究态度。布朗教授回顾说，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东方研究聚焦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和法律制度、人种学、科学史、艺术史、音乐、舞蹈和文化交流，基本上集中于人文学科。然而，二战以来，“东方”越来越成为现代工业化和政治变革世界的一部分。美国学者开始对“东方”世界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发展愿景、当前的经济能力和发展潜力、人们的行为模式，以及当代语言展开研究。美国政府和社会对当代东方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加速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应该说明的是，区域研究范式所代表的潮流至少从莫斯科会议已经开始了。到安娜堡会议，人文和社会科学主题基本上平分秋色。这是主办方刻意为之，即“通过承认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同等重要性，安娜堡会议将充分展示当今世界东方研究的特征。”同样被刻意安排的会议日程，还有古代与现代题材的比例。在以地域为特征的分组讨论中，古代和现代题目基本上分庭抗礼；而在以功能为特征的分组讨论中，现代题目占据了上风。日本学者本冈武出席了东南亚研究分组讨论。他回忆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东南亚分组提交的古代研究报告很少；即便在有关东南亚史的论文中，“大部分是现代(问题)研究”。

　　安娜堡会议表明美国区域研究范式逐渐占领主要学术场域，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东方”研究的学术话语。诚然，一次会议的举办并不确然代表主办国主导了学术潮流。但毋庸置疑，借助主办国的学术影响力、已经形成的话语能力和资金引导效应，美国范式引发的参照和仿效将是长期而深远的。事实上，美国此前已经在区域研究的跨国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前面提到的本冈武教授是京都大学东南亚中心创建者之一。该中心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的，全面引入了美国区域研究范式。类似由美国资助建立的区域研究中心在日本、印度、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数量相当可观。总之，尽管会议上充满各种纷争与异议，但从会后反馈来看，有两点是确定的。其一，如加拿大学者南迪(Santosh Nandy)所说，安娜堡会议表明，东方学研究已经远离其初创时的样貌。东方学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二战以来美国各高校区域研究项目加速发展的结果，未来美国会在这一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二，包括中国香港学者李棪、韩国学者李崇宁和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在内的对美友好学者，大多表示受益匪浅，未来会继续在亚洲研究领域与美国展开合作。而本冈武的参会感触是，“学术世界正在缩小，就东南亚研究而言，美日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二、“心智之争”：从莫斯科会议到安娜堡会议

　　二战后，东方学范式因无法因应新的时代需求而逐渐势弱，有关“东方”的研究领域出现知识“真空”。然而，美国区域研究范式并非填补“真空”的唯一选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成为有别于区域研究的另外一种重要范式。美苏两种学术范式有颇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研究题材上关注当代问题的意义；都赞同亚洲和北非研究主体必须参与其中，并试图打破种族差异的歧见。然而，两种范式在学科思想和理论、研究方法论、史观和史实论断方面的矛盾难以调和。对美苏两国学者来说，他们从事“东方”研究或许只是出于知识获取的需要，亦受到现实关怀的指引。但对两国冷战战略家来说，东方研究的魅力在于：其本身附着国家政治文化使命，其观照的对象(亚非国家)正处于力量上升时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突破文化和思想上的诸多边界，是冷战“心智之争”的天然工具。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就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东方学(Marxist Orientology)的任务。其时苏联同情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试图将沙皇俄国时期的传统“资本主义”东方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然而，新东方学发展的势头被战争打断。直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出于冷战的需要，同时亦从万隆会议看到了亚非国家的力量，才提出发展苏联东方学的新任务。1957年，第一届苏联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塔什干(Tashkent)召开，学术界确立了“为击退帝国主义体系而发展东方学”的任务。塔什干会议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得到大力发展和传播。同年，苏联代表团在参加德国慕尼黑举办的第24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时，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加富罗夫(B. G. Gafurov)正式提出了承办下一届东方学学者会议的申请。因此，苏联承办东方学学者会议是来自苏联最高层的政策指导，与赫鲁晓夫提出建设新东方学的政治任务密切相关。

