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家公园正当性话语的建构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倡导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历史语境中，国家公园这种相悖于传统、将自然资源“锁起来”的公共土地利用模式，时常遭到美国功利主义开发势力的质疑和挑战。在支持国家公园的美国社会精英看来，国家公园保存的都是“无与伦比的风景”，是能够彰显美国独特性的国家骄傲。他们一方面构建国家公园土地对于传统资源开发乃是“无用之地”的形象，另一方面极力阐释国家公园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功用和益处，及其相异于其他“美国公地”的独特性，从而形成了一套塑造国家公园正当性的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既接续了美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风景观念，迎合了“后边疆时代”美国精英阶层的荒野文化心理，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发掘出国家公园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重“资源”价值，最终促使国家公园在美国人的自然认知和经济社会体系中确立了正当性。

关键词：美国　国家公园　荒野保护　无用之地　国家游乐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间保护力量和联邦政府的联合推动下，美国在远离城市的荒野之地建立了一系列保留着壮美自然景观的国家公园。然而，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历来倡导对荒野大陆进行征服和开发的美国，何以能够在这一时期兴起了创建国家公园的运动？

　　1872年黄石公园诞生之时，美国西部土地私有化和自然资源开发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将公共土地保留为“一个大型的联邦公园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怪事，与主流的自然观念也基本上完全相反”，即便进步主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竖起了“资源保护”的大旗，但其主导思想仍然是功利性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因此，将一大片风景地“锁起来”免于“定居、占据或出售”的国家公园，其正当性时常遭到诸多质疑和挑战。例如，在讨论黄石公园议案时，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科尼利厄斯•科尔(Cornelius Cole)便对“通过这个议案的正当性(propriety)表示深切的怀疑”。在科尔看来，这些土地应该“让人去定居、开发或耕种”，即便“不适合定居和耕种，为什么要在那里设立一个公园呢？如果这个地方不适合人类占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它？”因此，他在辩论中反复强调，看不到“在美国国土上将这么一大片土地保留为一个公园的理由和正当性”。于是，“很多国家公园都是在与那些害怕‘封锁’资源的人经过长期斗争之后才得以设立的……人们围绕(国家公园的)正当性，进行了大规模的辩论，这在国家公园发展史上比比皆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的起源、形成和实施，大都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其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的观念之争、利益冲突和政治博弈，为了使相关政策和举措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其正当性话语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倡导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历史情境中，国家公园倡导者何以能够说服国会议员通过创设国家公园的法案？国家公园这种相悖于传统、将自然资源“锁起来”的公共土地利用模式何以能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美国社会精英乃至广大民众的自然认知中获得正当性？要探讨美国国家公园的“发生学”，这些都是必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关于国家公园在美国的兴起，环境史学界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有学者将国家公园的兴起置于美国人荒野观念变迁的历史视野中，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国家公园在美国兴起的荒野文化渊源，强调国家公园是美国荒野文化的独特创造。有学者以国家公园立法为核心，从环境政治史的视角来考察各个国家公园的创建过程，着重探讨国会立法进程中倡导者与反对派之间的观念之别、利益之争和政治角力。还有学者通过考察美国社会精英对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政策和实践的影响，探讨不同利益群体对景观资源的现实需求如何影响了国家公园的兴起与发展。近年来，也有学者尝试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视角研究国家公园兴起于美国的国际因素，注重考察跨大西洋思想文化交流对美国国家公园兴起的影响。这些著述大都是环境史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公园研究颇具影响力的成果。然而，尽管这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论及影响美国国家公园兴起的诸多因素，但并未就国家公园正当性话语的建构做专门考察，因而也未能很好地解释国家公园这种殊异于传统的公共土地利用模式，何以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获得美国社会认同的原因。鉴于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美国国家公园的兴起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考察美国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与话语策略是如何构建国家公园正当性的，进而分析这种正当性话语对于美国国家公园建立和发展的影响及其历史局限性，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国内学界对美国早期国家公园运动的认知与理解。

