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伟通：中国对老挝援助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1956-1965)

内容提要 1956年8月，中国提议向老挝提供经济援助，但直到1960年底这一构想并未实施。从1960年底老挝危机爆发到1962年7月日内瓦会议闭幕，中国积极援助包括老挝左派和中立派在内的老挝爱国力量。从日内瓦会议结束到1965年底，对老援助再次成为对越援助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全面援助老挝左派巴特寮。从“构想未实施”到“积极援助老挝爱国力量”再到全面“援助巴特寮”的过程中贯穿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即是对老援助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中国援助老挝旨在与美国和苏联争夺影响力，以证明中国反帝反修主张的正确性，宣示中国在亚非拉世界的领导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对老援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原因在于中国并不具备与美苏相抗衡的物质实力，中国经验也不适用于老挝，中国未能处理好对外援助中的义利关系。

关键词 老挝 中国援助 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世界

　　中国首次提出援助老挝是1956年，到1965年底时，对老援助再次成为对越援助的一部分。以往研究或认为援助老挝是为了支援北越的统一斗争；或认为援老是为了应对美国从老挝方向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或认为援老旨在争取越、老两党站在中国一方共同“反修”。已有研究和材料指出，上述解释存在不足，有必要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探究1956-1965年中国对老援助及其动因需考虑三个关键因素：中国对大国身份的追求；中国领导人对援助效用认识的深化；中国领导人对老挝在中国东南亚政策中的定位。　　取得应有的大国地位、成为世界强国是新中国的一大内生诉求，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冷战的基本动力。为因应冷战格局对该诉求的束缚和制约，中国尤为关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并视亚非拉地区为中国外交急需开拓的“中间地带”和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持久立足点。援助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有效工具。在冷战阶段大部分时期内，中国领导人认为援助“是与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武器”，“要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　　但中国并不具备与美苏相抗衡的物质实力，再加上受国内革命和建设中“树立典型”、“以点带面”模式的影响，中国在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时，往往根据当地形势的变化，选择重点支援国家，进而使其发挥样板作用。1956-1965年，东南亚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优先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不仅是因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有地理优势，更在于这一时期东南亚是两大阵营对抗的焦点地区。在本文探究的时段，东亚冷战的中心在老挝而非越南，对老援助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探究这一问题不仅是还原中老关系中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而且有利于理解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乃至中国与全球冷战关系的演变历程。新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地方档案馆档案，美苏两国档案以及已出版的当事人年谱、传记、回忆录等，为重新探讨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能。

　　一、和平攻势下对老挝援助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与老挝只有通过“援越抗法”的间接接触。中苏两党于1949年7月达成的“分工约定”明确中国在帮扶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居于优先地位。为履行阵营义务、扩大中国革命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越共请求，根据1950年2月中、苏、越三党莫斯科会谈共识，决定派出顾问团和提供物资援助，“援越抗法”。老挝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副战场。