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卉：西方英语学界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问题

内容提要：海洋环境史是20世纪晚期兴起的史学新领域，它关注的是历史上人类与海洋环境的互动和相互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渔业资源衰退和海洋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学者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发轫于西方的海洋环境史在发展初期主要关注海洋渔业资源的多寡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域扩展到历史上人类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自然科学发展和史学新潮流的影响。海洋环境史研究不但拓展了环境史的研究范畴，挑战了传统环境史研究中陆地本位的历史观，而且证明了历史学者跨越学科界限与自然科学学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环境史的书写提供了前沿范式。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西方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内容、方法、理论等方面遭遇一定的困境。

关键词：西方英语学界　海洋环境史　海洋生态学　海洋环境科学

　　海洋的面积约占地球表面面积的70%，孕育了地球上约90%的生物，对人类的生存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人类与海洋的互动由来已久，不可避免地对海洋产生影响，海洋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尤其是近150多年来，人类与海洋的往来更加频繁。了解海洋环境有助于人类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海洋的物理环境较陆地更为复杂多变，人类对海洋的了解远不如对陆地充分，海洋环境的研究也起步较晚。专门研究人类与海洋环境之间关系的海洋环境史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出现，这与20世纪末全球范围的海洋生态危机有着直接关系：海洋生态问题最先引起海洋科学家的关注，在海洋科学家的带动下，海洋环境逐渐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受到海洋生态学的影响，海洋环境史学者最初关注的是渔业资源数量的变化，尤其是人类活动对鱼类资源多寡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捕鱼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的互动，还将海岸、岛屿等海陆交界处纳入其研究范畴。海洋及周边陆地的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都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议题呈现多样性。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优秀研究成果迭出，展示了海洋环境史书写的多个维度。学界对此领域的关注和兴趣也越来越多：2008年在“海洋探索国际委员会”(ICES)的支持下，渔业史研究的专门小组得以成立；2011年世界上最大的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蕾切尔•卡逊中心组织了主题为“流动的前沿：探索海洋、岛屿与沿岸环境”的国际会议；2013年欧洲环境史学会大会有多个小组会议探讨了海洋问题；同年《环境史》杂志专门组稿探讨了海洋环境史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

　　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是历史上人类社会与海洋自然之间的互动，它以海洋及周边海岸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海洋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海洋环境自然变迁的历史、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相互影响的历史，以及人类对海洋环境的文化认知的历史。国外学者如W.杰夫瑞•博尔斯特、迈克尔•基亚拉帕、马修•麦肯齐、波•鲍尔森等，都曾对海洋环境史这一新兴领域的出现、发展方向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对渔业环境史的回顾，而对除此之外的内容所述不多。在国内学术界，包茂红关注了从海洋史到海洋环境史的学术演进脉络，侧重对太平洋海域尤其是亚洲海域的研究；李玉尚对中国海洋环境史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张宏宇和颜蕾对海洋环境史研究进行了梳理，就如何定义海洋环境史给出了较好的阐释，并按照研究内容从横向介绍了海洋环境史的研究现状和特点。但上述研究较少对此领域的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也缺少对前沿动态的评述。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按照时间顺序，以英语学界为中心介绍海洋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各个阶段研究呈现出的特点，以厘清海洋环境史的总体发展脉络，特别关注了晚近的研究成果以窥测该领域的新动向，并尝试分析该领域面临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一、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作为环境史和海洋史相交叉而出现的分支领域，海洋环境史的兴起离不开这两个领域的学术奠基，而无论是环境史学者还是海洋史学者起初都没有对海洋的自然环境给予关注，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多重原因。首先，由于长久以来“陆地史观”的主导，以陆地为本位的价值取向阻碍了史学界对海洋本身的深入研究；其次，西方文化长时间以来对海洋存在偏见，他们认为浩瀚无垠的大海是“恒久存在”、没有时间性的化外之地，因此没有它自己的历史，而且相对于有限的陆地资源，海洋资源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对海洋环境的破坏也并没有陆地上那么容易被察觉，因此人类对陆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环境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并未波及海洋。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海洋史研究将海洋看作与陆地不同的另一个历史舞台，关注海上的军事、贸易、文化交流等各种人类活动，以及历史上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在其最初的三四十年里，除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等少数几位学者，历史学家并未将海洋自然环境作为研究对象。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勃兴的环境史在最初的几十年中主要关注陆地生态系统如森林、荒野以及农业等，也将对海洋的书写排除在外。

