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亚峰、王申蛟：美国外交史研究百年：流派、方法与争论

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作为一个独立史学研究领域的美国外交史。它最初主要使用官方档案，关注涉及战争、和平与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外交史家重视借鉴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关注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还借鉴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从过去只注重战争与和平等问题，转向同时关注贸易、移民和人权等问题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21世纪初，学者间关于美国外交史学的走向问题产生争论，聚焦于究竟应该继续推动跨国和国际转向，还是坚守美国国家本位的研究传统。不少学者仍然重视美国国内因素对对外关系的影响，强调将国家重新放到外交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仍需关注战争、外交事务、军事力量及各国领导人的思想根源和决策环境等传统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外交史”并非而且也不可能取代传统外交史学，美国外交史学界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范式革命”。美国外交史学家需要面对如何更好地与国际关系学界融合发展，“非西方”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崛起，以及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巨著等挑战和问题。

关键词：美国外交史　现实主义学派　修正学派　新外交史　跨国转向

　　美国取得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后，加速了其成为世界强国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历史背景下，美国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史学研究领域诞生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在美国大学里成为一门颇受青睐的课程。自1945年以来，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对当今世界秩序规范的制定发挥过决定性作用，对人类面临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外交史研究一直在美国史学大家庭中处于显赫地位。传统美国外交史学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关注涉及战争与和平以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讲述总统及其主要助理、高级军官和国务卿等政治精英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对象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受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美国外交史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引入“自下而上”的方法，研究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他们另辟蹊径，逐渐走出外交史就是“一个外交官对另一个外交官说了什么”或美国外交史就是研究“世界是如何按照华盛顿的意志行事”的传统研究路径。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使得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在21世纪出现复苏。其间，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国际转向和跨国转向等新的研究取向和路径进行了阐述、分析、辩论和澄清，有学者称这是“新外交史”（New Diplomatic History）。2021年，由芝加哥大学布莱德雷（Mark Bradley）担任总主编的四卷本《剑桥美国和世界关系史》面世，这套丛书全面展示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依据最新英文文献（包括2023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就过去一百年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流派和方法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介绍每个时期的重要学者、代表作品、学术特征，以及学术传承与扬弃，特别关注21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和新动态，力图准确勾勒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就教于方家。

一、美国外交史学的诞生及早期发展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美国国内因是否签署《凡尔赛和约》与是否加入国联发生了激烈争论。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及随后持续动荡的国际局势，更是激发了不少学者研究外交史的兴趣。自此，美国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应运而生。第一代专业外交史学家原本是从事政治史研究的，故而更多地关心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及美国在强权世界中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他们可分为国家主义学派（nationalist school）和进步主义历史学家（progressive historians）两个群体。

　　国家主义学派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充分使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档案，强调美国外交的连贯性，重视如“门罗宣言”这样的外交政策文件所体现的美国外交传统。耶鲁大学比米斯（Samuel F. Bemis）、罗切斯特大学帕金斯（Dexter Perkins）、斯坦福大学贝利（Thomas A. Bailey）、布法罗大学普拉特（Julius Pratt）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比米斯于1935年出版的《美国革命外交》一书洋溢着明显的国家主义情结，赞誉美国建国者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并实施了成功的外交。他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一书，使用了当时美国政府已经解密的档案，是一部完整的通史性著作，其学术价值超过了以往出版的美国外交史教科书，在其出版后的很长时间都是该学科通史教学的权威教材。该书虽然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但写法上兼顾国际视角。

　　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对国家主义学派提出挑战，强调研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知识背景和假设”，认为国内政治、经济和阶级冲突是美国外交的源泉，不必过分重视利用多国档案，也不必过于注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尔德（Charles A. Beard） 是最著名的进步主义外交史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从经济视角解释美国的海外扩张，认为美国商人扩大海外市场的行为导致了美国对外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和新的“天定命运”观念的兴起。比尔德和科温（Edward S. Corwin）还认为，总统推行秘密外交损害和削弱了国内的司法程序。在美国成为全球大国之后，总统滥用特权变得司空见惯。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内争论的一个焦点。

　　这两派学者都把1898年看作美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最终夺得了后者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迈出了建立海外帝国的第一步。比米斯把美国占领海外殖民地视为美国历史的一个“巨大异常行为”，因为美国放弃了它的反帝宗旨。比尔德公开反对美国卷入二战，甚至在1940年提出美国建立海外帝国是对过去扩张“大陆性”（continentalism）的偏离。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两派学者在美国史学界都占据显赫地位。比尔德于1926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33年又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帕金斯和比米斯也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分别于1956年和1961年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国家主义学派对后来的现实主义学派产生巨大影响，而修正学派则继承了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的衣钵。