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后，为分散法国兵力并着眼于建立印支联邦的长远考虑，越南在老挝扶植抗战力量，派出志愿军和顾问指导老挝抗战力量的发展，且帮助老挝各派抵抗力量于1950年8月成立了以苏发努冯、凯山·丰威汉、诺哈·冯萨万等为首的自由寮国抵抗政府(巴特寮，下文会使用“寮方”代替)。中国领导人认同老挝的战略价值，支持越南建立印支联邦。为此，中国于1952年3月接受寮方军队进入云南受训，通过越南向寮方提供援越物资，中国顾问团部分领导还随越人民军进入老挝，帮助指挥上寮战役。　　中国将老挝与越南分开对待始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从5月8日开始讨论印支问题。在会议因直接相关方立场差距太大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周旋于各方之间，推动会议突破僵局并于7月21日达成协议。会议期间中国形成了看待老挝问题的视角和独立于对越政策的对老政策。中国领导人认为老挝问题事关东南亚和平与东亚冷战的格局，必须推动老挝和平早日实现。具体到对老政策，中国不再支持越南建立印支联邦，承认老挝王国政府是代表老挝的合法政府，但希望王国政府对内和平解决巴特寮问题，对外走印度、缅甸、印尼那样的中立化道路，不能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朝鲜战争后期，中国开始调整之前的革命外交政策。经过日内瓦会议，到1955年万隆会议前后，调整基本完成。新对外政策强调通过和平攻势，积极开辟苏联、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推动更多亚非国家(1956年又加上拉美)走上中立化道路。中国推动中立化一是为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树立中国在亚非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通过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两场军事行动，中国站到了东亚冷战中与美国对抗的最前沿，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解决的，就连美国也承认“中国是有意义的地区存在”。此外，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与亚非国家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任务使中国在领导亚非世界上比美、苏更具道义优越性。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召开后，中国领导人认为国际形势已经缓和，他们对安全威胁的担忧大幅降低，推动中立化的第二个目标随之凸显。不过在亚非拉中，东南亚是中国外交的主攻地区，毕竟这里是中国地缘政治最直接的舞台，也是中美竞争最激烈的地区，而此时中国刚开始与非洲接触，在拉美尚无立足点。　　万隆会议后，中国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了对外援助在实现政治目标中的效用。他们认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与这些国家开展优惠贸易可以减少它们对美国的依赖，推动它们走上中立化道路，进而向中国靠拢。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向缅甸、印尼、柬埔寨等国提供了经济援助，还准备购买与美英关系密切的泰国和马来亚等国的盈余产品。推动东南亚地区中立化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开启了重塑亚洲冷战格局的历史进程。当时中苏关系仍在“蜜月期”，苏联支持中国在东南亚的“和平攻势”，东南亚由此成为中美和平竞赛的主战场。日内瓦会议后，老挝政局的变数及美国在老挝的介入，使中国选择老挝作为推动东南亚地区中立化的试点。　　老挝内战并未因《日内瓦协议》的达成而结束。日内瓦会议后，老挝亲美的卡岱(Katay Don Sosorith)政府多次进攻寮方，以求通过武力一举解决巴特寮问题。越盟亦不甘心接受失去老挝和柬埔寨及越南领土被一分为二的事实，不但没有按照《日内瓦协议》撤退其在老挝的志愿军和顾问团，反而帮助老挝共产党人于1955年3月成立了老挝人民党，帮助寮方与王国政府军作战，守卫巴特寮集结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　　美国认为《日内瓦协议》的达成是它“丢掉中国”和朝鲜停战后，在远东经历的又一重大信誉损失。为遏制“红色中国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美国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老挝纳入条约“保护国”范围。1954年12月，美国通过了名为“美国当前远东政策”的NSC5429/5号文件。在专门针对印支的附录A中，美国认为要击败共产党对印支的渗透和颠覆，需帮助老、柬、南越维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和改善经济条件。具体到老挝，美国认为有1/4国土与社会主义阵营接壤的老挝，最易遭受共产主义颠覆和渗透，老挝的丢失会在泰国和柬埔寨引发连锁反应，因此必须要全力保住老挝。为此，美国一方面阻挠王国政府与寮方谈判；另一方面，从1955年6月起，美国越过法国直接向王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为监督援助执行，国防部和国务院分别向老挝派出相关机构。中情局也在老挝建立情报站，并帮助老挝训练了一支专门对付寮方的警察部队。到1956年2月，美国已全面介入老挝，并取代法国成为在老挝最具影响力的大国。　　中国当时把东南亚国家分成了三类：以印、缅、印尼为代表的中立态度明朗的国家；以老、柬为代表的中立态度不明朗的国家；以泰国、菲律宾、南越为代表的仆从国。