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一页牛津

牛津大学的“叹息桥”

布伦海姆宫内景

　　 2012年10月至2013年8月间，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有机会亲赴梦寐以求的牛津大学访学，切身感受了这一世界著名学府的底蕴与活力。在访学之前，我曾读过一本描述20世纪30、40年代牛津生活的《牛津画记》，是饮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蒋彝先生在二战期间旅居牛津时完成的一部游记（蒋彝著，罗漪文、罗丽如译，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作者以中国文化的博大视角，用隽永的笔触描绘了那一时期牛津的建筑艺术、自然景致和人情风貌，初读时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人戈弗雷•霍奇森也说：“蒋彝的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在于他以全然博学多闻（他从未错用牛津俚语或爱丁堡方言）但同时又是个彻底外来者的角度，不动声色地观察西方的行事。”近又重读蒋先生的《牛津画记》，自有不同以往的收获，也是回味自己这段近一年访学生活的完美触媒。

学院教师的教学起居

　　 蒋彝为了躲避伦敦的猛烈空袭，于1940年10月避难牛津。初来乍到，只得投奔朋友处。当时朋友居住的房子归一位沃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的指导教师所有，教师受征入伍，而他的朋友只需付一点额外费用给校方，就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整个学期。朋友出门后，蒋彝开始研究这些房间。最大的一间，是供教师宴请朋友或指导学生之用。房间里有两扇大窗户，一扇面向四方院，另一扇则朝着花园，火炉前有一张舒服的沙发和两张扶手椅。面向花园那扇窗旁，有道门通往卧室。房间虽小却非常舒适整洁，里头也有扇窗面向花园，采光充足，还有取暖的小电炉。起居室另一扇窗户旁则是一个小房间，架子上排放着各式各样的罐子、玻璃器皿、盘子和碟子，另外还有两三个橱柜。卧房对面是堆满书的书房。

　　这段描述令我想起了我的牛津合作导师史蒂文•冈（Steven Gunn）在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办公室。我与导师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即是在他的这间办公室里。其房间数量虽比前述少一间，但格局却极为相似。一进门即是最大的一间，房内南北两个主墙面各放置着两排高大的书架，满是各类书籍，在与史蒂文交流的过程中，他会根据讨论的不同主题为我随时从中取出一些重要的参考书籍。两扇窗户一面朝着有数百年历史的四方院，一面朝着莫顿草地（Merton Fields），朝四方院的窗下摆着一张小写字台，午后采光很好，应为导师日常工作所用。对面壁炉前有一个很大的电炉，以备严寒冬日取暖所用。房间中央有两张沙发，又有数把木质椅子环绕周围，应是为学生在这里上课准备的。壁炉一侧是一个小房间，内中放着一张电脑桌和一台电脑，并有一张简易单人床，应为工作间隙的小憩所备。合作导师在这样宽敞、古朴但又略带阴冷的房内每日勤奋工作，是何感受？我忙着揣度这些，直到史蒂文将一杯配了牛奶的热腾腾茶水端到沙发前的茶几上，才中断了我的思绪。

牛津的书店

　　 蒋彝说：“牛津不同于伦敦，其中一点，是书店的气氛与店内顾客的谈话。书店内的情调，是牛津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他最早熟悉的书店是穆布雷书店（Mowbray’s），恰巧就位于牛津市场出口。那里主要出售宗教书籍，他每次去都会看到一两位老者，穿着黑色的长袍，在书架间闪来闪去。此外，他认为由于有两家最具吸引力的大书店：布莱克韦尔（Blackwell’s）和帕克（Parker’s），使很多传统牛津人物经常在这区——即宽街（Broad Street）和圣泉街（Holywell Street）附近出没，所以是观察牛津人物的最佳地点。