　　环境学者对海洋的关注最先从渔业开始。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言，“一切环境史始于人类肚囊。”人与自然的联系从人类向自然索取食物开始，食物的生产最先将人与自然连接在一起。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也提出，应当关注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劳作来了解自然。鱼类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捕鱼是人类社会与海洋环境互动的重要方面，因此，如同关注陆地的环境史最先从农业环境史开始一样，海洋环境史从渔业环境史开始，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频出佳作，奠定了这一次分支领域在海洋环境史中的主导地位。此外，渔业环境史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海洋科学影响的结果，海洋科学如海洋生物学和海洋生态学的新发展为渔业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为了供养二战后地球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商业捕鱼的强度大幅度增加。于是，海洋生物学家从传统的研究议题如海洋生物的分类、形态特征、生命周期、繁殖习惯等转向对“海洋生产力”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提高渔业产量的现实需要，海洋生物学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应用型研究，对鱼类的数量多寡甚为重视。同时鉴于人类活动对鱼类数量的影响之大，海洋生态学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类活动，特别是商业捕捞所导致的生物资源的衰退。海洋科学的发展激发了历史学者对渔业环境史书写的动力，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历史学者对现代渔业科学的批判性审视也激发了史学领域更多地书写渔业历史。

　　海洋环境史学者对渔业的考察在内容和对象上与传统渔业史有所不同：后者研究捕鱼业的历史发展，包括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的捕捞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捕鱼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政府对渔业的管理，渔业科学的演进及相关机构的建立，人类对捕鱼活动的认识以及该活动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等。虽然渔业相关的自然环境也受到渔业史学者的关注，但通常仅被当作活动所发生的条件和背景，并未被看作影响和改变历史的动因，他们的落脚点还是在人类活动。而环境史学者惯常关注自然资源的变迁与保护——渔业资源的变化和管理保护最先吸引了环境史学者的目光，其落脚点是人与海洋自然之间的互动，海洋环境史学者尝试对人类捕鱼史进行生态学上的阐释，尤为关注捕鱼活动所引发的环境影响。同时，在海洋环境史学者眼中，自然因素不再仅是人类活动的背景，而是参与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决定因素之一。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史学界出现了探讨渔业资源利用的零散论文和数量不多的专著，理查德•贾德、哈里•沃森以及肖恩•卡迪根等人探讨了渔民在渔业资源保护中的作用，将重点放在了工业化时期前后人类的渔猎行为对渔业资源的影响，这是海洋环境史的发端。受到爱德华•汤普森道德经济学的影响，这些学者通常将从事生计渔业的渔民与工业化捕鱼业对立起来，认为渔民是自然的守护者，也是工业捕鱼的反对者，渔民们限制自身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是出于生态考量，即为了资源能更长久地利用和渔民社区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看法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认为比起竭力攫取更多资源的商业捕鱼业，自给自足、拒绝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渔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这些研究着重探究政治经济因素在渔业资源变化中的作用，对环境因素的探讨不多，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著作。

　　亚瑟•麦克沃伊的《渔民的问题》被视作最早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环境史著作，该书回顾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加州渔业的兴衰史，从19世纪印第安人、欧洲和亚洲移民的捕鱼活动追溯到20世纪现代工业捕鱼业的发展。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法律史，以及海洋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分析了市场力、文化传统、政策法律、科技发展以及环境等诸多因素在20世纪加州沙丁鱼业兴衰中所起到的作用。作者认为加州渔业的最终衰竭符合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所提出的“公地悲剧”理论，但同时指出有效的干预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资源的无限度开发。约瑟夫•泰勒的《制造鲑鱼》也是一部优秀的渔业环境史著作，该书讲述了太平洋西北部鲑鱼产业的衰败和人们不奏效的补救行动。作者指出，自19世纪起由于资源开发导致的鲑鱼栖息地破坏和商业捕捞，鲑鱼大量减少。而科学家和决策者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人工繁殖——破坏了鲑鱼的生殖活力，加速了其灭绝。自然因素如鲑鱼的生物习性、河流的特点以及气候条件加上复杂的社会因素共同导致了鲑鱼产业的衰落。作者借助关于鲑鱼人工繁殖和生活习性的大量科学文献，同时注重对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考察，综合分析了经济、文化、科学和自然因素在这场渔业危机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上述两部作品是渔业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分别围绕某一特定区域和特定渔业种类展开，这两种研究路径成为渔业环境史研究的经典范式。这些早期的渔业环境史学者将环境史引入渔业史研究，不但考察了人类活动对渔业资源的影响，还探究了自然因素在渔业兴衰中起到的作用，成为海洋环境史的开端。

