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宜 沐涛：历史维度下百年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将了解非洲、认识非洲、支持非洲作为党的一项重要目标与决策。在历史的维度下，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呈现出统一的、联系的、辩证的发展脉络。百年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在历史的维度下，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点，即诞生于共通的情感，服务于非洲人民，稳固于互利共赢，最终开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具有统一性与连续性，中非关系的发展道路实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非洲观背后体现的，是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是中非关系延续历史的脉络走向新征程，面临新挑战，最终达到新高度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最终落脚点是中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计划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中国道路优越性的必然方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非洲，非洲观，历史维度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秉持着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贡献、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了解非洲、认识非洲、支持非洲作为党的一项重要目标与决策。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是基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和非洲人民风雨同舟、共克艰难而逐渐形成的。在历史的维度下，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呈现出统一的、联系的、辩证的发展脉络。为把握其中的历史发展规律，要从树立世界眼光着手，一方面，要从空间上以全球史的视野洞察中国的对非决策及中非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时间上把握百年来中国和非洲整体的历史趋势与发展规律，坚持整体性的方法与原则，逐步构建出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认知体系。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所反映的主题由反帝反殖民斗争，逐渐发展至当下所提倡“真实亲诚”理念下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发展变化，不单单是中国对非洲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其内涵强调的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由一开始的近代中非共同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非人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共通情感，到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逐步深化为双方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统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所呈现的历史维度是全面且立体的。在这一维度下，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不仅体现在提出并践行各种外交原则，而且丰富了中国外交的内涵，最终使对非关系成为深化中国对外机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具有统一性与连续性，中非关系的发展道路实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非洲观背后体现的，是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是中非关系延续历史的脉络走向新征程，面临新挑战，走向新台阶，最终达到新高度的过程。因此，以历史的维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坚持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思想，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传承中非关系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可将中非关系的现实意蕴与历史发展统一结合，于宏观的历史叙事中对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升级建构，使之更加具有多元性、开放性与包容性。

　　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其主要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与中非关系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顺应中非双方发展的需要，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扬弃，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洲观。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形成具有双重条件：第一，中国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快速发展，为中非友好合作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广阔的前景，同时为中国共产党非洲观阶段性变化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二，非洲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认同，使得中非友谊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会随时局转变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革新提供了理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的变化：

　　一、诞生于共通情感的非洲观

　　第一阶段由1921年开始到1955年万隆会议，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诞生于共通的革命性情感。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之际，正是中国希望与昏暗并存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非洲乃至世界的认识，其核心目的是为分析世界大局，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认为，非洲与中国相似，同是被压迫的地区，同时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地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非做大市场和大掠夺”造成的。这种掠夺造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此同时，正因为有剥削才有反抗，1935年12月17日，共青团中央发表的《学生爱国运动宣言》指出，“阿比西尼亚虽非洲一小国，还能与老大的意大利帝国主义抗战，因为民族解放的战争，是神圣的战争”。所以，在该认识之下，1938年3月31日，在讨论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抗战有利的国际形势表现在，“得到亚洲、非洲、中美、南美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与赞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将非洲视为一个被压迫且具有革命性的大陆，双方的关系基于共通的历史感情。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加强与非洲地区的联系成为政府工作必须重视的一环。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希望同中东、近东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随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更是意义深远”。在此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这句话说明两点：一是表明中国将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由首要目标转变成为长远目标；二是阐述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应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新的非洲观。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树立非洲观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强化感情基础，构建中国在非洲的新形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续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使感情的纽带成为中非建立良好关系桥梁的重要支柱。党内的认识同样影响着中非民间交流的方式，195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保卫青年权利大会上，参会的中国青年认为，非洲青年与中国人民一样抱有“反帝国主义”的热情。这种从自身经历出发建立的情感纽带，也使得1958年12月在加纳举行的全体非洲人大会上，泛非主义之父杜波依斯认为，“我们最亲近的友邻是中国与印度，及其他亚洲、中东和岛国的有色人种。他们曾经与非洲紧密相连，现在同样被贪婪的欧洲人割裂。双方的纽带并非单纯与肤色相关，更多依靠的是经济上被奴役和生活上被蔑视的共同经历。”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基于对非洲的基本认知，开始强调中国作为新兴独立的国家可为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提供另一种思路。恰如泛非主义领袖杜波依斯所言，非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是与印度密不可分的。从历史上而言，东非与印度的联系较为密切。甘地的思想为非洲民族主义者带来了启示，始终影响着非洲政治领导人在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的方式，即消极的非暴力抵抗。甘地的政治哲学不仅体现在乌干达领导人卡翁达的政治哲学，同样体现在坦噶尼喀独立前尼雷尔对待英国的态度。