　　有关起源问题的研究对历史学家而言总是充满吸引力。美苏冷战期间，探究冷战起源俨然成为美国外交史学界的一门“显学”，围绕这一问题美国外交史研究形成三大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学派[又称正统学派（Orthodoxy）或传统学派（Traditionalism）]、六七十年代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m）、七八十年代的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在冷战前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外交史研究在史学大家庭占有显著地位，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受到挑战。

　　现实主义历史学家赞同第一代美国外交史学家中国家主义学派的观点，注重研究政策制定者是如何使用实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等问题。国内学界对乔治•凯南和汉斯•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早已耳熟能详。现实主义学派主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外交史研究，虽然他们较少关注根植于美国国内政治体制的外交源头，以及美国工会、跨国公司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外交所起的作用，但他们提升了我们对外交史研究领域一些固有问题，如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均势、大战略等的认识。与此同时，这派学者总是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调“为了在现代世界生存下去，美国人必须懂得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必须明白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的研究为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决策者的新外交思想提供了知识和理论基础，以促进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已故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夫曼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即现实主义学者所提供的正是“政策制定者所想要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学派受到修正学派的挑战，后者将整个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只关注上层精英。这些学者受比尔德等进步主义学者的影响，研究范围远远超越了现实主义学派关注的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特别重视经济变化与外交政策的关系，以及美国思想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一些修正学派学者声称：“美国领导人拥抱建立在‘门户开放’政策基础上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希冀通过寻找海外市场来缓解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一个有违美国建国原则的海外帝国。”

　　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是修正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1959年出版了《美国外交的悲剧》，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威廉斯尖锐地指出，美国人“坚信的，甚至成了他们教条式的信仰的一种观念认为国内福祉有赖于……可持续性的、不断增加的海外经济扩张”。至少从19世纪90年代起，“门户开放”政策首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这一点凯南和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之后逐渐成为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的“门户开放帝国主义”，目的是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全球帝国”，这是美国外交的第一个主题。威廉斯强调经济因素是重新解读20世纪美国外交的关键点，即“如果与工业天定命运（industrial Manifest Destiny）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考察，‘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就是美国从1900年到1958年间对外政策史”。美国人为了“自身利益去提高产能”，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福祉与和谐”。

　　威廉斯主张的“门户开放帝国主义”是美国外交动力这一观点，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命题。他强调内政外交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对那些不赞同他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美国外交的学者也产生了影响。受威廉斯影响的学者除了他的学生，即著名的“威斯康星学派”以外，还包括一些持“新左派”观点的学者。他们不少人通过个案研究，深化和发展了威廉斯的观点。修正学派研究的是美国外交史的全过程，而且成果丰硕，他们对冷战史研究的影响也颇为深远。他们强调“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策有明确的目的性”，而这正是现实主义学者所不愿意承认的。他们有关“美国而非苏联需要为美苏战时同盟的瓦解以及随后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承担主要责任”的观点，更无法见容于现实主义学者。“威斯康星学派”大幅提升了外交史研究在美国史学大家庭中的地位。1984年，密歇根大学帕金斯教授对此评价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的大多数外交史著作都不过是在与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进行对话。

　　《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出版后，修正学派迅速受到学界的关注，但也招致了不少批评与攻击。很多学者对威廉斯“经济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观点提出质疑，指责他没有区分国内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无视“合理的国家安全关切以及其他国家所作所为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一种新的解读美国外交史的学术流派应运而生，这就是在随后近二十年中对冷战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后修正学派。1972年，加迪斯（John L. Gaddis）出版了《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一书。该书是后修正学派的奠基之作。加迪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修正学派的观点，即苏联而非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二战结束后处于危险之中。不过他认为，战后美国国内的反苏舆论限制了美国领导人的手脚。苏联自身的政策和行为使得不少国家大为恐慌，致使美国公众和国会在政策制定者之前就选择了支持对苏进行遏制。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有关冷战起源的著作大多是后修正学派的观点与思路。与修正学派不同，后修正学派史家特别重视非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如公众舆论、国会等）对美国外交决策者的限制，强调苏联与美国在冷战起源上责任相当。一些后修正派学者比加迪斯更强调美国的责任。