一、荒野景观保护的文化渊源与现实需求

　　美国早期国家公园建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如今生态学意义上的荒野保护，而是为了保存那些被美国社会精英视为无与伦比的荒野景观。正如美国环境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指出的，“最初的黄石公园倡导者们并没有关注荒野，他们活动的目的是阻止私人获取和开发间歇泉、热泉、瀑布以及类似的奇异景观。”在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局(U. S. National Park Service)成立之前，美国先后设立了黄石、约塞米蒂、雷尼尔山、火山口湖等14个国家公园。在这些国家公园中，除了风洞、萨里斯山、普拉特这三个“不合格”的国家公园以及旨在专门保护“原始人或史前人类遗留下来的遗迹和文物”的梅萨维德公园之外，其他都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例如，黄石公园景观被首任园长纳撒尼尔•兰福德赞誉为“美国全新的、最值得关注的风景”；美国内政部长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认为，红杉公园中直通云霄的参天大树“是世界上最珍贵、最古老的树种”；冰川公园被著名自然保护主义者乔治•格林内尔盛赞为“大陆的皇冠”等等。正是因为拥有“无与伦比的风景”，才使得这些地方被设立为国家公园，并被广泛地认可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无与伦比的风景”成为美国早期(典型)国家公园的首要特征，同时也刻画了美国国家公园的经典形象，以至于“当美国人听到‘国家公园’这个词汇时，脑海中立即闪现的便是壮美的风景”。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美国西部大开发向边疆地带的蔓延，诸多壮美的自然景观在人迹罕至的荒野地区被发现。“发现者们”通过演讲、出版日记、发表文章等形式，以欣赏、赞美、惊叹的态度来描绘这些“无与伦比的风景”，引起了更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旅游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探险家等精英群体对这些景观的关注，激发了他们通过联邦立法设立国家公园来保护这些荒野景观的诉求。在他们看来，这些荒野景观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美国人能够引以为荣的国家骄傲，不能属于任何个人，而应该“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愉悦”将其保留下来，避免私有化和工业化开发的破坏，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和荣耀。例如，在1872年出版的《风景如画的美国》一书中，作者邦斯在描述黄石公园时就表达了这样的心声：“这片奇异的土地被国会划分出来设立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公园。它确实包含着上天赋予的动人心魄的特色景观，它向世人展现着白雪皑皑的山峰，悠远深邃的峡谷，如画一般的瀑布，奇形怪状的岩石；森林边缘有美丽动人的湖泊，还有神奇的间歇泉、热泉和硫磺山。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拥有如此丰富多样的壮丽奇景……作为病人的疗养胜地，空气清新纯净的黄石大峡谷，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媲美的；如果能实现预期目标，我们将有更多理由为这一睿智而富有远见的决定感到满意，因为它确保了永久的公众利用。”又如，1898年美国作家兼旅行家约翰•斯托达德对黄石公园的描述：“黄石公园被三面高耸的、几乎无法进入的山脉拱卫，似乎造物主就是不想让人类贸然闯入这个壮美的仙境之中。就此而言，我们的联邦政府非常明智地迎合了造物主的旨意，它向全世界宣布，此独特之地将神圣不可侵犯。黄石公园被视为受之于造物主的礼物，作为受托人，我们将为了人类的福祉好好保存它……将我们的(黄石)国家公园称作‘美国的瑞士’是荒谬的。它不是瑞士！它不是冰岛！它不是挪威！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无与伦比的！”在美国早期国家公园运动中，类似这样对荒野景观表达出强烈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的话语俯拾即是，彰显出美国社会精英对荒野景观崇高精神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及对于联邦政府设立国家公园来保存这些景观的赞赏和支持。

　　美国建立国家公园的直接诱因是西部荒野景观的发现，而其根源在于美国人荒野观念发生的历史巨变。18世纪中叶之前，美利坚人对荒野和高山景色都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憎恶之情，他们只懂得欣赏“文明化的景观，轻柔和煦的草地、果园、草坪和泉水”。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欣赏、喜爱野性和浪漫风景”的“现代情感”才开始在美国蔓延开来。尤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美国追求文化独立和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受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的文学、艺术、诗歌、历史等领域的作品都建构在美国本土的自然与荒野元素之上，从而将荒野与美国的历史文化与国家认同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出于对文化价值和国家形象的需求，美国人将西部的过往经历及其壮美风景视为一种文化必需品。”美国人崇尚荒野的“现代情感”在经受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锻造之后，荒野(景观)具备了崇高的美学和精神文化价值，成为美国知识文化精英所共享的观念。“到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荒野已被认同为美国文化和道德的源泉，以及民族自尊的基础。”美国知识文化精英对荒野景观美学和精神文化价值的建构，奠定了荒野(景观)在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思想文化观念维度塑造了荒野景观保护的正当性，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荒野景观的内在精神驱动力。

　　一系列国家公园立法将这些拥有无与伦比风景的地方保留为“公园或游乐场”，则顺应了美国精英阶层日益增长的荒野体验和旅游娱乐需求。在美国内战后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这些精英群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成为与自然疏离的“受害者”。他们享有闲暇自由并负担得起旅行费用，出于对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的追求，成为回归大自然运动的主力军，因而也更容易成为荒野(景观)保护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诚如美国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所言：“正是那些从城市─工业资本主义中获益最多的人，才认为他们必须逃离其破坏性的影响。如果边疆正在消失，那些有能力的人就会设法为自己保留一些荒野，这样才能从中获得复原和更新……边疆或许已经消失了，但边疆体验依然能够从保留下来的荒野中获得。”美国环境史学者约翰•赖格尔在考察户外运动爱好者与美国资源保护运动起源之间的关系后也指出：“在建立和保护国家公园的运动中，户外运动爱好者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因此，在美国精英阶层业已形成荒野景观价值认同并产生了现实荒野体验需求的背景下，当新发现的“原始”风景面临工业化、私有化的威胁时，寻求将这些“无与伦比的”“堪称国家骄傲的”荒野景观以“公地”的形式“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作为国民旅游娱乐的“国家游乐场”，自然会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和支持。正如1912年美国内政部长沃尔特•费希尔(Walter L. Fisher)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在一个地方建立起一个国家公园，因为这片土地上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或者对于大众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的风景……然后，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于是也将其设立为国家公园。如此这般，我们已经拥有一系列国家公园了。”

　　尽管也有学者认为“生态学的兴起在另一个维度为美国创建国家公园提供了理由”，但从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还在形成过程中，尚未成为一种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科学观念，因而并未对该时期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发展产生实质性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在1934年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法案通过之前，美国鲜有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过国家公园的建立和管理。1933年，生物学家乔治•怀特等人在考察国家公园现状后指出，“国家公园是一个人造单元，而不是一个拥有自然边界的独立生物学单元”，“随意划定的边界只是为了保护一些特色景观”。美国环境史学者艾尔弗雷德•朗特也指出：“在(美国早期国家公园)风景保护的棋局中，生态学只是一名小卒——唯有(旅游)经济与(功利主义)经济才能够两相对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时期绝大多数国家公园立法都强调将其保存在“自然状态”或“完好无损的状态”，但将这些概念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就会发现，其真实内涵是指在国家公园中“不能进行采矿、伐木、筑坝以及其他一些(直接消耗自然资源的传统功利主义)开发行为”，并非是如今生态学意义上自然的原初性和完整性。正因为如此，美国首任国家公园局副局长霍勒斯•奥尔布赖特在追忆1916年《国家公园局组织法》立法时才强调说，那种既要求对国家公园进行旅游开发又要“完好无损地”保护自然的“悖论式”立法宗旨在当时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常识”。

