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综述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 

　　2016年11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9楼会议室召开了“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历史启示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在开幕式阶段，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分别致辞，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主持。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张顺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启能

　　在会议上，各位学者主要围绕“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的主要影响和意义”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

　　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启蒙运动——法国启蒙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发言中谈论了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启蒙运动的评论，二是法国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因为法国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抨击了当时的教会和政府的社会制度，并且产生了现代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法国唯物主义的作用。法国唯物主义的鲜明特点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一切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个人与社会不能分离。其主要内容包括：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享乐的合理性，享乐不等于共产主义；人从感性世界中汲取一切知识，从而安排世界；个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个人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得自己的才能得到发展；使环境成为合乎人的环境，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天性。法国唯物主义本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法国唯物主义者分为笛卡尔和洛克两派。张椿年最后指出在谈启蒙运动和启蒙学者的功绩时，一定要看到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启蒙运动作为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卢梭、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合称为“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侠”。姚介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略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言中指出，18世纪50年代前后，代表第三等级中不同阶层利益的启蒙思想家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不屈不挠终身奋斗的平民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一生经历曲折、备受磨难迫害，勇往直前追求自由解放的真理，其著述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他以自己独具慧见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了之前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种种自然法与契约论思想，透彻地阐发了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精心做出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设计，为近代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政制文明的蓝图，对后世的共和制民主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主要特点有：一、批判先前的一些契约论思想，揭示真正的社会契约的本质。二、人民主权论。三、论述国家政府形式，主张建立民主共和政制。四、深化法治思想。最后姚介厚对卢梭做出了客观评价，首先，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与社会契约学说有许多合理内核、乃至闪耀历史辩证法光辉，但不能说它已经步入了历史唯物主义之门，它终究未摆脱历史唯心论成见。其次，卢梭主张一种自然宗教的有神论，倡导“公民宗教”。卢梭的学说对于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巨大进步意义。

　　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我所知道的孟德斯鸠》发言中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不是铁板一块，虽然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对历史所起的作用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个人的观点千差万别。孟德斯鸠的著作较少，主要是三部书《波斯人信札》、《论罗马盛衰的原因》、《论法的精神》，却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方面的才能。但是，现在很多关于孟德斯鸠的评论都是错误的。比如，他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英勇战士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孟德斯鸠当时看到的“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等这些都是小国寡民的政体，所以不可能提出法国应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并且他认为“法律应该尽力支持贵族”。他向往的是经典意义上的君主政体。此外，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更着眼于政体的运转方法，强烈谴责专制主义，包括封建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专制主义。他所说的“政治自由”是指“政治制度”不仅应该合理，而且应该是宽和的。他不主张“立宪君主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君主主义的前提是基本法，更不主张“开明君主主义”，他根本不相信皇帝会开明。总之，孟德斯鸠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其特点之一是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专制主义的抨击。所以历史是复杂的，人或许更复杂，启蒙思想家则更加复杂。

　　石芳（四川大学历史系）以知识与权力结合为切入点谈论了伏尔泰与权贵的关系。

　　在启蒙运动中，一批先进的、新兴的思想家前赴后继。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魁奈、重农学派与中国》发言中，探讨了重农学派及其代表人物魁奈的重要历史地位。文艺复兴以来，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解放运动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个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然后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无论是哪国的启蒙运动，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法国启蒙运动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是为了民主建设，另一类则是为了强国。重农学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创立者，属于第二类。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是亚当?斯密的老师。两位学者在经济自由方面的主张没有区别，都强调自由放任、贸易自由、政府最小。但斯密指的是代议制的小政府，政府不要管太多，而魁奈说的是合法的专制政府，为了保证自然秩序，赞成借鉴中国的专制制度。重农学派提出这一点是为了拯救18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在英法斗争中总是失败，魁奈认为按照历史的经验只能诉诸于专制手段，要学中国的专制，中国的专制是按照自然秩序的专制，更高效。鉴于18世纪法国社会整体在批判专制，所以当重农学派提出“专制”的时候，影响有限，只维持了二十多年。重农学派之所以反潮流，坚持专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大部分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即虽然当时的贵族和第三等级结成联盟反对专制主义，可是两者的目的不同。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专制，必须区分“合理的专制”和“不合理的专制”。现在学术界中，西方政治经济学正在向魁奈靠拢。这得到了姚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呼应，在《重新审视现代性——启蒙运动的勃兴与渐行渐远的上帝》的发言中，姚朋谈了自己对现代性的看法。