使老、柬走上明确的中立道路是中国的重要目标。中柬关系因1956年2月西哈努克访华而稳定后，老挝成为下一个主攻方向。在巴特寮问题仍未解决及美国深度介入老挝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还希望通过推动老挝中立向印度等国彰显中国的和平诚意，打击美国的威信，带动泰国、南越的中立。　　1956年3月25日，坚持走中立道路、愿意和平解决巴特寮问题的梭发那·富马亲王上台组阁，这为中国推动老挝中立创造了条件。周恩来于5月初向富马发出了访华邀请。尽管美国百般阻挠，富马仍于8月20日率代表团到达北京。中国认为向老挝提供经援比与老挝建交更能使老挝摆脱对美依赖而走上中立道路。本着这一认识，8月21日，周恩来主动向富马提出，中国愿意帮助老挝建设和向老挝提供无偿援助，且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后一条显然是针对美援的。为吸引老挝接受中国的经援倡议并与美国争夺老挝“人心”，中国还安排代表团到北京、沈阳、上海、武汉等地参观，向他们展示中国的社会活力和经济建设成就，消除他们听信美国谣言而对中国形成的错误印象。但富马此次访华主要希望中国能向北越和寮方施压，为其解决巴特寮问题提供资本。因此，对周恩来的提议，他只是表示回国后再研究。　　尽管富马并未接受中国经援提议，但富马访华足以引起美国的担忧。此外，根据1956年6月的中柬经援协议，中国援柬经济代表团和技术人员将在9月底到达金边，这更引起了美国的警觉。美国担心若老挝接受中国技术人员常驻，会为共产主义“渗透”打开方便之门，届时很难保证老挝不变色。为阻止富马接受中国援助，美国以切断美援相威胁。9月5日，美国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12/1号文件。文件指出，当前中国在东南亚主要诉诸政治、经济、文化渗透，这种渗透方式比公开的武装入侵更难应付。美国应向这些国家提供灵活的经济技术援助并辅之以相应的文化措施，防止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共产党国家。具体到老挝，美国认为应加强老挝对美国保护的信心，在向老挝王国政府军提供援助的同时，还应出台一些快速见效的项目，让老挝农民感受到切身利益得到维护和增进，以与共产党国家争夺“人心”。　　中国经援问题不仅折射出了中美在老挝的博弈，更与老挝双方的谈判相交织而持续发挥影响。1956年4-11月，在苏联的配合下，中国屡次向北越施压，要求北越撤出在老挝的志愿军和顾问，主动推动寮方与富马的谈判。在中国的努力下，老挝双方于11月1日和2日分别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和老挝和平中立的协议，后一份协议写入了寮方要求的“接受一切国家无条件援助”的条款。12月28日，富马和苏发努冯发表了总的联合声明，就寮方归还两省政权、成立双方联合政府、巴特寮以“老挝爱国战线党”为名进行合法活动、老挝走和平中立道路等一系列原则问题达成了协议，仅剩寮方在联合政府中的席位及巴特寮军队的收编等问题未解决。　　上述协议的达成使美国和老挝政坛亲美的富马反对者深为担忧。1956年12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见了在美参加联大会议的富马宿敌、老挝副首相卡岱，他们让卡岱无论如何要阻挠上述协议实施。卡岱回国后要求寮方出具解散巴特寮运动的书面保证来体现寮方的诚意。针对卡岱的要求，苏发努冯针锋相对，要求王国政府以接受中国援助作为寮方出具书面保证的条件。其实中国并未强求富马接受中国援助，这不过是北越和寮方有意拖延谈判的借口。1956年末到1957年初，越南劳动党内部出现了要求武力统一南方的声音，越劳自然不希望寮方被收编并交还两省而使越劳失去战略屏障及南下运送人员和物资的战略通道。　　面对老挝问题的僵局，1957年3月5日，周恩来让驻越大使罗贵波转告越劳，不能就此向富马施压而给富马制造困难，这样只会疏远富马，给美国干预创造条件，况且中国并不具备在老挝取代美援的条件。直到8月，中苏同时向越劳最高领导人胡志明施压，老挝的僵局才打破。周恩来明确向胡志明指出，老挝问题事关亚洲和平，如果用军事手段解决，只会导致美国的干涉，届时不能指望中国向朝鲜战争那样出兵援助；老挝不可能出现革命，只能是中立，甚至半中立都是好的。9月中旬到11月中旬，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老挝双方达成协议，11月20日，老挝民族联合政府在万象宣誓就职。两年来中国推动老挝中立化的努力终见成效，中国对东南亚的和平攻势结出了另一粒果实。　　按照老挝王国政府与寮方的约定，1958年5月4日老挝将进行国民议会补充选举。老挝联合政府的成立本就使美国忧心忡忡，美国尤为担心寮方通过补充选举进入国会后进行内部颠覆，最终使老挝变成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基于这一考虑并为因应中国在东南亚的和平攻势，美国于1958年4月2日通过了“美国对东南亚大陆的政策声明”——NSC5809号文件。文件再次突出中国和平攻势对东南亚的威胁，全面抬高老挝的地位，强调推动老挝与泰国、南越、菲律宾、马来亚在反颠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为阻挠寮方胜选，美国实施了整合老挝政坛右派势力、贿赂候选人、改造老挝乡村等一系列措施，但仍未能阻碍寮方和左翼的拥护和平中立党分别获得了21个补充选举席位的9席和4席。　　寮方选举胜利后，美国联合老挝右派推翻了富马政府。亲美的培·萨纳尼空(Phoui Sananikone)于8月28日上台，卡岱担任副首相，极右翼的老挝军事强人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进入内阁。在美国的支持下，老挝政府推行极端反共政策并加紧迫害寮方。尽管当时中国把老挝视为东南亚国家中对中国态度最坏的国家，但只是在宣传上进行了回应。面对寮方遭受的迫害，中国起初仍认为寮方存在合法斗争的空间。