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斌、张弛：巴尔干战争前后英国的“协调外交”

内容提要：巴尔干战争所引发的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体系变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危机期间，英国以大国集体会议的形式化解各方矛盾，不仅维护了“协调外交”体系，也令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得到保证。在处理巴尔干战争后续问题时，英国却放弃“大国一致”原则，转而与法俄同盟协同行动，欧洲的多极协商格局正式演化为两极对峙，“协调外交”体系就此瓦解。“协调外交”处理巴尔干战争危机及其后续问题的教训是，尽管大国之间的协调外交可以解决个别问题，但没有解决国际体系的根本问题。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为“协调外交”敲响了丧钟，而“七月危机”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新时代的大幕。

关键词：协调外交　巴尔干战争　英国外交　大国一致原则　一战起源

　　20世纪初，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接处的巴尔干半岛成为各种国际矛盾的交汇点。两次巴尔干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次重大国际危机，在此次危机中，英国等欧洲大国积极介入各方冲突，虽仍能以延续百年的“协调外交”与“大国一致”原则在巴尔干地区重建短暂和平，却未能察觉旧体系在危机之后已寿终正寝的现实，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因此紧随而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形成这一问题上，学界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其二，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两大军事集团，理由是英国与法、俄两国的协约只是为了调解殖民地利益，未有政治或军事承诺。中西学界往往更重视一年后的“七月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系，仅将两次巴尔干战争的后果描述为加剧了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或恶化了俄奥关系，进而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根据本文利用档案资料研究所揭，英国在危机期间，为避免欧洲分裂，多次牺牲俄国这一协约伙伴。可见，英国当时并未放弃“政治掮客”的角色。巴尔干战争所引发的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关系变化中的重要节点，体现在“协调外交”机制失灵与两大军事集团的正式形成。早在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开始涉猎巴尔干战争和“协调外交”的相关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档案文献的陆续公之于世，新资料的发掘、个案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的扩大，研究范式的涌现，学者们对两次巴尔干战争的阐释也更加详尽。21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从积极和消极两大层面审视“协调外交”的历史功用。相较国外学者，国内学界对相关命题讨论不足。两次巴尔干战争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史及地区通史的写作之中，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而“协调外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和历史分析之中。作为“协调外交”机制的最后一次实践，英国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外交行为，以及二者的逻辑关系并未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在研读英国外交部最新档案资料基础上，爬梳巴尔干战争中英国外交的流变轨迹及其与大国的博弈互动，从而厘清巴尔干战争与第一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演进逻辑。

一、巴尔干战争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协调外交”

　　维持欧洲均势是19世纪英国一以贯之的外交哲学，而“协调外交”则是其实现均势的主要工具。英国以自身大国地位，调解“协调外交”体系内大国的利益冲突，既阻止某一大国取得主导地位，也防止大国的过激行为。就19世纪晚期的东方问题而言，英国凭借“协调外交”保证了在奥斯曼帝国衰落过程中，奥斯曼帝国治下地区秩序变化的有序性，进而保证帝国本土与印度之间军事和商业要道的安全。1878年的柏林会议即是该战略的体现。在此次国际会议上，英国偕同其他欧洲大国迫使俄国放弃控制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恢复了中近东均势。此后，为制衡在该地区势力迅速扩张的德国，英国又转而与俄国接近，并在1908年末爆发的波斯尼亚危机中化解俄国与奥匈帝国的矛盾。

　　然而，在大国博弈中被忽视的巴尔干诸小国并不甘心扮演棋子的角色。在波斯尼亚危机中，《柏林条约》的权威因奥匈帝国吞并名义上尚属奥斯曼帝国的波黑地区而被破坏。此一行为既令诸小国倍感威胁，也令它们看到突破条约限制的可能。不仅如此，随着英国国际影响力及其对他国制约力的下降，大国多边协商和自我克制转变为对单边优势的追逐。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受辱的俄国并不甘心服从于英国的战略利益，不断在巴尔干小国间斡旋穿梭，最终促成巴尔干联盟，地区局势也因之骤然紧张。英国外交部意识到，该联盟并非斯拉夫人的反奥匈帝国同盟，而是旨在瓜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战时同盟。若巴尔干战争爆发，极有可能导致奥斯曼帝国瓦解，进而引发大国争抢奥斯曼帝国领土。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主动介入局势。

