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20世纪德国结构史学的兴起及影响

内容提要：结构史学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德国的结构史学之名虽源于年鉴学派，但其研究理论和方法深植于德国传统中。19世纪末，兰普雷希特开创了结构史学，主张运用结构社会学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书写不同时代的德意志文化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弗莱伊尔、伊普森和康泽等人主导的“人民史”研究，以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综合方法，考察德意志东部人民的社会结构及演变历程，奠定了德国结构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康泽利用传统史学并辅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工业时代的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强调政治之于社会结构演进的决定意义。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代表了鼎盛时期德国结构史学的研究理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德国结构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启发了新兴的社会史研究，而且成为德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德国结构史学　年鉴学派　人民史　社会史　维尔纳•康泽

　　“结构史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德国的结构史学研究源于19世纪末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开创的文化史研究，但因遭兰克学派等主流史学界的排斥，未成气候。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注社会结构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社会学和二战时期的“人民史”研究中被广泛应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维尔纳•康泽（Werner Conze）等人的宣传和推广下，结构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到更多史学研究领域，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社会史学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史学家们就对结构史学、德国和法国结构史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21世纪初，德国学界虽然开始讨论康泽和特奥多•席德（Theodor Schieder）等有“人民史”研究背景的史学家与纳粹的关系，但未见有系统研究他们的结构史学的作品问世。2000年，韩国学者金春松考察了以康泽为代表的“近代社会史小组”的结构史学家们对现代世界的诠释。在有关欧洲现代化的问题上，结构史学家的研究呈现出矛盾性：研究态度是保守的，结构史学家们秉承德国保守主义传统，对现代世界的政治自由、个人主义等提出批评；研究方法是创新的，他们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等学科方法研究问题。尽管他们因没有讨论结构史学家思想与社会思潮的互动等问题而遭到了如社会学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等人的批评，但在论述结构史学对德国保守主义的继承等方面却获得了德国学界的认可和赞誉。

　　此外，有学者还研究了结构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代表人物。“人民史”研究是结构史学发展的关键阶段，威利•奥博克罗姆（Willi Oberkrome）研究了“人民史”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尽管从事“人民史”研究的学者在二战期间为纳粹的种族理论和军事扩张辩护，但不能以此否定“人民史”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创新。特别是康泽等人的研究对结构史学发展意义重大。2003年，雷曼（Hartmut Lehmann）等人主编的史学史论文集收录了10篇研究20世纪30—50年代德国和奥地利历史学家的文章。雷曼等人意在说明纳粹时期的史学在战后的延续性，尤其要阐明纳粹时期的“人民史”与战后社会史的关系。结构史学就是这种延续性的重要表现和产物。

　　国内鲜见有关德国结构史学的研究论著，仅在论述德国社会史等相关问题时有所涉及。王亚平的《结构史学与德国中世纪史研究》一文虽勾勒了德国结构史学发展的梗概，但侧重论述结构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德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影响，缺乏对德国结构史学整体发展脉络、理论、方法和影响的系统论述。因此，本文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结构史学的起源、德国结构史学的沿革和影响作粗浅的探讨。

一、从“结构主义”到“结构史学”

　　结构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鉴和吸收了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结构”一词源于拉丁语“structura”，意为“建筑搭建的方式”，是建筑学含义。19世纪末，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中提出了把语言置于语言系统（结构）中研究的理论，被奉为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先驱。他认为，语言要素随着时间变化有所不同，历时性研究的成果是不同时代的个别现象，共时性研究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语言关系系统是以“共时的句段关系”和“历时的联想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语言关系系统赋予了语言符号的自身意义，个体语言单位在与系统中的其他语言单位的关系中体现了价值，这种系统和价值的关系形成了语言价值系统。所以，索绪尔的系统语言学研究重点是语言系统内部各个单位的关系，而非具体的语言单位。要之，结构主义研究注重考察元素和系统的关系、系统内部元素之间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所谓的“结构主义运动”（Structuralism Movement）时期。埃里蓬（Didier Eribon）说，“1966年是‘结构主义’风潮的顶峰”，“所有的文化杂志在每一期中，除刊载资料或出特刊之外，都要谈论结构主义”。此时的结构主义的理论延伸到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但自1967年以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因受学界批评日渐式微，此时历史研究却逐渐吸收和融合了结构主义的思想，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最为瞩目。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指出，“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从马克•布洛赫到皮埃尔•古伯特，都是系统论者。”他们以结构主义的理论反思传统研究中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论述对象的“事件史”（Ereignissgeschichte）和历时性的分析和研究，认为传统历史学家热衷的事件史只是偶然现象或阶段性特征，而这些“事件”是传统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和“中心”。结构主义主张人文学科应该进行去中心化的研究，因为这些“中心”让人产生了“历史变迁”的幻象。客观中立的历史研究应当是静态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探索维持社会平衡的结构和调节机制。