　　“合作主义模式”（corporatism 或 Corporatist Syn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有影响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路径。它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修正派学者狭隘的视野”和“后修正派观点的混乱和无序”，调和二者在解释美国外交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合作主义模式”重视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其中包括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其研究方法是考察地缘政治战略、政党政治、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政治机构和身份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美国外交，以此显示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商界高层、工会工作人员、专家、公民团体、公职人员等群体是如何放弃分歧实现共同目标的。麦考密克（Thomas McCormick）认为，相较于后修正派，“合作主义”更能将现实主义学派和修正学派有关冷战起源的观点准确地综合与归纳起来。霍根的《非正式协约》一书揭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合作主义”才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特征。他的另一本专著《马歇尔计划》利用“合作主义”的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二战后重建西欧的庞大计划。这些书目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利用“合作主义”框架解释外交史的代表作，将这项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合作主义”最初是在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之间寻求连接，而《马歇尔计划》一书则显示它可以用来研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如何制定政策，表明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单个民族国家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体系，外交政策也必须遵循这一体系的要求。

　　随着美国史研究新方法的出现，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研究法和八九十年代文化史研究法的兴起和盛行，外交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越来越边缘化。事实上，早在1971年，哈佛大学欧内斯特•梅就曾发表《外交史的衰退》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根据20世纪30年代末的统计数据，70岁以下的美国历史学领军学者中有多位是外交史专家。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外交史专家几乎已经进不了美国历史学领军学者名单。他甚至断言，外交史作为研究领域将走向消亡，被国际史所取代。到了1980年，时任杜克大学、后来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梅尔又发表了《裹足不前：国际关系史学》一文，感叹：“外交史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出现扭转研究局面的潮流，也没有出现公认的大师。”梅尔的评论受到广泛的关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很快便作出反应，其旗下的学术刊物《外交史》主编孔华润认为，梅尔的评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能引发人们的思考。梅尔批评的具体问题和案例也是准确的”。该刊于1981年发表了六位学者的回应文章。梅尔的惊呼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引发了长达30年的对本学科前途的讨论。根据2014年芝加哥大学布莱德雷的统计，在梅尔文章发表之后的30年，《外交史》发表的文章中提及或评论梅尔文章的次数与对著名的“凯南长电报”的讨论不相上下。

二、文化转向、国际转向与跨国转向书写下的“新外交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引发了人们用更为新颖的理论来思考和书写历史。受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种族研究学者的影响，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解释重点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因素，特别是有关种族、性别和宗教话语在外交活动中的作用。哈佛大学曼尼拉教授曾指出：“文化转向引进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材料、新的主题、新的解释视角和新的方法论，从而使历史的书写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多位学者发文倡导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开阔视野，将美国外交史置于国际和比较的背景之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终结和苏东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美国史学研究出现“国际转向”。1990年夏，摇摇欲坠的苏联政府开始解密相关档案。正如加迪斯在1991年所指出的，这使“一个真正用国际史方法研究冷战史的前景变得明亮起来”。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翻译和公布来自苏东阵营的档案，二是建立一个“从冷战另一方的视角重新评估冷战历史的学人团体”。

　　不久，多位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的会长公开为“国际转向”背书。1990年当选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会长的韩德发表就职演讲的题目就是《美国外交史国际化：一个切实可行的议程》。他恳请外交史同仁们用全球主义的视角，由外而内来研究美国。他鼓励外交史学者吸纳国际史研究方法，“用多国、多语种档案进行研究，扩大和丰富外交史”。1995年当选会长的莱夫勒也要求他的同行摒弃门户之见和学派观念之争，拥抱国际史研究方法，为美国历史研究大家庭做出贡献。在1997年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年会上，圣地亚哥大学教授霍夫曼在主题演讲中称，美国外交史研究在过去十多年间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新外交史”研究方法。其特点是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和外国势力对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按照霍夫曼的解释，这种研究视角从关注美国政策是如何影响世界，转变为重视世界是如何改变美国。在她看来，“新外交史”的关键是将美国外交史书写成“全球美国史”（a global American history）。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界还经历了“跨国转向”。自2002年本德出版《全球时代对美国史的再思考》一书以来，“跨国转向”受到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等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分别出版“世界中的美国”系列丛书，发表运用“跨国”路径解读美国外交史的成果。正如华盛顿大学教授贝斯纳和哈佛大学教授洛格瓦尔所指出的：“到2020年，国际史和跨国史研究方法对美国外交史研究已经极为重要。”目前，已有多位美国外交史学者成功运用国际史和跨国史的研究路径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美国外交史专著。2022年出版的《不大可能的外交官：乒乓球运动员、音乐家以及科学家是如何重塑中美关系的》一书，解读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间两国的跨国交流。作者米尔伍德认为，过去的研究过分重视高层交往对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中美在1972—1979年的民间互访和跨国交流项目对维系和改善中美关系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的中心观点是在这段时间里，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与高层外交相互依存。要完整了解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历史，必须同时把握上述两者。中国学者王睿恒发表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既有路径与跨国转向》一文，介绍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史领域涌现的一批“跨国取向”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华人移民与外交之间的因果关系、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跨国种族关系、中美妇女的跨国联系等领域。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关注一下其他三个尚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却与美国外交史“国际转向”和“跨国转向”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议题。