　　为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树立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形象，中国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以及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开始强调与非洲国家一道平等地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坚决的反抗。这其中的核心在于平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自一开始便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毛泽东曾言，“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热，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平等。”这种平等有着三层含义：第一，国家交往之间双方地位的平等，即“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第二，共同平等地反抗帝国主义。这种平等意味着中国不会将自身的经验直接强加在非洲新兴独立国家上，毛泽东曾言，“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为你们的参考。方针、政策要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不要照抄外国的。”第三，在对外经济贸易中坚持平等互利。周恩来在谈到与非洲国家贸易时指出，“我们不要特权，不要附带政治条件，目的是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独立发展。”这种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平等的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国家的方针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区别于其他亚洲国家，逐渐开始被大多数非洲政治家所熟知且接受。

　　二、服务于非洲人民的非洲观

　　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非洲观开始独立于传统的“亚非拉”一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非洲国家的重视，并将其视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变化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非洲国家的政治理念在独立进程中发生了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提倡为非洲人民服务，将中非关系的落脚点放在人民身上。

　　195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谈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从切身的经验出发，很容易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中，“非洲是革命的，是个很大的民族革命的基地”。非洲未来的道路关乎到中国共产党实现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方针战略。毛泽东最早从1956年开始，便关注非洲国家在“亚非拉”中的特殊地位，并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指出亚洲与非洲在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写道：“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亚非拉”一词中的关键突破点是“亚非”。随着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走向独立，毛泽东认为，“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在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中，将对于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支持视为“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并作为一项“国际主义的义务”。1963年在坦噶尼喀莫西举办的亚非团结大会上，中国代表便指出：“中国的经验以及所有其他已经赢得独立的亚非各国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是能被打败的……因此，为了有效地保卫和平，必须同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而决不能乞求和平。”此次会议同样被许多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关注。在1964年的国家预算计划中，将对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提升至4.96亿元。

　　随着非洲国家在独立后进入发展阶段，很多非洲领导人开始对自己的政治思想进行革新，希望在摆脱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的基础上，探寻出一条属于非洲本土的政治发展道路。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随之深化，即在原先平等的基础上更加倡导对非洲人民的支持。中国在对非援助项目中重点强调两点：一是对非洲人民的重视，毛泽东指出，“整个非洲国家都要独立自主，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国内人民。”二是使非洲国家可以真正做到独立自主的发展。毛泽东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道：“我们开始搞建设时没有经验，现在才算摸到一点经验。非洲国家独立后遇到的问题和我们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搞农业、石油、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要学会做买卖。”自1965年开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重点在于关乎到民生的项目。所以，中国对非援建的重点项目特点不仅有像坦赞铁路这样的特大项目，同样还有关系到百姓生计的中国援非农业小组，关系到医疗卫生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以及非洲人民喜爱的体育馆场所援建项目。1971年到1977年之间的5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统筹安排外交工作与援外工作，期间完成了坦赞铁路、苏丹友谊厅、索马里公路等大型项目。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中强调将非洲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也使得非洲国家更加重视中国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在与毛泽东的对话中提到，“对我们来说，革命主要是农业革命，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是极为有益的……现在在非洲，人们越来越重视和接受中国的榜样。”

