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美利：20世纪30年代初意大利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来源：《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

内容提要：中意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一方面，法西斯掌权并巩固国内政权之后开始积极寻求对外扩张，认为参与中国事务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中国为经济和国防建设，尤其是抵抗日本的独占野心而努力寻求对外合作。意大利最初抓住国联对华技术合作之机，以“公平分配”和技术实力为由要求参与对华合作项目；而后，孔祥熙、宋子文访意并提出经济合作计划，意方兴趣浓厚。但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内部对该计划意见不一，原因在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滞，无法承担“巨额”投入背后的风险；同时，意大利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不愿在远东牵涉过深，且中日战争有助于转移欧洲列强注意力。中国当时局势动荡，意中经济合作计划提出者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合作谈判最终无果。意中经济合作计划虽有“合作”之名，其本质仍是法西斯意大利在华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经济合作计划的目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旨在实现意中两国当时政治外交上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中意关系  意大利法西斯  墨索里尼 经济合作计划  宋子文  技术合作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一段所谓的“黄金时期”（anni d’oro）。 表现为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和人员等多个方面的密切往来与合作。对此，意大利学者已有所关注，而中国学界尚未见专论。通读意大利学者的相关论著，会发现其中存在史料发掘不充分的情况，主要是对意文和中文史料的综合考量稍显不够；或者仅限于对重要事件和若干政治外交人物的历史活动进行大致的梳理和概述，对史实背后中意双方的政治外交动机、历史现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剖析不足。 且意大利学者倾向于以1928年11月签订的中意《通商条约》作为罗马与南京“蜜月”关系的起始点。认为该条约“揭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 实际上，自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完成统一至20世纪初，意大利虽屡次尝试在华扩张其利益，但因其资本主义发展迟缓，国家实力薄弱，远不能与其他欧美列强相较，种种尝试多以失败告终。20世纪30年代之前，意大利与中国的经贸利益往来程度一直十分有限，1928年的中意《通商条约》也并未立即改变当时双方相对疏远的关系状况。意中之间的密切往来或可自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开始讨论，本文选取30年代初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计划为分析主题，拟综合运用意大利文与中文档案文献，探讨该计划提出的历史背景，结合当时意大利与中国各自的政治经济需求和历史条件论述该计划失败的原因，以对20世纪前期中意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线索有所把握。

　　一、意大利统一以来的中意关系特点

　　意大利与中国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但双方的交流往来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基本停滞，其中原因与意大利自身民族国家发展迟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长期落后有关。自新航路开辟之后，意大利就失去了其坐享若干个世纪的优势，亚平宁半岛上邦国林立、彼此争斗不休，遭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外国势力入侵与干扰。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晚，也很不均衡，尤其罗马以南广大地区和岛屿长期处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状态。迟至1870年，意大利才完成全国领土统一，而英、法等国早已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建立各自庞大的殖民帝国。意大利也希望效仿英、法建立自己的帝国体系，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1858年，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nte Cavour）以撒丁国王的名义授予一位英国商人“荣誉顾问”称号，全权代办王国在华事务。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1866年10月26日，中意《通商条约》（Trattato di amicizia, di commercio e di navigazione）签订，标志着双方建立了正式的近代外交联系。对中国而言，在华逐利的列强名单中又增加一个。理论上，意大利获得了与其他列强基本相同的在华特权地位；实际上，意大利在中国并不具备与其他列强一较高下的“平等”实力。在其国家统一之后的三十年里，意大利工业虽有明显发展，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远远低于欧美其他工业大国。