　　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尚未召开，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苏联方面全力以赴，组建了庞大的筹备委员会。适逢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强东方学研究，要“分析东方非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反抗殖民者的英勇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影响”。苏联东方学界为此展开深入的探讨。这些讨论在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上结出了成果，也因此引发参会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

　　首先，根据苏共二十一大的精神，莫斯科会议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将亚非反殖民斗争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此，会议主办方尽可能多地邀请“东方”学者参会，先是资助了420位亚非学者，后又额外申请了10万卢比，用于邀请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目的就是“加强东西方联系，加强苏联人民与东方人民间的友谊”。在苏联学者的坚持下，非洲被正式纳入东方学的范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米高扬应邀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的讲话与前述赫鲁晓夫讲话一脉相承，指出“亚非人民的革命已经使东方学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改变。新东方学的核心特征是：东方人正创造他们自己的科学，因此，东方不再像过去一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东方人成为科学的创造者。”诺曼•布朗后来回忆米高扬开幕词，仍清晰记得“米高扬强调俄国在解放亚非国家中的作用，攻击美国是帝国主义”，并评价说，“莫斯科会议成为俄国毫不遮掩的宣传场地”。

　　其次，苏联东方学界在围绕苏共二十一大精神展开的讨论中，明确东方学学者的任务是加强理论总结的科学水平，使东方学的某些领域“由描述性的工作提升至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水平”，并且使“东方哲学研究能够帮助促进苏联东方学在亚非国家知识界的权威”。要而言之，要使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获得广泛接受。这就引发了会议上最为激烈的争论。其时，美国的“东方”研究正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且形成了以区域研究为代表的新范式。受美国官私组织资助，共有125位美国东方学学者参加了这次莫斯科会议，规模可谓不小。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说法，东西方学者在方法学(论)上存在争议。在“东方”国家历史研究领域，苏联学者基本上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原则，即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历史的原则。而西方史学家大多遵循按文明发展史原则来划分。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后来借一篇书评回顾说，参会的美国学者对会议深感失望。他认为，“苏联学者受意识形态制约，将中国强行放入世界历史的马列主义分析框架下，利用数量极少的、模糊的证据对中国进行泛化的解读。”

　　最后，为强调对当下问题的关注，苏联东方学学界对未来七年内重点关注的研究题材进行了系统梳理。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亚洲无产阶级运动、东方国家的工人运动等现实题材外，苏联东方学学家承认，“无论对苏联来说，还是对美国来说，中国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成为……最大的问题。”苏联迫切需要解答亚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因此必须回答中国的历史发展、生产力、民族文化、人民大众的革命创造，如何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趣的是，这也是美国中国学专家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动因。事实上，就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而言，中国的确是不可或缺却又总是遗憾缺席的重要角色。莫斯科会议召开前一个月，中国代表团宣布取消参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此前的会议宣传中，中国学者参会是莫斯科会议区别于此前东方学学者会议的最大亮点。苏联方面曾表示中国会派出300人的代表团。美国安娜堡会议组织者亦向中国发出了邀请，但没有得到回应。其时尚是青年学者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对这次会议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就是中国取消参会。他评价说，中苏分裂无疑是中国取消参会的原因，但在闭幕式上，加富罗夫却将其演绎为受过西方殖民统治的亚洲人民视东方学为“反动科学”，因此予以拒绝。考虑到中国曾多次派学者参加过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这种说法的确不具说服力。