　　年鉴学派的结构史学研究思路鲜明地体现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他提出了三种社会时间概念：“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短时段的研究主题是事件史（包括传统的政治史）、日常生活史，此类研究的内容具有偶然性，研究视野上缺乏延展性。在人类历史中，它们犹如黑暗中的点点荧光，不能对历史形成广泛影响，反而限制了人们对特定时段历史的认识。中时段是关于经济发展趋势、社会群体以及制度组织的社会史研究，反映了历史局部的、相对稳定的变化以及历史周期性的变化规律，体现了结构史学的研究特点，是结构史学关注的重点。长时段探求的是在长时间发展中，人类社会与相对稳定的、变化甚微的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关系，核心概念是“结构”和“关系”。结构是一个整体，随着时间的演变，在数代的积累过程中，这种结构形成了稳定的内部要素和关系。这种结构并不是内部要素简单的机械综合，而是要素彼此的复杂关系。三种时间概念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更为宏大的结构，需要联系起来才能深入考察历史的复杂性。然而，不同于结构主义静态地研究结构，布罗代尔更强调在历史时间中形成的稳定的、周期性变化的组织和结构，并以此作为诠释历史的基础。他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将历史的组成要素归纳为地理、自然资源、物质和文化。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和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中，各要素不断积累、变化、相互作用，形成了稳定的自然和社会关系。历史中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与这种关系和组织密切相关。鉴于历史长时段结构复杂性的特点，他呼吁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合作。

　　总之，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的结构是人类历史更为本质的现象，是分析和诠释历史问题的关键。只有掌握历史进程中缓慢的变化结构，历史学家才能将自己从时间中解放出来，超然于结构之上，以新的视角高屋建瓴地反思整体的历史。以布罗代尔、布洛赫为代表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学在各种研究人的学科中占中心地位。他们并不把国家、政治、法律以及事件等视为历史研究的核心，而是期望打破学科界限，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统一为“人的科学”。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语言学和结构社会学的启发下，他们把结构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以学科综合的方法说明稳定、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历史的意义，并与专注研究和书写国家和政治演进史、事件史等传统史学划清界限。他们的研究奠定了年鉴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展现了以不同学科理论方法描述、分析和诠释社会和历史“结构”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在法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受年鉴学派影响，维尔纳•康泽率先在德国提出了“结构史学”，并在具体研究中诠释了德国结构史学的研究要义。不过，德国的结构史学并不是以此为起点，它可以追溯至19世纪晚期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其后在史观和研究方法上又打上了兰克史学、政治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烙印。因此，德国结构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理论和方法与本国的史学传统、社会思潮和社会历史形势紧密相关，体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

二、德国结构史学的生发

　　兰克史学在19世纪德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其研究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以精英人物研究为核心。在研究方法上，兰克史学主张收集史料、批判和诠释。不过，当时还有其他小众史学流派，如“文化史”和“思想史”。它们的研究虽在思想上并无太多创新，但在考察对象上已然不同于主流史学。这些流派可上溯至赫尔德（Johann G. Herder）、辛策（Otto Hintze）等人的社会文化史研究。19世纪末，兰普雷希特在批判地吸收这些人的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结构史学。