　　一是后殖民研究。这与1978年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该书是对“东方主义”即“西方是如何看东方”这个研究领域的批判，认为它是造成西方世界错误看待中东的根源。赛义德一直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被称为后殖民研究的创始人。从此，有关帝国、殖民主义、非殖民化的研究出现显著变化。这本书为研究欧美帝国历史中文化、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路径。2000年，著名外交史家罗特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题为《没有赛义德的赛义德主义：东方主义与美国外交史》一文，认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者比其他领域学者对赛义德及其后殖民理论反应迟缓很多。他详细论证了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实际已经经历了“没有赛义德的赛义德主义”，并预言美利坚帝国研究可能会出现一次后殖民转向。随后二十多年出版的多部重要著作证实了罗特的预测。这些著作内容涉及美国对菲律宾、波多黎各、海地及其他领地（other territories）的殖民统治，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及美国在南半球建立非正式帝国的诸多努力等。这些著作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千差万别，但都将美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统治与有关种族、文化、科学和治理等知识和思想层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考察，因此都与后殖民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1年，范德堡大学教授克莱默在《美国历史评论》发文，称美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的目的就是批评美利坚帝国。他指出：“尽管不断有人反对这种提法，但长期以来‘帝国’都是那些把美国置于全球史中进行考察的著作所使用的一个有用的概念。最新发表的大量成果表明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最近十多年间，美国学界出版了多部关于美利坚帝国的历史著作，从而印证了克莱默教授的判断。学者间就如何研究和书写美利坚帝国历史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2016年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的年会上，美国西北大学伊莫瓦尔（Daniel Immerwahr）发表主题演讲，提出了“大美国”（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的概念，主张将美国50个州及10多个海外领地放在一起，研究美利坚帝国的历史。2018年，《外交史》杂志发表了克莱默的《如何做到不写美利坚帝国史》一文，对伊莫瓦尔的观点进行批判。2019年伊莫瓦尔在《外交史》刊文进行回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普金斯于2018年出版了《美利坚帝国：一部全球史》一书，这是第一部用全球史路径来书写美利坚帝国史的专著。他认为，美利坚帝国历史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二是“发展”研究。“发展”作为概念和组织活动出现在20世纪的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私人基金会每年都会向海外输送经费和派遣专家，帮助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罗特发表《没有赛义德的赛义德主义：东方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的同一年，库拉瑟发表了《研究纪要：发展？它的历史》一文，从“发展”视角解读美国对外关系史。尽管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有关“发展”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但库拉瑟指出历史学家将“发展作为历史”来研究和书写，就是将特定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下有关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作为史实记录下来，只是这项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库拉瑟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发展战略是指美国人希望在海外展示自身价值观和自我形象的工具。“发展”并非政府的专利，非政府组织、石油公司、基金会甚至自由职业者也能主持大型的“发展”项目。在对外政策中，美国试图通过支持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来防范激烈的社会变革，坚信“发展”是激进政治的解药。与此同时，美国人同样认为独裁政权也可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这一信念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决定支持拉美军人独裁政权的根源。他指出：“如果国家安全是所有恐惧心理的总和，那么一个噩梦便浮现出来：作为一个堡垒国家的美国（an American garrison state）蜷缩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欧亚大陆面前。然而，发展讲述的是美梦：在一个开明的现代化世界里，美国的技术主宰着芸芸众生和环境。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对外关系的成败必须用‘发展’这把尺子来衡量。”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以库拉瑟为代表的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以档案为基础，研究美国政府、民间团体、个人参与“发展世纪”（Development Century）活动的论著。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十多年中有关“美国发展”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具有国际史和跨国史的特色。不少学者将区域研究的特长和熟练使用多种语言的能力展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发展”话语的高光时刻，“发展”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主要指通过美国的技术援助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2018年出版的《发展世纪：一部全球史》这本论文集显示“发展”的概念不仅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这十年，而是贯穿整个20世纪，甚至延续到21世纪。论文集的两位主编认为，“发展”研究已经进入第二波，其特征是研究发展的根源、用途及经济知识的作用，必须与区域研究专家合作进行。代表作是意大利学者洛伦齐尼于2019年出版的专著《全球发展：一部冷战史》。洛伦齐尼认为，“发展”概念和实践源于欧洲殖民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最高点，到了七八十年代开始衰落。该著对发展研究的原创性贡献是指出在铁幕两边的欧洲国家在发展政策方面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