　　意大利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后进”决定了其对华扩张企图无法得逞。1899年2月，目睹了英法俄等列强攫取在华特权的“先例”之后，意大利欲强租浙江三门湾，清政府予以严词拒绝。意大利王国政府既觉得为一个遥远的小小海军基地煞费苦心并不明智，又无力单独出兵威吓清政府。 这次事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上的一次重要胜利，在意中两国及当时的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强烈反响。 清政府一反常态对意表现强硬，主要是基于对当时意大利国情的了解。正如1891年曾出使意大利的薛福成在日记中所言，意首都罗马城“非但不如英法两国，亦并不如比利时，且贫苦之民较多。”“义（意大利）之通国方里，仅逮奥法等国之半，而以地势扼要，四邻窥伺，陆防海防，皆不能不加意绸缪，养兵较多，糜饷斯巨；国债日积，偿息倍繁，所以通筹国用，常有竭蹶不遑之势。其国虽沃土，然物产丰饶，尚不如法；讲求工艺，又不如此；人精会计、善于经商，则更不如英；境内并无可开之矿，兹其所以稍贫也。” 清廷由此相信，弱小且处在深重经济危机中的意大利无法在华采取类似其他列强的武力入侵行动。此次事件以清廷外交胜利告终，但意大利并未放弃对华扩张企图。1900年，它利用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的时机，派兵参与侵华行动，抢夺到约6%的庚子赔款和0.5平方公里的天津租界。

　　进入20世纪，中意关系可从贸易角度总结出一些特点。第一阶段，1905至1913年，以平稳为主要特征，两国贸易额基本维持在860万到1130万两之间。第二阶段，1914至1922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两国贸易额大幅下降。直至一战结束，中意银行（Banca Italiana per la Cina）和意大利远东公司（Compagnia Italiana d'Estremo Oriente）先后成立，以天津意租界为营地展开活动，两国经贸往来又渐恢复。第三阶段，1923至1934年，双方贸易额有显著增长，尤其从1923至1929年呈逐年递增趋势，从1000万两增长到3000万两。当然，与两国各自的贸易总额相比，该数据似有些微不足道。意大利对华出口额仅占其国家出口总额的1%左右。意大利主要从中国进口各种含油种子（大豆、芝麻等）、生丝和丝绸边角料、皮革；而对华出口主要是人造丝（纺织品）、电动机、发电机、金属和大理石。正如意大利学者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所说，即使是在双方经贸往来大发展的时期，意大利在中国的存在感也是“相当有限”，特别是与那个时代的主要大国相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数据显示，与其他欧美强国相比，中意之间的实际利益关系似乎比较疏远，但中国对意大利却抱有一种基于参照和类比心理的“亲近感”。如康有为写道：“意久裂于封建，乱于兵燹。虽在欧洲，而北欧各国道路宫室田野之精美，乃迥不若。[……]概而论之，北欧各国，皆胜于我。意国与我国平等相类。[……]意之地荒人多，与中国同；贫乏少用机器，与中国同；古国多旧俗，与中国同；迁徙殖民，亦与中国同；工商未盛，亦与中国同。故意之变法，我国亦可采择焉。” 部分意大利汉学家认为，意大利在三门湾事件中的失败既暴露出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但另一方面又“十分荒唐”地拉近了意大利与中国的距离。因为该事件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较多地关注意大利，一批介绍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物等内容的著作出版。“在中国知识界看来，与早已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推行着更加彻底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其他欧洲列强相比，意大利更像中国。意大利虽然在政治上弱小，经济上落后，但19世纪时却屡次能够从欧洲强国的桎梏下摆脱出来。因此，在那些年月里，意大利深受某些中国人的敬佩，因为他们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出路，以摆脱欧洲列强的控制和欺压。” 这些关注意大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乏有人思考借鉴意大利的发展模式，以图中国之富国强兵，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南京与罗马之间达成经济、军事合作有促进作用。

