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加拿大安大略省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活动观察记
2013-12-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所研究员）
2013年9月初，我去加拿大约克大学做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题目是加拿大劳工运动。访学之余，也考察当地的劳工活动，感觉劳工史与当代劳工运动有很多相关性。
2013年3月21日，安大略省劳工部长的代表收到一个冰块，里面冻结着一张10加元的假钞。这个象征性行动揭开了安省要求增加最低工资运动的序幕。这个运动由很多工会、社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盟所领导。2010年3月底，安大略省冻结最低工资（10.25加元/小时），至当时已三年整。
安省议员接受“支票”
2003年安省每小时最低工资为6.85加元，此前8年一直如此，从2004年到2010年，经几次增加，达到目前的10.25加元。安省大约1/10的就业者依靠最低工资的工作。53.4万低工资全日制劳动者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的19%，将每小时最低工资上调到14加元，其年收入才高于贫困线10%。
加拿大在20世纪初开始以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各省的时间和标准不一。1918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早规定最低工资，当时最低工资标准只限于女工，既防止雇主对女工的无限盘剥，也防止因男女工资差别过大，对男工不利。后来，有些省份指定有关部门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根据经济变化，以及生活必需品如房子、食品、衣物、交通、医疗等价格变化，审查最低工资情况，虽然没有增加工资的硬性规定，但工资标准还是逐渐提高的。最低工资也被称作“公平工资”（fair wage）和“生活工资”（living wage），其中的道德意义不言而喻。
安省有工会会员162万，占全省劳力的28%，平均小时工资28.6加元，而非会员平均小时工资22.49加元，这个6.11加元的小差额，使会员们每周多收入3.51亿加元。这些钱绝大部分被用于家庭消费。工会认为，这是从雇主利润中争取来的，是对安省经济的巨大贡献。加拿大虽是外向型经济，但其GDP的54%是由家庭消费拉动的，因此，保持旺盛的家庭购买力是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这就是劳工经济学的观点。
这次加薪行动并非偶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拿大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低收入者在逐渐增加。2003年最低工资收入者占全部劳动者的4.3%，2011年这个比例位9%，增加了一倍多。这个群体大多是年轻人、少数族裔和新移民。
多伦多和约克地区劳工委员会主席卡特怀特（John Cartwright）认为，不能让一个全日制工人在贫困线以下工作，他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要与通货膨胀和生产力的提高挂钩，很多行业的劳动效率提高了，利润却没有合理地分享；二是低收入工作主要集中在利润高的大零售服务业，如沃尔玛、麦当劳。自1976年以来，如果最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上升，现在应该是16加元。
安省政府成立了一个最低工资顾问委员会，由劳工、企业和学界代表组成，调研这一问题。反对党新民主党认为，早就该加薪，所谓深入研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坚决支持将最低工资标准，定在一个人们可以不依靠食品银行（一个非政府慈善组织）而生存的水平上”。
运动的组织活动很有章法，一开始将每个月14日定为宣传日，活动者戴着印有$14的胸章，举着$14的牌子，在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征集支持者签名，有的还有乐队伴奏和表演来吸引人气。每个月宣传日的看点都不同。11月宣传日是给省长韦恩（Kathleen Wynne）和省议员们送50亿加元的大额“支票”，这意味着增加的最低工资将给省经济注入50亿投资。14日，安省十几个城市的工会、学生团体和社区组织同时向当地的省议员送“支票”，一半以上的省议员当天都收到了支票，有的议员还欣然在支票前与民众合影。组织者还散发给韦恩的明信片，上面印着：“我们值得加一次薪。我支持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4元。14元将会把劳动者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10%。这个要求并不高！我们的最低工资每年还应该根据生活费用而增加。增加最低工资是对安省劳动者的健康社区和好工作的投资”。
14元加薪运动会议主席台
穿着加拿大汽车工会（Canadian Auto Workers, CAW）制服的老工人