二、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初步发展

　　海洋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步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得益于海洋科学和历史学的对话。20世纪90年代末，黑海生态系统的崩溃、纽芬兰等大型渔场的相继关闭等各种海洋生态危机引起了海洋生态学家和公众对海洋环境问题的关注。针对海洋生物急速减少的问题，丹尼尔•保利等海洋生态学者意识到短时段的研究难以准确把握渔业资源的数量变迁状况——以往的海洋生态学者只能看到自己时代中渔业资源的“基线”，而“基线”实际上是不断变动的，这导致生态衰落在生态学者看来是正常的。仅利用短时段的研究数据可能会错误地估计和误判海洋资源的减少程度，因此长时段的研究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引入历史视角来研究渔业资源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海洋生态学发生了“历史转向”——海洋生态学者开始追溯长时段内海洋生态的变化。同时，海洋生态学者也意识到，即使他们眼中最为孤立的海洋生态系统也无法摆脱人类因素的影响，而人类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历史学者对人类过去以及过去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因素更为了解，因此有必要联合历史学者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在大型国际科研项目“海洋生物调查”(the Census of Marine Life)中，两千多位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跨学科研究，考察海洋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其中子项目“海洋动物数量历史研究”(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简称HMAP)主要研究历史上海洋生物数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历史学者在该项目中的主要作用便是挖掘和提供档案资料，以便自然科学家了解海洋生物资源变化的社会因素。虽然在项目后期由于资助导向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分歧，此项目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历史学家对海洋环境的兴趣，推动了海洋环境史研究的继续发展。

　　此时期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HMAP项目。在项目中与海洋生态学者的合作使得历史学者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上都受到海洋生态学的影响，跨越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路径在这些学者们的著作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践，进而出现了诸多优秀成果，包括历史学者和生态学者的合作著作，其中保罗•洪、提姆•史密斯等人编写的《被开发的海洋：海洋环境史新方向》以人类渔业活动的环境影响为主要内容，运用了历史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角度考察了人类活动及自然变化对海洋动物数量的影响。同样受到HAMP项目的资助，波•鲍尔森的《荷兰的鲱鱼：一部环境史》考察了1600年到1860年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北海鲱鱼业的影响，作者指出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一起塑造着近代早期北海的鲱鱼业。

　　更为重要的是，海洋环境史学者在与自然科学家的合作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学科定位，使海洋环境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如果说海洋生态学关注的重心是自然的变化，那么海洋环境史的关切则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学者意识到，他们需要书写的是人类活动与海洋自然错综交织的历史，这种历史以叙事为主，重点考察影响海洋环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这样的书写中，尤为重要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渔业资源的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将渔业资源的变化放置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考察。