　　不可否认的是，莫斯科会议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鉴于会上发表的关于亚非历史和当代政治发展的大量分析和讨论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展开的，会议无疑推动了马克思东方学在亚非世界的扩散和传播。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在亚洲地区有着传统的影响力，苏联和亚洲学者间的学术交流非常频繁。苏联东方学研究所设有专门培训外国见习生和研究生的教育项目，国际学术会议、期刊发行和图书出版等交流活动持续进行。日本学术界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几个东方学研究学术团体的左翼倾向明显。20世纪60年代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策划的多卷本日本史研究巨著，完全采用了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分期方法。日裔美国学者池信孝(Nobutaka Ike)将日本学术界的状况描述为“弥漫于日本智识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为福特基金会撰写的报告中提出，通过区域研究提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基本观念来“制衡”日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出席莫斯科会议的日本学者达50人之多，为历次会议罕见。东京大学教授林茂回忆说，米高扬的讲话令人兴奋。他特别赞同苏联关于东方学的两个主张，即“东洋”学者必须成为研究的主体，才能服务于“东洋”各民族的利益；“东洋学”研究的对象应集中于亚非现代问题。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亚洲各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左翼倾向，将苏联在学术界的活动视为冷战“心智之争”的关键领域。在美国看来，苏联一直利用马列著作及其对马列思想的阐释来推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据情报部门的评估，苏联有个庞大的全球图书发行系统，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图书馆书架上摆满了苏联书籍；“过去35年，苏联已经发行了近10亿部马列著作”，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为此特别设立了“学说宣传项目”，就是为在学术领域，在思想方面反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世界对美国观念的理解和接受。

　　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政界和知识界对此极为警醒。他们认为苏联展示了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极大地提升了其在智识世界的影响力。在“差距”恐慌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在教育和学术领域展开全面讨论，为区域研究提供立法保障的《国防教育法》正是在此背景下出台。出于担心苏联科技领先连带的国际威信提升，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关注亦达到顶点。前驻华外交官柯乐博(O. Edmund Clubb)借此指出，二战后亚洲殖民主义崩溃，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苏联对亚洲的兴趣发展到极致，整个国家的东方学都得到了重组和扩张。他进而得出结论：美国在东方学研究方面整体落后于苏联，“正是由于总体上研究的不足，才使得美国的亚洲政策经常性地损害我们自身的利益。在这个东方国家日益在世界事务中左右力量平衡的时代，这种不足是一种真正的国家危机。”柯乐博的这番推论是典型的冷战式思维，即美苏在知识领域的“差距”会导致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而美国必须加大投入来弥补这种智识“差距”。莫斯科会议似乎为柯乐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领先地位”增加了注脚，加速了美国官私机构在亚洲推广区域研究范式的进程。

　　事实上，受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理念的影响，美国私人基金会在资助国内区域研究发展的同时，已经开始推动区域研究的国际化，并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在亚洲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从1953年起，洛克菲勒、福特和亚洲基金会就开始大规模注资日本区域研究项目，引发日本学者的反感。1960年福特基金会欲资助京都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所，遭到京大学生团体的激烈抗议。其后，在资助东洋文库成立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时，又遭到日本学术界的强烈反对，进而引爆了著名的“东洋文库事件”。私人基金会在韩国的境遇相对好一些，不仅帮助韩国高丽大学成立了亚洲研究中心，还促成美韩学者间的合作，共同展开朝鲜研究，以及建立一个韩国研究的文献目录系统。美苏双方在印度知识领域的竞争最为激烈。苏联在印度学术界有传统影响力，莫斯科会议和新德里会议上都可看到苏印学者合作的场景。为此美国加大了对印度区域研究的投入力度。有档案显示，1962年印度学家理查德•帕克(Richard L. Park)受亚洲基金会委托到印度考察时，仅在新德里一地就会见了数十位美国学者，多为区域问题专家。可见美国对印度的重视。

