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娜：法国委任统治与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由来

内容提要：亚历山大勒塔问题肇始于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它是委任统治政府奉行的殖民政策、土耳其的领土收复主义以及国际联盟的纵容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行政区划、人口管理等方面的分而治之政策，强化了亚历山大勒塔内部各族群的差异，而族群矛盾成为法国割让亚历山大勒塔以寻求土耳其支持的借口。土耳其出兵干涉亚历山大勒塔公投，“收回”亚历山大勒塔，并得到国联的默认。亚历山大勒塔领土主权的转移违背了当地大多数居民维持现状的意愿，为叙利亚与土耳其两国的领土争端埋下祸根。

关键词：法国委任统治　亚历山大勒塔　叙土领土争端　族群关系

　　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问题是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时期酿成的叙土领土争端。由亚历山大勒塔引发的领土纠纷既是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两大族群分布与历史认知方面的冲突，也是大国干涉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国委任统治官员罗伯特•德•凯克斯(Robert de Caix)认为，该领土问题是“外交事故”。在叙利亚人眼中，亚历山大勒塔犹如从树干上砍掉的一根树枝。他们痛心不已，坚信“亚历山大勒塔省”一直都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1世纪以来，叙土两国在亚历山大勒塔问题上依然心存芥蒂，至今仍未建立正常的和平友好关系。

　　国外学术界对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既有从国际关系视角的考察，即大国博弈以及对法国、土耳其和叙利亚三方关系的考察，也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进程角度的分析，还有关于该地区亚美尼亚人、阿拉维人等少数族群问题的探讨。有学者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勒塔各族群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社会现象，甚至得出当地不存在族际冲突的结论。国内有学者认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分割亚历山大勒塔的一系列举措是叙利亚民族政府(1936年12月-1939年2月)垮台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法国委任统治对亚历山大勒塔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族际关系的变化和冲突，分析亚历山大勒塔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亚历山大勒塔传统的族群关系及问题的起源

　　亚历山大勒塔位于地中海东岸北端，与小亚细亚半岛相连，介于安纳托利亚与新月沃地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所谓天然的叙利亚的组成部分”。这里是亚欧两大洲海陆交通的十字路口，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相继被赫梯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安条克公国、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统治。该地拥有地中海东部最好的天然港口之一亚历山大勒塔港，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前，亚历山大勒塔港是从地中海进入西亚与印度的重要口岸之一，也是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重要出海口。尤其是，1911年连接哈马、霍姆斯、贝鲁特等地的铁路成功运营，实现海陆联运，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

　　近代以来，作为一个典型的族群混居区，亚历山大勒塔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D.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观点，族群是前现代的、松散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也称族裔集团，而不同于必须拥有祖国的现代民族。然而，据西方文献记载，亚历山大勒塔存在民族主义仇恨，法国殖民主义者则以保护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己任，并以此为借口谋求政治利益。西方霸权的宏大叙事掩盖了亚历山大勒塔传统的族群关系。

　　首先，亚历山大勒塔是众多民族长期和平共存之地。历史悠久、交通便利的亚历山大勒塔居民成分相当复杂，是宗教和语言的“万花筒”。据统计，至少有5种语言、16种不同教派在此并存。居民日常以双语甚至三种语言交流的现象非常普遍。除了土耳其人以外，当地几乎所有的阿拉维人和亚美尼亚人都以土耳其语为第二语言。传统上，亚历山大勒塔的族群主要是以宗教信仰来划分的。绝大多数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阿拉维人等，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等，以及犹太人等少数族裔。从社会管理阶层来看，亚历山大勒塔的宗教首领是讲土耳其语的逊尼派穆斯林，穆塔萨里夫(Mutasarrif，即州长)则由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担任。在政府公职人员中，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占比最高；逊尼派土耳其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基督徒的数量与其人口成正比；阿拉维派则不足三分之一。1932年再次组建叙利亚议会(Syrian Chamber)时，亚历山大勒塔代表中有5位逊尼派穆斯林、3位阿拉维人和1位希腊东正教徒，其人员构成基本与各族群的人口数吻合。总之，亚历山大勒塔的诸多族群和睦相处，恰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言，“在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时，亚历山大勒塔是幸福的”。这里甚至成为1915-1917年亚美尼亚大屠杀幸存者的避难所和难民的安置点。1928年，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在亚历山大勒塔建设了4个亚美尼亚难民安置点，其中3个位于中部阿穆克，另一个位于西南角的穆萨达。

