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荣：种族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的对外宣传

内容提要：冷战初期，美国的种族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令其民主制度蒙羞，而且还成为美国外交的沉重负担，并关涉美国在冷战中的成败。因此，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在黑人民权事务上的对外宣传，通过小册子等多种方式进行海外宣传并开展公共外交，宣扬美国在民权领域中取得的进步，以及讲述美国种族关系的故事就是“进步的故事”。其目的是突显美式民主的制度韧性和纠错能力，捍卫美国“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但这种宣传的最大问题是偏离了事实的真相，故有损其宣传的可信性和效果。美国政府唯有进行切实的民权改革，才能改善国家形象。美国黑人等社会力量从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内种族关系的国际维度和美国在冷战中的困境。在冷战的特殊语境下，这种对外宣传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政府和黑人在民权改革上的利益趋于一致，进而演变为民权改革的动力，推动美国政府兑现民主的承诺。

关键词：美国　冷战　种族问题　国家形象　对外宣传　民权改革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美苏之间两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竞争的重要内容。苏联利用美国在种族领域中的失败打击美国的声誉，批判美国民主的虚伪性。许多亚非拉国家也因美国的种族问题质疑其民主制度。美国的盟友则担忧这一问题将损害整个西方的声誉。种族问题因而成为美国冷战外交的巨大负担。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政府除在国内进行一定的民权改革外，还不遗余力地开展海外宣传和公共外交，讲述美国种族关系的“进步”故事，试图影响世界舆论，掌握在种族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

　　对这一重大问题，学术界从冷战与美国新闻署的对外宣传、冷战与美国的文化外交、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梅琳达•施文克-波雷尔等学者聚焦于美国新闻署在冷战期间如何因应国内外政策的需要，向海外讲述美国的种族关系和民权运动，处理因国内种族问题而引发的海外形象危机，并突出美国种族关系“进步”和“和谐”的一面，以彰显美国民主的活力。潘尼•冯埃申等学者着重考察美国政府的冷战文化外交，尤其是美国政府如何利用“爵士乐外交”来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刻板认识和理解，但也指出美国政府的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差距，原因在于黑人“爵士乐大使”并不是官方驯服的木偶。此外，玛丽•杜齐亚克展示了美国政府如何利用布朗诉讼案判决的成果，向海外宣传美国在种族关系上取得的进步，提升美国的声誉。国内学者也对冷战初期美国应对种族危机的公共外交和海外形象塑造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既有研究侧重于考察冷战与美国新闻署的海外宣传以及美国的“爵士乐外交”。本文将美国的种族问题置于冷战背景下，分析它给美国的国家形象、信誉、民主制度和外交带来的负面影响，考察美国如何向海外讲述其种族关系的故事，探讨美国种族关系的宣传与国家形象的塑造，思考这种海外宣传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黑人等社会力量是如何利用美国宣传的困境和种族关系的国际维度，促进黑人民权改革共识的形成，并迫使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种族平等问题。

一、冷战初期美国种族问题的负面影响

　　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美国对外追求“领导自由世界”的目标，建构“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形象。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强调，“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选择其一”。第一种方式是“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之保障，言论与信仰之自由，免于政治压迫”；第二种生活方式所依靠的是“恐怖和压迫，操纵下的报纸和广播，内定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之压制”。当美国试图塑造“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形象，并宣称其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时，国内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更加严格的审视。因此，在冷战初期，国内的种族问题成为美国沉重的外交负担，令其困扰不堪。

　　作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头号对手，苏联自然会竭力批判美国的种族问题。苏联不仅在国内广泛报道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更在所有有色人种居住的地方进行宣传”。1949年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馆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不无忧虑地说，“黑人问题”是苏联反美宣传的重要主题，苏联媒体在诸如私刑、种族歧视、隔离和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的批评毫不留情，试图建构这样的美国国家形象，即美国黑人遭到残酷压迫，在美国现存政府体制下没有任何改善自身地位的希望。该电报认为，苏联媒体之所以关注美国的黑人问题，并不是为了改善美国黑人的地位，而是为了实现苏联的政治目标。这一判断大致是正确的。苏联在美国黑人问题上的宣传，不仅大力声援了美国黑人的民权斗争，而且破坏了美国精心建构的“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形象，威胁到美国冷战外交的重要目标，使美国在与苏联的较量中处于下风。

　　当美国在战后初期就东欧的选举问题向苏联施压时，国内的种族问题成为其外交的软肋。1946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提出抗议，指责苏联否定巴尔干地区人民的选举权。而苏联则反唇相讥，称“在贝尔纳斯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黑人也被剥夺了同样的权利”，并提醒他“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的问题上”。《孟买纪事报》(The Bombay Chronicle)在1947年3月22日发表《美国对黑人的迫害》一文，更为尖锐地批评道，“我们很早就知道，美国白人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使用私刑和其他残忍的手段对付黑人。此外，美国政府还厚颜无耻地质疑南斯拉夫和波兰的自由选举”。该文进一步评论说，美国人是“一个聪明的却令人反感的民族”，他们在某些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受到热烈的欢迎”，但很快因为他们的不良行为而不受当地居民待见。总之，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看来，鉴于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南部诸州剥夺黑人公民选举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美国针对南斯拉夫、波兰等国家所进行的“自由选举”的质疑难以令人信服。