　　从1891年开始，兰普雷希特的12卷本《德意志史》相继问世，他笔下的德意志历史是由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时代”组成的，每个时代的特征都是政治事件、经济活动、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和科学彼此交融、调和的结果，是一种整体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应包含人口、法律、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物质文化和艺术、文学、哲学等精神文化。美国的德国史学者齐科灵（Roger Chickering）说，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意在构建一种协调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社会架构，书写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也被称为“状态史”（Zustandsgeschichte）。但在彼时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动下，兰克学派坚持的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依旧是史学研究中的主流，他们激烈抨击兰普雷希特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状态角度书写的“文化史”和“状态史”。但即便如此，兰普雷希特的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兰普雷希特的研究在德国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的文化史和整体史观为奥宾（Herrman Aubin）和科奇什克（Rudolf Kötzschke）的地区史、文化空间研究所继承。他们认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思想等的发展，整体上塑造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区域特征。二是社会学“莱比锡学派”的汉斯•弗莱伊尔（Hans Freyer）、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等人提出的“文化社会学”，不仅强调以文化时代为标志的社会是物质和精神结构的综合，而且认为社会结构的整体演变是时代演进的动力，因而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特别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弗莱伊尔和古恩特•伊普森（Gunter Ipsen）融合了地区史、文化空间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推出了政治和种族的“人民”研究，在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上塑造了结构史学。

　　一战结束后，德国被迫签订《凡尔赛条约》。苛刻的条款引发了德国政治高层和民众的不满，政治保守派和修正主义的势力逐渐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在此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源于19世纪的“人民史”研究在德国和奥地利复兴，并成为政治保守派的学术武器。“人民史”的学术源头是慕尼黑大学威廉•H. 利尔（Wilhelm H. Riehl）的“人民”文化和历史研究。H利尔认为，“人民”的天性和文化孕育在自然中，因此“人民”的社会也应是以自然形成的等级为基础，以中世纪的乡村为典范。在近代工业化浪潮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加速的城市化、急剧扩张的物质生产频繁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扰乱了人民的社会秩序。因此，为捍卫“人民”的社会秩序，他对近代工业化充满了敌意。但他的思想和研究与当时欧洲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悖，因此被排除在学术圈之外。“人民史”从开始就持有批判现代化、褒扬乡村制度的观点和论调，与此后政治和学术保守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纳粹上台后，“人民史”研究带有了浓厚的政治和种族主义色彩，不再是单纯的文化和历史研究。“人民史”学者认为，人民的历史不应受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国家”不等于“人民”。“人民”是由血缘、土地和文化等造就的，而不是政治主导的，德意志的民族性要高于民族国家的特征。历史研究的核心是说明德意志共同体如何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保持自身的凝聚力，浸染周围的环境。“人民史”研究专家凯泽（Erich Keyser）指出，兰克史学重视民族国家的历史，忽略了德意志民众的种族起源、政治共同体和社会结构等问题；他们专注于1871年德意志帝国研究，却忽略了帝国周边的德意志人。因此，他主张以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种族科学和历史学综合的方法阐发德意志人的历史，取代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解释模式。“人民史”以一种与兰克史学针锋相对的姿态出现。据此，二战时期“人民史”研究的主题是种族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人民”，力主考察各地德意志人在种族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延续性，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德意志人。从跨学科的视角阐述人民的社会结构，其目的是构筑不同区域德意志人“整体的历史”。

　　二战期间，柯尼斯堡大学是“人民史”研究的重镇。他们的研究聚焦于德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如奥地利、德国东部、蒂罗尔等，意在强调泛德意志共同体的意义，为纳粹的政策和军事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弗莱伊尔和伊普森的社会学理论、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是“人民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根基。

　　弗莱伊尔是兰普雷希特的学生，于1933年出任莱比锡大学文化和整体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Kultur-und Universalgeschichte）所长。他提出了“现实社会学”（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的概念，即社会学是以“现实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形成于18世纪技术革命引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崛起，政治、思潮和社会结构等转型过程中。社会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社会学关注的“现实社会”也应从历史角度诠释，而不是完全依靠新近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当下社会亦是一种历史现象，故也需从历史和社会两条进路理解和解读。在德国学界，弗莱伊尔较早提出要改变传统研究中社会学和历史学分离的局面。他在1927年开设《社会学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时就十分强调社会学与历史学联合研究的意义。有研究者认为，二战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弗莱伊尔的努力关系甚大。

　　弗莱伊尔认为，历史是层理结构的，这些构层（Schichten）是以往历史场景变迁积累的结果。历史的演进不是目的式的线性发展，而是历史构层和社会结构不断浮现和重组的过程。过去是现在的基础，过去是比现在的更低一层的历史结构。如18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将西方带入了工业化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之前以自然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社会结构和秩序逐步被工业时代的“第二结构”取代。因此，历史学应注重考究以往的社会结构及其演进过程。

