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涛：约瑟夫·康拉德与他“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

（来源：澎湃新闻）

　　波兰裔英国作家和短篇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一生颇具传奇。1857年12月3日，康拉德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乌克兰，其父母因为民族主义立场而被沙俄政府流放。11岁时，由于父母死于政治迫害，康拉德成为孤儿，并由叔叔抚养成人。1874年, 康拉德加入法国海上商船船队，并以水手的身份随船出行。在随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前往加勒比海地区、非洲的刚果、马来西亚、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认识到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而且亲眼目睹欧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结束海上漂泊的生活后，他在英国南部的肯特定居、结婚生子并满腔热情地投入小说创作。以他的海上航行和个人旅行为素材，他创作了大量经久不衰的小说，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康拉德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但要专门撰写一部关于他的学术作品并非易事。在20世纪60年代，文学史学家诺曼·谢里把康拉德当做一个小说家，详细考察其小说创作的各个特定源头。跟谢里不一样，传记史学家如乔斯林·贝恩斯、弗雷德里克·卡尔、内志德·内达尔和约翰·斯特普侧重以康拉德的一生为主线，重点分析康拉德的写作过程、财政状况、家庭生活、与经纪人和出版社的关系，以及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其中，内达尔分别于1964年和1983年编辑的《康拉德的波兰背景：波兰朋友的往来书信》和《家里人眼中的康拉德》是研究康拉德的重要史料。文学家专注于康拉德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传记史学家则强调康拉德的各种生活经历。文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隔阂使得读者无法完整地理解康拉德和他的小说创作。在1983年至2008年之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约瑟夫·康拉德书信集》，这为后世学者研究康拉德提供了诸多便利和重要依据。让人颇感遗憾的是，这套书信集只有200页记录康拉德从1857年出生到189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作品的信息。正如此，原始史料的匮乏对历史学家如何解读康拉德在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和生活世界提出了诸多挑战。

　　跟康拉德一样，《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的作者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时常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在求学过程中，她经常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往返。她先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完成本科学位。随后，她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师从德高望重的英帝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并攻读硕士学位。不久，她返回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大名鼎鼎的英帝国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读博期间，她以在埃及和印度生活的英国艺术收藏家为中心，考察了大英帝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殖民扩张。2002年，她顺利完成博士论文《法国和英国在埃及和印度的帝国收集》并获得博士学位。3年后，《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生活、文化与征服：1750-1850年》正式出版。博士毕业后，她回到美国开始职业生涯，先后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担任教师。

　　在学术研究上，为了理解康拉德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和复杂经历，亚桑诺夫立志做一名跨边界的历史学家（border-crossing ）。她经常追随各种历史人物的脚步，前往世界各地的档案馆搜集史料。为了完成《帝国边缘》，她在美国、英国、印度和埃及从事档案研究。为了完成《自由的流亡者：革命世界中的北美效忠派》，她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中美洲的巴哈马和牙买加、非洲的塞拉利昂，以及亚洲的印度从事档案研究。为了完成《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她访问香港、刚果、法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康拉德的生活和作品，亚桑诺夫还特意花了四周时间乘坐法国达飞海运集团一艘名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的货轮从香港到英国，亲身体验一百多年前康拉德的海上航行生活。到目前为止，她访问的国家已多达70多个。

　　在史学方法上，《守候黎明》使用了全球视角。21世纪初，全球史在欧美史学界越来越流行。受这种史学思潮的影响，亚桑诺夫的导师琳达·科利把研究兴趣从英帝国史转向全球史。2002年，科利出版了《俘虏：英国、帝国与世界，1600-1850年》，从全球史的视野考察英国俘虏在地中海、北美、印度和阿富汗的经历，及其背后所暗含的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5年后，科利出版了《伊丽莎白·马什的苦难：一位非凡的女人是如何跨越海洋和帝国疆界进而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一部分》，详细讨论英国白人妇女伊丽莎白·马什在英国伦敦、朴茨茅斯、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直布罗陀港口、地中海西岸的梅诺卡岛、印度的加尔各答以及南美洲的里约热内卢等地的生活经历和各种遭遇，以及马什是如何追寻她的英国人身份认同的故事。在从事全球史的探索过程中，科利把研究人物当做流动的主体，并在世界各大洲之间进行不断移动。为了考察这些不断移动的研究主体，科利使用了多点调查方法，并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研究地点从事档案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受科利史学研究的启发，亚桑诺夫也把研究兴趣从英帝国史转向全球史。亚桑诺夫把康拉德当做一个流动的个体。为了了解康拉德的生活经历，亚桑诺夫在亚洲、欧洲、中美洲、美国和其它国家和地区从事多点的档案调查。更重要的是，亚桑诺夫把康拉德当作“全球世界中的一个公民”。以康拉德的个人游记和文学创作为中心，亚桑诺夫试图揭示康拉德所经历的全球化世界。