　　上述背景下，原本更多为学术界瞩目的国际会议愈益成为美国冷战机构关注的重点。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海斯法》，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区域研究，以及为政府资助演讲、讲座、学术组织、研讨会和课程体系建设等国际学术活动提供了立法保障。国务院获得资助国际会议的授权，由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具体负责实施。此后，美国开始有组织地资助国际学术会议，或者资助美国学者参加会议，其目的一是“增强美国与国外智识和文化领袖间的交流”；二是保证足够数量的美国学者参与国际会议，“确保美国的代表性与其自由世界领导责任相适应”。然而，国会对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拨款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对国际学术会议的支持大部分由中情局承担。这类活动中的冷战色彩因此变得愈加浓厚。亚洲基金会在资助亚洲学者参加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的备忘录中写明：类似资助一方面是为了“心智之争”，“展示美国东方学研究的广度和水准”；另一方面是为了范式移植，“通过亚洲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讨论和辩论，促进当地高等教育机构发展，以及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建立。”1965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史密森学会发表讲话，特别强调了借助国际学术会议“增加并传播知识的重要性”。学术交流对“心智之争”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的主办权曾是美苏争夺的焦点。莫斯科会议快结束时，美国东方学会、亚洲研究协会(AAS)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曾联合申请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的主办权。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次会议邀请的“东方”国家学者以亲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为主，苏联的立场占据了上风。美苏妥协的结果是印度承办下一届会议。承办国之争曾引发西方代表的一些激进建议，即抛弃这个愈益政治化的会议，另外组织非共产主义东方学学者会议。冷战开始以来，国际组织因意识形态对抗而分裂的事例层出不穷。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最终免于分裂的命运，一方面是因为在知识领域的权势转移过程中，美国逐渐掌握了主导权，在1964年新德里会议上，美国最终争取到第27届会议的主办权；另一方面则源于与冷战初期因两极力量对峙而导致的国际组织分裂不同，进入20世纪60年代，权力多样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已经显性化，分裂并不符合历史潮流。

　　鉴于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附着如此厚重的知识权力博弈色彩，美国方面进行了全力以赴的筹备。前面说过，历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均受到官方重视，有政府高层官员出席。新德里会议上，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和总理尼赫鲁均出席了会议并致辞，可见其重视程度。安娜堡会议筹备委员会亦试图通过各种渠道邀请约翰逊总统出席会议。在致约翰逊总统的信件中，美国学者提到苏联将有99位东方学学者参会，表明苏联极其重视这样一次会议，“这将成为继1966年《太空条约》签订后，美苏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案例。”深谙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重要性的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都表示要对会议“给予所有可能的支持”，并且建议约翰逊总统出席安娜堡会议开幕式，“不仅因为会议本身的重要性，还因为这是一个平台，可以用来解释美国的亚洲(越南)政策。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学术界、知识界和美国政府在扩大交流的重要性方面达成了一致。”

　　冷战背景下，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终究难以摆脱时事的影响。到1967年7月18日，约翰逊总统最终确认无法出席会议。总统特别助理马文•沃森(W. Marvin Watson)给出的理由是会议召开的时间段总统无暇他顾。考虑到学术界愈益高涨的反越战声音，真实原因应该是白宫担心总统出席会议可能会面临尴尬的局面。时任密歇根州州长的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出席了会议，参会的还有来自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开发署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此前，为表示美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联合取消了阻碍部分外国学者入境的条款，包括原来自动排除那些与共产党有关联的学者入境的条款。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可以如期参会。然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代表团于会议开始前9天突然宣布取消行程。苏联代表团宣布的理由是“美国统治圈支持的越战升级和以色列侵略阿拉伯的行径，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许多亚非国家学者无法参会”。部分亚洲学者和16位法国学者随后宣布抵制这次东方学学者会议。会议进行时，在宾大教授卜德牵头下，有300名参会代表参加了非正式反战集会。其时在英国利兹大学汉学院任院长的拉铁摩尔、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卫藤沈吉(Shinkichi Eto)和费正清都参加了集会。这些争议和冲突带着冷战、反殖、反霸多重色彩，预示着会上的学术讨论环节不会平静。