　　三是全球史研究。笔者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了全球史研究路径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影响。这里再就这一话题的最新发展作些补充。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于2016年出版了《什么是全球史？》一书，认为全球史是研究“全球一体化或者全球结构性改变”的好方法，全球化的历史可被视为全球史的一个分支。近年来，美国外交史家出版了几部专著，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货币市场、国际贸易、商业实践、地缘政治相互依存、人权等发生的全球性变化。这些著作的作者也是国际史和跨国史专家。从美国和西欧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是麻烦不断的十年，充斥着经济滞胀、政治丑闻、全球动荡等问题。然而，从国际视角来看，这又是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年，是在20世纪中期世界大分裂之后重新融合的开始。二战后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开始瘫痪，超级大国地位逐渐衰弱，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崭露头角，环保、人口控制、人权问题等跨国问题逐渐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样是在这十年间，由于相互依存的联系网络将人和社会以一种全新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各国人民开始了解全球化这一现象。2011年出版的《全球的冲击：透视20世纪70年代》论文集从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和超级大国关系的角度出发，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大规模政治经济结构性激变。此外，该著还讨论了跨国问题，如摇滚乐、环境保护、宗教激进主义、妇女维权运动、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义、人权问题、根除天花等的全球影响。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世界中的美国”系列丛书出版了《新政：一部全球史》一书。与既往研究罗斯福新政成果不同，作者帕特尔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放在比较和跨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世界范围内一场大变革的一个部分。在帕特尔看来，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全球”事务：一是将美国国内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进行比较；二是考察跨国联系网络、技术与信息转移。他认为，用全球史方法研究新政，可以更清楚地展现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自身世界地位的认知，以及如何了解和利用世界各国的重要发展情况。

　　跨国转向以及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使得人权问题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术增长点。人权问题同时也是全球史研究的题材。从表面上看，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预示着卡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的终结。但事实上，2022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世界中的美国”系列丛书推出的《自由的攻势：人权、推进民主及冷战后期的美国干涉主义》一书指出，里根非常精明地将卡特的人权话语重新包装，将“推进民主”定位为美国人权议程不可或缺的条件，使其最终成为20世纪后期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议题。里根选择人权作为工具，来对付国会中反对他中美洲政策（特别是对尼加拉瓜的政策）的自由派。不过，这里的人权仅局限于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不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力，目的是使里根政府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左翼政府的政策合法化。里根希望用“推进民主”来促使民主党与共和党重新达成冷战共识，使人权问题在美国政府中制度化，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之后，“推进民主”便成为美国特色的干涉主义的合法外衣。