　　1912年7月中旬，奥斯曼帝国发生政变，较温和的自由统一党(Liberal Union Party)取代统一和进步协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英国外交部看到了巴尔干局势缓和的一丝希望，决定以奥斯曼帝国政权更迭为时机，维持巴尔干地区的现状。第一，英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尽可能以最快速度提出改革草案，变动治下的欧洲疆域。第二，英国婉拒奥匈帝国发出的照会，并游说其他国家不要轻举妄动。在英国看来，在此紧要关头，切勿要求奥斯曼帝国允许巴尔干地区“自治”，否则会产生两种恶劣后果：一是引起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哗变；二是掀起巴尔干地区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最终引发战争。英国为了让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拥有更多的时日，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施压，告诫两国“放弃和平政策将意味着丢掉全欧洲的同情”。此外，俄国也发现自己处心积虑构建的联盟可能要分崩离析，因此，对巴尔干联盟各国进行警告。

　　构建一个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秩序符合欧洲大国的利益。1912年9月22日，法国又提出由大国联合施压奥斯曼帝国，要求后者改革内政。英国外长再次拒绝该建议，他担心大国的极限施压会导致奥斯曼帝国新政府的反弹，且英俄支持法国建议，存在被国际社会理解为“大国形成两大集团”的可能，而这是他一直极力避免的后果。

　　至1912年9月25日，巴尔干联盟和奥斯曼帝国已剑拔弩张，双方均向边境动员部队。面对持续恶化的巴尔干局势，经过商讨，法、俄再次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强烈反对打破目前巴尔干稳定局势的任何行动；二是即使双方爆发战争，各大国拒不同意战后的领土变更安排；三是根据《柏林条约》相关规定，在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由各大国监督奥斯曼帝国对其欧洲领土进行行政改革。英国外长对前两点没有异议，但拒绝支持第三点建议。他担心一旦某一大国接管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领土，极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实质占有。

　　英国之所以多次否决和平照会，是因为其低估了巴尔干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战前英国派驻各国的外交官发往伦敦的报告中鲜见对战争的预测，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说服奥斯曼帝国改革以使巴尔干联盟放弃武力。1912年10月8日，各大国将按照英国建议修改后的集体照会递交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联盟各国。然而同日，门的内哥罗向奥斯曼帝国正式宣战，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也以奥斯曼帝国拒绝改革为由，于数日后对后者宣战。

　　总之，自1912年夏以来，巴尔干地区的潜在危机对大国所造成的共同威胁，再次激起各大国的集体反应，它们多次试图以“协调外交”的名义平息巴尔干地区待燃的战火。然而由于英国的消极态度，各大国始终无法就近东局势发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未能阻止巴尔干战争爆发。原因有四：一是巴尔干联盟国家认为，巴尔干地区秩序主要由巴尔干联盟决定，完全可以摆脱大国行动，甚至迫使大国追随它们；二是巴尔干联盟各国对如下二者承诺的迟迟难行深感失望：即奥斯曼帝国多次提出改革内政，英国等监督奥斯曼帝国推进改革；三是大国认为战争不会在1912年爆发，对引致战争爆发的种种情形没有深入研究；四是奥斯曼帝国对“改革换和平”建议并不热心，认为《柏林条约》的精神已被化为乌有，当前进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付诸实施。