　　在冷战初期美苏争夺激烈的希腊，美国的种族问题受到当地舆论的批判。雅典发行量最大的报刊《每日新闻报》(Kathimerini)在1948年7月17日和18日连续刊发该报主编、出版商之女海伦•弗拉霍斯(Helen Vlachos)关于美国歧视黑人主题的文章，指摘美国在民主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极其虚伪。在美国驻希腊大使馆临时代办兰金(K. L. Rankin)看来，弗拉霍斯对美国一贯友好，尊重美国人民及其机构。然而，弗拉霍斯却在评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种族问题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她批评美国民主存在悖论，一方面美国人为其民主感到自豪，并严厉谴责那些违背平等、正义和人道原则的人；另一方面，美国黑人饱受歧视，无法获得平等的对待，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屈辱和暴力。弗拉霍斯甚至建议，在1948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欧洲应派选举观察员监督美国南部的选举。

　　随着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成为美苏冷战激烈争夺的对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外交人员和普通游客来到美国后经常受到种族歧视和隔离，甚至引发外交纠纷。1947年7月26日，印度孟买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一则新闻，称甘地的私人医生罗伊(B. C. Roy)在访问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镇时，当地一家餐厅拒绝向他提供服务。罗伊把这种歧视归咎于“美国的种姓制度”，并称一想到此事竟然发生在一个因伟人林肯而神圣的小镇就深感失望和烦恼。同年11月8日，海地农业部长弗朗索瓦•乔治(Francois Georges)受邀前往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开会，但因肤色原因被当地一家酒店拒绝入住而被迫离开。11月12日，海地驻美大使约瑟夫•查尔斯(Joseph D. Charles)向美国国务卿提出外交抗议，并表示考虑到这类事件所引发的不良舆论，海地政府将拒绝参加蔑视其代表的那些州的所有会议。11月1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诺曼•阿穆尔(Norman Armour)在与查尔斯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对此事深表遗憾。1948年9月，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名叫伊穆路(Ras. H. M. Imuru)的部长在美国首都遭到种族歧视，引起该国驻美大使馆的严厉抗议，此事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只要是有色人种，即便是为联合国工作，一样会受种族歧视和隔离。1947年7月25日，联合国秘书处一千多名员工聚集在秘书长办公室外的草坪上，抗议在美国遭遇的住房种族隔离。其中，一位名叫爱德华•劳森(Edward Lawson)的黑人雇员表达了心中的愤怒。他说：“我们每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为民主而斗争，下班后却因住房上的种族隔离而不得不住在贫民窟中。”可以说，这类事件破坏了美国打造的“良好”国家形象，不利于美国在冷战中拉拢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以及在“中间地带”同苏联展开争夺。

　　与此同时，战后美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致使美国的种族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因此，一些在美国社会中影响不大的种族歧视事件往往会演变为国际事件，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1947年11月4日，白人佃农约翰•斯特拉福德(John Ed Stratford)与黑人佃农罗莎•英格拉姆(Rosa Lee Ingram)因牲畜问题发生冲突。斯特拉福德用枪指着英格拉姆，被后者及其儿子联手杀死。后来的报道指出，斯特拉福德之所以被激怒，是因为英格拉姆曾多次拒绝斯特拉福德的性骚扰。但是，佐治亚州的白人陪审团在1948年2月7日宣判英格拉姆及其两个儿子电椅死刑。这一不公正的判决遭到社会主义阵营的严厉谴责。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前线中央委员会就该案件向杜鲁门总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罗斯福夫人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Halvdan Lie)递交抗议书。此举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在伦敦，2名英国议员在1947年1月上旬致信美国驻英大使馆，抗议在缺乏充足证据下将密西西比州2名只有14岁的黑人男孩查尔斯•特鲁斯戴尔(Charles Truesdale)和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判处死刑。这种层出不穷的种族歧视事件大大降低了二战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的声望。

　　显而易见，美国的种族问题严重破坏了美式民主的吸引力。根据1947年2月7日美国驻巴西大使馆的电报，《晨邮报》(Correio da Manha)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美国南部各州似乎正在发生拒绝黑人投票的情况，这是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的美国，以这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强烈显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只要这种必不可少的尊重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其肤色决定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相信那些支持‘尊重人类’的喧嚣说教”。1947年10月28日，印度的《自由新闻报》(Free Press Journal)刊发了《美国对黑人的歧视》。该文认为，当美国正在假装为自由、机会平等和自由生活的权利不受极权主义控制而战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10月23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由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起草的《向全世界呼吁》，这对正在宣传美国黑人取得“巨大进步”的美国来说是莫大的讽刺。1949年6月14日，区域国际电信联盟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代表荷属西印度洋群岛参会的路易斯•伯格曼(Louis Bergman)在媒体上发表了《私刑是对民主冠军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说：“人们一般认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无论种族、肤色或信仰，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个国家将会捍卫被压迫国家的权利。然而，它却无法维护自己国家的宪法权利。”这些评论表明，在美苏冷战中，种族问题已经成为对美国的重要掣肘，不利于美国对外输出美式民主。