　　而意大利方面，其对华政策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扩张。1922年10月30日，法西斯黑衫队“向罗马进军”之后，墨索里尼奉国王之命组阁。他当时在议会的支持者不过三四十人，他不得不与其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党派人士，甚至来自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共同组阁。因此，墨索里尼及其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上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国内法西斯政权的巩固。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宣布自由—立宪政权最终向法西斯政权过渡，法西斯党以暴力镇压手段击溃反对党，解散了除法西斯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实现了国家法西斯化。此后，墨索里尼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外交。在1926年5月29日的上院演讲中，墨索尼里为其帝国主义扩张作辩护。他声称，每一个有生存欲望的人都有“帝国主义倾向”；而国家是拥有“生存意志”的生命的总和。因此，它不可避免会发展出“权力意志”；无此，它便会衰弱和老化，成为那些“权力意志”发展得更好、更强大国家的猎物。意大利帝国主义是意大利种族品质和道德尊严的产物，也是“迟到者”进行经济和智力扩张所必需之条件。1929年1月8日接受英美新闻社记者采访时，墨索里尼提到法西斯政府对外政策时说：“意大利扩张问题迫在眉睫，人民必须做好准备。但这不会引发任何警报；我们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准备。”“殖民扩张对意大利至关重要，与关乎整个世界安危的那些问题一样重要。” 尽管已开始为扩张造势，但在1935年之前，墨索里尼从不公开宣扬战争，他坚称意大利“不是战争的威胁”，《凡尔赛条约》“可以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进行修订”。 他为意大利设定了一个“决定性权重”（peso determinante）的角色，即意大利加入哪个阵营就能决定哪个阵营取得最终胜利。他企图充分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冲突，摧毁当时欧洲既有的由英法主导的体系，制造不稳定的平衡局面。 所以，法西斯意大利的扩张政策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特点。

　　墨索里尼对远东事务的权衡亦同样基于“决定性权重”政策，换言之，他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矛盾、冲突，把握扩张机会。1928年10月17日，墨索里尼在给意大利驻日大使阿洛伊西（Pompeo Aloisi）的电报中提及，要对中国采取“以和为贵”的政策，称：“意大利在华利益虽不如其他国家那样重要，但也并非微不足道，且有发展的可能性。”对此，他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国是重要的原料产地，中国市场拥有极大潜力；其二，意大利作为一个“大国”（grande potenza）必须在中国有影响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墨索里尼相信，中日冲突是意大利扩大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华扩张的重要契机，他授意驻华公馆首先观望冲突的发展，待形势明了之时再表态并参与调停。 他采取了两面策略，一方面口头承诺支持中国，以博取好感，寻求合作；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中亲日，鼓励日本对抗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联），将英法的注意力牵扯至远东，以利于意大利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扩张。这是法西斯意大利在20世纪30年代积极参与远东事务，寻求对华合作的重要政治动机。

　　二、参与国联对华技术合作与意中经济合作计划的提出

　　法西斯意大利自知其在华利益基础薄弱，无法复制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扩张模式，于是试图通过参与国联对华技术合作来实现先期的对华渗透。1931年初，墨索里尼在演讲中强调，法西斯主义为了意大利人民繁荣与和平的未来，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合作。 从1932年开始，意外交部屡次致电国联，称意大利对参与对华技术合作兴趣浓厚，尤其渴望加入交通运输方面的合作项目。意外交部强调，同样作为国联常任理事国，在英、法、日籍专家均参与的情况下，独缺意大利不妥。且欧洲技术人员参与合作项目意味着欧洲大型企业与中国也能达成合作，意大利企业有意愿也有实力参与其中。此外，意籍技术人员参与合作计划可以使意大利随时掌握前方一线信息，利用及时的一手信息制定相应的对华合作政策。1932年9月，国联回复意外交部，鉴于意大利本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寻一名相关专家并非难事，因而同意在港口、陆路及河道领域专家委员会中增加一名意籍技术专家。