二、巴尔干战争中英国“协调外交”的发展

　　巴尔干战争伊始，在意土战争中业已损失巨大的奥斯曼帝国无力抵抗巴尔干联盟的凌厉攻势。至10月底，除亚得里亚堡、斯库台及约阿尼亚等要塞之外，奥斯曼帝国军队均已溃败，巴尔干联盟胜局已定。

　　巴尔干局势的颠覆性变化，迫使英国放弃维持现状的既定策略，提出新主张：第一，同意巴尔干联盟提出的领土变动诉求。1912年10月，英国外长以国内舆论普遍同情巴尔干小国为借口，承认巴尔干联盟占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合法性。第二，维持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的完整，反对各大国分割奥斯曼帝国。为此，英国外长拒绝了陆军部提出的、借机施压奥斯曼帝国使之承认英国完全据有埃及的建议，他担心这会引发大国新一轮地缘政治竞逐。第三，英国向各大国建议，俄奥协调一致作为大国插手巴尔干危机的前提。英国在巴尔干危机初期的外交基本诉求就是：巴尔干半岛并不是战略重心，希望以自身影响力促成“协调外交”，阻止某一大国单独行动，尽快结束危机。此政策在随后的塞尔维亚出海口争端中得以体现。

　　塞尔维亚是根据《柏林条约》而诞生的一个内陆小国，因其国际贸易必须借道奥匈帝国而在经济上十分依赖后者。因此，塞尔维亚参加巴尔干同盟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是打通至亚得里亚海的通道，而这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战略完全矛盾，奥匈帝国的基本立场有二：一是倘若奥斯曼帝国难以统治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阿尔巴尼亚山区，则支持该地区自治或独立；二是不允许塞尔维亚获得直达亚得里亚海的通道。由此可见，其战略非常明确：阻止塞尔维亚拓展力量，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随着战争的持续，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已成必然。

　　塞尔维亚先发制人，于11月7日在诸多场合公开表达对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诉求，并声称该诉求得到俄国支持。奥匈帝国对此反应激烈，而俄国则以延长俄属波兰境内军队的服役期限作为回应。为此，德国在支持其盟友的同时，给出一个折中方案：可以将亚得里亚海的某商业港口以及一条通往该港的铁路交给塞尔维亚，确保后者的贸易通行。上述方案得到英国外长的欢迎，格雷既不关心塞尔维亚是否获得出海口，也不希望为俄国火中取栗，他更担心危机拖延，进而升级为国际冲突。缺少英国的支持，俄国也倾向于认可德国方案。但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俄国不愿再次接受类似外交失败，因此难以彻底否定塞尔维亚的要求。1912年11月9日，为迫使俄国做出更多让步，英国公开支持德国提议，并宣称以此作为解决出海口问题的基础。次日，奥匈帝国在英国的鼓励下宣称，塞尔维亚无权占有阿尔巴尼亚任何部分。

　　尽管失去英国的支持，俄国却因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鼓动，于13日突然鼓励塞尔维亚政府坚持以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当日，大为恼怒的奥匈帝国立即调兵，威慑塞尔维亚。面对意想不到的变局，英国外交大臣展开外交攻势以阻止俄国单独行动，挽救行将瓦解的“协调外交”。14日，英国拒绝承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支持俄方，反而向德国表示，英德之间不存在矛盾，应当通力合作以消弭危机。英国外长的表态效果明显，令俄国倍感压力的同时也促使德国更坚决地支持其盟友。11月16日，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向俄国政府表态，称为亚得里亚海一个港口而兵戎相见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英国大使的这番言论为俄国政府说服国内反对势力提供了借口，此后俄国态度明显软化，撤回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

　　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之争是巴尔干战争期间各大国第一次交锋。仅在数日内，英国外长即不顾俄国利益，两次拒绝后者请求，可见其以外交手段尽快处理危机的决心。而英国主动接近德国的行为也表明其继续坚持“协调外交”的外交思维，不希望欧洲出现大国集团对峙的局面。