　　纵使海洋环境史的发展得益于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历史学家对现代科学的批判一直存在，这也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引发海洋科学内部争议的“最大持续产量”(MSY)理论等科学思想及其社会效应也引发了海洋环境史学者的批判。卡梅尔•芬利的《倾海之鱼》认为失败的渔业科学管理导致了渔业危机的出现。芬利对比了美国、欧洲和日本渔业科学和渔业政策的发展，认为过度捕捞并非源于“公地悲剧”，而是源自错误的科学和政策法规，尤其是“最大持续产量”理论导致了错误的渔业管理政策出台，最后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过度捕捞。现代渔业科学与渔民本土知识之间的碰撞也是海洋环境史学者的重要关注对象，《牡蛎的问题》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博弈。作者利用历史学与生态学的研究材料，围绕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牡蛎产业的私有化和现代化问题展开，认为在渔民、科学家、决策者之间的角力中，渔民占据着对资源的大部分控制权，科学知识在资源保护中作用的发挥要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在科学之外，史学新思潮也激荡着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随着海洋环境史的日臻成熟，学者们越发注意到周边陆地与海洋的紧密联系，所关注的空间范围也从海洋扩展到周边海岸，沿岸居民自然成为海洋环境史学者的关注对象。受到新社会史的影响，海洋环境史学者也开始对沿岸居民不同的阶级、族裔和种族等身份加以关注。康妮•蒋的《塑造海岸线》讲述了从19世纪末到现今加州蒙特雷湾的两大支柱产业——沙丁鱼业和旅游业如何共同影响了当地海岸环境的变迁。作者将社会史与环境史相融合，不仅讨论了捕鱼业和旅游业发展中所涉及的阶级、种族、族裔等问题，也考察了两大产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海洋环境史学者的研究也逐渐与文化史相结合，注重考察人类文化对海洋环境的塑造。马修•麦肯齐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媒体对渔民态度的转变如何影响了联邦政府捕鱼法案的制定。资源保护主义者在社会话语中将“正直勇敢、勤劳单纯、自力更生”的渔民与社会变革时期的国家道德品质相联系，他们将使用传统捕捞方式的渔民与市场驱动下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掠夺式捕捞的工业捕鱼者进行对比，以此推动政府制定渔业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而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随着认识上的深入，学者们对渔民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之前将渔民看作“环境守护者”的浪漫主义观点开始消解。丹尼尔•威格士认为，从事小规模捕捞的渔民与资本主义并非对立的关系，他通过1630年到1830年新英格兰渔民的个案研究指出当地渔民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没有抗拒资本主义，而是也在努力产生盈余、追逐利润。他们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对环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实践在生态上不具有可持续性。马修•麦肯齐的《清除海岸线》考察了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初科德角的渔民、旅游者、政客以及科学家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变化，认为本地资源管理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并不是由科技发展引起的，而是经济模式从自给自足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转变所致。他指出，渔民与渔业资本家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渔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市场中来，但其所持的传统生态观使其对资源的利用有别于后者。相比早期将渔民看作自然的守护者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对者的观点，这一时期学者对渔民的认识更为成熟客观——渔民们虽然在文化观念上与工业捕鱼者不同，但也参与到市场经济中，也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对渔业资源进行攫取和控制，但他们会为了社群长远的利益对资源进行保护。这些海洋环境史学者对渔民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修正和补充了爱德华•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理论。

　　总之，20世纪90年代末的海洋环境史与海洋科学和史学新思潮的激荡桴鼓相应。海洋环境史学者在与自然科学界的合作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学科定位，在史学变迁的浪潮中拓宽视野，关注人类社会和文化。此时的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渔业资源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注重分析社会因素如现代渔业科学的发展，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角力对渔业资源利用和管理的影响，以及捕鱼业的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后果。但这一时期西方学界的研究还基本停留于对渔业的探讨，使渔业环境史成为海洋环境史中成果最为丰富、成绩最为突出的分支领域，西方学界对渔业之外的其他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不甚关注，且尚未将海洋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来研究。

三、海洋环境史研究的繁荣

　　随着研究的进展，海洋环境史学者的视野不再仅局限于渔业，而是扩展到人类在海洋中的各类活动，史学关怀的对象也从渔业资源的丰度延展到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与海洋环境科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20世纪下半叶海洋污染事件频发，海洋环境保护成为当务之急，而旧有的海洋科学无法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加上此时期现代环境科学日臻成熟，一门新的学科——海洋环境科学就诞生了。此学科主要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海洋生态承载力。受到海洋环境科学的影响，海洋环境史学者也开始重视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他们不但关注人类对海洋环境的破坏，还考察了海洋环境的破坏对沿海居民生活的影响。玛莎•戈尔曼的《环境危害：海洋污染》就关注了海洋污染问题，作者并非历史学家，却追溯了历史上人类活动如公共下水道的修建、石油的泄漏对海洋造成的污染。海岸地区濒临海洋，受海洋影响较大，学者们也将这一区域纳入研究范畴。约翰•斯蒂尔戈的《海岸》考察了美国沿岸地带海滩、湿地、沙丘、码头、港口等区域的生态与文化的历史，涉及多个主题，如海洋的颜色问题、海岸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危害、造船业的发展等，探讨了自然力和人为因素对海陆临界区域的自然景观和环境的塑造作用。

　　人类探索和利用海洋的实践活动如海洋空间利用、海洋探险也成为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历史学者着重考察了这些实践活动与现代海洋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海伦•罗兹瓦多夫斯基和大卫•柯伦编写的《海王花园中的机器》探讨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产物如无线电装置、大洋钻探、人工岛等如何增进了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并促进海洋科学的发展。海伦•罗兹瓦多夫斯基的《了解海洋：发现和探索深海》综合利用了环境史、科技史及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英美世界对海洋的探索，人们对海洋认识的转变以及海洋科学如何作为一个学科得以确立。罗兹瓦多夫斯基将科学考察视为一种劳动实践，认为科学家通过这种劳动来增进对海洋的认识，推动了海洋科学的发展。