二、“无用之地”假说的构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功利主义开发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如果说颇有远见的美国精英人士在思想观念层面尚能就荒野景观保护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的话，那么真正要将一大片风景地“锁起来”免于“定居、占据或出售”，则时常招致传统功利主义开发势力的质疑和挑战，因为“在未开发土地的使用上，美国传统观念中并不包括为其休闲、美学还有精神价值将其保留在国家公园之内，而是以进步和繁荣的名义使其文明化”。美国环境史学者H.杜安•汉普顿对美国早期国家公园反对势力的研究也发现，这些利益集团排斥国家公园的主要原因在于，后者将自然资源“锁起来”的模式与经济开发的传统目的相违背，毕竟“开发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繁荣的基础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受这种传统资源观念的影响，公园倡导者在论证国家公园正当性之时，除了突出“无与伦比的风景”之外，还会极力强调这些土地对于农业、采矿、伐木、放牧、定居等传统资源开发而言，是没有价值的“无用之地”。

　　有充分的材料表明，在该时期诸多国家公园的筹建过程中，“无用之地”话语常常被用作论证其正当性的主要依据。例如，1872年黄石公园的国会辩论中，堪萨斯州参议员萨缪尔•帕默罗伊(Samuel C. Pomeroy)介绍说：“(黄石地区)没有适宜于农业和耕种的土地。那里有最高的海拔高度……不会对任何想要合法开展农业生产的定居者产生损失。”佛蒙特州参议员乔治•埃德蒙德(George Edmunds)也强调：“那里的海拔高度很高，根本不适宜于定居……将其保护起来，不会伤害到人们的物质利益。”1890年，为了推动约塞米蒂公园的建立，约翰•缪尔不断地强调，约塞米蒂山地“遍布坚硬的花岗岩，永远不会对农业有一丝一毫的价值”，“连一个小小的有价值的矿藏都没有发现过”，“除了利用风景本身外，并无其他可用之处”。1894年，美国地理学会(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的边界已经将那些可能存在煤矿、金矿和其他有价值的矿藏的区域排除在外”，“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只是为了保留这些独特的风景，不会和采矿者和定居者发生冲突”。1902年，在火山口湖公园提案中，俄勒冈州众议员托马斯•唐(Thomas H. Tongue)将其描述为，“这只是个长22英里，宽18英里”，“高度为9000英尺，山顶已经在火山喷发时被毁坏”，“不包括任何有价值的土地”和“任何形式的农业”的火山口湖，建立国家公园“仅仅是为了保护这里的伟大风景及其伟大科学价值”。1910年，国会讨论冰川公园议案时，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博伊斯•潘诺思(Boise Penrose)声称，“曾到过该地区的几乎每一寸土地”，“那里是合众国最伟大的风景地之一，但绝对不适宜于农业或者定居，也不存在任何矿产资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此一来，被提议设立为国家公园的土地既然是“无用之地”，但又拥有无与伦比的、堪称国家骄傲的风景，那么将其保留下来作为“公园或游乐场”也就合情合理了。历史事实也表明，美国早期国家公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无用之地”的特征。1933年，生物学家乔治•怀特等人的调查表明，彼时存在的国家公园“大多数是山顶公园”，有些只包含“山顶周围的一块边缘土地”，有些是“从一个山坡延伸至山顶的一片空地”，还有些“只是山坡上的几片零碎地块”。美国环境史学者艾尔弗雷德•朗特也认为，公园土地对于传统经济开发没有价值是美国早期国家公园得以建立的关键因素。“大量公共土地看上去毫无价值——这里不是指环境价值或者美学价值——这是促成美国绝大多数国家公园得以建立的潜在因素。没有其他理由足以解释，美国在过去虽然只有极少数人属于美学保护主义者，却在一个几乎绝对信仰工业成就和资源开发的国度，取得了一些(建立国家公园的)成就……国家公园只能保护那些在伐木、采矿、放牧或者农业方面被认为毫无价值的土地。事实上，纵观国家公园发展史，‘无用’风景的观念实际上决定了要去保护哪些区域，以及如何保护这些区域。”与之相反，如果被提名设立国家公园的地方已经发现重要的经济资源，那么往往会遇到极大阻力而鲜有成功的可能。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位于美国东部地区的大雾山和谢南多厄国家公园。尽管很早就有人发起了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创建国家公园的运动，只因这些地方土地私有化程度高、木材商等开发势力强烈反对而困难重重。美国早期系列国家公园的创建史表明，在传统功利主义开发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时代，除了“无与伦比的风景”这一核心因素之外，国家公园所在地被认为对于传统资源开发“无价值”，确实是这些公园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条件。