　　其次，亚历山大勒塔的各族群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传统上，经济发展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利益是民族关系的本质内涵之一。亚历山大勒塔以港口经济为主，是阿勒颇进出口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此外还有农业、森林等资源，是大叙利亚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亚历山大勒塔市、安条克和克勒克汉是其中心城市。按照1928年的数据统计，28%的人口居住在这三个城市。逊尼派土耳其人、基督教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城市的主要族群。亚历山大勒塔的教派、族群冲突让位于经济的发展需求，实现了族群间的妥协和相互依存。族群分布呈现高度混合的特征。此外，族群分布模式也不统一。例如，传统叙事中的“山区居民”阿拉维派也是安条克市的重要族群，1932-1935年安条克的人口增长了13.6%，主要来自阿拉维派，而逊尼派土耳其人则集中在远离土耳其边境的城市中心。按照奥斯曼帝国的米列特制度，亚历山大勒塔的各族群教派均有其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然而，当地的民间交往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族群限制，讲阿拉伯语和讲土耳其语群体之间的通婚并不鲜见。从金融贸易到杂货店的所有商业活动都是跨种族进行的。1935年成立的亚历山大勒塔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有14名当地居民，其中6名逊尼派土耳其人、4名东正教阿拉伯基督徒、3名亚美尼亚人和1名阿拉维人。各族群的代表人数是其整体经济实力的体现。

　　再次，按照经济实力和政治诉求，亚历山大勒塔的居民可划分为四个阶层。其一，富裕保守的大地主(包括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担心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侵害自身利益，要求自治。其二，中产阶级。由城市基督徒(包括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商人群体不希望因亚历山大勒塔地位的改变而切断与阿勒颇的商业联系，主张与大地主等精英阶层结盟并维持现状。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基督徒而言，由于人口比例的重大变化以及族群内部的不团结，他们未能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其三，中下层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阿拉维派。很多逊尼派阿拉伯人是小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其政治角色缺乏明确的定义，影响力有限。其四，激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他们要求亚历山大勒塔脱离叙利亚并入土耳其，但人数较少，不足以挑起族群矛盾。所谓“族群矛盾”，是指少数主张回归土耳其的激进分子与期望维持现状的多数人的矛盾。事实上，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亚历山大勒塔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政治选择。法国委任统治官员认为，阿勒颇的每个教派都保留了族群或教派忠诚，而且都害怕土耳其或者穆斯林的统治，因此他们可能会依赖法国的保护。

　　最后，亚历山大勒塔受到各种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并不显著。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以强烈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国民与巩固政权的手段，不断强化民族国家疆域和主权。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之初就存在以下问题，即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团结混合交织，宗教理念被融入世俗的民族概念中。依据伊斯兰传统观念，真主是整个世界的主宰，所有穆斯林应建立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共同体。这导致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缺乏强烈而明确的领土意识。然而，当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分歧中掺杂着土耳其的民族统一愿望，亚历山大勒塔问题就逐渐演变为土耳其人与反土耳其人的敌对状态。1934年4月，土耳其加济安泰普的瓦利(省长)访问亚历山大勒塔，受到数百名土耳其族青年的热烈欢迎。次月，阿拉伯学生和亚美尼亚学生则以高调欢迎新任法国军事指挥官作为回应。土耳其人与非土耳其人之间的对抗，严重冲击了当地的族群关系。当1936年土耳其提出亚历山大勒塔的领土主权问题时，地区冲突就体现为主张维持现状派、亲大马士革派以及亲安卡拉派的三方冲突。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亚历山大勒塔频繁爆发罢工、骚乱甚至恐怖活动，社会生活几乎陷入瘫痪。西方媒体借机曲解挑拨，将危机导向族群矛盾，宣称亚历山大勒塔的居民“世代争吵”，而叙利亚的族群之间“总是针锋相对”。有法国观察者提出，在1937年的亚历山大勒塔，所有阿拉伯人(包括逊尼派、阿拉维派和基督徒)首次发现，他们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即对土耳其人的仇恨。曾活跃于亚历山大勒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国家行动联盟(League of National Action)的领导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扎基•阿尔苏兹(Zaki al-Arsuzi)认为，该联盟所宣扬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相似，排斥其他种族，缺乏群众基础。当土耳其军队占领亚历山大勒塔时，国家行动联盟解体。然而，领土纠纷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之一，是民族认同的条件和保证，疆域的划分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随后，在亚历山大勒塔的领土纠纷中，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发展壮大。