　　冷战初期，美国的种族问题不仅削弱了其“民主领袖”的地位，还重创了整个西方的形象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1957年小石城事件发生后，意大利的亲美人士担心，美国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将会削弱其作为“民主世界领袖”的地位。荷兰民众忧虑的是，美国“道德领袖”地位的削弱将会伤害到它的盟友。瑞士的一些新闻媒体声称，小石城事件将对西方在整个非欧洲世界的地位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1957年9月28日，卢森堡《日报》(Tageblatt)发表社论称，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放任小石城事态继续发展，那么美国“就不能再声称自己是自由集团的领袖”。为了维护美国的声誉以及确保整个西方的安全和利益，盟国希望美国能够积极应对此起彼伏的种族事件，主动进行黑人民权改革，彻底解决国内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

　　总之，美国的种族问题在冷战初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给美国的国家形象、信誉、民主制度和外交造成了严重损害。美国政府发现，种族问题使得美式民主的输出在以有色人种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效果不彰。苏联则抓住这一机会在这些国家中广泛揭露美国的种族歧视、低薪、不公正，以及针对黑人的种族暴力等问题。其意图是破坏美国在冷战中格外重视的形象，拉拢第三世界国家追随为黑人民权发声的苏联，而不是压迫有色人种的美国。正如苏联所称，私刑和种族隔离证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美国政府不能假装其种族关系在冷战中无足轻重。因此，美国政府必须思考如何回应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关切，如何改善美国的国家形象、提升美国的声誉和展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问题关涉美国在冷战中的成败，是美国政府亟须处理的事务。

二、美国种族关系故事的海外讲述

　　除了在国际社会对布朗诉讼案判决等民权成果进行宣扬和政治利用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开展公共外交，以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其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击他们在种族问题上对美国的批评；提升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对亚非拉地区民众的吸引力，争取他们的“心灵和思想”，促使第三世界国家追随美国而不是苏联；同时也是回应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在美国种族问题上的关切和担忧，强化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和号召力。

　　在美国政府看来，苏联“完全忽视美国在改善种族关系现状方面取得的真正进展”，“利用黑人问题进行反美宣传是其最清楚不过的唯一目的”。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制作了一系列的宣传小册子进行反制，向国际社会讲述美国种族关系的故事。这些小册子主要有1951年的《没有宣传的黑人问题》和《美国黑人：一个进步的群体》、1952年的《美国生活中的黑人》、1953年的《关于美国黑人的事实真相是什么？》、1957年的《一个非洲人看美国黑人》、1960年的《美国黑人：一个进步报告》，等等。它们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主要目的在于向国际社会展示黑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美国在保障和改善黑人民权方面采取的“切实”措施，以及与苏联等国相比所具有的制度“优势”。

　　在这些小册子中，以《美国生活中的黑人》和《关于美国黑人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最具代表性。《美国生活中的黑人》强调，“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黑人在社会、经济和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进步是美国黑人和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得到了美国政府消除种族歧视的各项计划的支持。这本小册子认为，虽然种族偏见和歧视违背了美国民主原则，但每年都在减少，因为民主本身含有从其人民心中铲除这种邪恶的资源。美国新闻署用“至少15种语言”出版《美国生活中的黑人》，送给美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和图书馆。《关于美国黑人的事实真相是什么？》以“坦率、真诚”的方式，回答了14个问题。其中，它援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的话回答了“美国黑人如何看待美国民主”这个问题。怀特表示，“我们仍然有私刑、种族隔离和歧视，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这些做法感到羞耻，并正在采取行动”。这些小册子或以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黑人为例来说明成就，或以问答形式让黑人领袖回答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增加这类宣传的“可信性”。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这种宣传改变世人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认知，提升美国民主的“吸引力”。

　　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重组了美国新闻署，使其成为一个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对外发声机构。对该机构而言，“美国真正的故事是进步的故事”。为此，美国新闻署在冷战初期制作和发行影片，讲述了五位黑人成功的故事。其中，网球明星奥尔西•吉布森(Althea Gibson)是第一位获得美国网球锦标赛冠军的黑人，也是温布尔登赛单打等系列赛事的冠军；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是第一位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的黑人；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有着“维和之父”的美誉，因调解阿以冲突获得了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威尔玛•鲁道夫(Wilma Rudolph) 战胜了小儿麻痹症等疾病，是女子短跑项目的奥运会冠军；拉夫•约翰逊(Rafer Johnson)不仅是男子十项全能奥运冠军，还是著名的电影演员。美国新闻署以电影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来缓解美国在种族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困境。这些电影在颂扬黑人明星的同时，也在颂扬美国民主，宣称只有民主社会才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人才，使其成就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广泛开展公共外交，尤其是派遣愿意与政府合作的黑人名士，到非洲、欧洲等地区传播美国文化，现身说法解释和宣传本国的种族关系。在美国国务院的安排下，1952年7月15日至17日，美国基金非洲事务顾问马克斯•耶根(Max Yergan)博士访问了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他在演讲中承认黑人仍未享有充分的民权，但强调黑人在最近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例如：黑人的文盲率几乎得到根除；最高法院的判决使得黑人可以进入南部一些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美国黑人获得的经济福利高于其他任何地方的黑人；州际交通禁止了种族隔离；武装力量中的种族歧视已被行政命令废除；黑人在体育和音乐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外，耶根博士还表示，美国黑人反对共产主义，认为它只是利用黑人在美国的地位来实现“外国势力的阴谋”。这些言论表明，美国政府不仅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黑人问题的负面看法，而且企图说服非洲黑人反对共产主义。