　　1933年6月，意大利驻日内瓦代表致信国联，说明让意大利专家参与对华交通运输合作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公平分配的原则”；其次是意大利的国家利益；再次是意大利在土地开垦工程和道路建设方面的技术专长。 信中特别强调中国十分欢迎各国参与该多边合作计划，还提到正在英国伦敦参加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的宋子文已表示，中国会努力为世界各国对华投资提供便利，中国政府会全力维护敞开的大门。 换言之，意政府认为，中国也会乐见意大利参与对华技术合作。此后，国联派遣的多种来华技术团体中都有意籍人员参与。如1933年派遣的土木工程、道路桥梁建设专家团中，就包括意籍工程师奥莫代奥（Angelo Omodeo）和马尔切洛（Eng. Marcello）， 他们前往绥远省考察了河套平原的灌溉系统，提出了改善灌溉基础设施的方案。 中国方面也组织工程师前往西欧国家访问考察，访问地包括意大利。

　　在农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陆续有意籍专家参与。曾任国际农业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秘书长的意籍农学家德拉戈尼（Carlo Dragoni），于1932年夏参加了国联经济财政股的对华农业合作。 意大利蚕丝业协会前主席马里（Benito Mari）于1932年12月来华考察中国丝绸业，到访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 意籍专家均针对各自的实地考察撰写建议报告。为此，国联在华联络官拉西曼于1933年8月9日特别致电意大利外交部，对两位意籍专家予以肯定，并进一步邀请意大利农业、土木工程、土地开垦、医学等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对华合作项目。 9月，拉西曼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曾到访罗马，与意大利政府高层就中国的经济重建和国联的作用交换意见，称“中国之事，百废待兴。”意大利方面表示，罗马已向南京表达其充分之善意和浓厚之兴趣，愿与其他大国一起积极参与中国之经济发展。 1931年9月至12月，国际教育电影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Cinematography）的意籍专员萨尔迪（Alessandro Sardi）随同国联教育专家团到访中国，研究中国教育电影制作问题。 根据国联教育专家团的建议，中国也派出一批教育家前往欧洲，研究欧洲的公立学校管理、教学方法并访问一些文化中心城市。 他们于1932年12月底到达意大利，停留两周，在意期间参观人文艺术珍品，到访米兰理工大学，了解意大利公共教育体系和各类农业、建筑、商业学校以及科研机构。

　　基于国联的合作平台，法西斯意大利基本实现了对中国的初步渗透，人员往来较从前更加频繁，对中国国情有更深入的了解。而后，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到访更让法西斯意大利看到对华进一步扩张的机会。1932年4月，孔祥熙被委派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出访欧洲，翌年3月回国。1933年1月，孔祥熙一行到达意大利。孔在罗马会见意外交部官员阿洛伊西（Pompeo Aloisi）时，表达了对墨索里尼的钦佩之情，并请求面见“领袖”（Il Duce）本人。阿洛伊西回应称，意政府可为其访问精心安排日程，确保他全面了解意大利航空材料和农业机械制造，以及意大利在农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会晤之后，阿洛伊西在给墨索里尼的汇报中提到，给孔安排他所需要的访问日程非常有必要，必能促进意大利工业产品对华出口。墨索里尼对此批复“同意”。

　　根据外交部记录，孔祥熙与墨索里尼的会面安排在2月10日。但会议实录未见于档案，只在部分报告中有所提及。1933年2月17日，负责接待孔祥熙的泰奥多利侯爵（Marchese Theodoli）向意外交部报告，孔所率领的代表团虽然官方宣称是为中国工业寻求最佳资源和条件，但实际上代表团只对“战争材料制造”感兴趣。对此，代表团也并未刻意隐瞒。因中国代表团对航空设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泰奥多利建议孔试乘部分已订购并马上将运往中国的飞机。他试图通过此举说服孔，由孔回国说服南京，要求在意大利设置一个小型半永久性技术委员会，负责在意大利购买和测试航空产品，从而避免无良中介带来的诸多麻烦。唯有如此，才能尽可能保护中国政府的权益。泰奥多利认为，过去十五年里，意大利产品的满意度之所以反复出现问题是因为没有采取类似措施。此外，精密材料只有在合理使用和良好维护下才能发挥最佳效能，此种技术委员会直接在意大利采购并进行测试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办法。