二、法国委任统治对亚历山大勒塔的影响

　　近代以来，亚历山大勒塔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愈发明显，从而成为英、法等列强争夺的焦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里，亚历山大勒塔被划归法国势力范围，但同时也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港。为了保全马赛港-海法港-亚历山大勒塔港之间的海上商路，法国人意图将亚历山大勒塔与阿勒颇省分离，设置自治区以保持其独立性。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夺，其结果是亚历山大勒塔港不再属于土耳其人，而是交由协约国使用。1920年4月，在国联召开的圣雷莫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上，法国取得对叙利亚北部的委任统治权，并于1922年正式获得“委任统治书”。国联委任统治的理念是通过对语言、民族等概念的科学研究和西方世界普遍适用的全民公决，在托管地建立拥有独立执政能力的民族国家。按照国联的设想，委任统治是基于“文明而神圣的托付”理念，旨在扶助新兴民族国家政体，受任国需为委任统治地制定法规章程并促进地方自治。国联还特别规定，受任国需保护委任统治地的领土安全，不能将未来独立国家的领土分割出去。但国联秘书处委任统治部门主管威廉•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曾断言，委任统治只是英法等大国利益分配的“一种妥协方式”。

　　委任统治制度出台之初，法国殖民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委任统治是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在法国势力范围内安插的特洛伊木马。在实践中，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并未“扶助”叙利亚民族国家的构建，反而积极推行殖民主义的民族分裂政策，并使其逐步沦为大国交易的筹码。因此，法国的委任统治是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开端，其影响深远。

　　首先，亚历山大勒塔的行政区划变化频繁，混淆了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1918年11月27日，法国占领区行政长官奥伯斯特•德•皮耶帕普(Oberst de Piépape)上校发布政令，要求安条克、哈里姆和贝兰三个区暂时附属于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实行自治。其北部大致从土耳其的帕亚斯沿海岸向东延伸约130千米，东部以卡拉苏河谷和奥伦特河为界，南部从卡拉杜兰向东延伸。圣雷莫会议后，法国当局开始频繁调整亚历山大勒塔的疆界。例如，把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村庄划归阿勒颇，留下讲土耳其语的逊尼派村庄；从阿拉维国并入两个亚美尼亚村庄。至1928年，亚历山大勒塔的面积约为4，700平方千米。