三、双重博弈：从反殖民主义到反新殖民主义

　　作为“东方”研究的新范式，区域研究实际上是在非殖民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新知识建构。对美国来说，区域研究的最初目的是解码亚非社会，将其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进而贡献于美国领导下的新国际秩序。然而，在冷战对抗这一更为迫近的危机下，区域研究需要一套整体理论来平衡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以免新兴国家受到后者吸引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现代化理论因此与区域研究结合在一起，成为分析和引导亚非国家发展走向的重要工具。与之相关联的是，原本致力于反对传统东方学的亚洲学者，愈益感受到区域研究范式中隐含的新殖民主义话语陷阱。盖源于此，在战后历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上，越来越多的亚非学者对传统东方学和美国区域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对两者内含的新旧殖民主义倾向进行驳斥。而在安娜堡会议上，尽管苏联代表未能出席，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影响仍在，这次会议亦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东西方思想交锋和新兴力量反制大国的双重特征。

　　1964年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新德里召开。这是会议首次在亚洲前殖民地国家举行，印度总统、总理和副总理全部出席会议，为历次会议之最高规格。更重要的是，印度设计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会议主题，即人的尊严、人类友好和世界团结，试图代表“东方”国家发声。当然，新德里会议亦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有420篇关于印度研究的论文，90篇有关伊斯兰研究的论文，80篇有关东亚研究的论文。一千二百余位参会者中，印度学者600位，美国学者120位，苏联学者43位。无论是参会人数和发表论文数量，印度都占有绝对优势。许多西方学者表达了对新德里会议的不满，一是批评参会论文未经严格筛选，基本上是“三流的”；二是指责会议带有非常明显的倡导“东方”东方学(Oriental Orientology)的倾向。新德里会议事实上成为表达反殖民主义情绪并付诸实践的大会。

　　亚洲学者试图从制度上解决“东方”学者话语权缺失的问题。新德里会议临近结束时，与会成员通过决议，授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讨论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的新章程，并在安娜堡会议上汇报讨论的结果。这个专门委员会由美国学者诺曼•布朗、印度学者丹德卡(Ramchandra N. Dandekar)、埃及学者哈沙巴(Yahya El-Khachab)、日本学者榎一雄(Enoki Kazuo)、法国学者让•菲约扎(Jean Filliozat)、挪威学者摩根斯特尔内(Georg Morgenstierne)和苏联学者朱可夫(Evgeniy M. Zhukov)组成，兼顾到了各方面的立场。其后在美国举行的安娜堡会议上新章程得以通过。根据新章程，亚非学者的权力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保障：其一，大会的组织结构重新规划，一个新的顾问委员会架构产生，成为主要的领导机构。会议原本由欧洲国家学者主导，新章程则规定，顾问委员会成员数量25-30人，从所在地区和研究领域内选拔，“除当届主席和大会秘书长外，任何国家都不允许有两名以上的代表委员”。其二，顾问委员会有着广泛的权力，其中包括遴选两届会议之间负责具体事务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或许是汲取前几届大会主办方在会议主题和日程上自行其是的教训，新章程规定下一届会议的范围和总体特征由执行委员会决定。新章程至少在形式上给予了亚非学者尊重。

　　除了寻求制度性保障外，非西方学者还试图从学理上打破传统东方学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如果说新德里会议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有个核心主题的话，那就是它们都试图证明亚非文明比西方学者描述得更为丰富，基础更为扎实，更具有连续性。新德里会议结束后，英国媒体报道说，印度学者在会上宣读论文时，不断强调亚洲的文化和思想从来都是世界思想的主流。其背后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是反西方中心主义。安娜堡会议上，非西方国家学者(以及西方国家一些左翼学者)从另一个层面延续了这一斗争。在8月15日下午进行的小组讨论中，与会学者围绕“东方文化对美洲文明的影响”展开了学术研讨。小组发言人之一、阿根廷学者提安纳(Jorge Alberto Taiana)作了题为“前西班牙美洲医学的东方元素”发言。华裔美国学者刘敦励(Dennis Lou)就“中华文化对哥伦布之前美洲文化的影响”做了发言。美国学者亨莉埃特•默茨(Henriette Mertz)的发言主题未知。但她是《远东诸神：中国人如何发现美洲》一书的作者。该书曾在美国引起争议，尽管如此，仍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另一位小组发言人、匈牙利学者巴迪尼(Badiny Jós Ferenc)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是匈牙利语和苏美尔语有着“同一性”，借以说明西亚文明曾影响欧洲。巴迪尼前后几次在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上发表相关演讲，但他的学术主张遭到法国亚述学家雷内•拉巴特(René Labat)的批评，亦引发极大争议。