　　由于巴尔干联盟未能攻克奥斯曼帝国军队固守的几个残余据点，巴尔干战场于11月底陷入僵局。德国借机提出召集“大使会议”。该建议得到英国外长格雷的积极响应，一方面，国际会议便于各国交换各自利益诉求，也有利于大国斡旋并达成“大国一致”，符合“协调外交”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格雷也希望借大使会议的机会，进一步缓和英德关系。

　　大使会议于12月17日在伦敦开幕。此次国际会议是自柏林会议后，欧洲六大国代表首次聚首。会议达成共识，各国承认了自巴尔干战争爆发以来奥匈帝国一直坚持的基本诉求，阿尔巴尼亚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得自治地位。不过由于担心阿尔巴尼亚成为奥匈帝国的附庸，俄国大使提出奥斯曼帝国苏丹继续拥有阿尔巴尼亚宗主权的要求，而其自治权由六大国保证。此后，在英国的劝说下，俄国同意了德国提出的有关塞尔维亚出海口的提议。12月20日，伦敦六国大使会议最终决定，将阿尔巴尼亚某一港口作为塞尔维亚商贸口岸，该港口应是一个中立的自由港，并由一条国际共管的铁路与塞尔维亚相连接。然而，尽管俄国与塞尔维亚做出了让步，但奥匈帝国却在阿尔巴尼亚边界划定问题上令英国和俄国大为失望。前者并没有在其提出的边界草案中做出适当让步。按照奥匈帝国的方案，阿尔巴尼亚将斯库台(Scutari)、迪勃拉(Dibra)、佩奇(Peć)等地区纳入北部边界，且将德亚科瓦(Djakova)纳入东部边界。数日后，塞尔维亚在俄国暗示下将上述地区分别划归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就此引发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阿尔巴尼亚边界之争。

　　争议之初，英国外长为维护英俄关系，提出俄国在塞尔维亚港口问题中已经做出了巨大退让，因此有理由要求奥匈帝国也做出相应的友好举动。但英国的斡旋效果不佳，奥匈帝国对其建议并未给予回应，争端反而在1913年1月被推向顶峰，两国均开始在边境地带动员军队，并表示不能退让。面对僵局，英国外长格雷在请德国说服奥匈帝国的同时，也出面劝说俄国以暂时的退让换取长远利益，称奥皇年事已高，一旦去世，塞尔维亚等斯拉夫国家仍有机会继续扩张。在这些行动之外，格雷还威胁称，倘若争端双方仍不愿退让，他作为大使会议的主持者，将计划出面组织边界委员会前往巴尔干半岛考察，而这只会令双方利益均受损害。

　　英国外长的策略取得了较好的后果。俄国被说服了，而德国的回应也很积极，不仅表示尽全力化解争端，而且严守中立，并保证大国团结。至1913年1月底，在英德的斡旋下，六大国大使达成一致：阿尔巴尼亚占据斯库台地区，其东部边界向西后退。此外，大国还一致决定保加利亚占有亚得里亚堡，约阿尼亚属于希腊。

　　由于奥斯曼帝国不肯遵循大国意愿交出领土，巴尔干战事于2月重开。至3月，希腊和保加利亚在攻占约阿尼亚、亚得里亚堡后，以保证不扩大战事换取大国认可。不过门的内哥罗却不顾大国决议，继续围攻被六大国划归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为避免该国行为造成“既成事实”，进而破坏早已达成的“大国一致”，引发新冲突，英国外长要求各国保证严守大使会议决定，并以全体大国的名义对门的内哥罗施压，甚至准备动用各国海军封锁其海岸。门的内哥罗在重重压力之下，于5月初撤出了斯库台地区，英国主持的协调外交也得以维持。大使会议的各国代表在《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上签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至此画上句号。

