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迅速、变化最深刻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尖锐复杂、社会变革最急遽的历史时期。1911—1921年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相继发生，是近代中国社会规律性发展的结果。其历史逻辑的内在联系，昭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拉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帷幕。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猛烈地荡涤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动着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着思想的大变动，可溯源到遥远殷商时的“史学”，此时也衍生出新的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帝国主义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但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思潮的广泛传播，中国人民的民主精神普遍高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激起强烈反响，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胜利震撼着全中国。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百余种“主义”也流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撞击、交锋中，愈加产生广泛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发生在中国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从此，工人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加入了革命的营垒，中国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逐步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开辟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的新格局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愈加成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早在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手段实现这个目标。1922年7月，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纲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并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革命形势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催生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实行深刻变革并超越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过程。这自然得到丰腴的中国史学传统的滋育，却首先是时代的呼唤使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时代是决定这种“文化选择”的直接动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顺应历史潮流，有明确的社会经济形态指向，坚实地扎根在现实的中国社会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孕育和践行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洪流中，在20世纪中国历史巨变的大潮中展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早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的先人即开始靠口耳相传、结绳刻木记载史实。尽管黑格尔对中国多有偏见，认为中国是“停滞”的帝国，始终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但他也承认“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实在使欧洲人为之咋舌……惊叹……”新文化运动期间，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高度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自觉投身于这一斗争，成为这一伟大斗争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性与科学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突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品格。在国际史坛上，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并不鲜见。例如，美国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在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及其性质时，主要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关注”，他“把这些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引发出的政治意识及其随之而来的历史意识的直接产物”。在他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运用唯物史观赋予了他们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这种新意识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史学研究领域”。英国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指出：“纵观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两条平行轨迹，分别对应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两个方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用唯物史观重新解释历史的目的，是以其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伟大的认识工具，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述及“文化选择”，不能回避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选择？显然，这是歧义纷呈的问题。本文不拟就文化的内容、结构、功能、定义和本质等展开讨论，但仅在本文范围内，对“文化”和“文化选择”做一扼要的明确界定，却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对本文的主题才能始终在同一个概念——范畴体系中展开讨论。文化的内涵十分宽泛，可指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哲理文化等，同时表现出民族性、时代性和同一性等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选择中的“文化”与文化的一般意义并不相悖，但特指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因为这正确地揭示了文化的属性以及它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化是人创造的，但文化不是可以离开人与人、人与社会政治、经济现实联系的抽象的上层建筑。即使在西方，“文化的概念，包括其延伸之义，呈现着生活与思维的模式，如今已经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可”。人总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人，与生俱来除有生物学意义的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实质上是“文化选择”之争。因此，究其文化选择的真谛，首先是现实的人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选择。若脱离人赖以存在的社会，抽象地谈所谓“文化就是人化”“人是一种文化存在”，就难免跌入唯心史观的窠臼。1920年10月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出版《史学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李大钊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历史是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强调：“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李大钊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寻求历史的规律。这些观点振聋发聩，鲜明地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选择的基本内容和鲜明的价值取向。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除李大钊之外，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产生愈来愈广泛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不仅表现在历史观方面，也通过历史的实证研究体现出来。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给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人民大众指明了革命的方向。为深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和命运的认识，郭沫若最早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将《诗》《书》《易》等典籍中的文献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考古资料融为一体，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他连续写出5篇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于1930年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联合书店出版。郭沫若以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为中心，揭示了中国原始公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四种生产方式的更替，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的历史规律。尽管郭沫若的一些学术观点有待商榷、修正，如他认为近代中国是“资本制”社会，但他第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郭沫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选择的典范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是李大钊，他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史的最初研究和阐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开辟了方向。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始创者为郭沫若，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先秦史的最初的系统研究，奠定了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无论是对唯物史观的阐释，还是对远古以来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都可从中听到中国革命脉动的回声。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伟大斗争，同步伐、共命运。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传承、创造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姓“马”，而且信“马”，以马克思主义为崇高信仰，这就决定了它文化选择的原则、内容和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包括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从没有唯一的或标准的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选择中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统领下，对中华民族前途、对中国传统史学新形态的选择。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并不是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

