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启蒙运动时期德波对美洲全面“退化”的想象

内容提要：德波是欧洲启蒙时代研究美洲问题的专家之一，他撰写的多卷本《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出版后在欧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赞扬之声和批评之声迭起。德波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但比布丰走得更远，成为“美洲退化论”更加完善的不可或缺环节。德波研究的重点是美洲人的退化，其中包括生活在美洲的欧洲白人移民后裔，后者的退化更能说明“恶劣”的自然环境如何使“优越种族”的生理机能或创新能力向着“低劣”方向蜕变。德波对克里奥尔人退化的阐述是他与布丰在退化观上的最大区别，给其全面否定美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德波对美洲的全面否定显然走到了极端，却满足了欧洲很多人的种族或文化优越心态，向欧洲人展现出一幅令人恐怖的美洲图景。德波的美洲退化观虽不是“昙花一现”，但想象毕竟代替不了事实。随着美洲之真相不断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德波的美洲退化观走到尽头乃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德波　美洲人　欧洲中心主义　美洲退化论　启蒙运动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中心主义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欧洲作为中心不仅表现在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等“硬件”上，还体现在欧洲人的观念与意识等“软件”上，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以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作为基本内涵。欧洲在文明程度上如何能够展现出“中心”的至高无上，固然在“硬实力”上比其他大陆占据优势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一定要树立起某个大陆的“低劣”作为反衬，被欧洲人称为“新大陆”的美洲正好扮演了衬托“旧世界”文明优越的角色，很长时间内总是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在欧洲人的脑海之中。这种欧“优”美“劣”最初只是具有很强文化优越感的欧洲人自觉选择的一种倾向，随着欧洲中心地位的日益强化逐渐演变为欧洲精英通过文本叙述构建的一套相关话语体系，美洲“他者”的角色被理论化或模式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的观念中，美洲既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实体存在，更多的又是一种虚拟的符号标记，象征着与文明难以相容的未开化地区。从对大量相关资料的释读中可以看出，欧洲许多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中构建美洲形象的，即使是那些有机会到美洲生活或考察或观光的欧洲人，也不可避免地通过文本叙事展现出“新大陆”与欧洲文明的对立。这种对美洲的想象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加剧，美洲成为很多启蒙思想家弘扬欧洲文明优越的“他者”，被想象为一个很难为“文明”所容忍的“邪恶”大陆，在各个方面充斥着与“理性”对立的不可思议之异常怪状。这种虚拟出的美洲形象与现实相距甚远，却为欧洲上层人士津津乐道，满足了他们对本大陆文明优越的自负和自恋心态，对大众认知美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美洲的“贬低”成为这个弘扬“理性”时代的一大特征，在想象中把美洲贬低到无以复加之地步，出生于荷兰的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德波（Cornelius de Pauw）大概为这个时代欧洲学界第一人。

　　德波是启蒙运动时期公认的美洲问题研究专家，1768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以下简称《美洲人研究》），即刻在欧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争论迭起，德波由此一举成名，被列为欧洲学界不多的研究美洲权威之一。1776年，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进行修订增补，德波被邀请撰写“美洲”词条。这件事说明德波对美洲的研究得到当时欧洲学界主流思想的认可。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利伯森称，自德波这本书出版以来，没有一位学者“让有文化的欧洲人强有力地感受到美洲作为退化自然界之地域的恐惧”。这种“恐惧”感恐怕主要是来自美洲完全与他们所熟悉的文明环境“背道而驰”。当代人阅读德波这部著述，可能会对德波没有边际的想象力感到不可思议，德波几近是在想象中虚拟出一幅美洲可怕的图景，这幅图景展现出美洲的“缺陷”与“乏力”，对启蒙运动时代的欧洲人有不可名状的吸引力，但以想象作为基础的描述终究只是“泡沫”而已，注定会在事实面前飘然而散。学术界没有专门关于德波美洲退化思想的著述，学者们多是谈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构建美洲形象时将德波作为“美洲退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德波撰写的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在学术界引起争论，随着美洲真相的不断展现，对德波观点的批评成为学者论及这位启蒙运动时期美洲研究专家的“通则”。欧美学者通常批评德波构建的美洲形象几乎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为支撑，基本上是出于想象。这是对德波“美洲退化观”非常到位的总结，但毫无事实根据的否定为何能够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社会风靡一时？他们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回答，但很少有学者把德波的“美洲退化观”与启蒙时代盛行于欧洲的“中心论”联系在一起，未能揭示出德波发展布丰提出的“美洲退化论”和对当时欧洲人认识美洲产生很大影响的深层原因。研究启蒙时期欧洲对美洲形象的构建，德波是个很难绕开的人物，只有把他的相关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考察，才能对其出现的文化根源及其获得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可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德波“美洲退化观”的思想来源

　　科内利乌斯•德波，1739年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他的家族在荷兰算得上名门望族，祖上经商，家境富裕。美国德波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克拉克•里德帕斯撰文考证了德波家族的起源与谱系，指出德波家族“有着古代高贵的血统”。这个家族最早居住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城，历史上一直兴旺发达。在16世纪后半期之前，德波家族一直生活在法国这座古老的城市。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家族毅然离开法国迁徙国外，里德帕斯没有言明，只是讲到他们家族成员是胡格诺教派信徒。胡格诺教派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兴起于法国的一个新教派别，长期在天主教居于主导地位的法国处境一直不利。这个家族迁徙到荷兰肯定与法国政府变本加厉地迫害胡格诺教派有很大关系。在德波家族谱系中，里德帕斯特别提到迈克尔•德波和科内利乌斯•德波，他们是这个家族的两位杰出代表。在他的笔下，科内利乌斯•德波是作为遐迩闻名的历史学家出现的。迈克尔•德波生活在17世纪上半期，在荷兰商界名气比较大。德波是迈克尔的直系后裔。迈克尔以经商为主，在政界经常抛头露面，担任过阿姆斯特丹市市长。荷兰西印度公司1621年获得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垄断了与美洲的贸易。作为知名商人，迈克尔出任该公司的董事，开始与西印度事务打交道。迈克尔1630年移居到北美，在如今美国新泽西州的霍博肯和泽西市市中心购买了两大块土地，囊括了哈德孙河与哈肯萨克河之间的整个半岛，他后来又购买了第三块土地，位于现在纽约市的斯塔滕岛。迈克尔与绝大多数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一样，在这个远离欧洲文明的大陆置地建房，安营扎寨，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个在事业上比较成功的人士。本来迈克尔在美洲可悠闲自得地生活，但不知何故他竟放弃在北美多年打拼的产业，带领全家返回到阿姆斯特丹。德波出生后不久，迈克尔便告别人世。作为迈克尔的后辈，德波对美洲比较感兴趣，有可能与其祖辈迈克尔在美洲多年经营有一定的关系。