　　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以爵士乐为主的“音乐外交”，利用黑人在这一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展海外“亲善访问之旅”，力图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刻板印象。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音乐界人士，都知道黑人爵士乐家和作曲家的贡献，“他们被公认为是真正的美国音乐风格的鼻祖”。美国政府把这些具有极高音乐天赋又认同美国冷战战略的人推向文化外交舞台的中心。大名鼎鼎的黑人爵士乐家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通常会在一个城市停留一周，演奏三到四场音乐会。其余时间参加招待会、晚会和其他活动。因为我被认为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所以不时会有额外的表演。……每次我都会说上几句，开头总会说你可能听说过‘爵士乐’这个词。……但我们更愿意称它为表达自由的音乐。”一位美国外交官员认为，在改变非洲人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认识上，优秀的黑人爵士音乐家或爵士管弦乐队将会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此外，黑人歌唱家或钢琴家也是有用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还派遣黑人体育明星去海外交流，开展文化外交。作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历史上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球员，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支持和参与了这种文化外交。1957年10月30日，美国驻法属西非达喀尔的总领事致电国务院，认为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向非洲派遣美国黑人运动队和运动员进行交流，如哈林花式篮球队(Globe Trotters)、网球明星吉布森、田径明星等。该总领事建议国务院对这类活动提供必要的资助，因为在这一阶段，非洲黑人对各种体育运动都有浓厚的兴趣，而美国黑人体育明星将会在这类交流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哈林花式篮球队将篮球技巧与喜剧表演结合起来，“令海外观众激动不已”。这类体育交流活动同样是文化冷战的重要内容，旨在向外展示黑人可以实现“美国梦”，并以此来加强美国民主的输出。

　　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也非常重视图书的对外传播。美国驻南非伊丽莎白港领事馆建议国务院扩大赠书计划，包括一些反映黑人对美国历史贡献的书，因为这将会加深当地民众对美国种族关系的理解。在尼日利亚，美国新闻处不仅在当地散发美国黑人名人的传记，而且向那里的中学和大学赠送关于“美国黑人”的平装书。1959年，美国新闻署在世界多地利用书籍、小册子等纪念林肯总统诞辰150周年，把林肯塑造成自由、正义和种族平等的象征，希望国际社会“正确看待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的历史性变化”。一封来自非洲的教育工作者的信件表明，美国的这类宣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在喀麦隆的杜阿拉，一位校长写信表示，“有兴趣接受一切与美国相关的东西”。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不仅仅是将本国的黑人俊彦送出去，而且将外国的青年学生、政治人物和媒体人士请进来，希望通过他们来改变所在国家对美国种族关系的理解。美国新闻署在资助非洲学生赴美深造的项目中强调，“我们正在迈向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将是由其肤色决定的新局面”。新闻署的官员试图说服这些在美留学的非洲学生相信，美国正在种族关系事务上取得进步，并希望他们学成回国后能继续秉持这一看法。但大多数学生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名学生尖锐地指出，“对我们来说，比任何说教更重要的是，弗吉尼亚的一家餐馆拒绝向我们的外交官提供服务”。客观地说，这类交流并非没有效果。据美国驻南非伊丽莎白港领事馆1957年11月13日的电报，当地《晚邮报》(Evening Post)主编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和市议员格雷厄姆•杨(Graham Young)曾接受美国资助访美，回国后改变了对美国种族事务的看法。

　　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还采取多种方式试图影响或改变其他国家的媒体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关于美国种族问题和事件的新闻，是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各个新闻处提供的。1949年7月27日，美国驻巴拉圭大使馆不满路透社对一起涉及黑人退伍老兵租房诉讼案判决的报道，认为其“夸大”和“编造”了一些问题，有损美国国家利益和声誉，因而强烈建议有关部门采取反制措施。在加纳，该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加纳画报》(The Daily Graphic)在报道小石城事件时使用美国新闻署的材料，强调美国其他州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不仅如此，驻世界各地的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人员还煞费苦心，与当地记者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向涉及美国种族问题的报道提供背景资料、照片和统计数据，设法促使当地媒体对美国种族关系的看法转向积极面。

　　此外，对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种族事件，美国政府则竭尽全力进行止损，努力修复国家形象。小石城事件爆发后，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派军干预这种高度象征性的政治行动，试图说服海外民众相信美国致力于黑人民权。国务院则向所有的驻外使领馆发放了“消除小石城事件带来的不良反应”的指南。该指南首先希望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小石城事件”，然后肯定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上取得了显著进步”，最后要求用比较的方法看待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族歧视”。事后，美国政府在海外参与多个重要的展览会，强调美国种族关系的积极方面和进步表现。在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美国新闻署以“未完成的事业”为题布展，在承认美国面临包括种族问题在内的三大难题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正在迈向种族融合的社会。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美国政府精心挑选了4名黑人讲解员，要求他们在回答种族关系问题时坦承美国黑人没有获得完全的平等，但强调正在取得进步。美国政府希望借由这次展览化被动为主动，使苏联人民向往美国的“自由生活”。

　　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几乎将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在海外工作或旅行的美国人，变成美国种族关系进步的宣传者和代言人。从1957年7月开始，所有申请新护照的美国人都会收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们担任“亲善大使”。美国新闻署制作的小册子《在海外的美国人：为美国代言》在其封面赫然写道：“你们也是美国的代言人。”在谈到如何回答“如果美国人相信民主，你怎么解释美国的种族歧视”这类问题时，小册子建议海外的美国人说：“也许是缓慢的，但是肯定的，通过立法、教育和个人的善意，种族歧视正在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消除。……美国黑人每年都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取得进展。”总的来说，美国政府在种族关系的海外宣传上费尽心机，力图向世界展示黑人民权正在逐步改善，美国民主可以给黑人带来平等。