　　三、稳固于互利共赢的非洲观

　　第三个阶段由1978年开始到1999年，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中将发展权视为发展中非关系的根本。中非合作的目标，从实践上而言，由政治上共同对抗转向经济上谋求合作共赢。中国共产党非洲观中的发展权中体现出两点内涵：

　　第一，发展权应注重生产力的发展，须做到经济互利原则。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非援助不仅是“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问题，且不可掉以轻心”，同时强调“要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量力而行”。198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坦桑尼亚时，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其中的重点在于共同发展，即双方经济互利，并以发展作为核心。这种经济互利的方法打破了原先政治第一的非洲观理念，将双方共同的发展视为核心。李先念在1984年的一份文件批语中表示，“材料中关于合资经营的一些设想，似有参考价值，为我们同第三世界开展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提出了一些可能做得到的方法。”这一阶段出现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在接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时谈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随后，邓小平延续这一思路，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强调，“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只有制定符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做到国家内部发展繁荣，国际层面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超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理念，强调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非洲经济变革，让中国共产党明白非洲经济问题的根本是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长期掠夺和剥削造成的，这一阶段西方仍然利用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操纵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市场来继续剥削非洲国家。所以，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包含的三层含义：其一，紧抓经济建设，把握发展机遇。1988年，邓小平在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谈话时强调，“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其二，坚持自身发展，共同反对他国干涉。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利用经济手段是西方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一种手段。1990年，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谈到，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发展就是要走适合自己道路，就像非洲国家一样，“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正是在这样的共同呼吁下，江泽民认为，“我国同非洲国家不仅有相似的历史遭遇，而且在现实的发展中都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挑战乃至遏制，有着许多共同的要求和利益。我们不仅要同情非洲，而且要诚心诚意帮助和支持非洲。”其三，加强中非合作，提倡共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理念，使得中非关系在发展中非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全球的和平离不开非洲的稳定，世界的繁荣离不开非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战略高度，思考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合作问题。江泽民1999年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从我国外交全局和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思考怎样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问题，进一步提高对第三世界国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四、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非洲观

　　第四个阶段由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开始至今。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实则体现中国外交的基础，其立足点是真诚与平等，出发点是共同发展，最终目标是合作共赢，使构建命运共同体成为中非关系的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在这一阶段两大变化分别是制度上的创新和理念上的深化：

　　“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合作提供了制度上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非洲观理念通过定期开展集体磋商和对话的方式呈现，使之由政府层面扩大到经济、文化、生活各个层面，成为传递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平台。这种透明化与机制化使得中非关系迈入新阶段。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敏锐的察觉到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应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使得中非合作在机制上深化，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空间的重要一环，同时也使得中非合作成为南南合作中的一个重要典范。胡锦涛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谈到，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集体对话、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增进相互信任、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随着中非关系2015年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谈到，“2014年中非贸易总额和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投资存量分别是2000年的22倍和60倍，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增长。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引领中非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成为带动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关注和投入的先锋。”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将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提上了新的高度。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三大重要板块之一。在这一时期，非洲观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中非之间平等的全方面战略合作，更重要的是，将中非合作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下，以全人类的命运以视之，将各国的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一种具有宏达历史维度的新观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理念已然形成三大特点：第一，尊重多元文化，践行文明互鉴。非洲是亚欧文化的汇集地，非洲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多元文化下融合。这一点与中华文化中所强调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谋而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访问非洲的时候就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非洲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同非洲国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交流，从各自的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促进中非共同发展繁荣。”第二，提升发展质量，落实民生问题。赞比亚学者莫约早已谈到，“认为以援助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将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不可能的。”发展的质量并非仅仅在于资金的投入，高质量的发展要坚持落脚于人民，将发展与中非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定不移的增进民生福祉。胡锦涛在2009年的联合国大会讲话中谈到，中国会“继续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各项援非举措，增加对非援助，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在农业、卫生、教育、防灾减灾等领域向非洲国家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加大面向非洲的人力资源培训。”第三，推动中非共同发展，实现全面战略合作。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基础产业实力雄厚，结构合理；非洲国家市场空间广阔，发展大有潜力。中国的基础产业可为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支持，非洲国家也可促使中国加快发展转型。双方发展目标高度契合，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辞中表示，“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坚持政府指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着力支持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为了完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目标，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表示愿为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的“八项行动”提供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的600亿美元的支持。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洲未来充满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为……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中国共产党为使命而生，循初心而行，勇于求索创新，敢于开辟新的思想高度。中非合作是谋求发展的重要渠道，这种制度上的创新与理念上的新高度，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在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过程中，逐渐认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成为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模式。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学者认为，“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是外交伙伴或是经济帮手那样简单，它也是值得非洲国家学习的榜样……非洲国家能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国家在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时，要从自身的历史、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非洲观中求真务实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非洲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