　　基于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史学”中长期被误读的“传统”，做一必要的澄清。“传”的本意有宣扬、流布、转达和递送的内容。如《礼祭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孟子·公孙丑上》：“速于置邮而传命。”“统”的本意则是纲纪、准则和世代相继的系统的意思。显然，所谓“传统”的本质，并非停滞和凝固。其价值和意义有待通过“创造、创新”的文化选择，以获得从古代、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新的势能。否则，对传统的所谓“继承”将无从谈起。传统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依据，也是它的现实基础，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展现。正因如此，传统史学才有可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在今天火热的生活实践中获得现代价值，历史地继承到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从先秦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史学发展史一般分为7个时期。这7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依次是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第二阶段是近代前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近代后期（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中前五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第六、七两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般将这七个时期的史学，统称为传统史学。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观主要是神权史观、天命史观、英雄史观、循环史观以及进化史观等。它们的内容、影响不一，但都属于用人们的意识说明社会历史存在的唯心史观范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首先是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公开申明它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为唯物史观阐释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和历史价值论的科学原理，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要彻底摒弃的是中国传统史学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不是“唯心史观”的同义词。那种认为“传统史学”只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独有，只为封建社会形态服务的观点，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我们从不否认中国传统史学是在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同时要看到它丰富的人民性思想，特别是它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变异更新，是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多被称为文化中的文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往往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在“究天人之际”时，强调天人协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密切关系。中华“大一统”观包括政治一统、文化一统、民族一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了统一国家。“民惟邦本”，强调人是万物之灵。民本主义思想既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也是进步思想家倡导养民惠民、反对暴政、为民请命的思想武器。此外，中国传统史学诸多的社会功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富国强兵、富民安邦、重利轻义、贵和持中、和而不同、群体至上、舍生取义、正道直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等凸显出的民族凝聚、价值整合、行为规范等功能，也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性内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去创造。“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这表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观念文化，都会受到历史上已有成就的规定，表现出积累性和传承性，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文化不仅是积累、传承，而且是不断创造的动态系统，在积累与传承中推陈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自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又不断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一切积极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选择的目标，是将域外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建立起内在的有机联系，融合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要深植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蕴含着不同的阶级内容，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如何才能做到两者的“结合”呢？显然不是简单地嫁接或叠加，而是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既不是固守，也不是摒弃，而是对它的继承、创造、创新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外史坛独树一帜，鲜明地表现出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史学，即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的生动成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亘古不衰的历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其“根”和“魂”。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了对传统史学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并不是将后者彻底打烂，而首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后者优良传统的升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自觉地汲取传统史学的积极内容，否则它就失去了源远流长的根脉传承。中国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内涵十分丰富，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宗教、军事、教育、科技诸方面的内容都包括其中。历代典籍对历史过程的叙述，都会涉及时代特点、物质条件、阶级关系、民族关系、政治形势、社会生活、历史人物以及中外关系等丰富内容。历史无愧是生活的“百科全书”“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汉代司马迁撰《史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的基础。继司马迁之后，汉荀悦撰《汉纪》、宋郑樵撰《通志》、唐刘知幾撰《史通》、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等，都从不同的视域表现出中国古代朴素的进步历史观。中国传统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诸多优良的治史传统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撰史形式，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选择独有的宝藏，也是它生存、成长的母体和沃土。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对历史真理持续追求的过程。古往今来，历代史家对历史真理的认识与追求，永无穷极之时。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高度关注的“中国历史统一观”，即与中国传统史学正统史观核心内容之一的“大一统”思想（亦称“中华一统观”）相关。早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问世前，中国史学已开始探究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及其影响，其著述浩如烟海，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历史统一观的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汉书·王吉传》中写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在此之前，回溯春秋战国时，“大一统”观念已开始形成。中国与欧洲小邦林立的诸国不同，自古就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拥有共同疆域、共同历史、共同精神和共同的国家身份意识。在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同化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一统”格局，始于中华文化辐射、融合和交汇的先秦时期。汉唐继承，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身份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文化认同感不断强化，大一统观念愈加深入人心。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丰富的“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因时代的局限，缺乏唯物史观的理性发掘。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科学阐释，才可认清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和共同的文化认同心理形成的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变化。此外，汉字铭刻着中华民族集体的历史文化记忆，是铸造“大一统”意识特殊的精神纽带、文化纽带。“自秦汉时起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它的基础之一就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与坚强有力的同文（汉文字形体在语言的统一上有特殊作用）同伦两条相结合，统一国家就成立起来。”“中国和欧洲不同处，在于使分裂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欧洲是由资产阶级实现的，而中国则是封建时代就实现了。”之所以如此，绝非偶然。这是因为汉民族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即：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开始了封建制度社会，从而有可能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又从而有可能很早就形成为民族。这种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民族的很早形成，不仅使它本身因国家统一而得到继续的成长，也使它有可能得到长远的时间，去融合四周的许多落后部落或部族到本族里面来，并且依据“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永恒的历史规律”融合了鲜卑以至满族等许多征服者。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这些基本事实，清晰地表明大一统思想是多元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经过数千年历史的积淀形成的，以其为基础的“文化中国”，并未因历史上曾出现政治上的分裂而发生断裂。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乃是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衰而再兴、分而必合，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联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使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堪称中西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今天，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拂去“大一统”的历史尘埃，可使其绽放出时代的光彩，焕发出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精神。“大一统”是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思想的基础，是国家统一的基石。在中国史学界，这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日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史意义：古老中国史学的新形态、新篇章 ‍