三、种族关系的宣传与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为了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美国在对外宣传时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叙事策略。最初，美国政府试图掩盖国内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但在冷战初期，国际社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报道铺天盖地。此时藏拙已无可能，露拙这种方式的效果反而更好。因为这不仅表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勇于承认不足，更能凸显其解决问题和兑现民主承诺的决心。与此同时，这种宣传方式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理解”或者“尊重”。更重要的是，美国自曝其短是为其宣传的重点——“美国真正的故事是进步的故事”服务，以提高其可信度。于是，美国改变叙事策略，转而部分承认其在种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1952年出版的小册子《美国生活中的黑人》在开篇中承认，美国的种族偏见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当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黑人奴隶制度已是美国经济的基础。在1957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美国政府在展馆中把备受世人批评的种族问题展现出来，坦承美国黑人仍未获得平等的权利，并配以种族冲突的图片和剪报来说明这一点。

　　美国在对外宣传中始终突出种族关系取得“显著进步”的主题，肯定绝大多数美国人对黑人民权改革的支持，并一再重申美国终将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国务院在“消除小石城事件带来的不良反应”的指南中着重强调，美国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例如，美国武装力量在1954年实现了“完全的种族融合”，技术和军官职系的非白人人数也大幅上升。1956年，美国有19.6万非白人学生进入大学学习，较1930年增长了近六倍。此外，美国黑人的经济地位亦有明显提高，在过去15年中，非白人的年度总收入增长了300%等。国务院在这份指南中指出，考虑到这种社会变革的“巨大规模”，以及在废除种族隔离上“令人惊讶的进展顺利”，小石城事件这类事情“微不足道”。这与苏联描绘的美国黑人看不到任何改善自身地位希望的景象截然相反。实际上，美国对外宣传的小册子、纪录片、电影和图书，以及黑人爵士乐家、电影与体育明星、著名学者、记者和民权领袖的海外“亲善访问之旅”，其内容无一不是在凸显黑人的“显著进步”。美国大力宣传这些“进步的事实”，不仅是为了争取让国际社会认识到美国在种族关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更意在展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力”。

　　美国也努力在国际社会塑造其黑、白种族和谐共处的景象。在《美国生活中的黑人》这本小册子中，美国新闻署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精心挑选体现美国种族关系进步的各个方面的照片，反映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工作、服役、交谈、娱乐等日常生活。例如，一张照片的说明写道，“在纽约，一位黑人教师给两个种族的学生上课”；另一张照片反映了陆军和海军的新模式，“两个种族的人在一起训练、工作和生活。这种从隔离到融合的变化没有发生严重的摩擦”；还有一张照片展现了黑人和白人女孩手拉手玩滑轮的灿烂笑容等。这些照片体现了美国社会种族融合的“美好生活”。而美国新闻署制作的歌唱家安德森的宣传片，则记录了其在为驻韩美军士兵表演期间所见的黑人和白人士兵友好互动的情景，以及白人指挥官热情欢迎安德森并与其握手的画面。在20世纪50年代，白人和黑人亲切握手的一幕，容易给世人留下美国种族平等和融合的深刻印象。美国展示种族和谐共处的场景，旨在向国际社会表明将其不分肤色，给所有种族带来正义。

　　与此同时，美国在对外宣传中着重刻画那些成功的黑人，强调黑人民众通过个人努力也能实现“美国梦”。例如，吉布森从小在纽约哈莱姆生活，家境贫寒，后来凭借艰苦卓绝的奋斗成为杰出的网球运动员。1957年，美国新闻署以吉布森为题材，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纪录片。这不仅是因为吉布森在网球赛场上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和荣誉，更是因为她愿意为美国的种族关系代言。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美国黑人生活的问题时，吉布森说：“我们有问题，但我认为它们能够而且将会得到解决。”在这部《奥尔西•吉布森：网球冠军》的纪录片中，任何制约吉布森发挥其潜力的因素，都是种族主义以外的。对吉布森而言，家庭贫困和缺乏自信是其成长的主要障碍，但她依靠个人努力和不屈的毅力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在英属圭亚那，美国新闻处通过举办研讨会和放映电影来纠正人们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误解”。圭亚那新闻协会会长说：“今晚，我们在这部关于吉布森的电影中看到，美国人民是多么热情地欢迎一位冠军，无论其肤色和信仰如何。当我们看到像吉布森小姐这样的人，看到她如此受美国同胞尊重的画面，我们就知道‘小石城’事件在美国不是典型的情况。”这样的种族关系宣传片试图向国际社会证明，在美国民主制度下任何黑人都能实现个人梦想。