　　为了巩固对叙利亚的军事统治，法国政府规定：为城市中分散的族群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计划，并为山区的少数族群提供一个特殊的制度或建立一个特别政权，使其与穆斯林占多数的邻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按照教派或族群，在大叙利亚就出现了若干个彼此分离的、半独立的小国，诸如1920年分割的大黎巴嫩国、大马士革国、阿勒颇国和阿拉维国，1921年建立的德鲁兹国。1920年9月1日，法国高级专员第330号法令规定，亚历山大勒塔在行政上隶属于阿勒颇国，内部事务自治。11个月后，高级专员第987号法令从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亚历山大勒塔独立的行政体系。1921年10月20日，法国众议院议员亨利•富兰克林-布永(M. Henry Franklin-Bouillon)和安卡拉大国民议会政府外交部长优素福•凯末尔(Yusuf Kemal)签署《安卡拉条约》(Ankara Agreement)，双方在西里西亚停战，并明确土叙边界。土耳其承认亚历山大勒塔属于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以及该地区在行政和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1923年，法国委任统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正式将亚历山大勒塔从阿勒颇分离出去，成立一个自治省。在第1881号法令中，专门委派高级专员代表(délégué-adjoint)担任亚历山大勒塔穆塔萨里夫的顾问。但同时强调，亚历山大勒塔只是行政自治，而非政治独立。同年，委任统治当局将阿勒颇国、大马士革国、阿拉维国，以及亚历山大勒塔合并为叙利亚联邦，又因难以管理于1924年12月5日解散。亚历山大勒塔恢复高度自治的“特别管理制度”(speci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并持续至领土让渡之前。殖民统治所构建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给正在建构中的阿拉伯国家认同带来了挑战。

　　其次，人口政策上的差异化管理，加深了亚历山大勒塔的族群分化。在人口政策上，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延续奥斯曼帝国的米列特制度，给予不同的宗教派别自治权；二是在各宗教社区建立政务委员会和法庭以处理个人事务。这种强调宗教分治的司法管理制度固化了族群间的差异和矛盾，使其相互独立、互不信任，从而形成复杂而脆弱的“马赛克”。如此一来，法国殖民者需出面保护叙利亚少数族群，委任统治高级专员将充当各族群和教派的仲裁者，协调族群关系，解决宗教冲突。1921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借人口普查之机，实施人口转移政策以调整亚历山大勒塔的族群结构。法国当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亚历山大勒塔居民人数共计22万人，其中讲土耳其语的逊尼派穆斯林占38.3%，讲阿拉伯语的什叶派(主要是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占27.9%，亚美尼亚基督徒为11.3%，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为10%，亚美尼亚人以外的东正教徒以及其他基督徒占8.16%，此外还有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和犹太人等。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准确，但这种统计方法混淆了语言、民族和教派因素，如把同属阿拉伯人的阿拉维派与逊尼派分开统计。事实上，阿拉维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基督徒(除亚美尼亚人外)的母语都是阿拉伯语，因此讲阿拉伯语的人口比例(约10.8万人)高于土耳其语。1921年8月，法国委任统治高级专员第330号和第987号法令明确规定，土耳其族在当地拥有特殊权利。除阿拉伯语和法语，土耳其语成为亚历山大勒塔的官方用语。亚历山大勒塔的学校可在教材、节假日等方面与土耳其本土保持一致，土耳其族学生可以赴土耳其旅游、报考土耳其军校，甚至还能组建俱乐部传播土耳其现代理念。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这一举措具有明显的双重用意。一是刻意设定人口统计标准，造成土耳其族在亚历山大勒塔占多数的假象，因为这一所谓多数在其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仍是少数群体。二是制定扶植少数族群的政策，制造族群冲突，坐收渔利。这种政策其实是殖民者推行民族分裂的惯用手段。法国委任统治当局通过人口管理重新塑造社会，瓦解阿拉伯民族主义从历史、种族、政治合法性等方面寻求统一的尝试，必将深化阿拉伯国家权力分割和权力垄断的族裔化。

　　再次，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改变了亚历山大勒塔的经济格局。毋庸置疑，建立委任统治的终极目标是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法国殖民统治者利用国家机器塑造了叙利亚的统一性，如统一的疆域、国籍、货币、关税等，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亚历山大勒塔港口经济的繁荣。1929年，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到港船舶的吨位量分别为123.426万吨、226.529万吨和169.338万吨。但同时，也被法国殖民者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0-1934年叙利亚的失业人数约为15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5%-20%。尽管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给予亚历山大勒塔独立财政权，可以保留所有税收的95%，仅上交其余5%给阿勒颇政府，但因为与法郎挂钩，叙利亚出口贸易受挫，很多企业破产，亚历山大勒塔港的过境贸易减少。据法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统计，1930-1933年亚历山大勒塔港口净收入下降逾20%。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民生，社会经济矛盾逐渐外化成族群和教派冲突。讲土耳其语和讲阿拉伯语的族群刻意塑造和凸显各自的优势地位以争取更多经济利益。土耳其曾声称该地区的土耳其人高达24万人，而一位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则断言该地区亚美尼亚基督徒人数为135,522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资源分配的矛盾并不局限于当地的土耳其族和阿拉伯人，亚美尼亚难民与本土居民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尤其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年轻人组成现代主义进步联盟与传统精英联盟陷入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冲突。