　　在历史和社会发展动力上，弗莱伊尔特别强调政治决策或政治事件的意义。政治是突破历史构层的原动力，历史发展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政治决策不仅打破了旧社会结构，还创造了新结构，社会结构是政治的产物。历史演进的过程就是政治决策引发的社会结构再改变的历程。该观点深受德国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影响，亦塑造了众多20世纪50年代结构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如康泽的结构史学始终强调政治之于社会结构形成和演进的意义。奥托•布鲁内（Otto Brunner）更是直言：一切历史都是政治史。

　　二战期间，弗莱伊尔以他的社会学和史学理论积极倡导“人民”研究。他认为，在经济利益至上的工业社会，人只是生产工具和消费工具，完全丧失了个人存在感和社会归属感。“人”的问题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而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人民”是对抗工业社会乱象、推动社会变革、重塑社会结构的根本力量。由是，他主张以国家的力量建立一种现代技术、集体认同和个人存在感三者和谐的“人民秩序”（Volksordnung）。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的任务是考察“人民”历经的社会结构，研究内容包括民众运动、社会精英、家庭、生活方式、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等，尤其是东欧德意志人的社会历史演进，为旧政治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形成提供借鉴意义。二战时期，弗莱伊尔的研究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方式考察“人民”与历史的主张成为“人民史”研究的重要研究理路，深刻影响了伊普森、康泽等人的研究。

　　二战后，他更积极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合作研究。他认为，工业化时代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化进程，尤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演进对世界的现代化意义重大。在两卷本的《欧洲世界史》中，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综合的角度书写欧洲历史。在现代史部分，弗莱伊尔阐述了人口、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工业技术、社会结构和政治观念的演变历程及相互关系，特别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威的关系。

　　弗莱伊尔从“现实社会学”理论出发，说明社会和历史的互动关系。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是突破历史构层，形成新社会结构的推动力。他的人民研究尤为强调“人民”在构建新社会结构中的意义，考察泛德意志人民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价值。在这种理论框架中，他倡导以社会学和历史学合作的方式，全面考察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进程。他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结构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成为兰普雷希特结构的文化史和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史学之间的桥梁，特别是强调政治对社会结构演进意义的观点成为德国结构史学的重要特点。

　　伊普森是弗莱伊尔的学生和同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追随弗莱伊尔，参与筹建和创立“德意志人民社会学”和“德意志人口和农业社会学”的工作。二战期间，伊普森以早年的人口和农业研究为基础，从种族和语言的角度倡导建立一种新社会秩序——德意志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schaft）。他以乡村统治、家庭结构和关系、土地和乡村共同体等为核心考察了德意志东部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伊普森认为，农民和乡村共同体源于古代社会。但近现代工业化缔造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不断摧毁着封建结构、农业秩序和乡村共同体。他以人口统计学、数据整理和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了德意志东部尚存的乡村共同体的家庭结构、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农民的收入和遗产、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工业化前后农村的土地等问题，诠释了乡村共同体在工业化和人口流动进程中的衰变，并认为乡村共同体制度是对抗工业社会的根本。二战时，伊普森的德意志东部农村研究，不论在研究对象——农村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还是在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方面都与弗莱伊尔高度同步，他们的理论和研究形塑了结构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德国的结构史学主张考察社会结构的变迁、关注社会进程和时代特征，以学科综合的方法诠释历史。这种理论最早在兰普雷希特文化史中体现出来，二战时期的弗莱伊尔和伊普森以“人民史”的研究把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深化。此外，二人强调的政治之于社会结构演进和历史发展的意义成为结构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不过，他们的“人民史”研究在思想意识、研究内容、研究动机方面与纳粹过从密切，从理论上为纳粹辩护，被战后史学家们斥为“褐色老根”（braune Wurzeln），几乎遭到全盘否定。但从学术发展角度讲，在兰克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弗莱伊尔和伊普森的社会学和“人民史”把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结构和进程的变迁，主张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的确为德国史学注入了新因素。这种“新史学”最先在二战时期的柯尼斯堡大学成长和壮大起来，代表学者是维尔纳•康泽。柯尼斯堡大学的“人民史”研究是结构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二战后，在去纳粹化的进程中，康泽等人虽然以结构史学取代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民史”，但由弗莱伊尔和伊普森等人倡导的研究理论被应用于更广泛的史学领域。换言之，德国的结构史学是在从“人民史”到二战后社会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的。其间，康泽、布鲁内等人的研究是结构史学从社会学走向研究理论成熟、独立的史学流派之关键。