　　对德波的早年经历，文献缺乏详细记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塞萨尔在其著述中谈到，人们对“德波个人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充其量只是一鳞半爪而已。德波出生于殷富之家，但其父母早亡。作为孤儿，德波在幼年时便离开出生地阿姆斯特丹，被家人送到比利时的列日与亲戚生活在一起。比利时是个天主教国家，德波家族本来是胡格诺新教信徒，德波皈依天主教与他生活在比利时有很大关系。可能是德波经常到教堂的缘故，当地大教堂的一位神父收留了他，德波长大后这位神父安排他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此时欧洲涌现出一大批向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教会权威提出挑战的思想家，他们文笔犀利，提出的观点或理论切合现实，针砭时弊，振聋发聩，对大学在读的年轻学子有很大的吸引力。德波肯定阅读过他们的著述，在思想形成过程中受到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很大影响。德波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普鲁士克桑滕的一家教会担任神父，26岁时出任了这家教会的副执事。德波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教会度过的，几近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据记载，德波只有两次短暂离开克桑滕，不过很快就返回教会，继续进行相关研究。

　　一次是在1767年，德波作为一个使团的成员访问柏林，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遇。经过交谈，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对德波的才华比较欣赏，遂建议德波留在位于波茨坦的宫廷担任他的“私人诵经师”。在欧洲国家君主中间，腓特烈大帝比较开明，思想激进，与一些知名启蒙思想家多有来往，广招天下英才为他所用，大力推行内政与外交改革。普鲁士在很短时间内跃居欧洲强国之列，腓特烈大帝功不可没。德波留居宫廷数月期间实际上扮演了腓特烈大帝的“御用学者”或“私人幕僚”角色，为腓特烈大帝振兴普鲁士的国威出谋划策。不过，一向具有独立精神的德波不大适应宫廷内的繁文缛节，更看不惯同僚对腓特烈大帝阿谀奉承之风。他比较留恋在教会享受的宁静生活，于是向腓特烈大帝提交辞呈，获准后回到克桑滕的教会。另一次是1775年，德波接受腓特烈大帝之邀，再次来到普鲁士宫廷，与这位开明君主进行“学问交流”。两人究竟探讨什么问题，几乎没有文献记载，但肯定与美洲事务有关。这次德波留居宫廷的时间更短，很快就返回到克桑滕，直到1799年去世他再也没有外出。德波生性孤僻，不大喜欢与人交往，朋友不多，更不愿意出入上流社会，总是谋划着以著书立说留名后世。他一直想保持教会的职务，并不完全是出于虔诚地向教徒或世人传播上帝福音的考虑，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对“耶稣会的敌对”便是一个证明。德波主要想利用教会超脱尘世的喧嚣，不受干扰地坐在书房对人们关注的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多数时间是读书撰文，自得其乐。德波一生没有踏上美洲大陆的土地，他对美洲负面形象构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坐在书斋中长期阅读与思考的结果。当然，与其说是“思考”，倒不如说是“想象”，在缺乏可靠材料作为支撑其观点的情况下，“思考”与“想象”在德波的身上差不多可以画等号。

　　在启蒙运动时期，美洲是个热门话题，这一时期的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在其著述中很少有不涉及美洲的，短者片言只语，长者一章或一节，美洲的自然环境与风俗习惯被他们用来说明主题的例证。此外，有关美洲的描述同样能够引起欧洲普通民众的很大兴趣，他们对大洋彼岸的大陆几乎不了解，兴趣点主要在于缺乏欧洲文明洗礼的“异域风情”。对美洲的描述越是与欧洲不同，越能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理，自然越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优越感。美洲作为文明的“他者”是欧洲精英长期构建的形象，启蒙运动时期这种“他者”形象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在欧洲绝大多数学者的笔下，“他者”总是意味着一种与“文明”对立的负面形象。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伊夫?科恩菲尔德研究了这一时期欧洲精英对美洲“他者”的构建，认为“他者”的特点是“种族、性别、阶层、宗教、国籍或社会类属组合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是基于事实之上，而是“通过大众和精英的抵制话语所形成”。对美洲奇闻逸事的描述多为传闻，却“根深蒂固于大众和精英文化，不断地被复述，让虚构之事变成无可争辩”的现实存在。这样，美洲“他者”形象“必须不仅是可怕的或低劣的，而且对人们是有诱惑力的”。科恩菲尔德由此得出结论，欧洲“文明”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洲“野蛮”他者的镜像。欧洲人对美洲的关注固然与这一时期自然史等学科兴起有关，但更多的考虑是让美洲扮演凸显欧洲文明博大精深的角色。德波对欧洲大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多有微词，但他是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德波把美洲描述为差不多“一无是处”，固然有谴责殖民主义之意，但终归是他脑海中的欧洲“一切皆优”作祟。在德波的笔下，美洲在各个方面与他生活的“文明”环境截然对立，树立“他者”的负面形象成为其竭力贬低美洲的思想根源之一。

　　德波开始涉足美洲研究时，“美洲退化论”在欧洲学术界已显雏形，其代表人物为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伯爵。布丰不是专门研究美洲的，他撰写的多卷本《自然史》1749年陆续问世，美洲被布丰系统阐述为已经和正在“退化”的“新大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一经提出，便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的学界反响很大，引起很多学者发出共鸣之声，为欧洲文化人津津乐道，逐渐成为欧洲精英构建美洲形象的主导理论，很长时期内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认识美洲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许多重要理论从文明方面表达了假设的新大陆低劣，集中在美洲退化这个主题”。德波把研究重点放到美洲，尤其是考察了在“新大陆”自然环境下美洲人的退化状况。德波生活在欧洲，很清楚欧洲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美洲形象，要想在学界一炮打响，另辟研究蹊径几乎不大可能，顺着布丰提供的基本线索进而深入当为最佳选择。当然，这种研究路径首先取决于德波赞成布丰提出的“退化论”。显然，德波不仅是完全赞成，而且把布丰的“退化论”引入他对美洲的研究之中，成为他描述美洲时所遵循的一个基本理论。德波在初版两卷本的《美洲人研究》中，有近二十次提到布丰的大名，多是引用布丰的原话或思想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显而易见，布丰的“退化论”影响了德波对美洲的进一步思考，将这种已经在学界居于主导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布丰的“退化论”是德波研究美洲的主要思想来源。

　　德波对美洲的描述充满着想象，但其美洲观的形成绝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吸取了一些人的相关思想，将他们提供的美洲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加以整理，以更为夸张的笔墨将之展现在欧洲人面前。德波在《美洲人研究》中所谈的美洲退化状况，人们可以在这一时期相关书中找到踪影，但多少总是有些区别。德波在阅读中喜欢思考，不是人云亦云，但他不善交际的性格会导致钻牛角尖，思想容易走极端，总是以一种批评的方式对待为他观察美洲提供各种文本资源的人。拉孔迭明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美洲留居了十年，基于天文观察之上绘制出第一张亚马孙区域的地图。1751年，拉孔迭明出版了《受国王之命在赤道的旅行日记》，1759年他出版了《南美洲腹地之行记载的关系节略》。拉孔迭明关于美洲的观点很明确，认为“新大陆”的自然界和人处于退化过程中，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都是天生麻木不仁，愚昧不堪，毫无活力可言。拉孔迭明这两本书对德波影响比较大，德波在书中大段引用拉孔迭明对美洲土著人的描述，但他同样对拉孔迭明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609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印加王室述评》，讲述了他幼年时从印加王室亲属那里听到的印加帝国历史。德波对这本书评价较高，认为是“西班牙人描述这个帝国的唯一原始资料”，但对书中提出的很多假设予以抨击，把加西拉索“视为一个愚昧无知的沙文主义者”。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无论德波对他们的著述如何挑剔，他们对美洲的看法显然成为德波思想形成的主要来源。