　　然而，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国家公园倡导者使用的“无用之地”话语，到底是针对土地实际情况的一种事实描述，还是为了争取国家公园立法成功的话语策略呢？美国环境史学者理查德•塞拉斯曾对朗特关于国家公园建立在“无用之地”上的观点提出过批评。按照塞拉斯的说法，朗特的观点存在两个根本性错误。其一，朗特所讨论的“国家公园”只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中被命名为“国家公园”的部分，而这部分保护区并不能代表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如果“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说明国家公园土地是无用之地的话，那么就应该讨论包括自然类、文化类和游憩娱乐类的整个国家公园体系”。其二，朗特“狭隘地”去界定国家公园土地的价值。国家公园土地并非真正的“无用”，即便是朗特所强调的传统经济价值，也被证明在国家公园土地上普遍存在。在笔者看来，塞拉斯的批评并不成立。首先，朗特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狭义的“国家公园”，并且是那些具有“纪念主义风景”(monumental scenery)特征的典型国家公园，毕竟这些公园才是被广泛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尽管广义上的国家公园因被纳入美国国家公园局管辖成为一个“体系”，但不同类型的保护单位在其建立初衷、特征、功能等方面实际上殊为不同，很难一概而论。其次，朗特所谓“无用之地”的“无用性”，并未否认荒野景观的环境价值、美学价值以及旅游价值，而是特指对于定居、农业、采矿、伐木等传统资源利用方式的“无用”，因此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去理解国家公园土地的“无用性”。事实上，“无用之地”观点也并非朗特首创，正如前文所描述的，“无用之地”话语被早期公园倡导者广泛地用来论证设立国家公园的正当性。至于应该如何去理解该时期“无用之地”话语的内涵与实质，还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考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被提议设立的国家公园大都分布在人迹罕至、鲜为人知的西部山区，再加上面积广大，即便是有针对性的探险和考察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科学信息，而相关决策也只能建立在这些有限的事实基础之上。例如，国会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关于黄石公园的报告，主要是依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费迪南德•海登的考察报告拟定的，而该报告强调“黄石峡谷找不到任何一处适合农业的区域”。但后来的证据表明，此时该地区的木材开采价值已经被发现，商业化狩猎也一直存在，并且在边界地带发现了矿藏，黄石河的水利资源此后也引发了长期的筑坝之争。然而，这些信息并未出现在国会报告和讨论之中，反而黄石土地“无用性”的描述被广泛引用，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国会议员们的态度。由此可见，“无用之地”话语并不能完全真实客观地反映国家公园土地的实际状况，有其历史局限性。当然，国会议员们也并未全盘接受“无用之地”话语，而是在立法中为传统资源开发留下了余地。例如，在黄石公园立法中，就有议员先后表示，如果将来黄石公园“阻碍了某些人的利益”或是“有更合适的用途”，可以再将该法废除。又如，该时期设立的雷尼尔山、火山口湖、冰川等公园，相关立法都有明确的允许采矿、水利开发等条款。所以说，尽管美国早期国家公园作为“无用之地”的形象在当时有一定事实根据并被广泛认可，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公园倡导者为了达到立法目的而建构的。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之时被认为是“无用之地”的国家公园，在其发展进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现了可供开发的传统经济资源，这也成为此后国家公园愈发面临巨大挑战的根本原因。

　　历史事实表明，“无用之地”作为论证国家公园正当性的话语策略在当时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在助推一系列国家公园建立的同时，又对其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在诸多国家公园筹建之时，“无用之地”话语确实为其提供了颇为必要的正当性理由。然而，公园建立后一旦被发现有资源开发价值，该话语就会成为功利主义势力攻击国家公园的口实，他们反过来批评国家公园将自然资源封锁起来闲置无用，阻碍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于是，“在19世纪，人们不得不说服将信将疑的国会议员，让他们相信筹建的公园不具备任何开发价值。但到了20世纪，持功利主义态度的反对派，也因此有效地阻止了旧公园的拓展、边界调整以及新公园的建立。”回望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的早期历史，类似这样因为存在传统资源价值而对“旧公园的拓展、边界调整以及新公园的建立”产生不利影响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国家游乐场”的多重“资源”价值

　　在倡导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时期，美国边疆开发时代已经走向终结，无限资源神话也已然破灭，美国社会围绕资源利用之争变得愈发激烈，国家公园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因此，在与功利主义势力抗争的过程中，国家公园还必须体现出“有用之地”的一面，否则在公园所在地传统资源开发价值愈发凸显的情况下，很难应对功利主义者关于国家公园将自然资源“锁起来闲置无用”的批评。易言之，国家公园的正当性还必须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必须嵌入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广受认同，进而获取更多的支持。于是，公园倡导者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从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不同维度阐释国家公园的多重“资源”价值，使得荒野景观之“美”成为服务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从而实现了国家公园土地从“无用之地”向“有用之地”的转化。

　　从黄石公园诞生之日起，保护无与伦比的荒野景观作为“公园或游乐场”供国民旅游娱乐便成为国家公园倡导者最具共识性的观念，“国家游乐场”也成为美国早期国家公园建设最为普遍和重要的价值表达和管理实践。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理念的代表性人物，约翰•缪尔也倡导国家公园旅游，并将其作为推动自然保护的重要途径。1901年，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的初版序言中写道：“我用尽浑身解数来展现我们的自然山林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美丽、壮观与万能的用途，我持这样一种观点：号召人们来欣赏它们，享受它们，并将它们深藏心中，这样对于它们进行长期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就可以得到保证。”尽管缪尔也认识到，旅游活动会使自然风光“受到人类的严重威胁”，野生动物也会因为人们的不当行为而“受到惊吓”，“然而，即便是如此，这也是令人鼓舞的，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希望的象征”。因为相比于传统功利主义开发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耗，旅游这种非消耗性利用自然的方式是当时最容易被接受，也是对自然景观破坏最小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旅游、游憩和游客利用从一开始就与公园的创建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培育和利用选民的支持方面，他们都挖掘包括旅游业和实用保护主义在内的利益群体来支持自己的提案”。公园倡导者通过发掘国家公园的旅游价值而成功地促成其建立，证明了相关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对于国家公园旅游价值的认同。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旅游业兴起的背景下，国家公园被认同为满足国民旅游娱乐需求的“国家游乐场”，无疑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支持进而塑造国家公园正当性的主导性观念。