三、德国结构史学的繁荣

　　维尔纳•康泽是德国结构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二战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战后，德国史学依然是由新兰克学派主导的传统史学的天下，社会史不过是政治史的从属，社会史研究的目的是辅助政治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为打破自19世纪以来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分离的状态，明确社会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康泽在给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所写的书评中，将法文historire des structures译为Strukturgeschichte，在德国率先提出了“结构史”的概念，并以“社会结构”取代了先前“社会状态”的表述，他的“社会史”就是“结构史”。1957年以后，为推动社会史的发展，康泽先后成立了“近代社会史研究所”“近代社会史工作小组”。由是，康泽被视为二战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

　　以二战结束为界，可将康泽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结束前，他在柯尼斯堡大学追随伊普森等人从事“人民史”研究，二战后则专事结构史和社会史研究。但他早年的“人民史”研究奠定了其一生的学术思维、观点和研究理路，直至后来的结构史和社会史研究都未有明显突破。

　　1934年和1940年，康泽在柯尼斯堡大学分别完成了《希尔申霍夫：利沃尼亚德语语言岛史》和《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农业制度和人口》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在保守派史学家汉斯•洛特菲尔斯（Hans Rothfels）的指导下完成的，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为他的东方研究奠定了基础。文章聚焦于“人民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东方语言岛（Sprachinselnforschung）和区域史研究，认为语言岛上的德意志共同体集中体现了德意志民族和文明的特殊性和凝聚力。希尔申霍夫（Hirschenhof）是利沃尼亚的一个德意志语言岛和乡村共同体。康泽从比较语言学和数据统计资料角度出发，考察了希尔申霍夫的家庭结构、内部继承模式、土地占有方式等问题，说明继承制度和乡村共同体制度在维护德意志社会秩序和文化，捍卫德意志的民族性，保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等方面的意义。第二篇文章是二战爆发后在伊普森的指导下完成的。受伊普森的德意志人口和农业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康泽研究了19—20世纪白俄罗斯的农民解放运动、立陶宛的农业改革以及苏俄集体农庄的演变历程，说明农业改革对国家社会制度的影响。两项研究共同表明，东部德意志人民尽管遭遇了社会和思想的撕裂，受到经济、法律和人种变更等的影响，但他们依靠道德、文化身份和社会凝聚力保持了巨大生存能力，特别是乡村共同体和农业改革之于构建人民政治秩序和捍卫德意志民族个性意义重大。总之，康泽的“人民史”研究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分析和人口统计、历史学的文献解读以及数据整理等多学科方法，强调家庭、土地占有、生产组织形式、社会习俗及其相互关系在国家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演进、种族延续等方面的影响。他的观点、研究内容和方法既体现了“人民史”研究的特点，也初步显现出结构史学的研究精要。

　　二战后，康泽在“近代社会史工作小组”成立报告中指出，史学家要通过考察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代世界的深层历史结构，分析哪些是近代以来特有的、新的，哪些是延续了革命前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初，康泽认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中欧地区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具有一致性。他分析了中欧政治改革对农业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意在通过阐释政治事件和制度、经济、社会结构三者的互动关系，尤其要说明政治塑造了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继而证明以社会结构史学的方法诠释政治形式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1957年，康泽出版的《技术—工业时代的结构史研究与课程》更鲜明地表现了结构史学的研究特点。他把“技术和工业时代”定义为一个全新的时代，认为该时代的历史不是个人或国家的历史，而是“超越个人的运动”（überindividuelle Bewegungen）和趋势，是史无前例的变革过程。理解该时代社会变迁的关键是考察工业社会的结构。他认为，工业化时代和当代社会的形成都是社会结构延续和变革的结果，即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工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社会史和结构史的任务就是综合研究“延续和变化中的社会结构”。