　　泰奥多利指出，这些中国政治精英们确信，中国无力独自应对日本侵略，希望外国势力干预，但也不会放弃过去坚持的民族主义政策（废治外法权、修约、收回租界等）。他们只对一些特定材料感兴趣，而在这方面意大利产品的价格比较实惠。且中国与意大利的航运往来速度较快， 中国使团相信这是最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此外，中国使团对轰炸机和轻型武器最感兴趣。

　　据泰奥多利转述，孔祥熙渴望获得“领袖”（墨索里尼）接见，“因为领袖带领人民为度过战后困境而找寻出路的信念是如此坚定，领袖从来坚信，欧洲大陆不可能依靠由武力强加的条约来维持和平与稳定。”孔认为，日本用武力强加给中国东北的“秩序”对远东和平同样构成巨大威胁。自1907年开始他访问过多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取得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孔请求墨索里尼研究制定一项全面的知识及产业合作计划，包括接收中国留学生，委派意大利教师和技术人员来华，与中国签订产品购买协议及道路工程合同等。泰奥多利称，孔努力游说，提到中国正处在关键时刻，急需与采取亲华政策的国家签下订单。孔祥熙在之后与美、英等国领导人会面的场合里均提及，墨索里尼接见他时表现得极其热情友好。

　　继孔祥熙之后，1933年7月13日，墨索里尼又在罗马会见了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 宋从法国巴黎乘火车抵达罗马，时因辞职出国正在意大利游历的张学良前往车站迎接。同日下午，宋、张在威尼斯宫与墨索里尼会面。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墨索里尼于14日晚为宋子文一行举行了较隆重的欢迎晚宴。墨索里尼在致辞中提到，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先驱，意大利在西方文明史上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东西方两种文明经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得以相遇。宋子文则回应，意大利在领袖（墨索里尼）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内的“和谐安定”，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尊重。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实践对中国有启发激励作用，通过牺牲拼搏和团结奋进，中国亦可在国际社会中重获公正合法之地位。

　　墨索里尼表示，他十分乐意看到中国的发展。中国要发展，国家统一是先决条件，中国人须倾尽全力达成此目标；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建立一支组织良好、纪律严明的军队。他向宋询问中日关系问题。宋回答，尽管中日之间因停战协定而暂时相安无事，但日本对华野心并未止步，其目的是排除其他所有列强独占整个远东地区。日本侵华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西方国家不能坐视不理。宋进而说，意大利与中国存在更进一步紧密合作的可能。他还提出，中国有意招募意大利飞行员和机械师，参与中国空军建设；同时，打算从菲亚特（FIAT）购买航空设备和飞机。墨索里尼对此颇有兴趣，承诺会仔细考虑宋的建议，意大利会就此与中国达成秘密协议，提供中国所需飞行员和机械师。

　　根据宋子文提出的经济合作计划，在中国为发展经济而开展的国际合作中，意大利可在以下几个领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1）水电站建设、土地开垦领域，“意大利具备公认的世界一流之技术和机械制造水平”。（2）为沿海和河流交通提供商用蒸汽船。（3）提供飞机和小型机动鱼雷艇。（4）部分意大利工业企业可在中国设厂，主要是人造丝、天然蚕丝、棉纱和纺织品等，扩大这些产品在中国、近东及远东市场的份额，抵制日货倾销。 （5）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重组和重新装备军队，“以捍卫领土和国家主权完整”，这将是中意合作的重点，中国将选购意大利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武器。

　　此外，中国计划以三年为期向意大利借贷5亿里拉，用于购买意大利产品、发展水电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垦，由意大利机构来主持相关项目。中国政府以高于意大利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为息贷款，争取在10年之内偿还，并承诺通过国际债券为意大利主持的水电和开垦项目筹集更多资金。 若意大利同意，中国愿意派遣谈判代表直接与意大利采购代理商就细节内容进行商讨。