　　实际上，冷战初期美国种族关系故事的海外讲述，是为了塑造美国“自由世界领袖”的形象，以及标榜美国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实现社会变革和个人自由方面“更具优势”。1953年，《关于美国黑人的事实真相是什么？》的小册子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借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怀特之口，称赞美国的民主。怀特说：“尽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经常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政府产生分歧并批评它，但美国允许这类组织的存在。……我们更愿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奋斗，不管它有什么缺点。”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各种宣传材料中，经常将自己的种族问题与苏联的进行对比，以此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国务院在“消除小石城事件带来的不良反应”的指南中，专门谈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族歧视”，强调种族歧视问题并非仅见于美国。该指南将美苏对待少数种族或少数民族的情况进行对比，认为美国的“国家权威将不会被用来压抑个人平等与自由，而是给予支持”；而苏联的“国家权威则被反复用来压制少数群体的权利”。总之，在种族关系的对外宣传中，美国试图展现资本主义代表未来潮流的印象。

　　无论是对黑人民权改革成果的政治利用，还是派遣各行各业的黑人翘楚展开公共外交，甚至对小石城危机这类事件进行解释，美国的对外宣传在当时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美国政府利用布朗诉讼案判决回击苏联的批评，向世界重申致力于“自由和平等”，来重塑美国的国家形象。1954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30号报告认为，这一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掉了共产主义在非洲最有效率的反美武器”。在美国新闻署推出的文化外交项目中，黑人爵士乐歌剧《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广受好评。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的演出中，该歌剧公司进行了14次谢幕，并在闭幕的那天晚上获得了半个小时的掌声。1955年8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25号报告指出，“这些黑人的文化成就向外国观众生动地证明，他们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取得了巨大进步”。而美国驻加纳大使馆认为，国务院发布的“消除小石城事件带来的不良反应”的指南，对小石城事件的处理在加纳是有效的。此外，美国大使馆和新闻处在当地做的交流工作和美国在国内为解决种族问题所做的努力，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然而，美国政府在种族关系的对外宣传中建构起来的国家形象极其脆弱。姑且不论苏联一直在利用种族事件打击美国的声誉，美国频繁发生的种族事件，也会令世人质疑“美国真正的故事是进步的故事”的真实性。布朗诉讼案判决一度有助于提升美国的国家形象，但它在美国南部遭到了白人社会的强烈抵制。1956年3月12日，由101名美国南部众议员和参议员签名支持的《南部宣言》(The Southern Manifesto)在国会发表，“谴责最高法院对宪法保留给州和人们权利的侵犯”。美国南部白人社会对这一判决的蔑视，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导致了新一轮的批评。1956年4月，美国新闻署的一位官员证实，政府试图宣传“积极的种族故事”，但因诸多种族歧视事件的曝光而效果不彰。1957年9月，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val Faubus) 悍然派出州国民警卫队，拒绝伊丽莎白•埃克福特(Elizabeth Eckford)等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就读，导致了小石城危机。美国的种族主义再次严重地暴露在世人面前，重创美国的国家形象和信誉。尽管美国在事后为修复国家形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根据美国民权委员会在1958年12月提交的报告，国内种族歧视对海外舆论的影响明显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削弱了美国作为自由和民主“捍卫者”的道德地位。

　　在公共外交中，虽然美国政府以个人成就和爱国为标准选择黑人“亲善大使”，但后者并非都是官方驯服的宣传工具。黑人爵士乐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曾被美国国务院视作“最具影响力的官方亲善大使”。然而，在小石城事件发生后，根据1957年9月19日《纽约时报》的报道，阿姆斯特朗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他表示，因为美国“对待南部黑人同胞的方式”，所以他放弃由官方资助的访苏“亲善之旅”，以抗议美国政府对小石城事件的处理。他甚至极为愤怒地说：“让美国政府下地狱去”，并谴责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勇气”，是个“双面人”。尽管国务院认为阿姆斯特朗此举会被苏联的宣传机器利用，但仍然对此低调处理。国务院仅在第二天回应说，希望阿姆斯特朗勿因种族问题而取消这趟行程。一周后，当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干预小石城危机和支持种族合校时，阿姆斯特朗立即称赞这一行动“非常好”，并暗示他会改变之前的想法。1957年11月，国务院仍然任命阿姆斯特朗为“亲善大使”出访苏联，开展“音乐外交”。实际上，阿姆斯特朗这类黑人活动家并不完全按照美国政府的指令说话和行事。他们不仅意识到自己在美国的海外宣传中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还善于利用这一点以及国内种族事件的国际维度，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推动美国实现种族平等。

　　美国虽然竭力在海外强调其种族关系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这种宣传的最大问题是偏离了事实的真相，因而有损其宣传的可信性和效果。美国新闻署曾声明说，黑人在南部的投票没有受到阻碍，种族隔离并不意味着黑人儿童的学校更差，美国几乎不存在种族暴力，但这样的宣传没有如实讲述美国黑人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在讲述这一进步的故事时，美国新闻署显然将其真相战略置于国际说服的使命之下。进步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兜售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承诺会有一个比其共产主义对手更光明、更幸福的未来”。此外，美国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坚持以爱国为标准来选择“亲善大使”，实则是把不顺从政府冷战考量的黑人名流排除在外，其中大部分是左翼人士。因而，美国政府的宣传并没有在国际上真实地反映黑人的声音和诉求，也扭曲了种族关系的现状。最后，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种族歧视。1949年6月，苏联媒体批评美国政府拒绝任命邦奇为助理国务卿，只因他发表了反对华盛顿种族隔离的强硬声明。1950年春，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宣布在与苏联的世界斗争中需要“全面外交时”，黑人活动家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反驳说：“‘全面外交’要求美国实行全面民主”，包括国务院内部的机会平等。但国务院并未做出改变。这与其在海外凸显美国种族关系进步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极具讽刺意味。