　　德波大量阅读了很多亲临美洲者留下的与美洲相关的文字，经过消化后形成他关于美洲全面退化的思想。德波很少对他们赞扬，批评之语倒是不少见，追根溯源主要在于德波阐述美洲退化时不愿意“炒冷饭”，而是想在研究这一论题上超越他们。德波无疑做到这一点，他阐述的“美洲退化观”的确令他们望尘莫及，可谓更为系统，但离美洲的实际状况却是越来越远了。

二、德波对美洲的总体看法

　　德波生活在一个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启蒙思想家宣扬“科学”与“理性”，向愚昧人们的专制制度发出了挑战之声。他们谴责欧洲大国海外殖民活动，很大程度上把殖民主义看作专制主义在海外的延伸。很多学者对美洲持“否定”态度，欧洲中心主义无疑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把美洲描写为“一无是处”成为印证殖民主义“非人道”的范例。德波在职业上是个天主教教会的神父，但他几乎不大关注神学，更谈不上有所研究了，在思想形成过程中很少受保守神学教义的影响。启蒙时代类似德波这样的学者很多，神父只是在等级社会一种受人尊重之地位的标志，并不必然意味着思想趋向保守，神父的外衣丝毫掩饰不了拥有教职头衔的天主教信徒对世俗问题的关注。德波是个比较特殊的神职人员，差不多一生是在教会中度过的，他似乎是在一种隐居的生活中读书撰文，著书立说，不过这种生活并没有妨碍他把研究目光投向“热点”的世俗问题，他对美洲研究体现出的现实关怀远为其学术性所不及。在德波的《美洲人研究》一书中，公开对君主专制制度叫板的语句几乎没有，但描述西班牙殖民征服者在美洲之罪恶行径却贯穿于其中。在他的笔下，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残暴奴役与贪得无厌暴露无遗，他们被描述为目不识丁的凶残冒险者，制造了无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必欲摧毁而后快。德波对殖民主义的抨击很大程度上还是想为欧洲人提供一幅美洲遭到殖民者“蹂躏”的恐怖画面，以此来实现阻止普鲁士国民移民于美洲的目的。启蒙运动时期很多思想家否定美洲旨在谴责专制主义，为人们摆脱专制制度设置压抑人性自由的藩篱大声疾呼。德波贬低美洲之程度，很少有学者能够与之比肩。这其中固然有谴责欧洲殖民者残暴征服美洲之意，但终归还是服务于普鲁士现实政治占了上风，这也是德波能够得到腓特烈大帝青睐的主要原因，也是德波从总体上认识美洲的基础。

　　美洲的“发现”在世界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伟大意义，自此以后，人类开始大踏步地迈入现代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出来。对哥伦布数次率船队远航美洲，很少有学者予以全盘否定，即使那些对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之暴行义愤填膺的人，多是从正面来评价这一事件的，把哥伦布与随后踏上美洲大陆的西班牙殖民征服者区别开来，后者对印第安人表现出的凶残暴虐，在他们的眼中已上升到君主专制国家层面的行为，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德波与这些学者有所不同，从一开始就否定了美洲“发现”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美洲“邪恶”所展现出的一切，其根源主要在于被浩渺大洋隔绝的“新大陆”被欧洲人“发现”和殖民化。德波在《美洲人研究》“序言”开首便谈到这一点，宣称“对人类来说，没有一个事件比美洲之发现更加引人注目了。回顾从现在到最遥远的时代，我们看到的任何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比；毋庸置疑，地球的一半区域天生丑陋不堪，致使该区域所包括的一切要么是退化的要么是怪异的，看到这种场面是多么的印象深刻和令人恐怖”。从德波随后的详细描述来看，美洲的“发现”无论对“新大陆”还是对“旧世界”，所产生的作用几乎都是负面的。按照德波的描述，“新大陆”从“发现”之日起就成为一个让欧洲人感到恐惧的大陆。在他的笔下，第一批定居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无不经历了饥荒的灾难，西班牙殖民者为了活下去不时地被迫杀死美洲人或其他西班牙人，将死人肉煮熟食之。被派往这个“不幸世界”的第一批法国殖民者同样以相互肉食而告结束。征服了弗吉尼亚的英国人饥肠辘辘地乘船回国，很多年后提起在美洲的经历依然是心有余悸。因此，对“新大陆”的发现和征服是“所有降临到人类头上灾难中的最大灾难”。倘若这种灾难接连发生，那我们的地球将成为危险之所，人类将面临灭绝之灾。牛津大学知名历史学家约翰•赫克斯特布尔•埃利奥特由此认为，德波“把新大陆的发现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事件”。德波对美洲“发现”的全面否定显然有抨击欧洲殖民对美洲残暴征服之意，但主要还是在于找出美洲大陆“低劣”的根源，为他随后系统阐述美洲退化埋下伏笔。

　　德波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可是无不想标新立异，竭力避免给读者留下基本上是复制布丰退化之说的印象。客观上讲，在对美洲总体看法上，德波很难超越布丰，充其量只能是在布丰“退化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或扩展而已，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德波会提出与布丰不同的看法，以示与布丰的区别。布丰在其《自然史》中把美洲看作年轻的大陆，这个大陆之所以河流纵横，湖泊成片，沼泽地一望无际等，显然与美洲之“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同时也赋予美洲气候潮湿的基本特征。德波赞成布丰关于美洲气候“恶劣”的结论，却认为其根源不是美洲地质年代年轻。美洲同样是个古老的大陆，只是在某一时刻突然遭受到来势迅猛之大洪水的淹没，这场毁灭性的大灾难直接后果便是这个大陆的气候平衡彻底被打破，形成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孟德斯鸠等人认为，气候对国家特性、习惯、法律和政治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德波接受了这种观点。孟德斯鸠把美洲描述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德波认为孟德斯鸠的这种描述与美洲实际状况完全背道而驰，对之严加抨击，谴责“孟德斯鸠的结论在事实上是错误的，在推论上是荒谬的”。德波对孟德斯鸠的批评显然是出于后者对美洲气候的赞扬，不过从德波对美洲气候的描述中，读者大概更多地看到诸如孟德斯鸠、让•夏尔丹爵士以及让─巴蒂斯特•迪博斯神父等人关于“气候决定论”的影响。