　　另外，亚桑诺夫试图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康拉德。在《守候黎明》出版之前，文学家谢里和传记史学家贝恩斯等人的学术著作有助于读者理解康拉德的文学作品和生活，但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鸿沟使得他们不能把康拉德的形象及其作品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亚桑诺夫从小热爱文学，并非常喜欢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和《黑暗之心》。在求学过程中，他在历史学领域接受了专业的学术训练。为了突破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学科藩篱，亚桑诺夫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康拉德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一方面，她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把康拉德的生活世界置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例如，在《诺斯特罗莫》中，康拉德预言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霸权以及令人不安的国际政局。为了解读这部小说，亚桑诺夫提到了美国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麦金莱的地缘政治思想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针对拉丁美洲外交关系上提出的“罗斯福推论”。另一方面，由于《约瑟夫·康拉德书信集》只有200页记录康拉德从1857年出生到189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作品的信息，亚桑诺夫尝试着使用历史叙事、文本分析并发挥文学想象力来分析康拉德的个人经历和生活世界。因此，《守候黎明》是一部文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跨学科典范之作。

　　亚桑诺夫重点讨论了康拉德的文学作品。19世纪90年代初，康拉德开始思考如何根据他本人的航海经历来进行文学创作。1889年夏天，他出版了第一步小说《奥迈耶的痴梦》（Almayer's Folly），讲述一位荷兰富商在马来西亚寻找黄金，并在热带丛林进行冒险的故事。自此之后，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之心》（1899年）、《吉姆爷》(1900)、《诺斯托罗莫》(1904) 和《密探》（1907年）等。《吉姆爷》讲述了帕特纳号海船上的大副吉姆耐人寻味的一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这个世界上混出个模样，却在危急关头临阵脱逃。他一生只犯了一个刻骨铭心的错误，却为此背上骂名，最后不得不以死赎回尊严。《黑暗之心》描写英国贸易公司的海员马洛为寻找该公司失踪的贸易代表库尔茨，前往非洲大陆的刚果进行探险的故事。在寻找库尔茨的过程中，康拉德借马洛之口向我们描述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陆上的各种遭遇。《诺斯托罗莫》讲述了南美洲科斯塔瓦那共和国萨拉科港口的码头工长诺斯托罗莫在一场军事叛乱中救人民于水火，成为一名备受爱戴的政治领袖，却因私欲膨胀，将埋藏的银锭归为己有而蜕变为一名可怜虫的故事。《密探》描述了伦敦的一位密探是如何被卷入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炸掉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阴谋中的故事，并借此探讨无政府主义、间谍和恐怖主义。以《黑暗的心》、《吉姆爷》、《诺斯托罗莫》和《密探》为中心，亚桑诺夫通过叙事、想象和文学分析方法来解读康拉德作品中各种人物的悲剧性特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欧洲文明的危机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等。

　　亚桑诺夫力图透过康拉德的作品揭示其背后所暗含的全球化世界。在康拉德生活的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国际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不断交织，最终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损失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另外，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欧美殖民帝国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在国际事务上，美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逐步取代英国并获得世界事务的支配权。康拉德生活的年代并未使用全球化这样的称谓，但他本人确实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一方面，他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尤其是铁路、电报和其它现代工业产品的发明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活，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他注意到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等政治思潮造成了人们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上的混乱。《黑暗之心》揭露了比利时在刚果河流域进行的殖民统治，进而揭示了欧洲帝国主义的罪恶及其对非洲人民所造成的各种苦难。《诺斯托罗莫》以诺斯托罗莫的经历为中心，折射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南美洲的扩张，进而造成当地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通过解读《诺斯托罗莫》，亚桑诺夫试图勾勒欧洲帝国主义和全球化对南美洲人民的影响，这包括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的殖民活动、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和争夺，以及美国霸权在南美洲的渗透等。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康拉德存在种族主义倾向。在19世纪中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高度宣扬欧洲白人至上，其他民族低劣的种族理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多数欧洲人认为西方社会是文明的社会，而非西方社会尚未文明开化。在给《黑暗之心》取名的时候，康拉德认为欧洲人在非洲开展文明“开化”工作是它的重要研究主题，间接暗示欧洲人是开化的人，而非洲人是野蛮人。库尔茨把现代文明带到刚果，但他在粮食断绝且无法忍受饥饿的时候，说到“只有把黑鬼统统灭掉”刚果才会变得宜居。库尔茨不能接受非洲人民砍头并在树顶上冠有一颗人头的习俗，并迫切希望消灭当地人的这种行为。后来，在创作《福克》时，康拉德把场景设定在亚洲，并提到了当地人民的“食人”习俗，借以暗示婆罗洲的亚洲人也是野蛮人。毫无疑问，康拉德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立场。

　　《守候黎明》是全球史领域中的一部力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在1875年或1876年，康拉德曾在委内瑞拉逗留过一两天。但是，他并未花太多时间亲身体验南美洲的风土人情，且对南美洲的历史并不熟悉。在创作《诺斯托罗莫》时，康拉德虚构了科斯塔瓦那共和国，也虚构了诺斯托罗莫和英国人查尔斯·古尔德等小说人物。康拉德的取材主要来自好友坎宁安·格雷厄姆和阿根廷籍英国作家W. H. 哈德逊等人所提供的地理知识和相关信息。在解读《诺斯托罗莫》时，亚桑诺夫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提供了背景知识，但康拉德在小说中并未提及它们。譬如，康拉德在小说中并未提到“罗斯福推论”。《诺斯托罗莫》取材于现实，但明显脱离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桑诺夫通过解读《诺斯托罗莫》进而揭示康拉德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的努力并不能让读者信服。尽管存在不足之处，《守候黎明》鼓励着后来者从事更严谨且更优秀的全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