四、促进美国国内黑人民权改革共识的形成

　　实际上，美国政府竭尽全力在海外进行宣传，凸显了国内种族关系在冷战语境下的重要性，即其国际维度关涉美国在冷战中的成败。黑人等社会力量从中看到了美国在海外宣传中的困境，并利用种族关系的国际维度，促进国内黑人民权改革共识的形成，迫使美国政府进行民权立法。

　　参与美国对外宣传的黑人“亲善大使”十分清楚，美国种族关系的实际情况与其在海外的宣传内容相去甚远。他们深知，“真实”是宣传的生命力，并利用这一点推动美国政府进行民权改革。例如，1947年3月25日，霍华德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斯图亚特•纳尔逊(Stuart Nelson)在孟买批评美国民主在说教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他认为，如果美国试图建立起其渴望的世界影响力，就必须消除对黑人公民的严重歧视。1949年12月9日，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Mordecai Johnson)在加尔各答发表演讲称，美国黑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印度的反对压迫和歧视的斗争，并恳请印度人民对美国黑人的事业予以同情和祈祷。同年12月24日，菲斯克大学校长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发表演讲。他表示，种族问题是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和最损害名声的问题之一”。因此，他敦促同为“有色人种”的巴基斯坦人民继续施加“压力”。在他看来，外界给美国的“压力”是改善美国黑人命运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黑人组织、黑人领袖和民众纷纷要求美国政府正视国内的种族问题，不能只重视海外宣传，还要采取行动进行黑人民权改革。在他们看来，种族问题在冷战中不仅涉及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还关涉美国的领导能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感召力。他们利用冷战的国际压力，促使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和黑人在民权改革上的“利益趋同”。1946年6月1日，全国黑人大会(National Negro Congress)要求联合国采取正义的和适当的措施，结束美国对黑人的压迫。1947年10月23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联合国请愿，批判美国民主是建立在剥夺黑人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其后果是全球性的，使之不能在全世界起领导作用。1948年3月，曾在二战中担任过陆军上尉的格兰特•雷诺兹(Grant Reynolds)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作证称，“这个国家和世界已经意识到，种族隔离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1950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怀特在该组织的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美国人民竭尽全力在他们这一代，使每一个美国人不论种族或肤色都能享有民主的每一项特权。他说：“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美国和世界的民主将会更稳妥、更迅速地达成。”

　　当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讼案中做出“隔离但平等”原则违宪的判决后，美国黑人不仅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把民权运动转变成“为了美国民主的救赎而展开的伟大运动”，借此增进黑人民权改革的社会共识。怀特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来完成这项尚未实现的民权事业”。该组织在南部各州的支部主席一致表示，布朗诉讼案判决“不只是美国黑人的胜利，而是整个美国人民的胜利，证明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诺克斯维尔学院院长詹姆斯•科尔斯顿(James A. Colston)相信，美国公民将会遵守这一判决，并向世界表明“他们向海外民众宣扬的民主，与在国内对所有的公民是一致的”。黑人媒体《亚特兰大世界日报》(The Atlanta Daily World)声称，“当民主本身正在努力展望一个自由世界的艰难时期”，该判决将加强美国“履行世界领导职责的地位”，“对民主精神是一种鼓舞”。

　　经历了1957年小石城危机后，美国黑人更清楚地看到国内种族事件在冷战中的巨大负面影响。美国政府为了消除这种影响甚至不惜对南部州的民权事务进行军事干预，并投入巨大的资源在事后向国际社会进行解释和宣传。这种修复国家形象的努力让美国黑人更加坚定民权改革势在必行。小石城危机对黑人爵士乐家杜克•艾灵顿触动颇大，他声称，“剥夺美国黑人公民权利的做法阻碍了美国发挥其潜力，并导致它在冷战中的弱势地位”。1957年11月3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阿肯色州支部主席黛西•贝茨(Daisy Bates)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黑人民众更加相信，小石城种族合校的情况对美国民主在海内外有着严重影响。1958年5月13日，黑人棒球运动员罗宾森致信艾森豪威尔，批评其要求黑人“忍耐”的主张是在“摧毁黑人的自由精神”。6月10日，罗宾森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建议他与“负责任的黑人领袖”会晤，并认为这将“有助于阐明和推进平等权利的事业，……消除海外敌人的一些不利宣传的影响”。美国黑人相信，只有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才能真正提升美国的声誉。他们在种族关系上大打冷战牌，推动美国政府加快黑人民权改革的进程。

　　白人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同样认识到，唯有进行黑人民权改革，才能增强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宣传效果，并改善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形象。1947年2月11日，美国斯坦因霍尔公司执行副总裁莫里斯•罗森塔尔(Morris S. Rosenthal)致信艾奇逊，反映与自己有着密切商业关系的印度商人哈努曼•巴加里斯(Hanuman Prasad Bagaris)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咖啡厅遭遇到种族隔离。他认为，“美国是联合国所有代表的会议场所。……如果在我国首都给予他们这种待遇，整个世界将很快会对我们的民主失去尊重”。鉴于此事远远超出了种族歧视的范畴，4月11日，罗森塔尔又致信在外交事务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他不无担忧地说：“许多地区可能更喜欢另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不是我们享有和提倡的民主制度。为了使世界上其他国家采取民主制度，我们已准备向某些特定国家大力投资，例如，我们目前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希望别人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必须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