　　气候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区气候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们的性格与生活方式发生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把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经济、人们的思维范式以及生活习惯等皆归因于受气候的影响，显然有过分夸张之嫌。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者比较关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气候决定论”无可置疑地成为欧洲学界的主流思潮。德波是“气候决定论”的积极倡导者，把气候对某一地区动植物生长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提升到无以复加之地步，表现出绝对化的倾向。德波认为，美洲“恶劣”气候的形成主要在于这个大陆很长时期遭水覆盖所致。远古时代突如其来的大洪水淹没了美洲，退却之后给美洲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整个大陆江河奔流，溪流交错，到处是一望无际的湖泊和沼泽地。被原始森林遮盖的地面潮湿不堪，空气中充满着难以散去的湿气，沼泽地充斥着动植物的腐朽残迹，“排出了极不利于健康的浊气”，直接导致“土壤产生了数目巨大的有毒植物”。欧洲与美洲处于相同的纬度，从理论上讲气候不应该有所差别，但正是受湖水、沼泽、原始森林以及未开垦土地的影响，美洲的气候要比欧洲寒冷12度左右。魁北克位于与巴黎相同的纬度，但前者要比后者更为寒冷。要是处于相同纬度的地区气温相差十几度的话，结果必然是，当欧洲春暖花开之际，美洲依旧还没有走出冰天雪地的寒冬。在美洲，很多区域处于热带之间，这些区域遍布着“湖泊、沼泽地和森林，群山被积雪所覆盖。简言之，这些区域与热带区域毫无相似之处”。德波意思很明确，这些区域依然处于尚未开发的原始状态，地面上有毒的气体散发到空中，对美洲气候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造成空气中湿气过重的主要原因。

　　气候与社会文明程度密不可分，气候越恶劣，文明程度自然就越低。德波以此看法观察大洋彼岸的大陆，美洲的气候决定了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土著人依然没有走出野蛮的状态。受气候的影响，德波从生活方式上把人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土地耕作者。他们居有定所，“生活方式最少动荡不安；他们有时间发明和完善他们的工具；他们有闲暇时间进行思考和反省”。第二层次为放牧者。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逐草而居，以“寻求新的草地，照料好他们的畜群，他们从来没有固定居所”。他们的生活方式“介乎于野蛮和文明之间”。第三层次“由靠着野生根茎植物和果实过活的人所构成，他们没有文化；行为举止多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土壤的肥沃；那些拥有可可和棕榈树的人，要比那些把野生橡树果实作为其基本生活来源的人，生活更为安逸，更少野蛮”。第四层次是以捕鱼为生的人。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与牧人略有区别，后者以驯养的家畜为生活来源，而捕鱼者依赖着运气或技巧来获得生活食物”。最后一个层次是狩猎者，处于最为野蛮的状态。他们“四处游荡，生活必需品毫无保障，必然担心他们同类的联合和人口增加。这是最大的邪恶，原因主要在于比鱼类更少的猎物随着每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而相应地减少。野蛮狩猎者的捕猎地点是荒野；他们居无定所，每走一步都距离社会生活更为遥远。即使他们搭建一个茅屋，那也只是供临时休息之用，而不是为了永久定居；他们永远不会与人或动物和谐相处，其天性是残暴的，其生活习俗是恐怖的：他们关注获取食物的手段越多，考虑自身提升就越少；在人类中，他们与食肉野兽没有差别，处于不合群的孤僻四足动物中间”。德波对人的这种分类是否与事实相符，另当别论，但他显然是为贬低美洲土著人寻求理论解释依据。在这五个层次中，美洲土著人处于最低层。这种分层既凸显了欧洲农业文明的优越无比，又为他随后描述美洲土著人身体机能发生退化做了比较有用的铺垫。

　　在启蒙运动时代，农业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主旋律，有无农业活动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德波同样强调农业在人类从野蛮向文明过渡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导致劳作之人从野蛮状态到组建政治体制：土壤耕种的越多，收成就越为丰富，耕种者得到教化也就越快。农业的首要影响是让人固定下来，从此刻起他们便被半文明化”。他们逐渐文明化是农业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农业等同于文明，耕种者自然位于德波上述分层的顶端。按照德波的描述，所有人降临到世间时与野兽无异，与其说是受理性制约，不如说是受气候控制。他们的行为无既有模式可循，只是出于心血来潮和生存需要，但只要是人，生来都被上天赋予了“可改善的胚芽”。这种胚芽能够开花结果受到自然禀赋的限制，多属于后天努力的结果。只有通过农业，任何种群才能放弃四处游荡的狩猎，修盖固定居所，由此从“野蛮的性情”进步到受规章制度约束的社会。一旦人们摆脱野蛮状态，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艺术和科学开始出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权被确立，继而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但这种发展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几乎难以变为现实，原因主要在于极端的气候成为他们从原始状态向文明社会转变的最大障碍。由此可见，美洲“自然界缺乏活力导致人们处于原始状态，以至于他们的语言缺乏表达抽象或综合观念的含义。他们甚至不能数超过三或四以上的数字”。美洲不具备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自然环境，德波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自然就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了。

　　德波从总体上否定了美洲，读者在《美洲人研究》一书中不仅很少能够阅读到他对美洲的正面描述，而且会深深地感受到德波向欧洲人展现出一幅令人恐怖的美洲图景。这种否定并没有脱离欧洲当时学界的主流思潮，实际上是以美洲为例来探讨自然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美洲土著人难以走出野蛮状态，而野蛮的土著人只能被动地依靠着自然界所提供的野生动植物生存，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想到扭转美洲自然环境“恶劣”的趋势。德波对美洲的总体否定显然走到了极端，却满足了欧洲很多人的种族或文化优越心态，同时为他系统阐述美洲人的“退化”拉开了序幕。

三、自然环境与动植物的“退化”

　　在启蒙运动时代，欧洲人对美洲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想象与事实之间，他们对美洲的异国情调很感兴趣，无不希望能够在这个尚未开化的大陆看到与文明欧洲在各个方面的不同。这样，那些带着先入之见的欧洲人势必会迎合这种喜好，把美洲与欧洲在本质上的区别描述得淋漓尽致，很多描述显然与事实相距甚远，却广有市场，被绝大多数欧洲人津津乐道。这就是“美洲退化论”很长时间能够在欧洲学界占据主流以及对欧洲人构建美洲形象产生很大影响的基本原因。对美洲自然环境的贬低是支撑“退化论”的首要前提，布丰系统地阐述了这个命题。杜加金认为，从退化角度来看，布丰主要集中在“新大陆”动物的退化，而德波的主要兴趣则在人的退化。杜加金详尽地研究了布丰与德波的美洲退化思想，他的这个总结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实，在贬低美洲上，德波吸收了布丰的基本观点，但比布丰走得更远，几乎是全面否定了美洲。德波把退化的笔墨主要放到美洲人的身上，不过很难避开美洲动植物的退化，否则他的“美洲退化观”就是不完整的，即使是简明扼要或了无新意，也会在布丰阐释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在想象中把恶劣自然环境下的动植物退化向前推进一步，使之构成其退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动植物的退化往往是失去原生动植物的特性，向着低等方向演进。这种退化主要指植物或动物从多少代已适应的自然环境被移植到陌生自然环境时所发生的一种机体改变现象。机体退化是个十分缓慢的渐进过程，显然与被移植的动植物不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美洲与欧洲相比，其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缺乏发达的农业，美洲土著人很大程度上还是靠着自然界提供的天然“食物”生存，其构成的社会处于欧洲人眼中的野蛮愚昧阶段。实际上，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前，无论在地球上的哪个大陆，无不是动物成群，种类繁多，植物郁郁葱葱，高耸入云的树木枝繁叶茂，成片相连，一望无际。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向文明社会转变的本质一跃，却意味着对自然界原始状态破坏的开始。美洲绝大多数区域为“野蛮人”占据，尚未受到农业文明的洗礼，自然环境依然处于原生态阶段，具有前农业文明社会的各种特征。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的眼中，自然界的原始状态意味着与文明相距甚远或者格格不入，表现出“荒芜”和“野蛮”的特性，但并非必然与自然界的“不成熟”或“缺陷”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然而，德波要找到美洲动植物发生退化的根源，必会从这个大陆自然环境存在的缺陷入手。这样，即使在美洲，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植被茂盛，河流纵横，德波大概不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天然美景的画面，也要从中找出不适宜移植动植物生存的前提，既把美洲自然界的恐怖场面展现在欧洲读者面前，同时又使它们发生退化具有了先决条件。