　　中国史学史的近代前期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史学发展的标志是进化论、进化史观传入中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梁启超有选择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进化论结合起来，鼓吹新史学，曾先后完成了《中国史叙论》（1901）与《新史学》（1902）等，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有人据此提出梁氏的《新史学》是政治性著作，“新史学”是“政治史学”。这种说法似有些偏颇，“‘新史学’是在近代中、西学术文化自身发展基础上，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政治环境当中发生遇合的产物”，却是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新史学”的现实诉求和救亡图存、自强自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史学史的近代后期即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史学发展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生、产生和发展。当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实证主义、相对主义、新人文主义史学思潮的相互激荡中异军突起，在与反动势力对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经受了革命的洗礼。英国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述及唯物史观对20世纪历史学的重大影响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没有唯心主义史学家任意挑选来作为标准的乱糟糟的主观主义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这一评析完全适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重视修史、追求信史和经世致用”以及注重修史与文化的传承、求真求实与经世致用的辩证统一等。这些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中与时俱化，发扬光大。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习近平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这两段话虽相隔近百年，但所述内容都表明：中华民族素有编纂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就是重视学习、总结、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近年海内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日渐深入，关于它问世的时间，以下两种观点较有代表性：一是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阐发，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二是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要早于这个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用以观察中国社会和研究历史，实现了中国史学的伟大变革，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持此论者还列举了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萧楚女、刘少奇、彭湃、恽代英、蔡和森和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诸多著述。这两种观点虽有不同，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判断20世纪20年代这10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已经形成。与此相关联，涉及如何评价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理论贡献。笔者以为，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时，避开20世纪20年代显然不妥。但这10年是否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时间标志，尚可讨论。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意义来看，与其称这10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期”，不如称之为“萌生期”似更准确。这是由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的形势所决定的。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迅猛高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不仅是一种深刻而又科学的改造社会的理论，而且在苏俄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了切实的成效”。“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当作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总之，对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锐利的理论武器。这直接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文化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期”的史学著作的内容，完全是帝国主义侵华史、工农运动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而且作者基本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这些职业革命家。这种情况在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才开始改变。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生期”，并非标新立异。回溯上古中外史学的形成过程，也都有一“萌生”或“萌芽”期，进而“形成”的过程。1943年，朱希祖撰《中国史学通论》探讨“中国史学之起源”时，结合19世纪德国著名史家K.G.兰普雷希特（当时译作郎泊雷希脱，Karl Lamprecht，1856—1915）的论述，曾分上下两节探究中国“历史学的萌芽”。他说：郎泊雷希脱认为，史学之发端在于自然主义形式的“谱系”和理想主义形式的“英雄诗”。“推究吾国历史之发端，亦不外此例”。郎泊雷希脱提出，上古时的谱系进而为年代记（编年史），英雄诗进而为纪传，然而“以吾国史迹观之，则四者发生之次序，诗最先，纪传次之，谱系又次之，年代记最后”。这四者发生的过程，即中国史学由萌生到形成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郭圣铭先生论述西方史学的发端时，第一节是“希腊史学的萌芽”，因为“西方的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史诗还不能说是历史著作，却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史诗”时期，即可被视为西方史学的“萌生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文化选择与中国革命同行，继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影响不断扩大。它在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在商业资本、前资本主义社会与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论辩中，在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斗争中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家群星灿烂，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精品力作数不胜数，在国内外史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硕果累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的凯歌行进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了新的全面发展的时期。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全面发展新时期”，其主要标志有二：其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一去不返，新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派。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成立，其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强调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已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揭开了中国历史学的“新纪元”。1956年，中国科学院制订了《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具体研究了对历史研究如何“加强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以保证中国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其二，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深入批判唯心论和唯心史观，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广大史学工作者逐渐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他们作为新社会的新主人，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阶级立场、思想感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教学队伍建设的高潮。20世纪50年代，继《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开始被系统译成中文并出版。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联系实践，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觉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在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两宋和辽夏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以及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军事史、史学理论方法论、史学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日新月异，令世人瞩目。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世界史学者无论在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还是在专门史、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的研究上，每年都有标志性的成果问世，成就斐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面发展时期硕果累累，书写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瑰丽篇章。一部部享誉中外的史学传世之作，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近年，西方史家研究世界近现代史时，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掌握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的命题重被热议。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关于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促生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可以进一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如何改变它，理解是关键”。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性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之中，诸多史家更加敬畏历史，为今天更是为了明天去思考历史、研究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古老中国史学的现代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承载着新的使命，大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与时俱进，未有穷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将从“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出发， “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为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科学，开始新的文化选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努力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