　　很明显，“东方”影响西方的叙事并不被其时的主流学界所接受。在延伸至会后的讨论中，有学者明确指出传统东方学的西方中心偏见仍然存在。著名人类学家贝蒂•梅格斯(Betty Meggers)认为，在考古证据不平衡和不完整的条件下，同样的数据证明何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理论站位。因此，“对文明起源的探索可能会受到学者所做理论假设中未被承认的偏见的阻碍”。当然，文明起源问题迄今未有定论，对于参与会议研讨的学者来说，重要的是“东方”文明影响其他文明可以成为冲破西方中心论的一种理论主张。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反东方主义的意识。在安娜堡会议闭幕大会中，小组主持人、阿根廷学者奎尔斯(Ismael Quiles)提出，鉴于“东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影响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建议成立一个长期委员会来予以专门研究。奎尔斯于翌年出版的《佛教哲学》一书阐明了他的真实想法。在该书序言中，奎尔斯极力主张“走出西方思想的视野，接近另一个世界，近距离观察另一种人类体验”。“走出西方思想视野”实际上是那一代非西方学者的共同梦想。

　　然而，就在亚非学者仍致力于清除旧殖民主义观念影响时，“区域研究+现代化”范式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前面提到，现代化理论本身即为替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的知识生产，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甚至直接在其书名中使用“非共产党宣言”做副标题。现代化理论假定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线性过程，最终会达到美国模式的大众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就是防止亚非新兴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如罗斯托所说，那个时期大多数(美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是：在这个权力分散化的世界，世界发展中地区的前景如何？发达地区的“我们”应当如何帮助“他们”？作为“帮助”亚非国家的重要步骤，美国官方、私人基金会和区域研究学者合作，一方面不断推动对亚非国家的研究，以“评估他们对现代化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试图借助区域研究知识传播，将美国有关现代世界的观念传递给亚非国家。正是在此意义上，著名日本学家和驻日大使赖肖尔提出，亚洲研究是“最重要的知识前沿之一”。赖肖尔认为，亚洲人正透过“马克思主义滤镜”来看待自己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理论确定性会摧毁美国在亚洲的希望”。因此，深化亚洲研究有助于提出一个新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

　　从1960年起，包括赖肖尔、费正清、鲍大可、乔治•贝克曼(George Beckmann)、格伦•佩奇(Glenn D. Paige)、约翰•霍尔(John Hall)和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在内的一批亚洲研究学者积极投入在亚洲建构现代知识体系的行动中。除了前述在亚洲各国(地区)资助和创办区域研究中心等活动外，学术会议被认为是激发辩论、统一认识、转变观念的最佳途径。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来自美日两国的日本学专家联合召开了六次有关“日本现代化”的专题会议。亚洲基金会则资助召开诸如“韩国现代化问题”“印度现代化问题”“亚洲现代化问题”国际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与会亚洲学者与美国学者围绕“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现代化如何应用于亚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某种意义上，安娜堡会议是上述会议的延续，大概有1/4的会议内容是在讨论亚洲现代化问题。因此，只有了解美国输出现代化理论的大背景，才能理解为何安娜堡会议如此聚焦于“现代”主题，以及与会学者在“传统”与“现代”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原因。