　　气候是对动植物成长或生长影响比较大的自然条件，关于美洲气候是否有益于植物和生物的生存，18世纪后期欧美学界展开过针锋相对的争论，但对于坚持“退化论”的欧洲学者来说，美洲气候从来不适宜被移植的动植物保持原有特性。这种恶劣气候是动植物退化的主要因素，气候的改善受到其他自然禀赋的制约。德波对美洲气候恶劣的描述是其对美洲总体看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此前文已有所述。未开发的原始状态是美洲气候恶劣之根源，在德波的眼里，美洲的自然原生态环境无不体现出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成为土著人摆脱野蛮状态的最大障碍。美洲河湖交错，水系发达，但德波却强调美洲地面之水受到污染，含有不洁成分，人和动物长期饮用这种水，必会中毒甚或危及性命。此外，太阳的“暴晒导致这些毒水蒸发到空气中时，便会浓雾弥漫，海水中盐分也蒸发到空中”。空气中的水分给植物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要是植物吸收包含盐分很高的水分，显然既不利于植物的存活与生长，还会让植物机体内逐渐具有了毒素。因此，在美洲“发着恶臭的沼泽地带，生长着很多体内充满毒气的树木，其数量之多为其他三个已知世界所不及。这些树的汁液令人恐惧，被野蛮人提取出，将箭头浸泡其内，箭头一旦射中人和动物，即刻致命”。毒树在美洲随处可见，生活在东海岸的美洲土著人主要食物来源便是一种有毒植物，只不过是他们靠着技艺与经验使之无毒化。德波还谈到在欧洲气候条件下生长的细长草本植物，在美洲便长成了灌木丛，原因就是这些植物生长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硝酸钠。德波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美洲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含有毒性来描述美洲的河水和植物，其目的无非把美洲自然环境说成与欧洲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这样，欧洲优良品种的植物和动物迁徙到这种自然环境中时发生退化便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德波对欧洲移植到美洲之植物的状况没有太多描述，只是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美洲自然环境并不适宜保持这些移植植物的原本特性。在德波看来，“新大陆”的植物特性本来就难以与“旧世界”的植物特性相比，再勤劳的人也无法用美洲出产的葡萄酿造出入口回甘的葡萄美酒。在“圣多明戈和安的列斯群岛，人们甚至都不可能栽种葡萄树”，当然更谈不上酿造葡萄酒了。葡萄酒是欧洲人日常生活中很难离开的物品，德波由此暗示，即使把欧洲优良的葡萄品种移植到“新大陆”栽种，在美洲的气候条件下结出的葡萄根本无法达到能够酿造出美酒的质地。在移植到美洲的外来植物中，退化比较明显的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咖啡树，甘蔗也是个典型的例子。移植到美洲的甘蔗虽长势良好，但糖分明显不足。因此，诸如加纳利群岛、中国和埃及等地“制作的食糖优于美洲最好的巴西食糖”。德波得出结论是：“我们关于从欧洲移入美洲之植物退化的论断得到一个众所周知事实的证明，即用于建造船只的北美橡树，其耐久力不及欧洲橡树的一半。”对德波来说，美洲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植物，不仅难以与欧洲同类植物相提并论，而且在性能上远远低劣于后者。正如在这个论题上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詹姆斯•赛瑟尔指出的那样，德波对“美洲抱有严重偏见，其在两百余年前就宣称，美洲的咖啡豆质量低劣于也门、爪哇和波旁，因此欧洲的富人们将不打算喝这种咖啡。以此类推，美洲的糖也没有其他地方的糖甜，美洲的酒是由质量低劣的葡萄酿造而成”。当然，在欧洲移植到美洲的植物中也有比较成功的典型，德波以稻米为例来加以说明，认为“稻米在潮湿的土地上容易生长，却是不能受到鼓励的最坏农作物，原因就是种植稻米最不宜让空气变得纯洁。这也是种植稻米从法国完全消失的原因。在亚洲的炎热地区，空气干燥会克服种植稻米这种不良特性”稻米在美洲移植的成功本应是件好事，可是在德波的笔下却变成了“邪恶”。发展农业本来会使恶劣的气候获得改善，但种植稻米却出现相反的结果，会加剧气候的进一步恶化。德波对在美洲种植稻米的评价多与事实不符，他之所以坚持这一点，大概是不想让催生“退化”的气候以及其他自然条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关于美洲动物的低劣与退化，布丰在其多卷本的《自然史》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自此以后很少有赞成“退化论”的欧洲学者在涉及这一命题时能够超越布丰。18世纪末著名博物学家塞缪尔•威廉斯由此认为，美洲“所有动物在各个方面都是低劣的，这是欧洲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通常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绝大多数欧洲学者仿效布丰先生，信奉和重复相同的假设”。德波自然也不例外，他虽为当时欧洲学界公认的研究美洲问题专家，但在美洲动物退化上的所论并无多少新意，多是拾布丰之牙慧。要说有区别的话，德波在描述美洲动物低劣与退化时文字比布丰更为激烈。在德波看来，美洲动物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气候恶劣之影响，美洲的四足动物大概只有欧洲的六分之一；二是美洲缺乏大型凶猛的四足动物，相同的食肉动物与欧洲同类相比显得瘦小孱弱，凶猛更是谈不上了；三是美洲的动物通常长得丑陋畸形，食人蚁、貘和鸵鸟等便为明显之例；四是从欧洲输入美洲的家畜出现退化，要么外形发生趋向弱小的改变，要么不能大规模地进行繁殖。德波围绕这几个方面描述了美洲动物的低劣与退化，给他全面否定美洲做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注脚”。