　　布莱克维尔书店

　　 走在今日牛津的这些街区，我们已经难觅穆布雷书店和帕克书店的踪影了，倒是布莱克韦尔依然屹立不倒，令众人趋之若鹜。按照蒋彝的说法，其实早在他那个年代，布莱克韦尔通常就是人们的第一选择，只有挤不进去的时候才会转去帕克，而且那时就常听人们说：“我会去布莱克韦尔订”，或“我该问问布莱克韦尔”。亦即这里总被列为优先。“为什么这家店会吸引这么多顾客？一定是因为他们管理得当，书籍的摆设也很吸引人吧！”的确如此，今日的布莱克韦尔一楼进门处满是各种装订精美的牛津旅游纪念画册或书店力推的畅销书籍，再往前走则是儿童书籍的天下。地下一层和二、三层的书籍大都按照学科分类摆放，学术书占了大部分。我常驻足的三楼英国历史类图书区，即以古代、中世纪、都铎-斯图亚特时期和现代为标准划分。经书店精心筛选后摆放的各类新书是了解欧美学术界最新学术动向的重要窗口，譬如在这里我先后找到了不少西方学者在欧洲中世纪手抄本及历史地图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书店在呈现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那些出版多年但仍属权威的书籍，如彼得•伯克的诸种文化史经典著作便长期占据书架的较显眼位置。另外，书店还专门辟出一块区域出售19世纪以前出版的各类书籍，充分体现了这里独特的文化品味与历史厚重感，因而成为我每次必去的区域。虽然每部书都价格不菲，从不敢奢望购买，但由于经常可以仔细观察这些早期印刷书的质地和其中一些内容，对我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传播媒介的专题研究大有裨益。

　　还有一家书店是不得不提的，即牛津大学出版社书店。凡是涉足学术圈的人，肯定都或多或少听说过这一出版社的响亮名号。与蒋彝一样，在来英国之前，它对我已是如雷贯耳，也听说这家出版社所出版的任何书籍都是范本。今日的出版社书店坐落在繁华的高街（High Street）上，门面以著名的“牛津蓝”（代表牛津大学的一种深蓝色）为主色调，内中上下四层，因为是大学出版社，因此与布莱克韦尔相比，书籍种类偏重教学用书和工具书，少了些许花哨，多了几份实用。我在其中就找到了诸如《中世纪拉丁语词典》和《牛津中世纪历史词典》等重要工具书。蒋彝当年还拜访了沃尔顿街（Walton Street）的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可惜我在今日的牛津街道四处寻觅也未得踪影，听人说是在进行大规模扩充整修，留为本次访学的小小遗憾。

　　牛津的建筑与园艺

基督教堂学院的汤姆塔

莫德林塔

　　华兹华斯说：

　　然而啊，牛津的尖塔！穹顶与塔楼！花园与林木！

　　每一位初到牛津的人，无不被其美妙的建筑和园艺所吸引。走在晚春时节的牛津，蒋彝觉得建筑物每一块石砖似乎都萦绕着一层宁静而古老的气息。位居中央的圆顶屋（Camera）、圣玛丽尖塔、布拉森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土黄色外墙、万灵学院的双塔、博德利图书馆、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和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等，似乎都融入了庄严的气氛中。很多英国人也认为，拉德克利夫广场的建筑完美地相互呼应，是世界上最让人满意的美丽场景。其实，这些宏伟的建筑并不是于同一时间，在同一计划下设计建造的，但相隔数个世纪的众多设计建造者们却都怀有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有着对牛津这一文教圣地精神内核的共识，才使这一广场在今日仍显得如此调和。稍远处的玛格达伦塔笔直树立在玛格达伦桥边，从任何角度瞥去它都是幅美景，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午后，闪现出一种古朴而肃穆的金黄色，与周围杨树高耸简洁的线条惺惺相惜。坐落于更远处基督教堂学院内的汤姆塔，被蒋彝形容为像龟背上驮着的长匾额或纪念碑，不过是圆的，至今仍是牛津城南的地标性建筑。它常常“超然竖立在雾霭之上，似乎嘲笑着人类永无止境的劳碌”。值得一提的是，牛津不像伦敦，它到了星期天早晨就变身成另一座城市。街道空寂，令人神清气爽，街道两旁那优雅的建筑形貌也会更加突出。这些美丽建筑的真正价值，也会在宁静空旷中得以进一步彰显。然而，蒋彝当年也已隐约感到了其中飘着的现代气氛。今天，当我们走入这些古老的建筑时，除了在心灵上会激起一种由衷的敬意外，在日常工作使用中丝毫不会觉得有任何不方便。相反，其中的各种现代设备的便捷性与安全性超乎想象。这就是牛津，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代表。