　　在当今这一历史阶段，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动中，多边主义下共同促进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当前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时代，全世界更需要做到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这一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孕育于历史当中，追随着时代的脚步而发展。中非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深刻反映出百年共产党人在外交理念上的时代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谈到，“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集中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同样谈到，“我们赞同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必须继续致力于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非洲国家将中国共产党视为真正可靠且重要朋友的证明，同样是对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认同。

　　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百年计划中完成了全面脱贫的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以历史的维度继承中非友谊，以时代的脉络升级中国非洲观，以发展的要求深化中非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诞生于友谊的共同情感，立足于平等交往之上，核心是双方追求国家善治，谋求合作共赢，最终目标是开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从历史维度上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具有两大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在历史发展脉络上是统一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中，反对帝国主义及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是建立在亚非统一战线前提下的主要目标，而非核心目标。对于中国而言，建立第三世界国家统一战线是更为重要的选择。所以，中国对非关系自一开始便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战略高度制定的一贯方针。从历史维度来看，从中国与埃及建交以来，中国便开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非洲观：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提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以埃及作为对非外交发展的中心点，向加纳、坦桑尼亚等国延伸，敢于接受挑战，勇于应对挑战。中国的非洲观从一种以友谊为主的传统模式，开始注重非洲各地区各国家的具体情况。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不仅代表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方面的主张，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无论是最早与埃及的互动，还是与坦桑尼亚的密切关系，乃至现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建立亚非联合统一战线作为核心目标。这种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是国际政治当中的统一，更是要求双方在经济发展中互利共赢的统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历史上而言，中非关系既是传统友谊的象征，又体现在内涵的与时俱进，不能孤立且静止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中国共产党非洲观中的发展，并非像西方国家一样，将政治条件作为援助的条件，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轻视公平，将国家经济改革的成果归属于在少数人的富裕之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为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自一开始便脱离了非洲国家的国情，最终导致失败。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实践过程中，不仅破除了单方面资金援助的缺陷，同时为非洲国家在国家建设中提供了艰苦奋斗、不畏艰险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是和平发展的具体表现，既强调国家的发展须注重国内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同时强调建立在平等互利条件下的和平发展模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为破解国家在援助与发展互动中的矛盾提供了建设性思路，为解构旧式发展模式，重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合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在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趋于理性、成熟与多元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中非关系已然成为国际政治新力量，这为中非之间的来往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历史维度下的中国共产党非洲观，是百年共产党对非洲具体的、发展的、联系的认识，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富强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不仅代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得以用更为国际化的方式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推动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中国的非洲观是实现这一理想与目标的基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前途是伟大的；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陆，非洲发展的前景同样是光明的。中国共产党的非洲观立足于发展，着眼于未来。与非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计划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中国道路优越性的必然方向。

　　（注释略）

　　作者简介：高天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沐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非洲研究所所长，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由沐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4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