　　最后，亚历山大勒塔的主权让渡是法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妥协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形势波谲诡异，列强在中东乃至整个世界的争夺愈演愈烈。然而，法国的外交实力却不断下降，甚至追随英国对法西斯势力采取绥靖政策。在处理中东事务方面，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主要面临来自英国和意大利的挑战。

　　殖民时代，法国的重心一直都在北非，那里才是其命根子；而在中东，“英国唱主角，法国是配角”。英国通过宣扬阿拉伯民族独立，鼓动阿拉伯人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后通过扶植麦加谢里夫家族的费萨尔亲王与法国展开角逐。为了尽快推翻费萨尔的统治，1920年5月，古罗将军委派他倚重的高级专员顾问罗伯特•凯克斯赴安卡拉谈判。在与土耳其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后，法国集结兵力轰炸大马士革，开启了对叙利亚的军事统治。很多叙利亚人对法国人没有好感，他们认为如果外国干涉不可避免的话，他们宁愿求助于英国，而非法国。法国委任统治建立后，英国不仅派驻联络官，而且还在亚历山大勒塔、贝鲁特、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黎波里等重要城市设立领事馆，继续鼓动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抗法国统治。法国陆军部在有关战后中东地区形势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应严厉打击英国在上述地区的反法宣传，牢牢控制东地中海的战略安全，同时阻止阿拉伯民族主义自东向西渗透而威胁法国对北非的控制。英法双方都将对方列为在中东事务中最大的竞争对手。1921年，英国政府试图在亚历山大勒塔和贝鲁特设立银行，但这违反了1919年英法协议，即除现有银行外，不允许任何国家在军事占领区开设银行。1926年，英国领事馆在阿勒颇大力宣传摩苏尔的石油开采计划，并开始收购叙利亚的公交和商业服务公司，着力塑造英国实力雄厚的形象，以树立威望、争取当地民众的支持。

　　法国委任统治建立之初，意大利驻亚历山大勒塔领事路易吉•莱万特(Luigi Levante)就曾鼓动民众暴力反抗法国军队，阻挠法国亚历山大勒塔港口公司(la Société Fran?aise du Port d'Alexandrette)的运作，并公开抵制法国当局制定的汇率。围绕亚历山大勒塔教堂宗教仪式的最高主持权问题，意大利成为法国宗教权威的主要挑战者，双方的争夺趋于白热化。1926年12月，罗马教廷要求暂停二者的宗教特权，直到双方达成新的协议。意大利还通过学校教育拉拢少数族群，在亚历山大勒塔开办的意大利小学中，阿拉维派学生约占70%，希腊东正教徒为25%。周日下午，教师会带领学生身着法西斯制服，进行示威活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意大利的反法宣传和法西斯活动表示极大的不满，试图争取土耳其的中立甚至友好来阻止意大利在地中海东岸的进一步渗透。为了争取土耳其的支持，对抗意大利向北非的扩张，法国政府甚至计划将拉塔基亚的阿拉维地区割让给土耳其。相形之下，犹如一块烫手山芋的亚历山大勒塔，对法国而言又有何足惜。