　　当年，蒋彝经常在距离新学院巷不远的古城墙下方的步道漫步。长期以来，古城墙受牛津的法律及章程所保护，因此不见岁月沧桑，小野花和天鹅绒般的苔藓长在石头间隙与台阶上。他对牛津的城墙有一种莫名的喜爱，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都建有城墙。但今天的我走在牛津城墙下，除了心中的那份喜爱外，难免又多了几份羡慕与遗憾••••••

默顿学院内景

默顿学院草场

圣彼得学院内景

　　 除了这些建筑，牛津还是一座花园之城。每一个学院的内外景致都各具特色，如默顿学院内号称牛津最古老方庭（莫布方庭）中的四方形草地、基督教堂学院外别具一格的小樱桃树、玛格达伦学院内艾迪生布道两边的艳丽花朵、大学公园内被蒋彝称之为“七君子”的七棵高大冷杉木等等，都令人过目难忘。当蒋彝走进牛津大学植物园时，他说道：“我继续走着，向右通过玫瑰巷前的铁门，再穿越另一道小门进入植物园。沐浴在阳光下的明媚花朵使我目眩。长草丛生的池塘后方有座岩石，一棵小松树长在上头，很像我国古代大师们笔下的松树，枝干弯曲且布满皱褶，又如舞者般优雅。”

　　此外，大学公园、黑丁顿公园、南公园等散落于城内各处，是园丁们展示园艺的精美橱窗；城外则有沙多弗（Shotover）等充满野趣的乡村公园，是闲暇时远足锻炼的好去处。可以说不论你居住牛津哪个位置，出门步行不出一刻钟都可找到一处绿色栖息之所。若坐上热气球从空中俯瞰牛津，古老的建筑与优雅的园林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作为人类追求美的两种展现方式，二者在这里交汇。

　　拉德克里夫图书馆

牛津的图书馆

　　 牛津大学目前拥有百余座图书馆，这其中不仅包括归属大学所有的博德利图书馆、科学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馆、美国研究图书馆、日本研究图书馆、中国研究图书馆等，而且每个学院各自都有供本院教师和学生使用的图书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里因而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图书馆之城。

　　在这里的图书馆中借阅、复制图书非常便捷。校属图书馆的绝大部分图书都可实现馆际互借，亦即读者只要在网上预约并指明收取地点，便可在一处阅览原本在四处存放的所需书籍。复印扫描设备被放置于较为独立的空间内，是集复印、打印、扫描、存储等功能为一体的机器，并与网络连接，读者如只想查找收集而不急于阅览，即可直接将扫描后的电子文本存入移动硬盘或传入邮箱内，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充分体现了环保理念。在其中读书阅览，耳边除了脚步声和翻页声，难有其他嘈杂之音，即使在兵荒马乱的二战期间，情况依然如此。当时一位叫玛丽•克罗斯比的女性读者曾写道：“博德利图书馆是牛津少数仍然平静的地方。••••••在这里，你能发现阅读的宁静••••••”