　　国家公园作为“国家游乐场”的定位获得广泛认同之后，因之产生的旅游经济效应也就成为论证国家公园正当性的强有力话语。美国人历来有赴欧洲旅游观光的传统，尤其是冰岛、瑞士、挪威等国的风景秀美之地更是令美国游客心向往之。针对美国游客大量前往欧洲而造成资金外流的现实，公园倡导者开始强调国家公园的旅游经济功能，认为对国家公园进行公关宣传和旅游开发，不仅可以吸引本国公民在国内开展旅游消费，防止财富流失，还可以和欧洲展开竞争。在1908年举行的白宫州长会议上，被内政部长沃尔特•费希尔誉为“最关心国家公园的开发与利用的美国人之一”的美国公民协会(American Civic Association)主席J. 霍勒斯•麦克法兰便极力强调，国家公园中“无与伦比的自然风景”是美国“最伟大的自然资源”，蕴涵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此后，他又发文批评美国游客在欧洲造成大量经济财富的流失，并认为“下一代美国人在前往欧洲寻求美丽风景的旅途中将会花费更多，他们在美国获得的数以百万计的钱财，将由于我们的粗心大意，从这个本来魅力非凡、伊甸园般的国度中流失”。自然保护主义者艾伦•张伯伦也呼吁道：“国家公园蕴藏着对人们具有巨大价值的自然资源，它们应该但没有得到开发利用……我们必须从商业角度去评估国家公园的价值。”在国会立法中，旅游经济价值也成为论证国家公园正当性的常用话语。例如，1910年冰川公园的国会辩论中，蒙大拿州参议员托马斯•卡特(Thomas H. Carter)便说道：“美国人每年会在瑞士及欧洲其他地区消费2亿美元……我们美国人应该将旅行方向指向我们自己巍峨的大山，在那里我们能够欣赏到和全球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好的风景。”1912年，在国会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内政部长沃尔特•费希尔呼吁道，“我们应该想办法让民众将钱花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尤其是当他们在国外花钱是为了欣赏风景时”，因为美国国家公园的风景“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差”。1915年国会讨论落基山公园提案时，美国人在国外的旅游消费已经攀升到了5亿美元，但在科罗拉多州众议员爱德华•泰勒(Edward T. Taylor)看来，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花费在了“欣赏那些根本无法跟美国国内相比的风景”之上。作为国会授权的国家公园全权管理机构，内政部在迎来史蒂芬•马瑟负责公园事务后，也开始重视其商业和经济价值，主张对国家公园进行旅游开发。1915年，时任内政部国家公园事务总负责人的马瑟号召“从商业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公园的发展，认为应该“最大效率地开发国家公园的资源”，这样才能为“它们的主人——美国人民——带来愉悦和利润”。在马瑟看来，美国“极大地忽视了国家公园为人们提供愉悦享受和为国家创造经济财富的潜能”，认为国家公园管理的“总体政策”应该是“进行旅游开发”。1916年他出任公园局局长后，又公开宣称“国家公园将成为真正的休闲娱乐中心”，应该“广泛地宣传国家公园，将其塑造成为消夏度假胜地”。1916年，内政部负责国家公园宣传的罗伯特•亚德发文专门讨论国家公园的经济价值，声称如果按照商业模式来开发经营，那么国家公园将会为美国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财富”。亚德还指出，瑞士“以其风景为生”，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伟大生意”，加拿大也开始在国家公园中涉足“与风景有关的生意”，因此急切地呼吁“对美国的国家公园进行开发”。诸多材料表明，尽管当时美国社会关于国家公园旅游开发方式存在不少分歧，但就国家公园的旅游经济功能及其开发具有广泛的共识。马瑟领导下的国家公园局也顺应了美国社会对“国家游乐场”的呼唤，确立并执行了以旅游开发为中心的管理政策，国家公园作为“国家游乐场”的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

　　在很多美国社会精英看来，国家公园不仅能产生现实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美国内战结束以后，日益增加的民族主义情感让美国拥有的特殊景观具有了更多文化上的意义。壮美的西部风景不再被视为某一地区的特色，而是成为国家自豪感的象征。”再加上该时期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欧洲“大战”的爆发，美国的爱国主义思潮和国家认同诉求不断得到强化。于是，关注和参观游览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美国秀美风光，被认为是一种既支持经济发展又表达国家忠诚和热爱并形成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公园越来越被赋予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以及国家认同的价值和功能。1894年4月，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哈泼斯新月刊杂志》刊登了一则旅游广告，号召美国游客“今年远离欧洲，去黄石公园”进行一次“爱国之旅”。该广告中有“做一个爱国者，做一个美国人”“这是我们自己的桑梓之地”等口号。在美国中西部颇具影响力的《芝加哥论坛报》也呼吁，美国民众要去“了解并利用这块大陆上的自然风景，这是一种形成美国精神的途径。美国人民需要去了解这个被称作‘美国’的地方……东部人应该去了解西部，西部人也应该去了解东部”。史蒂芬•马瑟不断地强调说：“这些国家公园不仅仅属于一个州或一个地区……约塞米蒂、黄石和大峡谷都是国家财产，每个公民都享有既得的权利；这些国家公园属于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佛罗里达州的人民，正如它们属于加利福尼亚州、怀俄明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人民一样。”“谁会否认这些国家公园蕴含着最大的民族自豪感、满足感和国民健康的潜力呢？访问国家公园将激发对国家的热爱，带来满足感，产生拥有它的骄傲，缓解国民的不安。”“一个美国人只要游历了我们的国家公园，翻越巍峨的内华达山脉，欣赏到了西北部的冰川和冰雪覆盖的山峰，必然会回馈给国家一个火热的决心：热爱我们的祖国并为之奋斗，如有必要，会为之战斗并为这片土地献出生命。”在公园倡导者的大力宣传和游客的旅游实践中，“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便与国土上的地理景观联系起来了……美利坚民族身份是美国土地上荒野的延伸，而国家公园中令人瞩目的自然奇观便是荒野的代表。”“参观游览国家公园也成为美国人表征其公民身份的仪式。”随着美国民众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家公园，他们欣赏荒野景观，接受自然教育，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在产生爱国主义情愫和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对国家公园的价值认同。