　　“协调外交”体系内的领土变更需经所有大国认可，因此巴尔干同盟的胜利是对该体系的严重挑战。各大国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将各参战国纳入多边协商，为此次战争中的领土变更赋予“合法性”。伦敦大使会议即是这一思想的产物。英国外长通过大使会议实现了英国政府的既定外交诉求，其本人也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久，巴尔干联盟内部就开始为领土之争而同室操戈。矛盾一方是保加利亚，另一方是塞尔维亚、希腊，冲突的核心问题是马其顿、色雷斯与色萨利等地归属问题。1913年6月29日，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保加利亚向马其顿地区的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发动进攻，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英国担心俄国或奥匈帝国会亲自介入小国争斗，因此决定以“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外交应对巴尔干局势。英国的“不干涉”外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放任局势发展，实质是其率先宣布不干涉小国之间的内斗，并以自身实力及“大国一致”原则，从而迫使其他大国也同样“不干涉”巴尔干地区事务，使战争局部化，这本质上是“协调外交”原则践行的另一种范式。首先，格雷于当月26日向法国表示英国将秉持“不干涉”方针，并希望其他大国不要破坏“协调外交”原则而单独行动，法国随即表示赞同。如此一来，英国得以断绝法国对其盟友的支持。之后，格雷于次日即向俄、德大使告知英法态度，并传递合作意向。德国认可英国政策，并表示约束奥匈帝国，而俄国大使则承诺将冲突局部化。格雷的外交活动表明，英国一方面是“协调外交”大国势力均衡的斡旋者，另一方面则事实上扮演着协约三国首领的角色。

　　英国主张的“不干涉”外交随之对巴尔干地区事务产生的影响巨大。尽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局势远远超出俄国的预期：保加利亚军队被希腊和塞尔维亚联手击退，前者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也派遣军队占领与保加利亚争议之地。但由于受制于“不干涉”外交，俄国对于上述事件仅在口头上反复要求各国停战而未有任何越界行动。同样因为英国的表态，虽然奥匈帝国曾一度考虑出兵救援保加利亚以拉拢之，但由于德国支持“不干涉”外交，且不愿破坏罗马尼亚与三国同盟集团的关系，奥匈帝国不得不放弃自身野心。7月30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各参战国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并于8月10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合约(Treaty of Bucharest)》。

　　正当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即将停火之时，英国的“不干涉”外交政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7月16日，奥斯曼帝国军队越过《伦敦条约》规定的新边界，重占亚得里亚堡。奥斯曼帝国的行为有违国际法原则，格雷担心俄国利用此事件支持保加利亚，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势力。不出预料，两日后，俄国大使即向格雷发出警告，要求奥斯曼帝国不得违反《伦敦条约》的相关规定。如果奥斯曼帝国继续恣意妄为，大国将动用海军迫使其撤出占领地区。此时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正在就巴格达铁路问题进行外交谈判，格雷不希望因亚得里亚堡的归属而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变故，因此决定以“不干涉”姿态等待事态发展。仅数日后，更急于改善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德国明确表示，反对大国集体施压奥斯曼帝国的行动，英国随即以“协调外交”为由，同样拒绝参与海军示威。俄国计划就此流产。

　　但鉴于俄国国内对奥斯曼帝国开战的热情异常激烈。为了避免俄国单独行动而破坏“大国一致”原则，英国从如下层面进行应对：

　　第一，坚决要求德法与英国一同坚持“不干涉”外交，确保大国一致。格雷指示英国驻两国代表先后询问驻在国政府态度，德、法外长以任何武装干涉均有可能诱发奥斯曼帝国解体为由，明确赞成英国政府的建议。两国的表态既断绝了盟友对俄国的支持，也间接鼓励了奥匈帝国对俄坚持强硬态度。

　　第二，拒绝俄国建议。7月26日，不甘受挫的俄国外交部又提出新方案：即英、法、俄三国成立联合舰队协同行动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英国对此一口回绝。其考量有三：一是防止出现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直接对立的局面；二是某些国家不经全体大国商讨，单独行动，破坏了“协调外交”思想；三是担心大国各自行动而导致国家秩序出现混乱，更无法有效阻止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