　　牛津大学图书馆实质享有国立图书馆的地位，即它与大英图书馆可优先收到在英国国内印行的所有书刊，这一传统一直保持至今。由于图书资料数量不断增加，原有的博德利图书馆等建筑内已难以容纳数量日趋庞大的书籍，而校方又不愿意在这些古老建筑附近加盖新型高层建筑，因为这样虽可以满足一时需要，但破坏牛津的传统风貌是无疑的，因此，图书馆采取了“深挖洞，广积书”的方式。譬如博德利图书馆就在地下深挖两层，内中布局谨严，结构复杂，如头一次走入其狭窄通道内，走错方向实属难免。我曾与合作导师开玩笑说：“It is really amazing, but it is really a maze. ”（图书馆让人惊叹，但也着实是个迷宫）。

　　大学图书馆里的书库安排似乎也在尽力与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如博德利图书馆主楼三层的汉弗莱（Humphrey）公爵阅览室、拉德克利夫圆顶屋作为传统建筑的代表，其中摆放的书籍也以历史、地理学科为主。特别是建造于15世纪的汉弗莱公爵阅览室，内中陈设古朴典雅，一排排高大的老书架依次整齐放置，高背窄木椅全都雕刻精致，有的还铺了椅垫，据说原先是图书馆馆员、教授或讲师的专用席，现已拉上绳索保护起来，不再让人随意使用了。抬头仰望四周墙面的上端，则可看到一幅幅牛津大学数百年涌现出的著名人士画像，他们仿佛在默默注视着走入这里的一批批莘莘学子。每次经过，我总会不自觉的屏住呼吸，放轻脚步，皆因此处充满着庄严与厚重的气氛。作为牛津大学图书馆最具代表性的阅览室之一，该馆自然也就成了参观游客的必到之处。每位负责讲解的馆员都会向游客们滔滔不绝地讲述其建馆的光辉历史以及数百年的发展演变，神情中难掩自豪之情。

命运的两极

　　 蒋彝当年在来到牛津之后，常常看到年纪老迈的煤炭工弯腰驮着笨重的袋子，小心翼翼登上楼梯，鼻孔和嘴巴吐出了白雾，在红红的脸上晕成一圈。煤炭工挨家挨户递送煤炭，耐心的马儿偶尔抬起蹄子，在雪地上无声踏脚，帮自己暖暖身子。有时，蒋彝会看到主妇抱怨煤炭工又迟到了，怀疑自己能不能拿到一整个礼拜的煤炭配额。又有时，他会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怀里的小娃儿用鲜艳的破旧围巾包着，逐户兜售她丈夫装在马车上的木材。若是这户人家已有足够木材，便很少会应门，那女人就疲倦地朝下一户前进。

　　雪莱写下这首诗时，也许正想着冬日的牛津：

　　而当这样的冬季一旦来临，

　　飞鸟在丛林深处失去生命；

　　游鱼在浑浊的冰块里僵伏；

　　连湖底温暖的淤泥也凝固，

　　成为皱缩的冻土砖一样硬。

　　儿孙满堂安乐舒适的人们，

　　围烤着烈火尚且叹冷；

　　哦，无家的衰老乞丐又该如何！

　　今日在牛津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们，无论从工作方式或经济待遇上都有了极大改善，各种机械设备的运用大大降低的人工劳力的付出，而人们对待这些劳动者的态度也绝不再骄横无理，而是多了不少理解和温情。但是，在牛津主要街道的角落里或是大型超市门口，我们还是会经常遇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与其同样邋里邋遢的爱犬坐在地上，乞求路人的怜悯与施舍。如果说雪莱诗中哀叹的“无家的衰老乞丐”，或是蒋彝眼中“年纪老迈的煤炭工”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贫富差距悬殊所致，那么经过二战后数十年以福利国家为政策指针治理下的英国，在其引以为豪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NHS）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健全的今日，仍然有大量乞丐或无家可归者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着实令人费解。也许再完美的制度也仅是一个宏观的保证，而个人际遇或素质甚或癖好习性等才是影响生活的更重要因素。我非常赞同蒋彝当年发出的感慨：“不管我们变得多么文明，命运的两极永远不变。”