　　现代化理论在日本引发的争议最为激烈。不仅因为日本学术界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因为美国试图将日本打造成欠发达国家仿效的样板，由赖肖尔亲自牵头发起了“现代化理论攻势”。毋庸置疑，在历次有关“日本现代化”的学术讨论中，美国学者均遭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就连被认为有亲美倾向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也批评美国的经验主义方法忽略了思想、价值、人类意志、关系和社会行动等因素的影响。多数日本学者视美国推广现代化理论的行为为“新殖民主义”，认为后者很难避免滑回从外部“科学地”观察非西方社会的旧(殖民主义)结构。就在安娜堡会议召开前夕，日本《历史学研究》杂志刊发了一篇左翼历史学家的文章，直接批判包括赖肖尔在内的美国学者“正在日本鼓吹所谓的现代化理论”。日本学界的疑虑很自然地延伸到了安娜堡会议。会议分论坛的组织者恰是日本学者非常熟悉的日本学家约翰•霍尔和马里乌斯•詹森，两人都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家”而闻名。在日本学者看来，他们反对研究早期和晚近日本现代史的传统方法，力图用美国的史学模式组织讨论；会议的主题设定明显“将赖肖尔等人推崇的现代化理论隐含其中”。很多参会学者都记录了会议主办方强势引导学术议程和研究题材的事实。日本学者小岛敏男(Toshio Kojima)在评价这次东方学学者会议时说，“从会议选择的研究主题的性质来看，美国的政治意图很值得怀疑。”根据亚洲基金会派驻会议的代表艾伦•乔特(Allen C. Choate)所做总结，尽管参会日本学者经过遴选，但许多会议论文仍然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论调”。可见，安娜堡会议延续了此前美日学者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成为日本学者制衡现代化理论的利器。

　　学术论争背后的政治悖论很难以常理衡量。日本学术界反对美国范式的声音大多来自左翼学者，中国台湾学术界却来自“反共代言人”。中国台湾学界最大学术公案之一要算所谓“郭廷以案”。1962-1971年，在费正清和韦慕庭的帮助下，福特基金会向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资助了42万美元。亚洲基金会对近代史研究所亦有项目资助。资助方并未讳言，这些资金就是为使近代史研究所成为“美国在台湾研究中国的基地”。其时费正清因为1966年出席美国国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成为中国台湾当局眼中的“亲共分子”。在特殊政治氛围下，一些学者指控费正清与中国台湾的学术合作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企图将他所认可的研究模式推广到台湾，使近代史研究所成为美国的史学殖民地”。郭案的高潮就是所谓“出卖档案”的国际东方学学者大会事件。会后一些学者刊文，力陈郭廷以是借会议之机“说服”费正清改变立场，而徐高阮和黎东方却痛批郭廷以“出卖档案”，是费正清的“同路人”，并引发胡秋原、周之鸣、周鲸文、邱有珍等政学两界人物对郭廷以的批判。苏莹辉先生虽未参与这一学案，但他在会议散记中也提到，“这一届大会，是按照美国对东方学术研究的重点，而有所变更。”他提到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强调美式的历史分期法(古代、近代和现代)，如原本非常重要而单列的古代埃及学、犹太学和美索不达米亚学等，都被归入“古代中东”；二是强调美国的学术兴趣，也即轻古代，重现代，尤其重视中国研究。整个会议日程只分十个大组，中国就占两组，分别是“早期中国”和“近代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项目结束后，委托刘广京(应韦慕庭之请)所作评估，特别提到近代史研究所学术成果“比过去更多的……是现代方法和观念的运用”。可见无论这些争论背后有多少政治因素在里面，美国学术范式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既反传统殖民主义，又反新殖民主义的双重特征在南亚小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日本学者一样，印度学者很快意识到区域研究不过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视角下，亚洲社会普遍“带病”，而美国区域专家则是为亚洲社会进行“诊断”的医生。印度学术界的普遍感受是，“这些美国学者带着西方理念和理论范畴来到印度，但这些思想几乎无助于解决印度社会的问题。”在安娜堡会议前几个月召开的“亚洲现代化”研讨会上，亚洲学者指出，“东方”社会从未为美国设定发展目标，但美国却一直在“诊断”亚洲；美国知识传播的实质是：先对亚洲社会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再对症下药，解决所谓“发展”问题，推动亚洲从非殖民化、去共产主义化到美式现代化的转变。安娜堡会议上，组织者专门设置了以“南亚现代化问题”为主题的研讨小组。印度裔学者贝迪阿•瓦尔玛(Baidya Nath Varma)在发言中直指现代化理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试图误导新独立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偏见下，“东方”文化是感性的，“东方人”无法理性处理社会问题，因此只能依附于西方。他提醒道，诸如英格尔斯(Alex lnkeles)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正把美国的经济特征和价值偏好结合在一起，以此界定印度语境中的现代性。尽管声音比较微弱，在南亚分组讨论中，已经有来自“东方”的学者提出西方理论在地化(localized)这一解决方案。其背后是对西方学术话语的深切疑虑。无论如何，由于多种批判声音的存在，安娜堡会议未能成为美国把持和独占学术话语权的场域。