　　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海洋环境史学者开始探究海洋环境与人类文化的相互影响，特别是人类文化认知和观念的变化如何影响人类在海洋的活动，进而改变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迈克尔•罗宾逊的《至冷熔炉：北极探险和美国文化》追溯了美国公众对本国1850年到1910年北极探险活动的社会反应，探讨了极地海域的探险对于美国文化的重要意义。罗宾逊指出，在这一时期，科学对探险活动的影响减弱，而社会上对爱国情怀和男子气概的宣扬却在海洋探险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盖里的•克罗尔的《美国的海洋荒野》考察了20世纪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对美国民众的海洋观念的塑造。由于海洋与陆地上的荒野有诸多相似之处，探险家们将对荒野的理解延伸至海洋，这影响了美国大众对海洋的理解和认识。在此价值观念的引导下，海洋遭到美国人破坏性的开发，面临着与陆地上的荒野一样严峻的环境问题。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受到海洋环境史学者的注意。

　　随着研究的深入，海洋环境史学者的关注从渔业资源的多寡扩展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学者们尝试从宏观角度审视整个海洋的历史，由凯瑟琳•马内兹和波•鲍尔森在2016年编纂的《海洋的过去：海洋环境史手册》是一部由历史学家、渔业科学家、海洋学家和考古学家合作完成的著作，作者们运用了档案研究、生态学的模型和理论、考古学、口述史以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海洋相关议题展开了跨越学科的探讨。书中利用生态指标、海洋食物网模型等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考察了海洋动物群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变迁。这表明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借鉴自然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上超越了渔业环境史，真正将海洋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近年来，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内容不仅从渔业扩展到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滨海陆地生态系统及其与海洋生态系统的互动也被囊括进海洋环境史中来，其视角更为宏大。同样是由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合作撰写的《流动的前沿：海洋环境史的新潮流》不仅考察海洋环境，还将滨海陆地纳入其研究范畴，强调滨海陆地和海洋在生态上的连续性，探讨了海岸、海岛、河口等地带的生态文化变迁，以及陆地和海洋两大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议题多元，涉及沿海区域的消失、海洋波浪科学的历史、现代科学与渔民本土知识的碰撞等，研究材料也极为多样化，包括科学记录、游记、法律文件、小说和地图等。杰克•戴维斯的《美国海：墨西哥湾的历史》细致地考察了从16世纪早期到21世纪墨西哥湾的环境史，记录了地质、气候及动植物等自然因素，以及历史上的人类活动对此区域内海洋和沿岸陆地的生态和社会影响。

　　晚近几年，在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影响下，海洋环境史研究中的跨国视角和全球视角也越来越突出。海洋环境史学者不再拘囿于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始重视地区间跨越国界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注重考察某一区域的环境变迁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联系。芭丝谢芭•德穆思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的写作视角广阔，关注的区域囊括了海洋、海岸、周边的苔原及海底，该书考察了近两百年间白令地区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中动植物与人类的互动，揭示了来自美国的资本主义者和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对当地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经济的破坏。除了档案研究，作者还利用口述史、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呈现了当地自然环境的变迁。《鸟粪和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一书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探讨了太平洋世界的鸟粪开采与世界经济、政治及生态变化的关联。

　　除了探讨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此影响对人类自身的反作用之外，海洋环境史学者也考察了海洋的自然变迁，如海洋异常变化和海洋灾难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厄尔尼诺：历史与危机》和《卡特里娜：一部环境史》两部著作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考察了厄尔尼诺现象与卡特里娜飓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推进，除了传统的渔业环境史之外，该领域探讨的议题也越来越多样化，增加了海洋污染、海洋空间利用、海洋探险和海洋灾难等议题。在空间范围上，海洋环境史的书写将海洋与陆地的交错地带如周边海岸、海港、海滩、海岛、河口湾等都囊括进来，同时也引入跨国视角和全球视角来探讨某一海洋和滨海区域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生态、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继续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还与科学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等交集颇多。在海洋环境史学者笔下，辽阔的汪洋大海不再是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描述的近乎静止的结构性存在，而是与人类社会互动频繁且相互形塑的巨大生态系统。而海洋和海边的人也成为海洋这一庞大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的历史与海洋的历史难以分割。