　　全球史研究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传播密不可分。不过，过去二十年间一系列冠以“全球史”书名的著作大量涌现，难免使这一研究路径被庸俗化。随着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到来，在英国脱欧、大国竞争加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自由国际秩序面临崩溃等一系列“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全球史研究方法究竟还能走多远也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21世纪初外交史学的复兴与争论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所谓“全球反恐战争”，外交史研究再次受到青睐。学者们围绕应该继续加深跨国和国际转向，还是坚守美国国家本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2009年3月，《美国历史杂志》发表了时任《外交史》执行主编、科罗拉多大学赛乐教授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的综述文章。2011年出版的反映美国史研究现状的论文集《今日美国史》收录了哈佛大学曼尼拉教授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的论文。作为对“梅尔恐慌”的回应，美国外交史学家勇敢直面挑战，努力“成为国际转向的领军者，同时也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坚决支持者”。赛乐宣布美国外交史研究现在已经“在研究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他提醒要重视研究民族国家，认为这是外交史在史学大家庭中安身立命之根本，主张“外交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国家的外交……在重视国际化趋势、研究社会和文化对外交影响的同时，必须将民族国家研究铭记在心”。曼尼拉则强调外交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历史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目前正在向跨国历史研究转向。赛乐的文章引起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历史杂志》在发表赛乐文章的同时刊登了四篇回应文章，作者们对赛乐有关美国外交史学科研究现状的评估持谨慎赞同，甚至认为他过于乐观，特别对他重提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研究颇有微词。比如，霍根森批评说：“以民族国家为研究中心的外交史学者必须认识到，划出学术研究的边界只能把自己与其他学者隔离开。”她甚至尖锐地指出，不管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用新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考察种族、性别、文化等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这些学者都是对外关系史家。

　　然而，围绕美国外交史学科研究取向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才刚刚开始。在2009年6月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年会上，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利在发言中提出，希望美国外交史研究能够更大幅度实现国际化，建议将协会名称和会刊《外交史》改为更具全球特性的名字。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与会代表投票否决了康奈利的提议。但他依然保留自己的观点。2011年9月，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会员通讯《护照》（Passport）发表康奈利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世界中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这篇文章原是康奈利2010年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年会上的一篇演讲。他在文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与其将美国外交史看成美国史或任何国家历史的一个部分，倒不如把外交史视作不断发展的国际史和跨国史的一个分支。”康奈利还抱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史这个学术领域缺乏多样性，是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s）。他认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要成为“全球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不仅仅对战争与和平有兴趣，还要研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贸易和货币政策、科学与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很多连接不同国家或是跨越国家边界的问题”。他指责“美国外交史”成了关于“跨国世界的新学科”成长与发展的绊脚石。为了便于这个新学科的发展，美国外交史家必须否定自身作为“研美学者”（Americanists）的身份。康奈利的观点在美国外交史家中引起轩然大波。会员通讯《护照》在发表康奈利文章的同时，刊发了五位资深学者的评论。他们对康奈利的主要观点提出质疑，特别批驳了他如下观点，即“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在重新思考全球背景下的美国史这一命题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的美国史导向成为其处理与其他学科关系的不利因素”。不过，他们同意康奈利的下述观点，即“在国际/跨国史研究方法愈加重要的情况下，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应重新思考自身在学术界的位置”。

　　尽管康奈利想象中的“跨国世界的新学科”并未成为现实，但他主张美国外交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国际化的观点还是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曼尼拉。2020年《外交史》第2期发表曼尼拉《以国际社会作为历史研究主题》一文，倡导用“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史重新定义和聚焦国际史领域。在他看来，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对象已经不是“对外关系”，而是“国际社会”。他指出，“国际社会”的内涵应该扩张到包括多种角色，鼓励历史学家在这个解释框架中讨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国际史学界出现了“去国家化”的学术潮流。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学者更是呼吁在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去美国中心”。这显然是受到国际转向和跨国转向思潮的影响。不过，不少学者一直对此持保留态度。早在1980年，康奈尔大学拉费伯（Walter LaFeber）教授就批评用国际史研究取代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观点。哈佛大学洛格瓦尔教授也反复表示，有些主题和历史阶段必须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史。