　　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边疆关闭后，美国人开始担心维系国民性格的“边疆精神”将不复存在，对荒野生活的眷恋和对“边疆精神”的追求也促成了美国社会的“荒野热”。在此背景下，国家公园逐渐成为荒野的代名词，其价值也开始与“边疆精神”“男子汉气概”等美利坚民族特性联系起来。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饱览黄石和约塞米蒂公园之后呼吁道：“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这一点儿古老的荒野景观和荒野生命将受到保护，不遭破坏。”在罗斯福看来，荒野的保留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永存的边疆，使得所有美国人永远有机会接触原始自然。因此，他极力劝说“每一个男子汉气概的信奉者……每一个自然爱好者，每一个赞赏荒野及野生生命的庄严和美的人”给予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荒野保护以充分的支持。国家公园还常常被认为彰显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相关言论试图说明，国家公园的建立使得所有美国公民无论贵贱贫富皆有机会平等享受自然之美，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切实体现。早在1865年，著名景观规划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便已经就景观保护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指出，所有人都应该有享受自然景观的权利，而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对普通人的这种权利予以保护。“在任何国家，私家园林绝不可能为社会大众所用。因此，政府应该将风景从私人手中夺过来，确保所有风景优美之地都能为民众提供休闲娱乐，而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伟大人物’。”奥姆斯特德阐发的“景观民主”思想在国家公园运动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诸多国家公园立法表明，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愉悦”才是建立国家公园的根本目的，而“国家公园”的“国家”身份则表明了联邦政府对全体国民平等访问和享受自然景观权利的保障，充分表达了景观民主与平等的特质。前文提到的美国作家兼旅行家约翰•斯托达德在黄石公园之旅后动情地说道：“我认识到，我们的联邦政府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贵行动，将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保留给了人民……感谢国会的慷慨，黄石公园及其包含的一切完全向所有人免费开放，无论其是穷人还是富人，也无论其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地方将永远为了教育和愉悦而属于所有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强调说：“黄石公园管理的主要特色……便是其极为重要的民主风格……将风景、森林、荒野、野生动物保护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所有人享受愉悦，而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有钱人。”通过将民主、平等、“边疆精神”“男子汉气概”等广受美国民众关注和认同的主流观念融入国家公园价值之中，公园倡导者将国家公园建设与维护美国的立国精神联系起来，在给予国民精神和情感慰藉的同时，也赋予了国家公园更加高尚的道德正当性。

　　此外，该时期美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导致人与自然长期疏离，使得“回归荒野”寻求复原和自我更新成为人们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需求，国家公园也被描述成为美国人恢复身心、强健体魄，追求美和精神享受的源泉。例如，190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乔治•史密斯发文阐释国家公园对于美国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他指出：“美国的国家游乐场对于公民的生活也极为重要……没有什么比利用自然景观来强健公民体魄，更能从山坡和湍急的河流中获得更大的价值……在国家公园中开展旅游娱乐，可以保持和提高公民的效率，欣赏大自然之美应该越来越成为美国的特色。”美国公民协会主席J. 霍勒斯•麦克法兰认为，国家公园“是法院、监狱、坟墓的直接竞争者，并且是高效的竞争者……国家公园体现的是服务与效率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娱乐之地和装饰品”。还有公园倡导者从科学的角度，阐释国家公园在科学研究、公民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例如，地质学家费迪南德•海登曾表示，将黄石地区保护起来是“立法者对科学的一个贡献，世界各地的科学工作者都会对这项慷慨无私的馈赠表示感激之情”。内政部长富兰克林•莱恩(Franklin Lane)将国家公园视为“美国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鼓励人们去参观游览从而获得“关于美丽和高尚的博雅教育”，并期望国家公园最终成为“更加广为人知的伟大学校”。国家公园还被看作“野生动物的避难所，它们给……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生命保障”。自然保护主义者乔治•埃文斯在谈及国家公园的作用时说道：“尽管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毁坏和掠夺了这个地球，但依然有大片的荒野存在，熊、鹿和狮子仍然能像过去那样生活在荒野里。”尽管此类表述并非当时阐释国家公园价值的主导性话语，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观念奠定了国家公园价值多元化发展的基础，对于塑造国家公园的正当性愈发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公园倡导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发掘了国家公园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现实功用和益处，使得国家公园不再是反对者口中的“昂贵的无用之物”，转而成为对于国家和人民具有独特价值的“国家宝藏”。国家公园多重“资源”价值话语的形成，既迎合了“后边疆时代”美国精英阶层的荒野文化心理和日益勃兴的大众旅游需求，也满足了旅游开发商、经营商等新兴资本力量的经济诉求，使得国家公园建设融入整个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服务于“国家效率与爱国义务”的主流话语之中，这对于确立国家公园在美国人的自然认知和经济社会体系中的正当性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四、区别于其他“美国公地”的独特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全面保护美国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公地”建设运动，国家公园、国家军事公园、国家战场、国家战场公园、国家森林、国家纪念地、国家历史公园、国家历史遗迹、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由联邦政府各职能部门分别管辖的“国家公地”应运而生。总体而言，那些文化类、军事类保护区与以“无与伦比的风景”为首要特征的国家公园无论是在形象还是在功能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然而，由于国家公园本身及其边界地带往往存在广阔的森林，而围绕这些森林的管理和利用，国家公园与国家森林的核心理念及相关政策实则大相径庭。因此，二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互视为竞争对手，矛盾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公园倡导者就需要不断地强调国家公园相比于其他“美国公地”尤其是国家森林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通过“差异化”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并以此获取各方面的支持。