　　从参与多边联合行动到双边直接合作，法西斯意大利始终贯彻着其一直以来的实用、投机性原则。墨索里尼曾对“国际大团结”，“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等口号嗤之以鼻，他深信，“没有哪个国家奉行国际兄弟情谊的政策；每个国家都在高墙后保护着自己，而今这堵高墙是经济和政治实力。” 但这却不妨碍他利用国联、以“合作”之名达成现实的帝国扩张目的。而干预远东事务，与中国达成合作，在华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是法西斯意大利实现“大国”野心的一步，经济合作计划背后的动机与其说是利润回报，不如说是政治企图。

　　三、意中经济合作计划的失败

　　因相信对华经济合作有利可图，意大利部分与合作内容直接相关的部门对该计划基本表示支持，如公共工程管理部（l’Amministrazione dei Lavori Pubblici），企业部（Ministero delle Corporazioni），航空部（Ministero dell’Aeronautica）等，这与意外交部积极游说不无关系。外交部认为，1933年之前，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意大利通过中间代理商向中国出口物资，信贷支付存在种种困难。而中国提出的这项合作计划，可保证意大利的对华出口数量更庞大、更持续也更安全，在支付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随机性。中国打算集中购买意产商船、军舰和飞机，意大利既能借此获得经济效益，也能实现政治收益。经济上，生产供应标准化，包括技术人员和工人转移，可确保产品得到合理使用。设立采购专员（机构），可确保意产物资的持续供应，也能保障中国政府顺利完成支付。政治上，未来三年内，中国政府的特需采购可为部分涉及意大利国家根本利益的产业提供持续订单，例如在经济危机中发展受阻甚至停滞的发动机和飞机制造业，中国政府持续的订单或可助推这些产业的平稳复苏。

　　意外交部还列举了两点合作理由：其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但人口庞大，意味着中国市场拥有极大潜能；其二，中国此次提供的均为一手订单，无其他国家插手，可以确保意大利利益最大化。 此外，在水电工程建设和土地开垦方面，意大利拥有世界领先技术，而这两个领域的机械设备制造已生产过剩，急需寻找销路；且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人数众多，因生产过剩而面临下岗，与中国进行这两个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促进意大利机械设备大量出口，还可推动技术移民以及在中国形成活跃的意大利群体，他们是意大利事业的生力军，能确保实现在中国发展长远利益。

　　尽管如此，意大利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少反对意见。如意财政部质疑，其本国没有足够资本在中国投资建设水电站并承接土地开垦项目，而基于高额借款的订单将持续若干年，并无可靠担保，风险太高。宋子文的意籍财务顾问詹尼尼（Dr. Francesco Giannini）向财政部汇报，认为外交部备忘录中提到的“只需给中国提供必要材料以完成水电站和开垦项目”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是“意大利出资、出材料、出人手在中国的地盘给中国人搞建设，却说对意大利有益，这令人怀疑。”此外，将意大利资本以及部分工业转移到中国的提议也令人担忧，因为这可能削减意大利人的就业机会，而就业正是法西斯政府现阶段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实际上，意大利外交部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对合作前景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南京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实力基础，为其提供工业材料，在华建设工厂无异于“沙丘上建城堡”。他们还注意到宋子文强烈的“亲美”倾向，“毫无疑问，宋先生在中国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北美教育背景决定了他对美国政府的特殊亲近感，而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这位中国政要提出的合作计划十分诱人，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条件和需求不一样，合作计划只提到了工业、土地开垦和水电站等领域却没有对哪些地区具体发展哪一项事业有明确想法，合作计划过于模糊。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并不能有效统一全国，中国实际上还是四分五裂，对华军备供应因此存在严重问题。多年来，欧洲军备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军队“组织涣散、效率低下”，这些军备散落在广阔领土上，最终都落入土匪强盗之手。而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支持中国的各种分裂势力，为达目的，暴力、煽动、腐败等手段层出不穷。