　　第三，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有限加压，既达到阻止冲突扩大的目的，也不至于破坏两国关系。一方面，7月24日，英国外长格雷公开宣布，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严守《伦敦条约》有关边界条款的各项规定。但另一方面，格雷在两日后发给英驻奥斯曼帝国代办的指示中，指出《伦敦条约》可以进行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改动，前提条件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仅在色雷斯地区行动。同时他还提出警告：如果奥斯曼帝国军队进攻保加利亚旧有领土，英国将进行实质性干涉。英国的外交举措取得了明显效果，奥斯曼帝国在数日后即宣称以马里查河(River Maritsa)为停火线，停止军事行动。1913年9月29日，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Peace Treaty of Constantinople)，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随即结束。

　　在巴尔干战争中，格雷努力秉持“大国一致”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他运用英帝国的历史威望，说服俄国对奥匈帝国做出妥协；另一方面，他又与德国大使在恢复巴尔干和平这一短期利益上结成“盟友”，并通过后者向奥匈帝国施压，最终维护了“协调外交”体系。英国通过与德法协调一致，对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施压的外交举措，不仅实现了“不干涉”外交的基本诉求，而且缓和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尽管格雷极力扮演“政治掮客”的角色，但英国实际上正逐渐转变为协约三国的首领。这事实上也意味着，旧欧洲已鲜有大国能够扮演调解者角色，“协调外交”正逐步蜕化为两大军事集团的有限妥协。

三、巴尔干战争后续问题与英国“协调外交”的落幕

　　1913年8月，巴尔干地区似乎再度恢复了平静。尽管新生的阿尔巴尼亚国家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爱琴海上的诸多岛屿归属权也还存在争议，但为了避免伦敦大使会议变成次要问题的“垃圾堆积场”，英国外长格雷匆匆终止会议活动。然而，正是由于大使会议这一协商平台的缺失，此后与上述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不顾其他大国态度，数次单独干涉该地区事务，终导致“协调外交”在巴尔干地区落幕。

　　8月底，阿尔巴尼亚北部发生动乱。奥匈帝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动荡是由于塞尔维亚阻止阿尔巴尼亚人前往边境市场所致，目的是扰乱邻国，从而获得干涉借口，因此大国应该向塞尔维亚采取外交行动。此后数日，塞尔维亚军队打败阿尔巴尼亚人，越境占领了数个邻国城镇。得到消息的奥匈帝国向英国提议六大国联合向塞尔维亚施压迫使其撤军。英国认可该建议，但也表示需要时间商议，并警告奥匈帝国滥用大国联合行动只会导致大国权威的丧失。正当诸大国商议对策之时，奥匈帝国却以“协调外交”的名义，于10月18日单独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撤军的最后通牒，并要求其他大国一致行动。虽然由于俄国无意支持塞尔维亚，后者很快接受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但奥匈帝国的行为是1912年10月以来，大国在巴尔干危机中第一次单独行动，这显然是对“协调外交”原则的破坏。在英国外交部看来，尽管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是维护大使会议尊严的必要举措，然而奥匈帝国事实上是以该最后通牒挑战其他大国，格雷甚至质疑奥匈帝国试图抛开其他大国，以主导阿尔巴尼亚局势。

　　获得了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战略利益后，奥匈帝国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前者与希腊接壤的南部边界问题。在这一地区，奥匈帝国联合意大利应对希腊的强烈抵抗。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希望扮演协调者的角色。1913年9月，英国代表为了避免阿尔巴尼亚南部边境委员会分裂成两个政治集团，提议由英德组织调查团考察两国争议地区。然而，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会场。10月，争议地区爆发动乱，希腊的非正规武装进入该地区，旨在恢复秩序并造成希腊管控的既成事实。对此，奥匈帝国反应迅速，抢在英德协商大国一致行动之前，联合意大利向希腊政府递交照会，要求其于12月底之前撤军。这是奥匈帝国在一个月内对“协调外交”精神的第二次打击。相较上一次行动，本次联合照会更是放弃了“维护大国权威”的幌子，法意两国甚至因这一行动而互相谩骂。奥意两国的行动表明，失去大使会议的约束后，仅凭“欧洲协调”这一抽象原则很难阻止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