　　这场争论并没有因为疫情导致无法召开年会而缓和。2020年春，贝斯纳和洛格瓦尔联名发表《将美国重新放回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中心位置》一文。他们指出，“国际史和跨国史转向使得一些历史学家不再重视那些原本处于外交史研究中心的问题”，继而呼吁研究的“再平衡”，并建议对以下课题做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美国的超级强国地位；“美国第一”与美国单边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二战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运作与两党共识的根源；国家安全国家；美国国内政治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作用；美国军事精英是如何掌握和了解相关情报并影响外交政策的；最近20年美国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的原因。此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会员通讯《护照》和美国《人文社科在线外交国际关系专栏》分别组织并发表了八位知名学者的回应文章。这些学者赞同前述文章关于“再平衡”的研究提议，但他们对贝斯纳和洛格瓦尔提出的如下观点持保留态度：美国在“1945年之后的世界体系中拥有唯我独尊的实力，是其中的太阳，为其划定界限”。两位作者在回应中表示“不希望读者得出这样的印象——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国际转向和跨国转向必须逐渐靠边站”，他们认为“国内史、国际史和跨国史研究取向都是必需的，且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可以预见，美国外交史学家对学科未来的研究方法和走向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2021年出版的《剑桥美国和世界关系史》可以被看作“跨国转向”第二波研究成果的汇集，共有超过120位知名外交史、印第安人史、大西洋世界历史、奴隶制历史、政治经济学史、边地史、帝国史、家庭史、性别和性欲史、种族史、技术史和环境史等领域的学者参与写作。主编布莱德雷在丛书总介绍中写道，这些新的历史著作将“总统、外交官、将军的认知和政策放在全球大舞台进行考察；使用新的、不少是美国之外的档案资料来展示非国家行为体（比如商业机构、维权组织、宗教团体）的维度。有些史学家，写的是社会和文化史，通过考察美国国家和社会是如何与全球力量互动、在国外活动中体现美国身份，从而为研究美国与世界的交往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影响了大西洋世界研究、奴隶制研究、边地研究、移民研究、批判种族和酷儿研究理论”。毫无疑问，“新外交史”在研究对象和主题、使用的材料、解释路径和方法论方面都有很大的拓展和进步。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外交史家继续坚持和发扬比尔德和威廉斯的学术精神，对美国外交进行批判性研究。这些学者包括已故的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1931—2010年）教授和加莱奥（David Calleo，1934—2023年）教授等。2013年，英国《新左派评论》学术刊物9/10月号以特刊的形式发表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教授的两篇长文。安德森用一条主线解释美国从1914年对墨西哥的战争到21世纪反恐战争的大战略和外交动力，并通过分析美国外交战略家的思想，揭示美国统治世界的大战略。他认为，美国外交大战略就是用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来保证资本在一个单极世界畅通无阻。安德森高度评价左派学者，如威廉斯、科尔克（Gabriel Kolko）、麦考密克、查尔默斯•约翰逊、巴斯维治（Andrew Bacevich）等对美国外交的观点。这部作品发表之后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不乏批评的声音。颇有影响力的《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等媒体均发表了书评文章。《外交史》杂志在2015年4月以论坛的形式发表包括莱夫勒和巴斯维治等七位著名学者的书评文章。

　　目前仍健在的美国外交政策批评者的代表人物是巴斯维治，他批评美国过度的军事化和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巴斯维治曾在美国陆军服役，军衔至上校。1982年，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1998—2014年任波士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系教授。他于2019年创办智库“昆西负责任的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并任总裁。该智库以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命名，因为亚当斯曾告诫年轻的美国不要到世界各地“寻找魔鬼并消灭他们”。这个智库包容民主党与共和党的观点，通过支持访问学者、主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和发表研究报告，倡导“少一些军事干涉、多一些合作的外交政策”，呼吁美国行政当局在处理对外关系中要“理性、克制、谨慎”，敦促美国政府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时要以外交为主要手段，而不是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巴斯维治的研究重点是20世纪美国军事外交史。“9•11”事件后，他开始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特别是小布什政府预防性战争的信条。他毫不含糊地指出，美国政府无休止的对外用兵是服务于美国跨国公司、大石油公司、好战的基督教福音派人士的利益，而非美国人民的愿望，这背离了民主社会的价值观，是世界动荡的根源。他最新的两部重要著作分别是2020年出版的《幻想时代：美国是如何挥霍掉冷战胜利的》和2021年出版的《大灾难之后：美国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的角色》。他在前书中抨击美国政府未能兑现冷战胜利的诺言，如无与伦比的经济繁荣、持久的和平、绝对的自由，却造成了国内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永久的对外战争、道德混乱等问题。他在后书中指出，美国政府坚信市场经济与人类公共利益是一致的，美国军事的绝对优势是保证稳定和可持续世界秩序的关键。这导致“没完没了的战争”（forever war），并给美国人民和社会带来道德和物质的灾难。巴斯维治提出，要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时候结束美国对外干涉政策了，美国外交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实用主义、相互依存及“战争是最后手段”的新思路上，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必须“秉持现实主义和自我克制”。此外，他还有多部研究美国外交史和批判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问世。