被信任的人类

港口草场

　　 牛津的雪天是寒冷的，但景色真可谓美轮美奂。冬季的一天，蒋彝轻轻在雪上踏步，虽然步伐缓慢，仍没多久就从亚里士多德巷（Aristotle Lane）走到港口草原（Port Meadow）。他正停下来欣赏茁壮而美丽的柳树，忽然间，低处一枝较细的枝子上抖下了一小阵白色粉末。当时并未起风或降雪，他惊讶地往上看，原来是一只知更鸟。这大胆好交际的家伙，正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发出求食般的叫声。他抛出一些面包屑，知更鸟飞下来，啄起面包屑，停下来再啄一口，接着又飞回树枝上，锐利的小眼盯着他看，似乎想再多要一点。这只鸟似乎很信任人类，老是尽其所能引起人的注意。

　　在牛津生活时间稍长，便可随处体验这样的情节。在我每日步行回住所必经的恰味河的一座小桥上，经常会有几只向路人索要食物的胖鸭子，它们站在栏杆上，并不惧怕来来往往的行人，反而希望与我走的更近一些好得到眷顾。桥下伴着哗哗的水声，数十只天鹅和鸭子在此嬉戏玩乐，不时会获得河边垂钓者或河面撑船者的食物“犒赏”。也是在港口草原，我有一次刚刚在运河岸边坐下，便看到几只天鹅向我游来，并且一直注视着我，像是要我赶紧把食物“奉上”。在我刚刚抛出随身带的饼干屑没多远后，便见一只大天鹅呼扇着翅膀冲上岸来，那架势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大学公园中的动物种类更多，小鸟会在行人步道上蹦跳着啄食，青蛙会从池塘这边跳向紧邻的河那边，遇此情形，公园内的慢跑或散步者无不避让或放慢脚步，让小动物们自由享受它们的自在生活。更有几次，在春天青蛙繁殖的高峰时节，我在步道上还看到动物保护者们放置的提示标语。在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环境下，人类怎会不被信任呢？见多了这样的情形，我就更加不明白，作为自然中的普通一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自命不凡？有时人在自然的风景里是必要的，但有时候我们或许还是多余的亦未可知。

在牛津用餐

　　 有一次，当蒋彝向一位从基督教堂学院毕业的朋友提起学院厨房时，这位朋友举起右手调整了一会儿领带才答话，想必这小小动作是英国人表示得意的特殊手势。他的朋友说这厨房是沃尔西（Wolsey）枢机主教当年营建时最早完成的建筑，并引了句拉丁短诗，大意是：

　　一件精致杰作！枢机阁下！

　　一桩学院计划，完成间大吃大喝的厅堂。

　　基督教堂学院的人解释这事，认为相当符合牛津传统：丰足的生活与学习同等重要。蒋彝也认为，沃尔西枢机主教最先建造这个部分是明智且符合人性的。毕竟，食物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难道大学生就不该拥有好厨房？他打趣的说道：“英国的伟人啊，你们的脑袋里必定装了上等食物！”

　　时至今日，与厨房相连的基督教堂学院餐厅依旧气度不凡，内部装饰极为富丽堂皇，墙上挂满了包括亨利八世和沃尔西等历史名人的画像，是我每次陪友人逛牛津时必去的地方。在牛津大学各个学院，至今还保有一种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的习俗。初冬的一天旁晚，我受一位朋友的邀请，穿上借来的传统黑色长袍（gown），到圣彼得学院（St Peter College）赴宴。学院成员和客人需提前到达，等候将在主席台前长桌上用餐的学院院长、教师及其客人。等所有人在桌前坐定后，院长起身以拉丁语诵读一段祈祷文，随后晚宴正式开始。在进餐过程中，不断有学院餐厅服务人员负责上菜撤盘，但所有用餐者不得随意走动。餐毕，坐在主席台下的用餐者需起立目送台上的用餐者先行离开，而后进入用餐自由时间。这种仪式性极强的晚宴，有其古板、教条的一面，但让用餐者体会更多的则是一种对师道尊严的维护与强调。当然，若说饭菜的品质与数量，还要属我所在的默顿学院最为物美价廉！