三、土耳其“收回”亚历山大勒塔

　　受欧洲古典民族主义理论影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奉行“一国一族”原则，认为国家边界应与民族边界相一致。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拒斥泛突厥主义的扩张政策，但他“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斩断其文化与种族之根，所以凯末尔对泛突厥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在凯末尔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土耳其最终“收回”亚历山大勒塔。这一事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法国委任统治的困境与亚历山大勒塔问题初露端倪。在海外建立委任统治后，法国面临着来自本土和委任统治地的双重挑战。一战后，法国政府不仅在恢复本土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方面疲于应付，还面临在殖民地驻军、援助亚美尼亚人等维持殖民威权的需求，导致人员供给不足、财政负担过重。在委任统治地，叙利亚的反法斗争从未停息，1922-1923年叙土边境的基利斯地区发生多达328次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严重的安全问题导致交通受阻和商业低迷，叙土边境深受影响。相反，土耳其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内部局势趋于稳定，民族主义者开始着手整合民族国家和收复领土。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准官方机构“青年阿达纳”(Yeni Adana)定期策划针对亚历山大勒塔的民族主义宣传。土耳其报纸则频繁报道法国当局迫害亚历山大勒塔当地土耳其人的消息。1925年，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掀起叙利亚全境的反法浪潮。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将军(Maurice Sarrail)在镇压起义中轰炸大马士革的行为引发了法国本土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抗议，法国委任统治陷入困境。新任委任统治高级专员亨利•德茹弗内(Henry de Jouvenel)提出在宪法框架内“和平回归”的理念，允诺起义者若放弃暴力抵抗，即可组建制宪委员会。然而，起义军不为所动，因为他们即将与沙特的瓦哈比派结盟，甚至还得到了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默许，可以穿越约旦河。当起义者提出包括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在内的领土要求时，遭到土耳其支持者的坚决反对。为了孤立起义军，1926年2月，德茹弗内不失时机地提出，若土耳其停止对叙利亚边境的突袭，法国就将亚历山大勒塔境内的帕亚斯火车站让渡给土耳其，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德茹弗内协议》(de Jouvenel' Agreements)。亚历山大勒塔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叙利亚反法大起义使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正视叙利亚人民强烈的独立意愿，在1926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叙利亚民族主义代表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漫长而复杂的协商，直至1936年9月9日双方才初步达成一致并签署《法叙条约》。这期间，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1926年，英土签署《摩苏尔协定》，对伊拉克摩苏尔的所有权达成共识，英土关系逐渐改善。1932年7月，土耳其加入国联，1934年9月成为国联非常任理事国。1935年，通过《蒙特勒公约》(The Montreux Convention)土耳其夺回黑海海峡主权。