组织者还举行社区会议，我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会议借用一个中学的会场，大约有两百多人。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先后发言，有工会负责人、社区志愿者、低收入者，从各自角度讲了这次运动的必要性。接着是分组讨论，每组有一个主持人。我那组的主持人是一位中学老师，他问我态度如何，我说支持加薪，但我对这次能否达到14加元表示担心。因为我查过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安省有较多可比性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它们目前的最低工资大致相同，在2013年调整最低工资的四省中，只有马尼托巴多省比安省多两角。安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执行时间最长的，应该向上调整，这估计不是问题，问题是能不能到14加元。同组的人尤其是三位汽车工会的退休老工人都充满信心，说不能降低要求，下面就是贫困线。
| 十省名称（三个地区略） | 最低工资标准（加元） | 执行时间 |
| 阿尔伯塔省 | 9.95 | 2013年 9月1日 |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 10.25 | 2012年 5月1日 |
| 马尼托巴省 | 10.45 | 2013年10月1日 |
| 新不伦瑞克省 | 10 | 2012年4月1日 |
| 纽芬兰省 | 10 | 2010年6月1日 |
| 新斯科舍省 | 10.3 | 2013年4月1日 |
| 安大略省 | 10.25 | 2010年3月31日 |
| 爱德华王子岛省 | 10,00 | 2012年4月1日 |
| 魁北克省 | 10.15 | 2013年5月1日 |
会后，我征求约克大学全球劳工研究中心主任罗斯（Stephanie Ross）的意见，她说，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是加拿大劳工史上的传统运动，民众如不争取，最低工资就涨得慢，但她也觉得，这次要达到14元很难。劳工史学家海恩（Craig Heron）认为，如果加薪到14元，利润丰厚的大企业还能应付，但很多利润不高甚至勉强经营的小企业就会感到很大压力，而它们应对的方式，无非是裁员或减少一些员工的工时，而这对于工人和企业都是不利的。海恩教授是左翼学者，一直支持乃至参与当地工会的活动，他平静的分析中多少有些无奈。
目前工会会员大多数是各级政府或公共部门雇员，工作一般相对稳定、福利好，工资比同类的非会员收入要高些。一些公共部门会员的罢工与这次低工资收入者的活动，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区别。工会能参与甚至领导这些低收入、通常是非会员的弱势群体抗争，表现出工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工会要振兴自身，恢复其社会影响的努力。这些低收入者都是潜在的会员。另外，加拿大为民众表达意愿保留了很大的余地，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志愿者有条不紊地收集签名，向省长和议员请愿、游说，使人觉得他们不是在搞运动，整个社会生活也平静如常。这种举重若轻、驾轻就熟的社会活动经验，使我想起英国史学家E.P.汤普森的18世纪英国乡村民众的道德经济学，当时农民以各种象征性活动，如聚众示威、演奏嘈杂音乐等，表示不满和要求。送冰冻“钞票”和大额“支票”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将14加元的目标和每月14日作为宣传日相联系，则表现出运动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这一运动不是单纯的劳资矛盾或阶级斗争，因为民众没有针对雇主，而是用公民权利和社会力量以合法渠道向政府施压。
11月底，我的访学结束了，可我仍关心这一事态的发展。最低工资顾问委员会进行了十场公众咨询会，听取了400多个社会组织和工商界的意见。根据委员会建议，2014年1月30日，省长韦恩宣布，自今年6月1日起，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到11加元。今后增加最低时薪要制度化，与每年的物价指数挂钩。社会各界对此反应不一，劳工团体表示不满，但对加薪制度化有所期待；商会代表认为，将最低工资与物价指数，而不是与政治挂钩，确保了工资不会大幅上升，方便企业规划劳动力成本。有经济学家表示，制订加薪政策不仅要考虑员工利益，也要看整体经济状况，加薪过大，对各方都不利。提高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政府还有其他的办法，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让低收入家庭留下更多的钱。安省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豁免额为9670加元，而有的省份是15378加元或17787加元。看来，关于最低时薪和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争议仍将继续。
这次7%的加薪幅度低于我的预期，我觉得会在12加元左右。但这却印证了我的一个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在全球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下，各国的工资差异将会逐渐缩小，西方劳动者可以轻松享受高工资、高福利的时代将成为历史。
明信片
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