　　动物的王国往往存在于尚未被人类脚步迈入的荒野区域，动物种群的繁盛无疑与气候条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美洲被欧洲人“发现”时，有多少种类的动物生活在这个大陆，很长时间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处于原生态的美洲肯定生活着各种动物种群。这些动物种群已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依靠着自然界形成的“铁律”生存与繁衍。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相同动物种群肯定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应该不会对动物的本性产生太大影响。欧洲提倡美洲动物退化的学者往往夸大差异性，以突出“新大陆”与“旧世界”动物在本质上存在的区别。德波不仅把这种差异突出到极致，而且强调生活在美洲的动物种类远远少于欧洲，很多欧洲常见的动物根本不存在于美洲。德波写到，据到过或生活在美洲的欧洲人观察，“新大陆”被“发现”之时，欧洲人就没有看见过生活在热带之间地区的大型四足动物。欧洲博物学家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怀疑，要么“在这种不利于动物界繁殖的气候下不可能形成大量的精液”，要么美洲“很早以前自然环境发生的突变毁灭了所有热带大型动物”。因此，美洲“既没有马、驴、牛、骆驼以及独峰驼，也没有大象”。除了大象之外，这些动物自古以来在欧洲已为人们所驯服，作为家畜有效地为人所用。德波所列的这些动物种类为“旧世界”之人所常见，在社会向农业文明过渡以及这种文明向前推进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美洲缺乏这些驯养动物，足见其动物种类要比“旧世界”少很多，同时暗示了无家畜的美洲土著人还处于居无定所的原始蒙昧阶段。

　　退化主要体现在从“旧世界”移入“新大陆”的动物身上，原因主要是它们不适宜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即使这些动物发生退化，那退化也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要经过很多代才能显现出来。然而，德波不是这样认为，声称这些外来动物被带到美洲大陆之后即刻发生退化，很快就变得发育不良，趋向矮小。它们“身高萎缩，本能和特性降低了一半。它们肉的软骨和纤维变得更为坚硬，犹如皮革。牛肉含纤维过多，致使在圣多明戈，人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嚼碎”。德波还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外来动物到美洲后发生退化。欧洲绵羊在巴巴多斯退化比较严重，从“旧世界”带到“新大陆”的狗失去了吠的功能。16世纪初，有些欧洲人将骆驼从非洲带到秘鲁，但寒冷的气候使它们的生育器官功能下降，未能繁衍生息。葡萄牙殖民者经常考虑把大象引入巴西，但尝试数次未能成功，大象在巴西的遭遇类似骆驼在秘鲁的状况。大象比任何其他四足动物对食物和气候更为敏感，即使放归到森林中野生，也会失去生育能力。美洲南北气候差别很大，自然会导致相同外来动物在不同气候区退化程度是不同的。德波由此认为，在秘鲁，狗容易患上传染病，但在北部地区情况就不是这样；猪在宾夕法尼亚日渐变小，在其他区域身材会变形，但体型却保持与原来相同；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绵羊变得更小了，但羊毛柔软如故。在诸如牙买加等海岛，绵羊毛发生质变，变得坚硬粗糙，不能纺织成产品。欧洲人把很多动物带到美洲，它们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存在一个过程，机体出现些微变化当属正常，但德波却危言耸听地把这种改变夸张到极限，以此表明这个退化的大陆并不适宜外来物种的生存与发展。

　　美洲自然界的缺陷导致了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四足动物朝着“低劣”方向退化，动物退化的根源主要是美洲恶劣之气候使然，但这种潮湿的气候条件却有利于爬行动物的生长，昆虫遍地。德波在这方面倒是没有吝惜笔墨，完全从负面的角度描述了这些让人毛骨悚然之动物的状况。在德波看来，美洲潮湿的地面充满了腐败物，蜥蜴与毒蛇等爬行动物随处可见，昆虫成灾。这些爬行动物从被污染的荒凉地面流淌的腐败物汁液中吸取了毒分，身材变得巨大，很有活力。毛虫、蝴蝶、蜈蚣、甲虫、蜘蛛、青蛙和蟾蜍长得巨大，其繁殖速度超乎想象。像鸟一样大的蝴蝶，其繁殖力令人称奇。法国殖民地官员迪蒙•德蒙蒂尼（Dumont de Montigny）在回忆录中记载，法属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生长着重量高达37磅的青蛙，其叫声就像年轻公牛发出的怒吼声。德波对此评论道，像这种怪物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存在。只要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得不到改善，这些对人类生活构成危害的动物势必难以消除。德波由此总结说，即使是到了今天，美洲“最古老的欧洲殖民地依然未能消除这些肮脏有毒的动物，因为它们的繁殖受到环境的促进。在巴拿马，毒蛇泛滥；在卡塔赫纳，巨大的蝙蝠遮天蔽日；在波托贝洛，蟾蜍随处可见；在苏里南，白化病人愈来愈多；在瓜德罗普岛和其他岛屿殖民地，甲虫四处爬行；在基多，蚊虫乱飞；在利马，虱子和臭虫多的不可思议”。生活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深受其害，却一筹莫展。美洲缺少大型四足动物，却给有毒的爬行动物和昆虫提供了繁殖兴盛的环境。它们身材之大，让“旧世界”同类望尘莫及。德波对这些动物的描述不在于是否属实，而是想给欧洲人的脑海中增加一幅美洲恐怖的画面，同时给他贬低美洲再加上浓浓的一笔。

　　德波不是动植物学家，不具有鉴别美洲动植物退化是否成立的资质。德波关于美洲动植物退化的知识多是来自相关文本的描述，夹杂着他本人富有想象力的成分在内，明显体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欧“优”美“劣”是德波所处时代学界和社会的主流思潮，德波对美洲动植物的描述从低劣的角度揭示出与“旧世界”动植物的不同，一方面满足了欧洲人的优越心态，与时代主流合拍；另一方面构成了他否定美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土著人和克里奥尔人的“退化”

　　德波在《美洲人研究》中对美洲自然环境恶劣以及动植物退化的描述虽然作为其全面否定美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背景铺垫，德波这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而不是其他，这一点在书名上明确体现出来。美洲人作为研究重点是德波撰写这本书的初衷，一方面让自己的美洲观与布丰区别开来，在布丰系统阐释美洲退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另一方面把美洲描述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大陆，借此阻止欧洲人移民于美洲。从全书行文来看，德波对美洲人“退化”的笔墨主要放在当地印第安人身上。其实，对德波来说，仅此显然不足以在欧洲人脑海中留下美洲不宜居住的恐怖场面，也难以达到他报腓特烈大帝知遇之恩的目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德波必然把退化对象转向生活在美洲的欧洲白人移民后裔，把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因此，德波将书名冠之于对“美洲人”而不是对“土著人”的研究，显然意在表明“退化”对象不仅只是印第安人，而且还包括欧洲白人移民的后裔，后者的“退化”更能说明恶劣的自然环境如何使优越种族的生理机能或创新能力向着“低劣”方向的蜕变。