　　《法叙条约》是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导火索。基于国联确立的少数民族相关问题可以提交理事会讨论的制度，1936年9月26日，土耳其在国联会议上正式提出对亚历山大勒塔的领土要求。10月中旬，在报道《法叙条约》时，“哈塔伊”(Hatay)这个称谓首次出现在土耳其报纸上。10月22日，土耳其《共和国报》(Cumhuriyet)第4470期将该词解释为“赫梯人的土地”，意味着早在四千多年前这里就属于土耳其人。11月1日，在大国民议会演说中，凯末尔称亚历山大勒塔完全属于土耳其。对此，法国宣称将遵守国联盟约，履行受托国义务，不会将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割让出去。1937年1月18日，法国总理莱翁•勃鲁姆(Léon Blum)提出亚历山大勒塔在法国委任统治下独立的计划，但仍无法与土耳其达成一致，国联遂派出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1月27日，国联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称：(1)亚历山大勒塔应建立独立政权并选举产生议会；(2)亚历山大勒塔在外交层面上属于叙利亚，国防安全则由土法共同保障；(3)亚历山大勒塔的关税、货币及语言与土耳其一致。5月29日，国联表决通过了该项报告，并拟定1938年3月28日至4月15日在亚历山大勒塔进行全民公投。从上述内容来看，国联偏袒土耳其，混淆了亚历山大勒塔的治理权责。因此，汤因比称：“土耳其人欢呼雀跃，法国人如释重负，叙利亚人备感屈辱。”为了安抚叙利亚人，法国委任当局承诺，将通过外交途径使公投朝着有利于叙利亚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亚历山大勒塔的全民公决及其危机。1937年10月4日，国联调查委员会颁布公投条例。条例规定：亚历山大勒塔分为7个选区，即土耳其、阿拉维、阿拉伯、亚美尼亚、希腊东正教、库尔德及其他；按照每个选区登记注册的人数分配代表。选民登记成为公投最重要的环节。土耳其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勒塔开设领事馆，并派出观察团。10月29日，土耳其对选举章程提出异议，要求允许其他讲土耳其语的族群在土耳其选区登记，并游说和拉拢阿拉维人和基督徒。12月15日和24日，土耳其连续向国联抗议，主张在公投委员会中增加法国和土耳其代表，取消对选民居住地的限制。国联理事会向土耳其妥协，同意于1938年1月31日重派委员会，并将公投日期推迟至7月15日。当地“非土耳其人”则成立了“桑贾克联盟”(Union sandjakienne)，反对土耳其获得优势地位，支持维持现状。叙利亚民族政府也派遣代表，意在促进非土耳其族群的合作。在土耳其从媒体和外交的双重施压下，法国委任当局不断对土耳其做出让步，频繁调整亚历山大勒塔的高级专员代表，1937年9月6日以罗热尔•加罗(M. Roger Garreau)替换迪里厄(M. Durieux)，短短10个月后，1938年6月3日又将其召回。1938年5月3日，选民开始登记。次日，罗热尔•加罗便与土耳其驻安条克总领事一同前往安卡拉，并达成共识。返回亚历山大勒塔后，罗热尔•加罗就以土耳其人替换了很多阿拉伯官员，释放土耳其囚犯，关押阿拉伯领导人。阿拉伯人罢工、示威以示反抗，土耳其人和桑贾克联盟的支持者不断发生流血冲突，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派出军队维持秩序。

　　根据登记情况显示，许多阿拉维人并未在土耳其选区登记，忠于宗教传统的土耳其人也拒绝在土耳其选区注册。至5月20日，在非土耳其选区登记的人数达53%，土耳其选区登记人数占47%，支持自治者居多。这一结果反映了当地族群的政治倾向，但却引发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公投被迫暂停。1938年6月22日，国联调查委员会撤出亚历山大勒塔。因委任统治条例规定，叙利亚的外交事务完全由法国控制，叙利亚驻安卡拉外交代表阿迪勒•阿尔斯兰(Adil Arslan)通过伊拉克前总理纳吉•舒卡特(Naji Shawkat)与土耳其政府斡旋，提出对亚历山大勒塔的分治协议，但是因土耳其已与法国进行了决定性的谈判，叙土谈判没有取得实质进展。7月4日，法土缔结新的友好条约，放弃全民公决的结果。翌日，土耳其军队开进亚历山大勒塔，驻扎在亚力山大勒塔-安条克-克勒克汉沿线以西，法国军队则退居该线以东。亚历山大勒塔危机全面爆发，大批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逃离亚历山大勒塔。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大规模从土耳其移居亚历山大勒塔，并登记为选民。部分东正教基督徒和阿拉维派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而其余的人则选择获得土耳其选民资格，以保护其家庭及财产。按照公投委员会第13号决议，8月1日下午6点结束登记。最终选民数为：土耳其人35,847人，阿拉维人11,319人，亚美尼亚人5,504人，阿拉伯人1,845人，希腊东正教徒2,098人，其他359人。土耳其人占比高达63%。按照登记人数比例，亚历山大勒塔议会40个议席中，土耳其人占22席，阿拉维人9席，亚美尼亚人5席，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东正教徒各2席。