　　对合作计划持反对意见的政要之中，意大利驻日大使奥里蒂（Giacinto Auriti）是态度最为鲜明的一位。1933年8月18日，他特意致电罗马，强调意大利“对抗”日本在华扩张并无益处。相反，一个强大的日本，取代英国、俄国和美国在中国乃至远东的地位，对意大利而言更有利，或者说至少对意大利没有坏处，“一方面，我们无法阻止日本进一步的政治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感兴趣。意大利并非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该感兴趣的是其他西方国家是否比我们强大，是否还在继续变强。与其面对比现在更强大的美国、英国和俄国，倒不如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后者的强大于我们而言利大于弊。”奥里蒂认为，在国际竞争中，列强之间权力对比的法则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必然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呈此消彼长之势，只有削弱英、法力量才能为意大利崛起创造条件。意大利的国家利益集中在西方世界而非东方，与中国达成合作无异于与日本扩张唱反调。而实际上，日本面对日内瓦的强硬态度体现的是其充分的国家自信和对其他国家的不信任，这一点或许会成为意大利的“榜样”，因为日本并不在意被孤立，反而勇敢地向日内瓦权威发起挑战，日内瓦却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日本在向全世界证明其以一己之力对抗国际联盟。意大利的处境并无二致，日本可以说做到了意大利想做却暂时未做到的事情。意大利对中国的合作政策必定加剧东京对罗马的怀疑，换言之，没有必要为了与中国合作而开罪日本。

　　意大利驻华公使馆秘书、公使代办安富索（Filippo Anfuso）也明确指出，宋子文积极在西方活动，吸引外国资本来华，其目的无非是抵制日本。在华外国资本越多，出于既得经济利益考虑，列强便不会对日本在华扩张袖手旁观。在宋子文看来，外国资本能给中国提供更牢靠也更长久的保护。欧美列强涉足中国经济重建越实、越深，日本想要独占中国的企图就越难实现。 同时，他认为，中国利用列强干预来抵制日本的目标可能无法顺利实现，因为欧洲列强如今在华利益尚未重要到让他们考虑采取武力手段来阻止日本入侵的程度。 由此，意大利是否还有必要对远东事务牵涉过深？答案已比较明了。“通过宋子文提出的意中经济合作计划，王国政府究竟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在远东又可获得多少好处都是未知，毕竟其他大国来华比我们早，拥有比我们更有利的条件。”

　　据安富索分析，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唯有在外国雇员合作管理下的海关关税能有所保障。可惜中国的海关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偿还外债，在未偿清已有借款之前，列强不会轻易改变这一现状。中国的国有资产如铁路（基本上均为中外合资）也是负债累累，有外债也有内债，大部分都是长期拖欠，因此也不可能用作还款抵押。若避开金融，从其他领域入手，比如采矿特许权，中国现有立法并不允许出让该特权，意大利很难获得。即使拿到采矿权，与在中国设厂一样涉及到有效保护的问题，甚至要派军队维护安全，成本必然太高。“若非必要，我们也想只考虑如何圆满实施该计划，而不是总在设想中国政府何时会破产。”

　　在意大利政府尚犹豫不决之时，中国方面政局和高层人事已发生变动。1933年10月29日，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孔祥熙接任。当时，接替齐亚诺（Galeazzo Ciano）担任意大利驻华公使的博斯卡雷利（Raffaele Boscarelli）抵达上海并与宋子文会面。宋向博氏保证，他虽已放弃执掌财政部，但会继续密切关注与意大利的合作，尤其航空使团、航空设备订单等问题，辞职没有削减他对中意合作的兴趣，也无损于中意关系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如此，至1934年3月，意大利方面仍未收到任何关于该计划的进展。 博斯卡雷利也试图与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罗文干、孙科等联系，他们的回复相当官方，称中国对意大利充满热情，期待与意大利合作，或更确切地说是期待意大利给予的善意援助，却无人提及宋子文提出的意中经济合作计划。