　　总之，21世纪以来，围绕美国外交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两派观点：其一，以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利教授为首的学者主张美国外交史研究摒弃美国中心，全面拥抱国际史研究方法。他们甚至要求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改换门庭、旗下的期刊《外交史》也改名。其二，哈佛大学洛格瓦尔教授、华盛顿大学贝斯纳教授和科罗拉多大学赛乐教授等坚持认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必须保持以美国为中心，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大多数学者更赞同霍根在2004年当选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会长发表的演讲时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和国际化的主张，认为这是避免学科边缘化的唯一途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则倡导“大包容”（a big tent）政策，承认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共存。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部能将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融汇其中的通史性美国外交史专著出现。

结语

　　纵观美国外交史研究百年历程可以看出，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范式革命”。诚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外交史”丰富了传统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对象和路径，开始重视借鉴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从只重视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等重大问题，发展到同时关注贸易、移民和人权等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但在21世纪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反思和争论中，仍有不少学者坚持必须重视美国国内因素对对外关系的影响，强调将国家重新放到外交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仍需关注战争、外交事务、军事力量及各国领导人的思想根源和决策环境等传统课题。所以，“新外交史”并不是也不可能取代传统外交史学。可见，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并没有出现某一种研究取向或方法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美国外交史学转型”或所谓的“范式革命”。

　　尽管在过去三十年美国外交史家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需要面临一些不得不正视的挑战。一是美国外交史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问题。尽管双方的互动由来已久，但仍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例如，克雷格（Gordon A. Craig）在1982年美国历史学会第97届年会上发表的当选会长演讲中说道：“尽管与政治学家的合作能给外交史学家带来好处，但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成为外交史学家的主要关注。外交史学家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此外，外交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为，两者在研究方式和目的方面存在如下显著差异：历史研究是基于叙事的解释，而政治学是基于理论的解释；历史研究试图理解过去，而政治学希望预测未来；历史学家采取无意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立场，而政治学具有明确的政策相关性；历史学家注重对单个独特事件的解读，而国际关系学者重视从多个案例中总结出规律；历史学家寻求找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复杂根源，而国际关系学者试图找到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便曾针对这一龃龉的成因与解决之道提出了自己想法：“一个理论的施用范围越大，我们所期望获得的准确性就越低……只有缩小理论的范围才能获得更高的精确度。因此，简约性的支持者和主张精细研究情境的人之间的争论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应该首先追求简约性，继而增加复杂性，同时密切注意这对我们理论的预测能力（即它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作出重大推断的能力）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换言之，如何选取理论以用作历史解释的工具，又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和领域对理论作出反思，仍是当代美国外交史学家必须通过孜孜不倦的学术实践来回答的问题。

　　二是“非西方”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崛起。这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情形：第一，“非西方”学者开始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崭露头角。例如，印度裔加拿大籍的阿查亚教授于2014年当选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他本人也是担任这一职位的首位非西方学者。阿查亚致力于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其代表作《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一书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其中第四章《再论长期和平的冷战》实际上已经对加迪斯提出的“冷战是长和平”这一著名命题提出了挑战。第二，西方主流学者开始关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认知等要素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哥伦比亚国际关系学者蒂克纳和荷兰国际关系学者史密斯合作，于2020年共同主编出版了一本国际关系教科书，书名为《全球南方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差异性的世界》，被认为是迈向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重要一步。英国著名学者布赞也和阿查亚合作撰写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一书，在梳理学科史的基础上强调“国际关系学需要变得不那么以欧洲为中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理论更为开放”。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领域“非西方”的崛起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已故的美国资深外交家布热津斯基所意识到的“全球政治觉醒”已经赫然浮现。“第一次，全人类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造就了大量的不宽容和不耐烦行为，也带来了更快的移民及对尊重不同文化和个人尊严的渴望。对身处当下的美国外交史学家而言，该如何面对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又该如何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些无疑是他们迫切需要回答的疑问，也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学术契机。

　　三是该领域尚未出现公认的堪与威廉斯及其《美国外交的悲剧》相匹敌的学术大师和巨著。不论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威廉斯的影响都是深远的。特别是，他告诫我们要熟悉并警惕他所称的“美国世界观”（American Weltanschauung）：把利己主义包装成为对他国的乐善好施，将反殖民主义与建立美国对他国的帝国主义统治混为一谈，将国内统治模式出现的问题外部化和普世化，用武力向其他国家推行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严重束缚了政策制定者的能动性。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疫情肆虐、旧有国际秩序近于崩塌、战争危险不断增加，美国外交史学界应该就美国外交所面临的危机推出令人信服的，并在深度和广度上可与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相提并论的传世之作。

　　（注释略）

（作者：夏亚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美国长岛大学资深教授；王申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