　　这一时期陆续建立的约塞米蒂、红杉、格兰特将军、雷尼尔山、火山口湖、冰川等国家公园立法大都以《黄石公园法》为蓝本，其立法宗旨皆表述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愉悦”，并要求内政部长将公园保存在“自然状态”的同时向旅游经营者颁发许可证，使其为游客提供各种接待服务。这与主要为了开发木材经济价值的国家森林以及保存“历史遗迹、历史和史前构造物以及其他具有历史和科学价值的对象物”为目标的国家纪念地相比，它们在设立目的、保护对象、管理原则等方面确有极大的不同。

　　为了突出国家公园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公园倡导者尤为强调国家公园的荒野景观特征、“自然状态”原则以及作为“国家游乐场”服务于美国民众旅游娱乐需求的核心功能。例如，1874年，内政部长哥伦布•德拉诺(Columbus Delano)便强调说：“与其他公共土地保护区不同，设立黄石公园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绝妙的自然奇观，以使‘人民获得利益与愉悦’。”在1912年召开的第二届国家公园会议中，约塞米蒂公园执行园长福塞斯(W. W. Forsyth)也明确表示：“所有与设立国家公园有关的法律都明确指出或者暗示，国家公园应该是为人民而建立的度假地或者休闲娱乐地，是永远让人民受益和享受愉悦的地方。”1916年，美国著名景观设计师小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在《景观设计》杂志上发表文章专门讨论“国家公园与国家森林的区别”。他认为，“国家森林是为了经济目的而创建的，对其进行旅游娱乐利用不过是一种适宜的副产品，其前提是不影响森林管理的经济效率。然而，设立国家公园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机会享受愉悦和旅游娱乐，不应该以经济价值来衡量。”在小奥姆斯特德看来，国家公园要“完好无损地保存那些重要的具有审美价值的风景，将其作为遗产流传给子孙后代”，其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对于审美价值来说是次要的。史蒂芬•马瑟对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的区别也做过类似的解释，他指出，“创建国家森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林业开发和放牧”，“而在国家公园中，放牧活动受到限制，狩猎则是禁止的”，国家公园“并不是作为商业资产存在的，而是为了人民的休闲娱乐、教育等目的而存在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需要保存在自然状态”。对于国家公园与国家纪念地的区别，内政部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是通过国会的专门立法设立的，并且拥有最高等级的风景或自然奇观……而国家纪念地是依据《古迹法》授权的总统声明设立起来的，保护对象必须具有特殊的历史或科学价值……创设国家纪念地的基本目的乃是保存一个特殊的对象物，其景观价值是从属于科学价值的。”此外，史蒂芬•马瑟还阐述了州、市、县公园与国家公园的不同，认为这些类型的公园在功能上“只专注于提供休闲娱乐”，而国家公园“并不仅仅是作为休闲娱乐地而建立起来的”，还有其他诸多重要功能。并且，国家公园“拥有美国第一流的风景”，这和其他类型的公园具有明显的差异。在公园倡导者的宣传与阐释下，国家公园的特征、功能和价值逐渐为美国社会所了解和接受，即便是林业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国家公园的独特性。例如，1912年美国农业部长詹姆斯•威尔逊非常明确地指出，国家公园的特色在于“自然奇观和伟大风景”，那么国家公园就应该“保存它们的自然风景，为人们将其打造为休闲娱乐场所，国家公园的资源应该这样来利用”。1917年，马萨诸塞林业协会也在其报告中表示：“设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为了永久性地保护美妙的风景，以使人们获得游憩和娱乐享受。”

