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2020年1月30日第24版）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认为尽管史学可以有保存记忆、提供借鉴、经世致用、消遣娱乐等种种功用，它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是历史情境中的人，它追求的最高目的是通过研究历史来理解和把握人性，探索由人类构成的社会产生、延续与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将《双城记》《蒙塔尤》和《罗马革命》列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本书，理由是它们都在引导我思考、理解人性的过程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双城记》：人性的邪恶与纯真
狄更斯的《双城记》是我在初中时代最早接触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时至今日，我仍会不时回味起一个周六中午放学后，以自己积攒多时的19.8元零花钱为代价，小心翼翼地捧回一部《双城记》中译本时的激动心情。后来我去天津、北京和爱丁堡求学时曾随手买过三四个价格低廉的《双城记》英文版，不巧的是都有印刷模糊、缺页少字或错讹连篇等问题(有的恐怕是盗版书)。最后只得下血本买了企鹅出版社的全套《狄更斯选集》纪念版，以便为自己的这段记忆保留一份实实在在的物质寄托。
惭愧的是，如今回想起来，初中时代的自己在阅读那本小说时想必是相当不得要领的——对于《双城记》的两大基本叙事线索(革命与爱情)，当时的我还处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之中，只知道革命斗争总归是好的，而小孩读到谈情说爱的章节时最好直接跳过去别看。不过，狄更斯在书中对于人性的生动描述与精妙刻画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让我牢牢记住了罗瑞先生的责任感、职员杰瑞的爱贪小便宜、露西的忠贞、曼内特医生的正直、间谍巴萨的卑劣、德伐日太太的仇恨和卡尔顿最后的伟大自我牺牲。
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双城记》对革命爆发前夕巴黎贫民苦难生活与绝望心态的一段出色的细节描写：
饥饿时孩子们脸上、成人脸上的标记，也深深进入多年的和新出现的每一道皱纹。到处都充斥着饥饿。饥饿被赶出高楼大厦，呆在晾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烂衣服上;饥饿，和干草，破布，木屑，纸片一起，补缀在那些衣服上;那个男人锯下的每一小片木屑都反复念着饥饿;饥饿从不冒烟的烟筒瞪着眼往下瞧，又从垃圾堆里、没有扔下一点可吃的东西的肮脏街道上冒出来。饥饿，是用很少一点粗劣的面包存货中每一小块面包，写在面包房货架上的铭文;是用供出售的每一根死狗肉香肠，写在香肠铺货架上的铭文。饥饿在转炉里的烤栗子当中，它一身干骨头也嘎巴作响。饥饿在用勉强倒出的几滴油煎的每一小碗像硬壳似的土豆片里，被撕扯成碎末。
一些现代文学评论家将这段描写视为印象派诗歌的先声。但在我心目中，《双城记》的成就并不是任何文学流派的标签所能体现的，它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作者的那种信马由缰、从心田自然流出的文字所承载的鲜活与朴素。
七八年后，在南开大学的课堂上，我又听到，一位在文革期间接受改造的历史学院老先生曾在灯光昏暗的牛棚里独自一人偷偷阅读自己带在身边的一部《双城记》，并在读到下面这段文字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我看到，在废止这种报应的惩罚工具像目前这样使用以前，巴萨，克莱，德伐日‘，复仇女神’，那个陪审员，那个审判长，以及许多借消灭旧压迫者上台的大大小小新压迫者，都将死于它的斧下。我看到，将要从这个地狱出现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他们将来经历多年的争取真正自由的斗争中，在他们的胜利和失败中，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和造成这一恶果的前一个时代的邪恶，渐渐为自己赎了罪而消亡。
然而，作为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希望通过《双城记》传递给我们的并非只有对人类社会里种种苦难与丑恶的认识。他自始至终都在试图告诉我们：无论在怎样的血雨腥风中(卡尔顿那句貌似冷漠、但镇静坚定的评论：“是的，真正的希望并不存在”)，这些苦难与丑恶都无法泯灭人性中美好的那一面——责任、道义、爱情与牺牲。无论是恪尽职守的台尔森银行职员罗瑞、刚正不阿的医生曼内特、心地纯净的露西小姐还是那位一度挥霍了自己的青春与才华、却在危难关头勇敢地选择了自我牺牲的律师助手卡尔顿，这些历史大潮裹挟中的小人物都用自己的善良维护了人类的良心与社会的进步。而当可怕的喧嚣退去之后，被罪行假借过名义的法国大革命也终将展示自身为历史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蒙塔尤》：人性的复杂与多元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读硕士期间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史学名著。我是在“点灯熬油”的状态下、用不到一周的时间一口气读完这部书的。我最初购买并阅读这本书的功利目的只是为了在讨论法国年鉴学派或微观史学时有话可说。可当我在读完全书最后一页后掩卷遐思的时候，心中涌起的更多是对“人”的复杂多样性的无限感慨。