结语

　　综上所述，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一个既特殊又带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有关“东方”的研究本身就附着浓厚的政治意涵，在战后全球化、非殖民化和冷战对抗的背景下，新范式的生成受到更多权力要素影响，知识生产的过程和结果更为复杂；另一方面，很难找到如安娜堡会议这样一个汇聚多元冲突又极具象征意义的学术事件，可以清晰地揭示出“东方”研究范式演变的轨迹，以及在冷战背景下大国围绕学术范式展开的复杂博弈。其普遍意义在于，知识与权力的交互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门知识的生成或质性变革都有学科积淀和社会渊源，同时也有其时代背景和触发机制。从传统东方学到区域研究的演进，映射出的不仅是学术范式的转换，更是大国行为模式和世界权力格局的变迁。阿根廷学者萨尔瓦托雷曾说过，美国借助对外知识传播大战略，通过不断寻求在科学、技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地位，通过回应苏联在智识领域的挑战，才真正彰显出其国际地位。从莫斯科会议到安娜堡会议上的知识权力博弈，正是美苏冷战的一个缩影，有助于透视这场20世纪最为宏大的历史性对抗的多维图景。

　　就美苏“心智之争”而言，很多人视其为美国政府主导的“文化冷战”同义词，希望找到官方控制的全面证据。事实上，“心智之争”毋宁说是美国冷战文化的产物。在安娜堡会议开幕致辞中，诺曼•布朗回顾说，私人基金会率先看到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东方”研究的必要性，美国国会随后以立法形式确认了这一国家需要。同样，也是私人基金会最早意识到知识输出的重要性。福特基金会纲领性文件《盖瑟报告》指出：美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强自由人民的力量……必须向他们，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输出知识、指导和资本”。而在对外知识传播方面，美国学者一向有着很强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是“心智之争”的重要力量。正如有学者在安娜堡会后评价说，“在塑造人类的心灵与智识方面，这些学者比政治家更有话语权。”正是美国社会冷战文化的形成，才促使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和区域研究专家向同一方向努力，成为后来备受批判的“官智”复合体或“政治-赞助者-社会科学”纽带。

　　需要说明的是，在知识权力博弈的视野下，“东方”研究范式的转变始终是此消彼长的状态；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也始终处于被挑战的位置。安娜堡会议上美国范式受到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权力的分散化已经催生知识多元化的诉求。部分源于“东方”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部分作为美国知识传播的结果，亚洲地区“成为二战后东方学家数量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参加安娜堡会议的学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亚洲学者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或者留在美国，或者回到本国，或者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活跃成员。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美国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成为美国学术范式的激烈批判者。参加安娜堡会议的马来西亚学者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孟加拉学者拉曼(A. T. R. Rahman)、印度裔学者贝迪阿•瓦尔玛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总之，进入20世纪60年代，亚洲本土学者开始著书立说，越来越强调亚洲人自身的研究视角，这对旧有的“西方中心观”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注释略）

　　（作者：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