　　方法论上，康泽一方面主张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如统计学、人口学，特别是以社会学的方法描述社会结构的基础和演变过程。工业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化是一个全面、持续和缓慢的演进历程，需要借鉴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方法展开全面研究。另一方面，他反对以系统的社会学方法批判甚至取代兰克等人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他指出，“史学家们要收集和整理不同时代关于政治、经济、人口等的原始史料，从而阐明社会结构的延续性”。他主张的政治之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意义也决定了他对传统史学方法的坚守。

　　观点上，康泽认为社会史就是政治史。政治是考察国家制度、决策和事件发展过程的视角，也是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视角。康泽将传统的“社会”（即国家内部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即国家有关政治和法律的规定）泛化和统一起来。他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和成文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就是一种结构化的统治秩序。政治不是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与社会统一的。历史就是变化着的社会趋势、个人的行为和政治制度组成的巨大关系网。可以说，他的政治史是融合在考察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构史中。政治是推动社会进程的根本力量，而社会结构的演进本质上反映了政治秩序的更迭，历史研究的任务是以考察社会结构变迁诠释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

　　康泽一生著述颇丰，作品跨越魏玛共和国、纳粹和联邦德国三个时代，但他的研究主题、思路和方法是一以贯之的。他的结构史学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史，研究重点是“国家与社会”和“民族与社会”。他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剖析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进程，说明社会结构与政治、国家、民族的关系。在康泽的引领下，社会史逐渐摆脱了从属于政治史的地位，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也备受欢迎，更多的史学家尝试以社会学的方法展开有关劳工、人口、家庭、企业等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对诠释历史的意义。

　　康泽的结构史学深受德国保守主义思潮和传统史学的影响。他否认“社会运动”“社会过程”是理解历史的核心，考察“政治制度和秩序”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他坚守德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反对使用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而是以学科综合的方法诠释历史。在康泽看来，结构史学是一种广泛地描述历史的方法和研究视角，结构史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史，因为社会史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过于狭隘。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康泽的贡献在于阐述和实践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并倡导学科互鉴的历史研究法，引发了学界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关注，逐步打破政治史位居主导地位，政治史与社会史、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相互独立的局面。他的结构史学中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虽表现出保守的特点，但单纯以此为由对他的结构史学进行批判和否定是有失公允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结构史学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流派，它更多地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融入史学研究中，成为德国史学的重要因素。结构人口史学家沃尔夫冈•科尔曼（Wolfgang Köllmann）提出的人口理论，阐明了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涉及经济、职业、阶层、城市化等方面。如19世纪后半叶，德国出现了内部移民运动浪潮。科尔曼将这次移民运动归因于人口的膨胀和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阶层和不同人群社会地位的变化。拥入城市的移民成为工厂、交通等行业的主要劳动力，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科尔曼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既是特定社会进程的产物，反过来又参与和影响了社会结构的演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结构史学摆脱了二战时期与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的“人民史”研究，特别是把纳粹宣扬的种族理论从学术研究中剥离出去。康泽等人在二战后的研究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人民史”研究中体现的结构史学理论和方法，结构史学臻于鼎盛。他们以研究工业化时代来批判现代化，其史学观点和研究理论、方法很大程度延续了二战时期的“人民史”。他们的史学观点深受传统政治史的影响，研究目光则转向社会，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于考证和诠释历史意义等传统研究法。他们强调政治对社会结构的意义：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和秩序，历史的演进就是政治与社会结构、制度不断互动的过程。方法论上，结构史学家虽主张不同学科方法的合作，但依然十分强调传统史学方法在说明社会结构的延续性，政治在社会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等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这个时代的结构史学与德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和传统史学的关系较为密切。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结构史学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结构史学成为一种考察历史的方法。由于“结构”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因此，结构史学的范式可被应用到广泛的历史研究领域，其精要在于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及社会要素间的关系。借此，结构史学主张历史学科的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学科研究的结合。如传统政治史研究只注重个别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结构史学的政治史则需要联合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等综合考察。其次，研究对象上，结构史学更关注超越个人与个体事件，变化缓慢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人类活动的条件、范围等。其目的在于阐明颇具普遍意义的“一般现象”，而非强调“个别现象和事件”的重要性。再次，研究方法上，结构史学更多地采用描述、概括、分析、典型化和类型化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为对传统史学注重考证和阐发史实意义之法的补充。最后，研究目标上，结构史学意在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社会关系、结构和进程。二战后，以康泽、席德为代表的结构史家成为德国史学重建的重要力量，他们培养了众多史学新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这些新生力量成为德国社会史崛起的中流砥柱。因此，结构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被融入社会史研究中，成为社会史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