四、存在的问题与前景展望

　　海洋环境史作为环境史与海洋史的交叉领域，拓展了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突破了美国环境史的西部史学导向。海洋连通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具有全球性和流动性，海洋环境史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为跨国史和全球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几十年来，海洋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路径，有力地展现了“人类世”时代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以及海洋自然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海洋环境史在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上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研究对象的区域位置和研究时段不平衡。由于西方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欧美中心主义，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域，少数探讨了印度洋以及太平洋，而对于南美和非洲海洋、极地海洋以及深海的研究较为匮乏。研究时间段集中于最近三四个世纪，对较远时代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探讨不足，这与海洋环境史对海洋危机的现实关怀、档案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局限都有直接关系。

　　第二，研究内容有待拓展。首先，渔业环境史方面的研究通常着重考察捕鱼业，而对水产养殖的研究不多。鉴于水产养殖在渔业中的重要地位，它应当成为渔业环境史的一个议题。其次，鲜有研究考察人类消费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一些环境史学者如汤姆•麦卡锡、道格拉斯•萨克曼、尼古拉斯•明克等注意到以往环境史只注重人类的食物生产，很大程度地忽视了人类的食物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在海洋环境史领域，人类消费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议题，尤其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类消费模式的转变加重了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影响，某一区域海鲜市场的发展和饮食风尚的变化会影响人们对海鲜的需求，进而引发因资源攫取而导致的海洋环境问题。海鲜消费问题应该进入海洋环境史学者的视野。最后，应当就现今出现的海洋环境问题进行历史学的思考，如历史上因海上运输、航海活动带来的物种入侵、海港地区环境异常变化等问题；捕鱼、造船和围海造田等人类海洋活动导致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工业革命以降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等气体对海洋生物和海洋环境的影响等。

　　第三，方法论存在困境。一方面，海洋环境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科学得出的研究数据，然而，或是由于科学研究依赖观察的研究方法，或是由于样本数量不足而在数据学上意义不大等原因，数据本身的准确性有待商榷，这制约着海洋环境史的发展。另一方面，过分倚重计量的研究方法使历史学者在解释种种复杂社会现象时面临局限。科学史和环境史学者克里斯提娜•凯默指出，如何在有效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避免被自然科学所统御，是海洋环境史学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与环境史的总体趋势相似，在海洋环境史领域，衰败论的史学导向也占据主导地位，且相比环境史的其他领域更为明显。现有成果过分强调人类活动影响下渔业资源的衰竭和海洋生态的破坏，对现代渔业科学大体上持质疑甚至批判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的历史，缺乏对于人类和海洋环境互动中“充满希望”的叙事，对海洋生态的复杂性、韧性及恢复力的探讨也比较欠缺。

　　第五，与陆地环境史相比，海洋环境史的理论构建也很薄弱，相关的基本概念定义不明晰，海洋环境史理论方面的研究者不多且研究不成体系。如何走出“陆地本位”的历史观，打破海洋与陆地的二元对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关系，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以往的研究对海洋环境认知和环境思想的考察也不多，人类海洋环境观念的形成和演变等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科学史和环境史学者海伦•罗兹瓦多夫斯基认为科技史对海洋环境认知的研究有助益作用。她提出，海洋环境史研究需要关注人类海洋知识体系的建构，科学技术在人类了解海洋、获取海洋相关知识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海洋环境史应与科学技术史进一步融合，科学史学家所追寻的问题——人类关于海洋的知识是如何形成并应用于实践的——也应该成为海洋环境史学者的关注对象。