在牛津划船

　　 1941年4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晴天，蒋彝心血来潮，想雇艘小舟在泰晤士河上漂荡。返航时，他的小舟前面出现一艘长长窄窄的船，上头几名身着白衬衫的男孩，正精力充沛地划船，身体以绝佳的节奏前后移动。尽管当时正在打仗，牛津的大学生仍在划船。不管他们是否会在几天或几个月内被征召，在他们打胜仗之前，若可能的话，都须先赢得蓝绶带（牛津和剑桥大学划船赛的最高荣誉）。彭伯顿（J.S.G.Pemberton）曾说，没什么事能如划船般，使牛津的大学生如此全力以赴。鄙视或佯作鄙视学院划船活动者，寥寥无几。多数学院成员都曾多多少少于某段时间和学院的船只有所牵连。这一部分源于传统，另一部分则归因于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划船与更正经的事情是并行不悖，甚且有所帮助的。

　　牛津的传统划船项目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在如恰味河这类河道较窄河面上的撑船（punting），一种则是在泰晤士河等较宽河面上的多人多浆赛艇（rowing）。撑船貌似简单，但因为人要站在方头平底船船尾，手拿沉重的金属制船篙撑船前行，而且摆渡方向要与前进方向相对，因此对于初学者而言甚难把握，无怪乎我们常常会看到不少船在行进中始终是沿着河岸或呈180度来回转弯。另外，由于要将撑杆在河水下探底后拔起，因此对腿脚和腰腹的力量要求很高，在这里一小时的运动量绝不亚于慢跑一公里，也难怪不少中国男留学生都对这一运动退避三舍。我没有亲身尝试赛艇运动，但因为这一运动在牛津有着深厚的传统，而且每年都会与剑桥大学一较高下，因而备受学生的青睐。我常常会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时看到不少练习者的身影，而各个学院在河岸建立的船坞也算是泰晤士河的一道景致，听人说可从这项指标一窥各个学院的财力状况。2013年3月底，牛津剑桥赛艇比赛如期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举行，当日BBC还做了现场直播，学校里不少学生和访问学者纷纷相约前去为己队呐喊助威，比赛结果以牛津大学取胜告终。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在这里结识的马什（Marsh）夫妇时，夫人立马拍手称快，露出了难得一见的顽皮笑容，而先生则摊开双手做苦笑状，缓缓的说：“炜，你忘了吗？我是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正如蒋彝所言，在短居英国的日子里，我也看过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者，即使在多么正式的场合，或遇到不太相熟的人时，一提起母校的划船赛，定会扬起嘴角，露出遐想的微笑。曾几何时，学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曾反对划船，并谴责人们把精力浪费在这种徒劳的娱乐上，而试着推动实用的造路运动来取代划船！然而，罗斯金先生忘记了，人的生活如果缺少了情趣，是多么无聊可怕的事情啊。

关于中国

　　 上世纪40年代，生活在牛津的中国人屈指可数，当地人，特别是小孩子常常会根据从电影银幕（比如当时颇为流行的陈查理系列电影）上获得的极为有限的视觉经验，在看到如蒋彝这样的中国人时会非常好奇，大声喊道：“看！陈查理在牛津！”而根据蒋彝的叙述，中国人在牛津受到关注并感觉地位有所提升，恰是在二战激战正酣时。有一次他受邀参加牛津学联的一场辩论会，中国公使顾维钧博士亦在出席者之列。辩论会上的每一位发言者皆热心称赞中国大使和全体同胞五年来奋勇抵抗日本侵略的壮举。蒋彝在公开场合、刊物上，以及私人谈话中，也常听见或读到类似的肯定。