　　对上述争议地区的归属，英国有自身计划。格雷希望将这一问题与爱琴海岛屿归属问题一并解决，根据希腊总理的建议，他向各大国提议的方案是：当边境委员会完成划定边境的工作后，一方面要求希腊撤出争议地区，并承认前者拥有在巴尔干战争中占领的岛屿作为补偿；另一方面以意大利承认争议地区归属阿尔巴尼亚，说服意大利退出在意土战争中占领的、原属奥斯曼帝国的爱琴海岛屿。因此，英国并不反对奥意两国向希腊发出的照会，若上述方案能够实现，甚至希望将各大国重新拉回到“协调外交”的框架之中。

　　英国方案得到法俄两国的认可，不过该方案成功的关键则在于英国政府是否能够与德国政府达成一致，并通过后者使奥意两国“恢复理性”。然而，尽管德国政府对英国方案的内容没有异议，其外交大臣也因意大利对希腊“近乎狂热的仇视”而忧心忡忡，但德方反应并不积极，不愿意主动向其同盟国施压。这是自巴尔干战争爆发以来，英德首次未能就巴尔干局势达成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方案有损于奥斯曼帝国的利益，而彼时英德两国正在积极拉拢前者，德国不愿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迫使其将岛屿让予希腊，另一方面则源自德国对意大利立场的疑虑，不希望在涉及意大利直接利益的问题上冒犯后者。最终，在12月31日对英国方案的答复中，三国同盟依然只同意阿尔巴尼亚南部边界的处理办法，却将爱琴海岛屿问题搁置。英国方案受到冷遇再一次削弱了“协调外交”。三国同盟集团在面对解决巴尔干争端的一揽子计划时踟蹰不前，导致在国际争端中，第一次出现协约三国与同盟三国对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此次交涉中，德国未能体现约束其盟友的意愿，而这是“协调外交”成立的基础之一，德国政府不愿继续扮演缓和角色，对“协调外交”而言是一个巨大打击。

　　1914年1月14日，经过斡旋，三国同盟同意英国方案的回复姗姗来迟，格雷希望借此尽快草拟一份递交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照会，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协调外交”。为了避免出现另一次“斯库台危机”，格雷提出，为了确保希腊与奥斯曼帝国遵从联合照会，各大国应事先就以何种强制手段保证联合照会的权威性达成一致。然而，德国外交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该建议，并声称绝不会加入对奥斯曼帝国的武力威胁。德国对大国集体干涉的消极态度事实上令“协调外交”在国际问题中失去了权威性，小国得以毫无顾忌地拒绝大国集体照会。不仅如此，同盟三国甚至向奥斯曼帝国大维齐暗示，当英国主张以武力强迫奥斯曼帝国放弃被占岛屿时，是它们阻止了这一建议。德国政府的言行不仅令稍有缓和的英德关系再次受损，而且表明在爱琴海岛屿争议中，德国已不再是协调外交的一员，恰如奥意在阿尔巴尼亚边界争端中的行动。