　　严格来讲，美洲土著人发生“退化”之说缺乏缜密的逻辑判断，德波从来没有涉及“退化”之前土著人的生理机能和生活方式状况，那么得出他们“退化”的结论显然不是以他们本身作为前提条件的，而是从欧洲人或欧洲文明的角度来进行推断的。欧洲中心主义是当时风行于欧洲学界和社会的主流思潮，早就根深蒂固于欧洲人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这种以我为主的优越观念出发，土著人在任何方面都应该是“低劣”的，身体机能发生退化便是“低劣”的主要表现，由此与文明的欧洲人在本质上区别开来。德波研究美洲，不可能置身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之外，土著人是否真正发生退化，其实对德波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大概在他的心目中通过树立起一个与欧洲文明对立的“他者”形象才是真正的关键。只有美洲土著人的野蛮无知，才能凸显欧洲人的博雅文明，只有他们的丑陋变态，才能衬托出欧洲人的英俊高大。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之下，德波多是在想象中开始他对美洲土著人的研究，甚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完全是根据证明自己观点之所需，将那些带有污蔑性的不实之词强加到印第安人的身上，以把他们构建为尚未走出野蛮的“他者”。德波宣称：“当西班牙人远航到新大陆时，他们在当时称为海地的圣多明各登陆，非常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人种，懒惰是他们的主要特性。每天的主要时间是吃饭和跳舞，其余时间便是昏昏欲睡，丝毫不考虑明天。大多数人既没有反应，也没有记忆，几乎是全身裸体，常常沉迷于吸烟的吞云吐雾之中。”德波在书中没有标明上述之言的出处，或许纯粹出于想象，目的显然是向欧洲人提供一个负面的美洲土著人形象，为随后描述他们的“退化”埋下伏笔。

　　与欧洲白人相比较，美洲土著人身体的“退化”首先在外表上明显表现出来。欧洲成年男性毛发旺盛，留络腮胡者比较常见，体现出男子的阳刚之气。在德波的笔下，美洲土著人绝大多数“没有眉毛，无人有胡须”，他们“任何身体的部位和生殖器部位缺乏毛发，这使他们与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缺少毛发是身体的一种缺陷，追根溯源是“生殖器官出了毛病，因为鞑靼人和中国人或多或少也具有这种特性”。这种缺陷不是美洲某个区域土著人所特有，整个美洲的土著人无不相同。美洲土著人不仅在生理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而且长相畸形，不堪入目。德波描述了从巴塔哥尼亚人生活的沙漠地带到北回归线热带地区的岛屿和东部海岸印第安人之外表特征，他们的外貌没有多大区别，最后的结论是，他们“看起来丑陋可怕”。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的印第安人在相貌上接近早期欧洲人描述的野蛮人。他们“几乎没有脖子，肩膀高耸到耳朵”。这是“由于把巨大的重量压在婴儿头上所致，结果脖子的颈骨受到挤压，迫使他们蜕变成由上胸两根骨骼构成的凹陷。这些怪物从一定距离来看似乎是嘴巴长在胸部中间”。德波把生活在北部寒冷地带的爱斯基摩人视为“侏儒”，称他们为“人类中最微小的人种”。他们身材“一般不超过四英尺，长着一个硕大的头，肥胖臃肿，四肢短粗。只要观察他们的四肢，人们即刻就会意识到，严酷的寒冷气候遏制了身体组织的发育，这种气候让地面上生长的所有产品发生缩小和退化”。爱斯基摩人长得矮小，但具有印第安人的共同特征。种族是否优越首先在外表上体现出来，优等种族长相英俊，头发“多呈淡黄色，长着一双蓝眼睛，皮肤白皙，面色充满活力，个头很高”。德波定义的优等种族显然是指欧洲白人。相形之下，美洲土著人必然是不断退化的劣等种族，构成了“最无足轻重的卑微种族”。德波不大相信早期西班牙神父对印第安人外表夸张性的描述，生活在南美亚马孙流域的巴塔哥尼亚巨人便是一例，但为了证明土著人发生退化，德波多是在想象中构建了土著人的畸形怪异之外表，其夸张程度恐怕是这些与土著人多有接触的神父们所望尘莫及的。

　　美洲土著人缺乏阳刚之气，对人类繁衍所必需的男欢女爱表现出兴趣索然的态度。因此，他们“在爱情上毫无知觉，对女人极为冷漠。他们缺乏男子雄风，致使许多男人的乳房可以挤出奶，在巴西的一些部落。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哺育婴儿”。男性对女性缺乏爱怜既是阳气不足所致，同时又是对女性不屑一顾的表现，势必导致女性处在男性的暴虐之下。用德波的话来说，这种“体现在男性身上的冷漠，其必然结果便是残忍地对待妇女”。人类在由野蛮向文明过渡进程中，女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女性的尊重是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美洲土著男性对性爱缺乏激情，显然是身体机能发生退化的原因，而虐待女性却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德波由此引申出美洲土著人道德上的退化，他们体质能力的退化“造成了道德能力的丧失。退化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意识和器官，他们的道德性遭受了与身体程度一样的伤害”。美洲土著人没有道德观念显然受到身体器官退化的影响，不仅是他们难以走出野蛮状态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他们缺乏理性生活所导致的结果。美洲土著人对抽象的观念一无所知，欧洲人不必在“野蛮人中间寻找”能够使自己得到升华的“假设”。在这方面，他们与动物几无区别，根本“不知道这种假设将推论出什么”，甚至“从未考虑到灵魂不灭”。言下之意，美洲土著人在理性思考上与动物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在智力上充其量只是处于儿童阶段，尚未达到“成人”水平。这种状况显然是他们没有文化所致。当欧洲人15世纪登陆西印度群岛时，他们发现没有一个美洲人能够读写，即使到现在依然没有能够思考之人。秘鲁人是印加帝国的臣民，在美洲土著人中算是最为开化的种群。德波并未避讳他们在进步程度上与美洲其他地区土著人的差别，但“秘鲁人既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还不能制造铁器；他们需要表达空间、时间持续、物质、精神等词语；没有物质符号或没有他们想要的数字术语表示，他们不能计算”。从这些情况来看，他们“更加愚昧无知，很少勤奋努力，缺乏创造力”。美洲土著人的“退化”与难以演进到文明社会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退化”导致理性思考的缺失，这种缺失进而加剧了“退化”。德波甚至危言耸听地指出，要是“我们的地球只余下野蛮人居住，那其场景便会变得十分恐怖，荒芜凄凉”。德波对美洲土著人“退化”的描述最终归结到欧洲文明与美洲野蛮难以共存的命题，同时在美洲土著人“退化”的衬托之下凸显出欧洲文明的“优越”，此乃为德波研究美洲土著人“退化”的真正意图所在。

　　在德波的著作中，克里奥尔人主要指生活在美洲的欧洲白人移民后裔。德波不是首次涉及克里奥尔人发生退化之人，在布丰系统阐述美洲退化论之前就有一些欧洲博物学家提出这个命题。布丰不赞成这种看法，反而把扭转美洲动物和人的“退化”寄托在白人移民后裔改造美洲自然环境的活动之上。德波在这个问题上可谓超越了布丰，明确表明克里奥尔人的“退化”趋势，即“进入美洲的欧洲人像动物一样发生退化；这是气候不利于人或动物进化的证据”。从德波的一生来看，他可谓个坐在书斋中苦思冥想之人，但教堂之外的世俗喧嚣让这位具有神父头衔的学者没有完全甘于寂寞，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研究与现实政治结合在一起，配合普鲁士王室达到阻止本国公民移居美洲的目的。这种政治取向不是德波全面否定美洲的根本原因，却是他阐述克里奥尔人发生退化时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洲“恶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对生长或生活在这个大陆的任何动植物和人皆会发生影响，克里奥尔人概莫能外。德波是从欧洲带到美洲的动物发生退化推断出欧洲移民后裔很难独善其身，不受自然界铁律的局限。因此，这些来自欧洲的“动物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明显的退化，不管在形状上，还是在本能上莫不如此。这种现象将导致我们可以假设，人也经历了由空气、土地、水以及食物带来的一些影响；但由于人比动物更能抵制气候带来的这些最初影响，所以他们体质的变化以及智力的削弱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然而，随后把他们与新来的欧洲移民相比较，一些区别便开始显现出来；经过不断地观察之后，显而易见，早期认为他们可能会退化的确是一个现实。最后，我们现在能够万无一失地断言，第四代和第五代的克里奥尔人与欧洲人相比天赋更少，更缺乏获取知识的能力”。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里奥尔人在体质和智力上的“退化”就愈加明显，欧洲白人种族的优越特性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在开化程度上他们距离美洲土著人倒是越来越接近了。