四、结构史学对战后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壮大，特别是以“历史社会科学”知名的“比勒菲尔德学派”（或称“批判社会史学派”）代表了战后社会史发展的高峰。舒尔泽（Winfried Schulze）说，联邦德国社会史的复兴是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史的产物，而结构史实际上是“去纳粹化的人民史”。不过，穆勒（Jerry Z. Muller）以为，尽管“人民史”大部分是纳粹化的结构史，但他们早期依旧专注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从“人民史”到结构史、社会史的转变主要是受政治和思想风气的影响，如批判社会史学派和历史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为迎合思想潮流，将结构史更名，并增添了新要素。换言之，社会史与“人民史”、结构史的区别是在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而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勒菲尔德学派代表人物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表达了类似的观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史采用的研究范式，早在20世纪20—40年代所谓的“人民史”研究中就已经出现。这说明结构史学深刻影响了二战后的社会史研究。

　　20世纪中叶，主导德国史坛的是专事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的新兰克学派，德国史学在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未有明显改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振兴衰微的社会史，打破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界限，康泽在评价布罗代尔的作品时，提出了“结构史学”的概念，并筹建了社会史研究中心。他的研究和活动成为社会史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当然，战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也得益于纳粹时期流亡史学家的理论。康泽和流亡史学家都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综合使用，并注重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演进，他们共同推动了战后社会史研究的繁荣。

　　1967年，战时流亡美国的史学家罗森贝尔格（Hans Rosenberg）利用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提夫（Nikolai D. Kondratieff）提出的经济“长波模式”研究了德意志帝国从1871年建立到19世纪末的社会和政治史。他认为，经济具备整合社会的功能，它决定了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向。因此，对经济结构和状态的考察可以厘清经济、政治权威、社会思潮等的结构关系和因果关系。如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反映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近代反犹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分裂、关税保护政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向等。社会史家蕴科勒（Heinrich A. Winkler）评论道，罗森贝尔格的贡献在于他实现了系统的社会学理论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尽管以经济理论诠释历史问题尚有不少瑕疵，但他的研究开辟了从社会结构或社会要素的角度阐述历史的先河，打破了兰克学派独霸史坛和历史学缺乏理论指导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讲，他的研究与结构史学异曲同工，共同启发着正在崛起的社会史学派。

　　在罗森贝尔格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诠释历史，以及他的“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传统对德国社会和政治影响深远”等观点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众多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书写德国政治、社会历史的作品，如席斯勒（Hanna Schissler）的《变迁中的普鲁士农业社会：1763—1847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型过程》。这些史学新人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史学派的中坚力量。

　　科卡认为康泽、席德和布鲁内等人是战后社会史学派的第一代人，他们的门生，如以韦勒、科卡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人进一步发展了康泽等人的结构史学理论。第二代社会史家多数有留学英美的经历，与国际学界互动更为频繁。他们熟悉美国和法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本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张及二战中流亡海外的史学家、社会学家的思想。以此为基础，青年史学家们主张与传统历史主义彻底决裂，强调以系统社会科学的方法诠释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及相互关系。在这场研究范式革命中，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于尔根•科卡、汉斯—于尔根•普勒（Hans-Jürgen Puhle）等为核心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将战后的德国社会史研究推向高潮。

　　他们的社会史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种是狭义的社会史，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社会史关注人口、家庭等社会要素，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进程，以及它们的互动关系，以区别于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第二种是广义的社会史，也即韦勒提出的“全社会史”或“社会的历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这种社会史意在从社会结构要素的角度书写通史，描绘社会总体的发展图景，强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诸要素综合构筑的社会结构及彼此关系的演进，以区别于以政治、制度等为线索书写的通史。自1987年始，韦勒推出五卷本的《德意志社会史》就是对该理论的实践。两种社会史定义虽有差异，但第二代史学家的社会史观往往是二者的综合。要之，在研究对象上，年青一代史学家的视野更为开阔。他们一方面更为专注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和社会要素的关系研究，以此继承和细化了结构史学家注重诠释时代整体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努力以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为基础，书写更为宏大的社会通史。在方法论上，年青一代强调确切的社会科学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和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相比结构史学家坚持传统史学研究法，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观点显得更为“激进”。