　　1934年5月，博斯卡雷利终于见到蒋介石，会面的气氛友好而热烈，但经济合作计划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蒋基本上只对航空使团和航空问题感兴趣。 直到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意中经济合作计划仍仅仅停留在“有待细节讨论”层面。而意外交部已开始全力应对埃塞俄比亚事宜以及国联的制裁问题，无暇再理会一份旷日持久的经济合作计划。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由中国方面提出，之后意大利方面有意积极促成但最终不了了之。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宋子文辞职，依托其财政部长职务而提议的经济合作计划无人接洽和推进。其二，意大利国内各部委意见不一，根本原因在于意大利统一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滞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时生产向和平生产转变困难，加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意大利工业退回谷底，失业人口大增，大批企业倒闭。法西斯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又使意大利出现了新的混乱和危机。 其资本供应本国尚且不足，根本无力进行对华投资。且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复杂，无法提供借贷担保，在部分意大利政要看来，经济合作计划犹如“空中楼阁”，实现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其三，法西斯政府认为，意大利根本之国家利益不在远东，不在中国，而在于欧洲以及非洲东北部地区，它只能集中有限资源，全力筹备对重点地区的扩张。

　　结语

　　意大利因其历史上的帝国传统而对成为“大国”抱有执念；同时，因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势力强大的地方分离主义、教宗国长期对峙等问题，统一民族认同、树立民族自信成为重中之重，法西斯上台后更是将“大国”“帝国”作为其外交宣传的重要口号，甚至被赋予战略意义，为之后的帝国主义扩张奠定理论基础。然而，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滞后，先天不足、后天孱弱，在殖民扩张和外交博弈上表现为左右摇摆、朝秦暮楚，其对华政策也是这种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和衰弱的现状让意大利重拾对这片古来向往之地的“兴趣”。但此时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已基本稳固，可供意大利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加之其本国实力不济，在西方列强角逐中一直处于劣势。直至法西斯掌权并巩固内政之后，意大利自认有可能分一杯羹，最主要是为了展现其“大国”影响力。于是，意大利在国联对华技术合作的框架下发现了机会，以合作之名行扩张之实。但这并不代表意大利愿意深陷远东事务之中，其战略重点依旧是欧洲（地中海）、东非等地区，对中国的政策完全服务于这些战略重点地区，法西斯意大利部分高层官员相信，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是得不偿失，在远东，意大利只会选择日本而非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意之间这一经济合作计划背后固然有经济利益驱动，但最根本的动机仍在于实现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目标。对意大利，中国或者远东地区冲突不断，各西方列强竞相登场，尤其日本崛起，可一定程度上转移欧洲的注意力，有利于其在地中海和东非展开扩张行动。对中国，经济合作计划虽然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世界经济之时代”的认识，实现军备采购和工业借款，但主要目的是借列强之力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寄希望于列强在华利益羁绊越深越能约束日本独占野心，所以，经济合作计划实际上服从于双方的政治外交权衡。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欧洲，美国和日本趁机崛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联合对“一战”结果“不满意”的国家，与“一战”战胜国之间博弈的过程，也是国际力量消长和国际秩序动态调整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前后，不论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法，还是“风头正劲”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美、日，甚至德、意，都在中国以“合作”之名竞相登场，不同于从前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这一次他们采取了看似更“公平”、“平等”与“和平”的方式，甚至有“援助”意味，但依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扩张的本质。这种变相的在华利益争夺充斥着当时各大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得失权衡。英、法被德国问题牵绊在欧洲事务中；野心勃勃的日本借机行动，企图独霸远东，与美国利益产生冲突；意大利则抱着投机主义心态试图充分利用欧洲与远东问题，寻求扩张机会，在分析利弊之后最终选择加入德日阵营。由此可见，20世纪在中国出现的这些所谓“合作”并非基于相对平等的政治地位，尤其中国与列强之间综合国力并不对等，哪怕有“合作”之名，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国逐利。中国曾希冀借助列强之力救亡图存，但事实证明并不可取，仍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国家之独立自主和富强自尊，这是国情使然，也是历史必然。

（信美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