　　越来越多的美国社会团体认为，美国只有在国内兑现给少数种族的民主承诺，才能促进种族关系的海外宣传，以及提升美国民主的输出能力。1948年12月13日，美国基督教会联合理事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致信杜鲁门，指出联合国在上周五采纳了《人权宣言》，这表明世界人民已在民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1952年10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等组织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在布朗诉讼案中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书面陈述。它们声称，“我们消受不起虚幻的民主，世界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无论何种形式或方式，都会削弱我们建设和加强世界民主以及反对极权主义的计划”。1954年6月30日，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财政秘书詹姆斯•凯里(James B. Carey)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称，美国在自由和平等上的承诺与实践之间令人难以接受的鸿沟正在缩小，来自外部的压力以及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压力，正在加快这一历史进程。

　　冷战初期，美国政府高层和着眼于海外宣传的官员们认识到，要想让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宣传取得最佳效果，宣传内容必须有一定的“真实”，与事实情况大体相符，因为“真实”是宣传中最大的武器。而为了实现这一点，美国则必须调整种族关系。这给了黑人争取种族正义新的斗争工具，促进了美国政府和黑人社会的“利益趋同”。早在1947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年度大会的演讲中，杜鲁门就接受了民权运动的主要主张：“如果美国打算领导自由世界，就必须确保给自己公民自由”。他多次重申，“其他国家正在注视我们，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1948年8月17日，杜鲁门的政治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建议，杜鲁门应向选民强调，推出联邦民权计划是为了向世界证明美国的民主制度。1952年10月，司法部代表杜鲁门政府以“法庭之友”身份在布朗诉讼案中提交书面陈述，认为“在目前自由与专制作世界斗争的背景下，必须考虑种族歧视的后果”。

　　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黑人民权上的立场比较保守，但迫于国内外局势仍然史无前例地派遣军队干预小石城危机，贯彻执行最高法院在布朗诉讼案上的判决。在谈到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时，艾森豪威尔强调，“我们的敌人对小石城事件幸灾乐祸，到处利用它歪曲我们的国家。我们被描绘成是违反世界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一致宣布的行为标准的人”。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谴责政府派兵干预小石城危机的行动是效仿“希特勒的冲锋队”，是对“美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艾森豪威尔对此严词驳斥。1957年11月，尼克松副总统在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上发表演讲称，美国必须保持内外一致，不能一方面在海外大谈民主价值，另一方面在国内允许种族隔离。

　　此外，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从冷战的角度支持民权立法，瑏瑠以减少种族问题对美国外交的伤害。正如民主党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所言，以国际考量为由推动黑人民权改革，在冷战初期已成为惯例。1955年7月，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在民权听证会上指出，“世界期盼我们能给各地的自由的人民提供道德和精神领导。……这要求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而不考虑诸如种族或肤色等表面因素”。1957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加维茨(Jacob Javits)在民权听证会上表示，“共产主义阴谋论者反对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与非洲和亚洲的有色人种在一起，其最有力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他们追随自由事业，也将会遭受种族隔离，因为美国的一些地区容忍种族隔离”。加维茨认为，“联邦民权立法将是最好的答案”。195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重建以来的第一部《民权法》，1960年又制定了新的《民权法》。

结语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对此，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在种族关系的海外宣传上全力以赴。正如助理国务卿威廉•麦康伯(William Macomber)在1958年12月的一封信中所言，“我们竭力在国外强调我们种族关系的积极方面”，“通过传播这些事实，我们设法使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们的种族关系正在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海外宣传改变世人对美国的负面认识，以进步视角讲述美国的种族问题，把它转变成美国“民主优越”的故事，但国内频繁发生的种族事件常常提醒世人，这种美式民主表里不一。

　　许多黑人精英倾向于支持美国的国际宣传，但也有自己的目的。1950年6月30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怀特致信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赞同加强美国的宣传活动。他表示，“美国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自由的社会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但因国内的种族问题而“无法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怀特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美国在输出民主的同时，兑现给黑人的民主承诺。美国驻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总领事奥斯丁•普雷斯顿(Austin R. Preston)甚至抱怨，“亲善大使”菲斯克大学校长约翰逊在演讲中“没有考虑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需要，以最有利的方式代表美国”。实际上，这群黑人“亲善大使”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世界，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们利用美国在海外宣传中的困境，推动美国进行民权改革。

　　总的来说，美国的海外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认知。然而，美国种族歧视的盛行和种族事件的频发，很容易导致国务院、新闻署等在国际社会累积的善意瞬间就消失殆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于，在冷战的特殊语境下，这种对外宣传的困境却演变为美国民权改革的动力。美国政府极力向海外宣传其种族关系的改善，使得黑人等社会改革力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内的种族问题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致命弱点，只有真正改善黑人民权，才能提升美国的国家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黑人的民权改革诉求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诉求是趋于一致的，这进一步促进了国内黑人民权改革共识的形成，并迫使美国政府兑现民主的承诺。正如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言，民权是一个“永恒的道德问题”，将决定冷战的结果。经过黑人的不懈斗争，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消除了法律上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缓解了美国在种族关系上的形象危机。但是，种族歧视问题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这远非美国的“宣传”所能解决。

　　（注释略）

（作者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