　　在德波的笔下，美洲土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改变其愚昧无知的特性。他举例说，自美洲发现三个世纪以来，一些美洲土著人被殖民者带到欧洲。欧洲人试图让他们获得各类教育和先进文化的熏陶，但“无一人成功地使自己在科学、艺术和商业方面成就大名”。美洲土著人可谓“朽木不可雕也”。克里奥尔人身体内流淌着白种人的血液，在人种上大大优越于土著人，但由于处在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之下，他们在智力开发和创造力上差不多接近于在欧洲受到教育的土著人。这种结果与克里奥尔人的早熟有很大关系，早熟势必“意味着寿命短暂，与其面相的反常是相一致的。克里奥尔人接近青春期时便开始衰老了，青春活力在其身上不复存在，机体越来越变得迟钝”。言下之意，一些克里奥尔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他们的创造力已不复存在，其智力像体质一样发生了难以遏制的“退化”。德波以就读于美洲大学的克里奥尔人为例来证明这种趋势。他们中间“从来产生不了著名人士。毕业于利马圣马克学院的学生永远不可能撰写一本书，哪怕是一本不堪卒读的书”。这所在美洲大学中享有最好声誉的学校尚且如此，美洲其他大学更是培养不出对人类文明能够产生影响的人物了。法国学者戈丹先生应聘到秘鲁一所大学教授数学和天文学，他发现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听懂他的授课内容。在美洲传教的耶稣会士记载，圣菲学院学生多达万人，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么多的学生中间未曾产生过任何“名师、哲学家、医生和科学家，他们的名字从来没有越过海洋，在欧洲为人所知”。因此，“在整个美洲这片土地上，从合恩角到哈得逊湾，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学问家或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即使到了现在，克里奥尔人“都未能产生一幅可以摆放在奥尔德曼收藏室的画”。克里奥尔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缺少成功人士。这种状况“必须归因于体质的真正缺陷和身体的退化，一种不利于健康的气候损伤了人种。即使他们在墨西哥或在利马学习，他们的名字依然是黯然失色。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关于美洲动物、昆虫、植物、矿物、气候、奇异现象的研究成果”。德波笔墨至此，还没有忘记强调欧洲人在这方面的独具优势，即“欧洲是世界上唯一产生自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地区”。生活在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是否像当地土著人一样发生“退化”，在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启蒙时代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德波没有对之避而不谈，而是言之凿凿，使克里奥尔人的“退化”跃然纸上，构成其美洲退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德波在阐述美洲人“退化”时信誓旦旦地表明对他们“不抱有仇恨，不抱有偏见，不抱有敬重，而只是事实”。这段话多少有点“欲盖弥彰”之嫌，德波恰恰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观察美洲的，其得出美洲人“退化”的判断很难说是基于“事实”之上，显然是多出于主观上的想象。欧洲移民后裔发生退化是德波对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发展，也是他与布丰在退化观上的最大区别之处。从逻辑推理上讲，德波从移植动物退化中推论出克里奥尔人“退化”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克里奥尔人不可能超越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的“退化”一方面更能证明美洲自然环境的缺陷对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使其体质和智力向着更低层面的蜕变；另一方面给本土欧洲人提供了一幅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大洋彼岸大陆的恐怖，使那些本来打算移民于美洲的欧洲人望而却步。德波对克里奥尔人“退化”的阐述给其全面否定美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余论

　　德波对美洲的全面否定在当代人眼中可谓荒诞无稽，不足可信，但在欧洲中心主义占据优势的启蒙时代，这种极端观点把美洲贬低到无以复加之地步，既符合欧洲人看待“旧世界”之外文明的主流思潮，又满足了欧洲人对本地区文明优越的自傲心态。这是德波的“美洲退化观”能够在欧洲多数读者中引起共鸣的主要原因。到了启蒙时代，美洲沦为欧洲大国的殖民地近三个世纪，欧洲传教士、殖民者、观光者和学者等撰写的关于美洲的文字亦有很多，但一个完全真实的美洲并没有展现在欧洲人的面前。毋庸置疑，很多文本叙述不乏包含大洋彼岸大陆的真实，但叙述者对于在美洲的所见所闻已经具有了选择性，他们多不是客观地介绍美洲，而是以猎奇者的眼光捕捉“新大陆”与“旧世界”的区别，往往是有意识地掩饰两个大陆自然环境和人文习俗的同质性，无限地夸大差异性。这种文本叙述迎合了读者对欧洲之外人类生存状况的好奇心态，把美洲作为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对照物。欧洲自由主义者往往会让美洲扮演谴责欧洲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角色，但同样把欧洲文明的“优越”体现在字里行间。德波在对美洲人的所谓哲学研究中，对过去留下的美洲文本材料多予以严厉谴责，主要批评这些文本所传递的知识之不真实性。实际上，德波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这种“先入为主”的叙事模式，以欧洲文明作为制高点来观察美洲所展现的一切，完全是在想象中构架出一个美洲“他者”的形象。在南美洲生活多年的西班牙殖民者后裔胡安•伊格内修斯•马利纳，在1776年出版的著作中声称德波对美洲的研究犹如是描述“月球及其居民”。言下之意，德波完全是在想象中来构架自己研究美洲理论框架的。马利纳是南美人，他的批评多是以事实为据，不过很难引起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对德波美洲观的质疑。就德波这部著述而言，“不真实”是人们以后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但在德波所处的那个时代却作为“真实”在欧洲社会广为传播。美洲“野蛮”成为映照欧洲“优越”的一面镜子。德波的《美洲人研究》一书对美洲扮演的这种“野蛮”角色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美洲人的“野蛮残忍”成为缺乏文明“洗礼”的象征，这种观点贯穿于《美洲人研究》全书，成为德波全面否定美洲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德波是启蒙时代公认的研究美洲问题专家，“相当成功地把新大陆的荒凉、孱弱和普遍低劣之形象传递给旧世界”。与布丰、雷纳尔和罗伯逊等美洲退化论的代表人物相比，德波与他们对美洲的看法无本质区别，但显得更为极端，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对读者更具诱惑力。德波的美洲观虽不是“昙花一现”，但想象毕竟代替不了事实。随着美洲真相不断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德波关于美洲的看法遭到否决乃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略）

（作者：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