　　第三阶段，从哈塔伊共和国到哈塔伊省，土耳其吞并亚历山大勒塔。1938年9月2日，亚历山大勒塔召开第一届议会代表大会。阿卜杜勒•哈尼•图尔克曼(Abdul Ghani Turkman)当选为议长，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更名为哈塔伊，建立哈塔伊共和国，土耳其国民议会议员塔伊富尔•色科曼(Tayfur S?kmen)任总统，内阁成员均为土耳其人。议会决议迁都安条克，采用土耳其法律和土耳其国歌，旗帜也是基于土耳其国旗的设计，只是在白星的内部填了一颗较小的红星。但就法律地位而言，哈塔伊共和国仍在法国的委任统治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历山大勒塔问题成为大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变量。1939年3月18日，英国政府开始与土耳其政府就建立巴尔干“和平阵线”展开外交谈判，英国希望法国加入“和平阵线”。但是，土耳其认为法国在哈塔伊最后的让渡问题上玩弄两面派手法，并坚持在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之前，明确哈塔伊的主权问题。4月27日，希特勒内阁前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出任德国驻安卡拉大使。德国拉拢土耳其、搅动巴尔干局势的企图引起英法等国的忧虑。在英国的催促下，1939年6月23日法土双方在安卡拉签署《法土协定》，法国结束对哈塔伊的委任统治，将其移交给土耳其。亚历山大勒塔易主，国际舆论哗然，迅速作出反应。土耳其政府加紧进行领土和人口的调整，将德尔特约尔、哈萨、埃尔津三地并入哈塔伊省，使该省面积增至5,570平方千米。对于当地居民，土耳其政府规定，兼并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当地阿拉伯居民可以选择留下来加入土耳其国籍或者移民至当时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或黎巴嫩。约5万人离开亚历山大勒塔迁往叙利亚，其中2.2万是亚美尼亚人，阿拉伯逊尼派和阿拉维派各1万人，阿拉伯基督徒5千人。土耳其的迁移政策是按照宗教、语言等民族特征进行的人口交换，以实现同化少数民族的长远目标。迁移政策往往伴有极端的种族灭绝，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温和的种族清洗”。

　　二战全面爆发后，国联在协助调解国际争端、保障集体安全等方面表现出严重的缺陷。1939年10月19日，《英法土三国互助条约》(Anglo-French-Turkish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签署生效，哈塔伊正式划归土耳其。叙利亚向国联申诉无果，叙利亚民族政府总统哈西姆•阿塔西(Hashim al-Atassi)辞职。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甚至为割让亚历山大勒塔的行为辩解道，那是为了保护叙利亚免遭土耳其侵略。国际法学家乔治•塞勒(Georges Scelle)认为：“法国处置了它不能全权代表的领土，这纯属违法行为。”

　　二战结束后，土耳其与苏联关系恶化。为了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免腹背受敌，土耳其提出在亚历山大勒塔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动议，遭到叙利亚拒绝。亚历山大勒塔已经成为叙利亚“国家的执念”。

结语

　　亚历山大勒塔的领土主权转移是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民族分裂政策、土耳其领土收复主义和武力强制，以及国际联盟放任和纵容的结果。法国在委任统治叙利亚时期推行强权政治，从行政区划和人口政策等方面造成亚历山大勒塔民族分裂，将亚历山大勒塔作为大国博弈的筹码，这是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开端。法国委任当局对亚历山大勒塔的处置违背了该地大多数人维持现状的意愿和全民公决结果。在殖民主义时代，国际组织的手段如全民公决、调查委员会以及保护少数族群利益等说辞只是维持西方大国利益的工具，只能沦为表面的、形式的正义。列强对经济和战略利益的争夺是亚历山大勒塔领土争端问题的强大动因和主导因素，对于当地亚美尼亚人、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而言，疆域界定与再界定的结果是被驱逐后背井离乡的命运。亚历山大勒塔问题同时也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民族国家体系资源和权利不平等造成的恶果，欧洲中心的国际体系剥夺了阿拉伯人影响和掌握自己未来的机会。在中东民族国家整合的动荡时期，地理和人口等因素不仅决定国家的战略目标，也在改变其组织方式，是推动民族主义演变和民族国家整合的内部动因。但是，西方大国对这些因素的人为干涉加剧了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因此，进行制度的批判和创新，建设多样性世界和多元性文化相一致的资源权利结构和政治框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平等的基础上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势在必行。

　　（注释略）

（作者：赵娜，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