　　作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信徒的西耶斯在乐启良（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发言《个人的社会何以成为可能？ ——西耶斯的权利哲学研究》中得到探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把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权原则和社会的原子化相提并论的观点源远流长。埃德蒙?柏克、约瑟夫?德?迈斯特、托克维尔、马克思和卡尔?贝克尔等人从不同角度控诉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鼓吹原子化的个人权利观念，并把革命恐怖归咎于此。事实上，社会原子化的论断可能并不适合于法国革命的灵魂人物——西耶斯神甫。西耶斯继承了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重农学派等人的社会交往性概念，将其权利哲学建立在需求人类学的基础上，并认为把社会建立在摆脱特权、神权、历史和家庭等中间团体的束缚的个人之上，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西耶斯的思想主要包括：主张打破旧制度法国的团体主义社会结构，个人从特权、教会、历史和家庭等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在自由与平等的个人基础上重建法国的社会制度；反对神权政治，取缔教士等级的存在；信奉理性主义，反对历史主义；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并限制家庭的社会职能。西耶斯的权利哲学可概括为：每个人皆是有需求的存在，并且有权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满足需求的必要性导致人的自由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社会交往的需求促使人们建立交互的人际关系；社会状态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要；社会状态的若干缺陷要求建立公共机构。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批判与危机”——萊因哈特-科泽勒克论启蒙与现代性危机》发言中讨论了概念史研究者萊因哈特-科泽勒克。萊因哈特-科泽勒克是一个概念化思考的能手，鞍型期、经验空间、期待视域、不同时事物的同时性等概念，成为其学术成就的标志。科泽勒克的整个学术创建，是建立在他对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欧洲史的研究之上的，涉及启蒙与革命、改革与反动等问题。通过分析萊因哈特-科泽勒克的著作《危机与批判》，最后得出启蒙运动跟时代和语境是有密切联系的。

　　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浅谈阎宗临的中法文化交流史研究》发言中以阎宗临为例，探讨从中国如何影响欧洲的角度研究16-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史。阎宗临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是这个研究的核心问题。阎宗临的研究表明：来华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方面，远不及他们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成绩显赫。阎宗临研究中法文化交流史最大的特点是从书籍这一小处着手，层层推进，推及到更加宏大的社会文化问题。总体来说，阎先生通过缜密的层层论证，将传教士来华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变、统治者的支持以及中国思想对法国文化的有力冲击等要素串联起来，使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连成一个有机整体。

　　张智（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贝卡利亚启蒙思想的渊源及影响》发言中提出，从某种程度而言，贝卡里亚和卢梭一样，都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乌托邦。不过在贝卡里亚那里，这个理想的乌托邦是基于法律的，是合乎现代商业社会的。在贝卡里亚生活的时代，意大利面临由传统社会走向繁荣、富裕和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问题。因此贝卡利亚从法制角度思考商业社会，把对人性的研究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在人性、正义话语的基础上，贝卡里亚对法律、犯罪和刑罚展开了具体论述，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要相对宽容、反对酷刑，具有更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

　　启蒙运动是一场强大的、广泛的思想和精神运动，它声势浩荡、摧枯拉朽，却最终耗尽了人们的支持，引发了一场反革命运动。浪漫主义的出现与法国大革命在时间上重合，不可避免地与大革命相互作用。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发言中把启蒙运动与康德革命、浪漫主义相互联系起来加以分析。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自然界总是验证的标准，人们的思想、习俗和制度假如要想达到完美境界，就必须与自然界在“一切时间里、向一切人所显示的那些规律相一致。”这是他们心目中理性的实质。康德既有理性的一面，相信历史终将会去实现其隐蔽的计划；同时他又高扬人性的大旗，强调人本身是大自然的目的，人的自由是大自然的目的。这样，康德就超越了理性，也批判了理性，也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出现敞开了门户。浪漫主义是以主观主义为出发点，它所崇尚的是个性化和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启蒙理性的一场反抗。在政治上，最初大多数浪漫派都欣喜若狂地欢迎法国大革命，后来他们却转而反对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辉煌时期，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高扬人文主义，影响到哲学、语言学、文学、诗歌和戏剧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浪漫主义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特征。

　　邸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启蒙运动与德国思想界的回应》谈到德国的精神自由、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启蒙运动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启蒙运动为推动欧洲现代化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德国的精神自由引发了普鲁士自上而下的改革。当时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成了思想启蒙的主力，形成了一场有德意志特色的思想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康德、黑格尔等人。在政治文化层面，康德的哲学思想成为普鲁士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基础。在精神文化层面，康德等人的思想激起了人们对文化和学养的推崇，大力倡导全民教育，以文化立国。启蒙运动对德国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了普鲁士的改革之路，使得德意志普鲁士改革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二是推动了德国教育、科技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发展。

　　针对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什么是启蒙”，不少发言者围绕启蒙是“人”的科学，激发人的自由、文化科学创造力，以提升人的价值，用智慧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徐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普鲁士的启蒙与实践》发言则更注重启蒙运动的实践方面。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对英法启蒙运动本土化的结果。对于英法启蒙来说，启蒙是建构出来的，但是对于德国来说，18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情感和政治实践的体系，当时在《柏林日刊》、《柏林启蒙杂志》上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如“人之为人”、“人之为公民”、“人类共同体”、对理性的态度如理性成熟了以后怎么办？如果理性被滥用了怎么办？此外，徐建分析了知识精英内部的启蒙思潮，考察了政治与社会实践的启蒙。