　　在今日的牛津各条街道上，中国面孔绝不再是罕有的了。据说，目前牛津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达一千余名，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了数量最多的外国留学生群体。而且，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在我与牛津多位学者的交流中，他们总是不忘与我谈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热门话题，言语中多少都对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绩钦羡不已。与蒋彝当年面对赞扬之词时一样，我也常常自问，对于这些成绩，所有中国人都当得起吗？我们会经常赞美英国人吗？回忆起上几辈的中国人，很多皆保有许多传世的美德，那些美德在消逝之后，于此时更显得弥足珍贵。如今，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许多国人往往无法友善地表达自我，或在生活仪节上举止得宜。“在伦理和科学方面，中国仍有很多地方值得向西方学习。”

“英式民主”

　　 伦敦寓所遭炸毁后，蒋彝搬来牛津居住，但每天或隔两天仍要回伦敦处理事务。他发现在前往伦敦的列车里，挤满了商界与专业人士，其中很多是牛津名人。比如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身居当时的政府高层。蒋彝和威廉爵士曾坐在同一车厢里。爵士正和两位朋友闲聊，提到大轰炸期间每周都在伦敦待上两晚，在一栋大楼的地下室睡觉，几乎彻夜工作，完全没时间注意外头的炸弹与高射炮。随后爵士打开皮革公文包，拿出公文开始工作，直到到达帕丁顿（Paddington）为止。蒋彝终于明白爵士为何总是急于找个位子坐下。因为即使是像威廉爵士这样分秒必争的人，也没有获得一席专属保留位。

　　在今日的英国，即使贵为英国首相，在乘坐火车时也几乎与普通人无异。一天晚上，我在BBC放映的一部关于英国铁路的纪录片上看到，卡梅伦如普通旅客那样独自走入一节车厢，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定，随手读起一份报纸来。还有一次，牛津中国学联于农历蛇年正月十五在牛津市政厅礼堂举办一年一度的“蛇年春晚”，邀请了牛津市和大学的主要领导参加。晚会散场后，几位中国学生正在路边兴奋的交流着观感，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走来，并礼貌的请几位学生移步以取出停放在附近的自行车，一位细心的学生立马认出了这位男子，此人正是牛津市长。

结语

　　 蒋彝的《牛津画记》是对他短居牛津数年细心而富有雅趣的生活记录，特别是其中的诗歌、书法与画作无不浸透了作者对美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每每读到画记中饱含感情提及的各种人物、景物和故事，都会引起我对自己那段刚刚过去的访学生活的无尽回忆。再次读完整本书后，我猛然意识到，虽然时间相隔半个多世纪，但他笔下的牛津与我所认识的牛津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正如他当年既已得出的结论：“牛津的主调，即为恒常不变。”在吸纳现代科技成果，不断使自身躯体获得必要更新的同时，牛津正是凭借这种“不变”，才铸就了其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常常想，如果英国没有牛津大学，这个国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还会如此这般吗？

　　在牛津生活学习的短暂日子里，我于学术交流和资料搜集方面的获益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切身感受了这座英国文教重镇的社会文化生活，对于如何实现“井然有序、各得其所，并依其地位与才干，获得适切的尊重”的生活目标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如蒋彝一样，在牛津，我喜欢沿着路走，全然放松，有时会觉得这个世界的角落属于我，同时，另一部分的我又在世上其他地方，然而那又不是其他地方，而是一个熟悉的旧世界。夜幕降临，我常常仰望牛津明丽的夜空，月亮和星星映衬下的灰蓝色光线并没有让我感到冷意，自由与澄澈的心智温暖了我。牛津的访学生活在现实中已如书本的一页，被轻轻翻过，但这段经历在心灵上的印记却是无法被翻过的。

（本文部分章节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18日“国际文化”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