　　基于以上这些不足，笔者尝试对海洋环境史未来的发展方向略做思考和展望。除了填补研究议题上的空缺外，海洋环境史学者还需要进行研究视角上的创新，除了从区域层面对海洋进行研究外，还应以更为宏观的视野来审视海洋与大陆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所倡导的海洋环境“整体史”研究可以说是海洋环境史的新方向。约翰•麦克尼尔编写的《太平洋世界的环境史》将太平洋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尤为关注此区域内岛屿、海洋和陆地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他指出在这一区域内，海洋和陆地共同受到地质不稳定、厄尔尼诺现象等环境要素的影响，在生态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同样地，W.杰夫瑞•博尔斯特在其对1500年到1800年西北大西洋区域的个案研究中，将这片囊括海洋和陆地的地理空间当作一个整体的生物区域来考察。他指出，以往研究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海洋，而将海洋放置于大西洋史的研究中有利于学者重新思考地理和社会上的界限，重新定义重要的空间单元，思考多元的时间尺度，因此海洋在大西洋史的整体书写中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学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包茂红提出从“海陆和合”的视角构建海洋整体史研究，建议打破海陆的界限，将海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种强调海洋和陆地之间共享因素和相互联系的观点为学界从整体史角度研究海洋与陆地的关系提供了启示。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史的影响下，整体史研究势必成为海洋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研究方法上，在对自然科学保持审慎态度的基础之上，应继续加强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借助其理论、方法和数据来实现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此外，海洋环境史研究还需加强借鉴史学内部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借助科学技术史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海洋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观念指导下人类对海洋环境的改变；利用社会史中性别、阶级、种族等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考察不同社会人群与海洋环境之间互动的特点和差异；口述史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本土知识，使我们能够了解当地人对于海洋资源变化和海洋环境变迁的感知和认识，增强我们对海洋自然变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丹尼尔•保利所言的不断变动的渔业资源“基线”；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地渔民社区的行为模式、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考古学中对海洋沉积物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古时的海洋环境，为古代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开展提供可能性。

　　对书面研究材料的利用也需要进一步的拓展，除了传统的上岸渔获记录、航海日志、地图、渔民和海洋探险家的回忆录及书信、法律文献和诉讼记录、新闻报道等材料，还可利用新的资料，如餐馆中的海鲜类菜单，因为菜单可以反映出当时消费者的饮食喜好以及不同时期各类海鲜食材的多寡，有助于我们观察市场和消费行为如何影响渔业活动，进而产生环境影响。此外，还可以将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作为研究资料——很多内陆居民没有直接接触过海洋，对海洋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想象，文艺作品在他们对海洋环境的认知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W.杰夫瑞•博尔斯特指出，通过亨利•梭罗、赫尔曼•梅尔维尔、查尔斯•狄更斯、约瑟夫•康拉德等著名英美文学家对海洋的描述，学界可以了解19-20世纪西方人在海洋环境认识和理解中的文化偏见，因此，海洋环境思想史和文化史可以考虑将小说、纪录片、电影等文学文艺作品作为其研究材料，用以分析历史上人类对海洋环境的文化认知。

结语

　　海洋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体现了史学界对海洋环境的关怀和对海洋渔业危机、海洋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回应。与传统海洋史不同，海洋环境史学者不是把海洋看作人类活动的舞台，而是将其当成这场历史剧目的参与者，强调其能动的作用——海洋不但被人类活动所影响，还影响着人类活动。西方海洋环境史研究走过了一个日臻成熟的发展过程，它发端于渔业环境史，在早期主要考察了人类渔业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性影响，重点探究了渔民与工业化捕鱼、现代渔业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受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史学新潮流的双重影响，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扩展，从只关注渔业资源数量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到放眼人类与海洋及其周边陆地生态系统的互动，探讨了海洋污染、海洋探险、海洋灾难等诸多议题，也将沿岸陆地区域纳入其研究范畴，审视了整个海洋世界的变迁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对人类文化与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腻的探究，体现了历史学独特的人文关怀。海洋危机的严酷现实使海洋环境史学者更多地关注人类活动对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破坏，这一领域的书写整体上充斥着浓郁的衰败论基调。

　　自然科学对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影响贯穿这一新领域发展的整个过程。环境史中没有哪个分支领域比海洋环境史更能体现文理交汇相融这一特点——历史上从未有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共同参与如HAMP这样大型的研究项目，这样的合作推动了历史学家和生态学家借鉴对方学科所长。自然科学的研究问题、理论和方法影响着海洋环境史的演进，而史学界的新潮流如全球史、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也丰富和拓展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海洋环境史对于推动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互动无疑有重要价值。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西方海洋环境史在研究内容、方法、理论等方面面临一定的困境，如研究对象的区域位置和研究时段的不平衡，研究议题的欠缺，过分倚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数据和方法，自身理论构建薄弱等问题。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研究者从整体上考察海洋和陆地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海洋环境史一方面会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更为紧密，但对其的态度将更为审慎；另一方面，它将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乃至人类学、文化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有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融合。未来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不仅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之下海洋的脆弱性，还将呈现海洋的韧性和恢复能力，以及人类与海洋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展现出更为多元、更为广阔的研究图景。

　　（注释略）

　　（作者：刘晓卉，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