　　1914年2月13-14日，缺乏大国武力担保的集体照会被送达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后者当天便拒绝了这份没有效力的文件。随后，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再次爆发动乱，亲希腊分子控制该地并宣布自治。尽管希腊政府表示与动乱无关并封锁海岸，但并不能打消奥意两国的疑虑。3月8日，同盟国集团联合向希腊发出照会，要求其放弃对亲希腊分子的支持，并拒绝任何修改边境的后续谈判。这份照会是“协调外交”在巴尔干半岛的“死亡证明”，表明同盟国集团不再认可“协调外交”，并将其与协约国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由此，数月内曾多次试图挽救“协调外交”的英国外交部终于承认三国同盟抛弃了“协调外交”，而俄国外长则明言这是协约国集团的外交失败，并敦促对同盟国发起反击。此后，为了反制三国同盟集团的单边行动，英国与法、俄就阿尔巴尼亚边界和阿尔巴尼亚银行问题展开磋商并决定一致行动。两大集团正式分道扬镳，再也未就巴尔干事务达成一致，而阿尔巴尼亚边境及爱琴海岛屿归属问题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能最终解决。

　　大使会议结束后，英国放弃了阿尔巴尼亚等问题的主动权，由此导致这些问题成为“协调外交”中最薄弱的关节。急欲在巴尔干半岛西部扩张势力的奥意两国主动放弃“大国一致”原则。随后，英德又因竞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而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两国在“协调外交”框架下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并不约而同地转而巩固与本集团伙伴的关系。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协调外交”的多极体系最终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转变为两极体系。相较后世之国联及联合国，“协调外交”既无固定条款，也无固定机构，仅靠体系内多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行为体互相牵制来实现，其行动逻辑是：欧洲大国举行广泛的多边协商，借此处理可能危及和平基础的事件。然而，至20世纪初，国际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欧洲大陆两极格局已经形成，英国成为仅存的大国利益协调者。而1914年3月，英国协同法俄反对三国同盟的行动表明，英国放弃了“政治掮客”的角色和地位，欧洲已完全分裂为两个实力相当且对立的大国集团，“协调外交”最终死亡。

　　不可否认，“协调外交”从欧洲滥觞到巴尔干落幕，主要原因在于整个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英国地位和角色的变迁，体现在巴尔干战争中英国外交取向由“协调外交”向大国结盟转变，反映了大国兴衰所引发的地缘政治与世界权势的变动。按照霍布斯《利维坦》提出的理论并进行推演，国际秩序要想避免混乱，必须形成一种均势格局。罗伯特?杰维斯也说，“协调外交”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实力均衡。在这种均势格局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稳居主导地位。“协调外交”机制要想畅通进行，各大国必须自我约束，推动多边外交的顺利进行。

结语

　　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以格雷为首的英国外交部通过“协调外交”实现英德“亲密合作”，不仅保证了“协调外交”机制的有效运作，成功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也令英德两国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进一步缓和，格雷曾表示，“我国与德国的关系得以提升，本人将尽力继续保持两国良好关系”。但在处理危机后续问题时，由于英国急欲从巴尔干事务中抽身，导致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奥意两国失去约束，率先背离“大国一致”原则；而英德两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则瓦解了“协调外交”赖以维系的基础。1914年3月，同盟国集团抛开协约国集团单独行动以及后者的反制措施表明，双方利益呈现完全对立状态，旧欧洲赖以维持和平的“协调外交”机制与多极格局均已不复存在。

　　“协调外交”处理巴尔干战争危机及其后续问题的教训是，尽管大国之间的协调外交与一致行动可以解决个别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国际体系的根本问题，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分裂且相互猜忌，军备的囤积和战争的准备工作依然在加速。大使会议可以决定斯库台的命运，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但并不能解决欧洲大国间日益失衡的均势。随着“协调外交”机制被破坏殆尽，大国间的战争已无可避免，且战争的时刻表大概率取决于下一次危机何时出现。不幸的是，“萨拉热窝事件”仅在数月后便接踵而至。尽管此一事件由于直接涉及一个大国，较巴尔干战争更为危险，英国外长格雷也曾幻想再次组织一场“伦敦会议或与之类似的会议”。然而，包括格雷在内的各大国外交官们均未能认识到，在这之前的六个月里，协调的向心力已无力抵抗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离心力，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为“协调外交”敲响了丧钟，而“七月危机”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新时代的大幕。

　　（注释略）

（作者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张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