　　第二代社会史家以反思纳粹历史为基础，重新诠释了18—19世纪的德国史。1973年，韦勒在《德意志帝国（1871—1918）》中综合运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方法，依次研究了1871—1918年德国的工农业经济，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问题。他认为，帝国高速的经济现代化与保守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步性导致国内社会矛盾迭起。为转移矛盾，政治保守派与资产阶级结盟，走上了对外扩军备战之路。直到二战爆发前夕，社会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巨大反差问题终究没有得到解决，继而成为纳粹崛起的温床。可以说，该作品集中反映了韦勒的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他既注重分析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与社会进程的关系，又以此为基础描绘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整体社会史，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了纳粹兴起的原因。由此，尽管结构史学不等同于社会史，但它之于社会史的影响长期存在。

结语

　　20世纪60年代，受结构社会学的影响，年鉴学派最早提出了结构史学的概念。他们强调在长时段中形成的稳定的、不易变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个体事件和社会的影响，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均与传统政治史、事件史研究划清界限。德国的结构史学之名虽源于年鉴学派，但其研究理论和方法等都深植于本国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想和史学传统中。

　　德国结构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兰普雷希特提出了“文化时代”的概念，认为不同时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因此主张采用社会学的结构方法从多维社会结构考察历史。他的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合一的“文化史”成为结构史学的起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兰普雷希特的学生弗莱伊尔认为社会学的发展和研究与历史学密切相关，故两个学科的研究应该是相得益彰的。二战时期，弗莱伊尔吸收了注重政治史的传统史学观，借鉴了威廉•H. 利尔反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人民”研究，与他的学生伊普森专注德意志人民研究，以血缘、语言和族群为出发点诠释社会结构。他们借助解读历史文献、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的方法，研究德意志东部乡村的语言、人口、家庭结构和社会进程的演进。其间，维尔纳•康泽在他们的影响下，以多学科综合的方法研究德意志东部的农业改革与“人民”秩序构建的关系。“人民史”研究虽然在政治和社会立场上是保守的、反动的，但在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变迁，综合运用其他学科方法诠释历史等方面的创新却给政治史、民族史研究主导的德国史学界增加了新元素。因此，二战时期的“人民史”研究成为德国结构史学理论和方法成熟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康泽以“结构史学”之名取代了政治意蕴深厚的“人民史”。他在研究德国近代工业社会时，一方面以收集和批判原始史料的传统史学研究法，说明政治在社会结构延续中的决定意义，另一方面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说明德国近现代以来农业、工业等社会结构的演进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应该说，康泽的研究体现出结构史学鼎盛时期的特点：首先，主张从社会结构、社会进程和社会内部诸要素关系变迁的角度诠释历史。其次，认为社会就是政治秩序，政治行为、事件和制度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考察社会结构演进的目的在于说明政治的演进，社会史就是政治史。最后，强调坚持考证和诠释史实的历史意义等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并辅之以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方法，反对以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排斥和取代传统研究法。结构史学是一种考察历史的视角和方式，不应把目光局限在社会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结构史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逐渐融入德国史学研究中，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启发了新兴的社会史研究。

　　20世纪德国结构史学的发展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史学根植于德国史学传统中，其基本理论和方法主要源于19世纪末的文化史。其二，结构史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与德国文化浪漫主义、结构社会学关系密切；弗莱伊尔等人的“人民”研究与彼时的社会学研究、一战后的民族主义思潮、纳粹种族理论等相关；康泽、席德和布鲁内等人的研究则与二战后的去纳粹化运动、经济社会的复苏等有直接联系。尽管不同时期的结构史学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因时代背景和思潮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史学研究内容。从史学史角度看，我们应当摒弃思想意识的偏见，关注他们在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创新。其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结构史学虽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流派，但它却被更多的史学流派如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接受，从而获得了“新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和方法。

　　（注释略）

　　（作者：赵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