　　启蒙运动的浩大声势必然影响到社会其他发面的发展。张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启蒙运动与法国教育》发言中以19世纪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为例，论述了启蒙学者在教育方面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规划。19世纪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不断完善的一个时期，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改革也是在这个时期。启蒙学者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主张有：一、批判天主教会对于教育的垄断，国家应该管理教育。二、初等教育应该持平等、普及、免费的原则。启蒙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了多种教育改革方案，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培养共和国的公民。这些教育改革思想成为19世纪法国教育改革的基础和蓝本，比如争论教育究竟是由国家还是教会来管理、培养的人才是为了成为国家公民还是为教会培养人才、教学内容应该是现代科学还是教义，等等。19世纪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存在争论和反复，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法国的现代教育体制。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启蒙时代历史哲学的科学起源》发言中提出历史哲学是对于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沉思与探索，通过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弗朗西斯?培根和伊萨克?牛顿等人的著述，指出在培根与牛顿等人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启蒙时代思想家群体开始了对于人文学科探索的集体性尝试。启蒙时代思想家们著作问世时，许多今日被划分为秩序井然的学科还并不存在。这个时代思想家们各方面的著作，无论是隶属于神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抑或隶属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等，都可以被视为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无论是用人文学科，还是用人的科学、道德科学、精神科学、社会科学，抑或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尽管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表达的是同样的关切，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不得不承认，我们依旧生活在启蒙的时代，而不是已经启蒙了的时代。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浅析》发言中也提出启蒙就是有利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确立的一套思想的提出、传播和接受的过程。社会在发展，时刻都需要启蒙。

　　启蒙运动作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换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发展阶段，关于这场运动的内涵和定义，一直在不断地被抽象、概括，解释和再评价。何平（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启蒙运动再反思》发言中借鉴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探究在具体时代的语境中,启蒙问题被提出来的方式,以及不同社会和学者对需要启蒙的原因和启蒙的内容的阐释。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反抗中世纪社会及其制度和思想”的文化运动的高潮。在法国,“大陆思想体系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助长了其所由产生的火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这“整个文化运动的顶峰”。这个时代“对人类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他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语言----和整个宇宙。”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可以把“启蒙运动”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两大段：前期是对中世纪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解构，后期是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启蒙运动体现了之前欧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代表了发展的一个断裂。启蒙思想家们融合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的思想方法，对那个时代面临的思想任务和社会需求进行反思，他们所提出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原则，如思想和信仰（宗教）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思想，经济上的自由和不受（封建）国家干预，人民与统治者的相互制约，代议制与民主等等，已成为近代社会的基本信念。

　　张旭鹏（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启蒙运动》发言中谈到后殖民主义脱胎于后现代主义，但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其中也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从后殖民视角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主要方向有“单一目的论”、“欧洲中心主义”等，主要批判在“文明”使命的外衣下的帝国主义征服的合法化。目前从后殖民视角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刚处于起步阶段。

　　倪玉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对18世纪启蒙政治学说的反思》发言中指出，18世纪的多数启蒙哲人倡导自然权利学说与社会契约理论。他们往往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国家与社会的起源。这种状态是否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哲人们并不关心。他们想要用这个思想武器，来批判现存的神权政治秩序。由于法国大革命遭遇了严重挫折，政治长期在无序与专制之间摇摆，19世纪初的一代政治思想家开始反思18世纪的启蒙学说。首先，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传统的看法发生重要改变：出现了历史研究热和宗教复兴潮流。其次，出现了对抽象文人政治的批评：贡斯当批评“立法意志主义”，认为它会导向政治恐怖。托克维尔也批评革命者推行的是一种“抽象的文人政治”。

　　结合当前新兴的全球史发展趋势，景德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通过介绍一本德国新著《全球启蒙思想》中的一节“全球视野下的启蒙运动”，谈到了此书作者的看法。“全球视野下的启蒙运动”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启蒙运动的起源”中，书中指出虽然启蒙运动曾经都说是欧洲的现象，但也要关注到全球各个地区和各个文化，比如中国18世纪的“康乾盛世”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在第二部分“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传统观点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的现象，最迟到1800年就结束了，但从全球视角看，启蒙运动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还在其他文化和国家里继续发挥着影响作用。书中的第三部分提出不应该过度专注于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要强调本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强调地方主义和本土主义。最后景德详指出虽然这样书写的目的是为了削弱欧洲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否合适尚需进一步商榷。

　　宋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在《欧洲启蒙运动的科学元素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发言中，谈论了欧洲启蒙运动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涉及“拉丁美洲启蒙运动（Latin American Enlightenment）”、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时期的科学、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的“科学远征”与伊比利亚美洲科学。最后总结了拉丁美洲启蒙运动和科学范式的新特征：第一，独立前，伊比利亚美洲创立的“爱国科学”（patriotic science）并不是在一个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是现代科学、理性和天主教启蒙运动（Catholic Enlightenment）的一个混合产物，是欧洲科学和本土科学的混合产物，是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潮的混合物。第二，伊比利亚美洲的科学体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孔德和边沁思想（Bentham）对独立革命以至之后拉丁美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陈启能强调了这次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对与会的学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他希望这样的“学术的盛宴”以后能更多地举办。

（李俊姝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