“一滴水里可以看出一个世界。”这是勒华拉杜里在做完蒙塔尤村这一个案研究后获得的启示。但这个世界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可以在支配万事万物的统一规律作用下展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勒华拉杜里手中的史学研究工具如同一面棱镜，从看似一团乱麻的历史之光中析分出绚丽多彩的人性光谱。尽管我从未做过14世纪初的法国史研究，在前往法国、西班牙旅行时也没有机会去那座早已经历过沧海桑田的法国南部奥克西坦尼山村朝圣，但《蒙塔尤》用生动细腻的笔触为读者描述的、出于偶然机缘而保留下来的、1297-1324年间数十位蒙塔尤村民的生活与思想状态仍令我感到震撼不已。
对于中世纪史而言，微观史学素材的幸存背后往往隐藏着一段悲伤、残酷的往事——这种细节材料的来源往往是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卷宗，当事人在自己的事迹被公之于众之际通常早已被绳之以法。《蒙塔尤》的史料来源也不例外：它来自于帕米埃主教雅克·富尼埃主持的审讯蒙塔尤宗教异端分子的备忘录，这份难得的拉丁文手稿又因富尼埃本人日后成为教皇伯努瓦十二世而受到关注并保存了下来，并于20世纪后期正式出版。才华横溢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份材料的史学价值，从中挖掘出了14世纪初生活在比利牛斯山区的一群“普通人”对宗教、政治、爱情、家庭与牧民生活的独特看法。《蒙塔尤》让我理解了历史知识的永无止境和人性的无限可能——在每一部整体史和每一套官方意识形态之下都潜藏着无数同样交织着悲喜爱恨的个人历史与人性的种种表现形式。
硕士毕业后，我同《蒙塔尤》的唯一交集是跟该书中译者许明龙先生的合作。许先生与我都在世界史所工作，却并未真正共事过——我入所时先生已经退休。他在重译另一部法文学术名著、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时曾谦虚地请我帮助审校其中的拉丁语译文，并执意要在译者序中一丝不苟地向我这个学界无名晚辈致谢。在我的心目中，译者许明龙先生的高大人格形象是同《蒙塔尤》这部书的博大与厚重相得益彰的。
《罗马革命》：人性的真实与幻象
参加工作以来，在认识人性方面给我最大启迪的是我本人翻译的一部罗马史作品——罗纳德·塞姆的《罗马革命》。我之所以要列出这本书，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译本做广告——毕竟译著的荣耀只能归于作者本人，其中的错误才属于译者。我这样做的理由在于：自己在译书过程中同罗纳德·塞姆的雄健思想与他笔下的罗马晚期共和时代“朝夕相处”了整整两年，经常在夜里思考翻译中遇到的史实问题而难以入睡，早上一醒来便赶紧跑向书柜或电脑查找自己苦苦思索的答案。所以实事求是地讲，《罗马革命》确实是对工作后的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塞姆本人在穷毕生之力完成其学术代表作《塔西佗》后挥笔写道：“能够在多年里陪伴这样一位知晓人间的穷凶极恶、几乎找不到自我安慰或保持信念的理由，却仍旧信仰人的尊严与言论自由的历史学家，着实是我的荣幸。”我也同样欣然将翻译《罗马革命》的两年时光视为自己人生中的荣幸。
《罗马革命》主要讲述的是公元前60年至公元14年间罗马共和国灭亡、元首制建立的历史进程，其叙述重点为公元前44年至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的崛起及其统治的确立。《罗马革命》一书的突出特色在于将德国罗马史学家们开创的人物志研究方法推进到了极致，在穷尽史著、文学作品、铭文、钱币等一切可利用的史料的基础上追踪了数以百计的罗马人在这段血腥岁月中的命运浮沉，展示了历史大势与个人意志、情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塞姆也像他生平最崇拜的罗马史家塔西佗那样，客观冷静地对罗马革命年代所折射出来的扭曲人性进行了严厉批判。
论政治立场的话，罗纳德·塞姆是一个信奉“非政治史观”的人。他认为民主制、贵族制与元首制在本质上都是“寡头统治集团”主导的历史，并无性质上的优劣高下差别。作为一名史学家，塞姆是个怀疑主义者。跟他所推崇的伟大罗马史家波利奥、塔西佗一样，永远站在质疑者的立场上，对名实不符的现象极其敏感。作为现实社会中的公民，祖籍苏格兰、生于新西兰、同牛津大学的同事们关系不睦的塞姆同样是一位特立独行、自我放逐的大学教授。他对西塞罗、屋大维等传统史学中正面形象的颠覆，为我们展示了真实政治斗争中的丑恶人性与血淋淋的残酷事实。
然而，塞姆在试图以不偏不倚、洞悉一切的“上帝视角”观察(有时不免流于想象)人性时并不永远是准确无误的。被他口诛笔伐的罗马大文豪西塞罗是否真的如塞姆所想象的那样不堪？罗马共和末年是否真的存在过近现代西方政党政治中的那种派系倾轧？罗马革命中的血雨腥风是否真的就是塞姆刻意影射的、二战爆发前法西斯主义不可一世的乱局的前身？可以说，在试图动用深邃、无情的理性思维洞察人性奥秘的同时，罗纳德·塞姆也通过自己的局限与谬误向读者揭示了人性的博大精深与真正把握世道人心的艰辛不易。同样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狄更斯与勒华拉杜里：小说《双城记》在批判完人生百态后总归要以一幕安慰读者的、虚幻童话式的“大团圆”场景作为结局;《蒙塔尤》在描绘完一滴水的丰富内涵时也恰恰证明，人类历史的浩瀚海洋是史学家永远无法彻底穷尽的。所有这些伟大的作品只能启迪、引领读者们去不断认识、反思人性，却无法一劳永逸地给我们提供一个颠扑不破的、总结概括人性本质与人类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明确结论。这其实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历史学与一切人文学科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恰恰来自于人性的无限丰富与不可穷尽。
（吕厚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