　　需要指出的是，公园倡导者始终在强调和维护国家公园必须保存在“自然状态”或“完好无损”状态的原则，这是国家公园根本区别于其他“美国公地”的保护原则。该时期创建国家公园的国会立法，大都有将自然资源保存在“natural condition”“in a state of nature”“unimpaired”等表达“自然状态”保护原则的法律条文。对于那些试图挑战“自然状态”原则的举动，公园倡导者总是予以坚决反对，并且不遗余力地阐释该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例如，1886年针对那些意欲在黄石公园中修筑铁路以获取经济利益而破坏公园自然状态的行为，内政部长卢修斯•拉马尔(Lucius Q. H. Lamar II)在其年度报告中严词警告，黄石公园应该“保护该地区的森林、间歇泉和山峦的荒野……尽可能使其保存在近乎自然的状态，以便为后来者保留原有的‘野性西部’的某些东西”。尤其是在20世纪初围绕约塞米蒂公园筑坝的“赫奇赫奇争论”中，众多持功利主义的人士甚至部分国家公园倡导者成了筑坝的支持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水坝会给约塞米蒂公园带来更加美好的风景，不仅无损于“人民的利益与愉悦”，反而会有助于“国家游乐场”旅游娱乐功能的发挥。例如，在1912年发布的一份赫奇赫奇筑坝论证报告中，水利工程师约翰•弗里曼绘制了许多精美的水坝概念图并用动人的文字向人们表示，筑坝形成的湖区将使得山谷变得更美，成为适宜于公众休闲娱乐的地方。该报告还援引英国伯明翰市在埃朗河(Elan River)上筑坝的案例为佐证，认为人们在这个山地获得了更好的旅游娱乐体验，因为“水库和大坝为这个山区的景象增加了实质性的吸引力”。然而，筑坝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公园需要保存在“自然状态”的原则。该原则是很多公园倡导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人们的“荒野体验”以及国家公园的美学、精神及文化价值是以国家公园保存在“自然状态”为前提的，而风景的“文明化”将严重损害这些价值。为了捍卫约塞米蒂公园的完整性和自然状态，以约翰•缪尔为代表的公园倡导者在报纸杂志、小册子、国会辩论当中发表了大量关于国家公园设立目的、主要功能、管理原则的观点，集中阐释了国家公园保存在“自然状态”的必要性及其娱乐、审美以及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使美国人的荒野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也使得“自然保护主义”理念愈发受到关注和认同。随着国家公园运动的发展，“自然状态”也越来越被认同为国家公园有别于其他“美国公地”的保护和管理原则。该原则也在1916年颁行的《国家公园局组织法》以及1918年出台的全国性国家公园管理文件——“莱恩来信”(Lanes Letter)中被反复确认。前者明确要求作为专门管理机构的美国国家公园局要将“公园中的风景、自然与历史遗产以及野生动植物”保存在“完好无损的状态”，而后者则指示公园管理者“忠实地为子孙后代将国家公园保存在它们的自然状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公园从概念到目的到管理都处于一种相对混乱的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早期国家公园与国家森林、国家纪念地等其他“美国公地”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同。然而，基于荒野景观的美学和精神文化价值而建立、并将其保存在“自然状态”的国家公园，与其他保护区之间确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随着公园倡导者不断强调和宣传国家公园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国家公园的特征、存在目的和功能变得愈加明晰，“自然状态”保护原则被不断强化。这种差异性话语不仅塑造了公园倡导者的自我认同感，增加了美国民众对国家公园的了解，同时也起到通过“他者”来反向论证国家公园正当性的作用。随着史蒂芬•马瑟主政国家公园管理之后的大规模旅游宣传和开发，美国游客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家公园参观游览。于是，他们对国家公园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其独特性及多重“资源”价值也越来越受到更多美国民众(也是选民)的认同，支持国家公园的力量也因此愈发壮大。这不仅巩固了国家公园以及国家公园局的地位，也为国家公园正当性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和政治基础。

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早期国家公园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土地对于传统资源开发而言是没有价值的“无用之地”，但这些地方拥有“无与伦比的风景”，因而被保留下来作为旅游娱乐的“国家游乐场”。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林业部门主导的资源保护运动弥漫着强烈的经济理性主义，国家公园建设不可能摆脱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因此，国家公园想要长久地经得起功利主义开发势力的质疑和挑战，其正当性的根基就必须建立在自然景观的“资源”价值之上。换言之，国家公园只有为美国人提供旅游、休闲、娱乐、教育、科学等具有现实价值的功用和益处，即实现了自然景观的“资源化”，才能从根本上获得美国社会精英乃至广大民众的认同。如此一来，在数代人倾力奋斗的边疆时代终结之后，将拥有壮美的、堪称国家骄傲的荒野景观保留为联邦政府控制的“国家游乐场”，不仅迎合了美国知识文化精英的荒野文化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开发大潮中，荒野景观之“美”也成为服务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于是，作为“风景游乐场”的国家公园，就不再是功利主义资源开发势力口中所说的，将土地锁起来闲置不用，而是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非消耗性资源利用方式嵌入美国社会经济文化体系之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这种独特性也使得国家公园能够在众多功能各异的“美国公地”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最终成为美国国家公园体系这座“皇冠上的明珠”。因此，当我们将美国国家公园的兴起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那么该时期美国国家公园表现出明显的风景质量取向、土地价值“无用性”以及“国家游乐场”定位等重要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常常被视为“自然保护主义”的成就而与“资源保护主义”相对立。学界关于“自然保护主义”和“资源保护主义”的讨论也更多地强调二者的区别，而较为忽视它们之间的共性。实际上，这两种理念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共享了国家主义、实用主义、公共利益至上、民主与平等、可持续发展等进步主义思想。从前文相关论述不难看出，进步主义时期的国家公园理念，并不仅仅具有约翰•缪尔所倡导的“自然保护主义”的内涵，同时也包含了吉福德•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的诸多重要特征，而作为“国家游乐场”的国家公园实际上成了二者的最大公约数。这在史蒂芬•马瑟的国家公园管理理念与实践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马瑟不仅表示要将国家公园保存在“完好无损的状态”，同时强调自己的工作是“对伟大的国家游乐场进行商业化管理”，并且“最多数人的最大福祉通常是决定国家公园局管理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与平肖所谓“为了最多数人的最长远的最大利益”而“保护”自然资源的理念实则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实践中，平肖对自然资源的“明智利用”和“科学管理”仍然是传统的消耗性方式，而马瑟是通过旅游开发这种新兴的非消耗性方式来利用自然景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在利用自然满足于人类需求的“资源”价值，都统一于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美国环境史学者理查德•塞拉斯曾指出：“国家公园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对公共土地进行非消耗性利用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是非功利性利用。”我国环境史学者侯深也指出：“国家公园的建立表达的是同功利主义对立的浪漫美学情感，是阻止(功利主义)开发浪潮的中流砥柱。但是……作为国家公园的政府行为仍然是力图将自然控制于自身的掌控之下，毕竟，美，也是出于人类的视角，也是一种资源。”此言深中肯綮。

　　（注释略）

　　（作者：高科，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