但1959年5月13日，萨纳尼空政府向寮方等待收编的两营1,500人的兵力下达最后收编通牒，一旦这两营拒绝就动用武力消灭。驻守查尔平原的寮方二营与政府军交火，老挝内战重新爆发。王国政府迅即软禁了苏发努冯等在万象的寮方人士。　　老挝内战的爆发把一直以来要求寮方进行合法斗争的中国推入了尴尬境地，中国事实上已无法限制越寮重启武装斗争。1959年1月，越劳召开二届十五中全会，决定用武力统一南方；5月，越人民军开辟了经过老挝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胡志明小道”。寮方的武装斗争被纳入了越统一战争的框架下。尽管中国不再反对寮方开启武装斗争，但仍坚持寮方的斗争应仅限于自卫，斗争的目标是迫使右派政府下台而迎立富马上台，且中国明确反对越军方在老挝扩大战争的计划。即便1960年初富米·诺萨万通过政变掌握老挝实权，中国的态度也没有变化。这说明中国仍未走出推动东南亚中立化的政策惯性，也表明中国不希望老挝局势的恶化影响中国内外政策的大局。尽管由于美国的阻挠和老挝政局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援老构想未能实施，但其背后的含义是清晰的。援老并非着眼于回应美国的安全威胁，而是与美国在老挝争夺影响力。

　　二、东南亚政策转型背景下对老挝爱国力量的援助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跃进”一是着眼于发展经济，“超美超苏”，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二是旨在向落后的亚非拉世界提供快速实现现代化的样板，吸引它们主动效仿中国的发展道路，树立中国在这里的领导地位。随着“大跃进”的展开，中国对外逐步放弃和平共处原则，转而强调斗争及支持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新的对外政策与苏联“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的张力和矛盾使中苏关系走上了下坡路。中美关系也持续恶化。“大跃进”初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某些亚洲国家来中国“取经”，本能地引起了美国的警觉。美国认为中国正在以其发展模式树立一个适合东南亚甚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效仿的样板形象，这会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性力量，彻底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亚洲。美国一方面渲染中国对东南亚的威胁，另一方面在1959年9月25日通过“NSC5913/1”文件强调加强对共产党中国的遏制，坚定援助亚洲自由国家。中美在东南亚陷入全面竞争和对抗。南斯拉夫、印度、日本同样对中国在亚非拉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但“大跃进”最终以失败告终，再加上这些持续不断的外部挑战，推动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左转”。

　　“大跃进”失去示范效应，国内经济困难决定了中国无法像美苏那样通过物质援助吸引第三世界国家，且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对已取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更具吸引力，这些现实因素的存在使中国只能把重心放在支持武装的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上。1960年4月，中国在列宁诞辰四十周年之际发表文章全面回应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扛起了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旗。8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的时代是“冷战共处”的时代，反殖民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又以武装斗争为主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是中国可靠的同盟军，中国的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支持一切武装的民族民主运动。　　在实践上，中国一方面坚持“不和美国拉关系”、“不与现代修正主义妥协”，另一方面重点援助某些可发挥“样板效应”的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并适时介绍中国的革命经验和推广中国的革命道路，以彰显“中国在亚非拉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非洲，根据毛泽东非洲革命“两步走”的指示，中国当时支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树立的样板；在拉丁美洲，中国与革命刚胜利的古巴建立了联系，作为中国在拉美首个立足点的古巴自然成为中国树立的样板。在东南亚，内战仍在延续及作为两大阵营对抗焦点的老挝则是中国选择的样板。　　1960年8月9日，老挝皇家空军第二伞兵营营长贡勒在万象发动政变。控制万象后，贡勒迎立富马出山组阁，且与巴特寮建立起紧密合作关系。9月10日，富米·诺萨万和文翁亲王与部分右派阁员、国会议员在泰国沙立元帅的支持下，于南方沙湾拿吉建立了“反政变革命委员会”。老挝再次分裂并陷入中左联合力量与右派的全面内战。　　老挝内战的发酵迅速引起了美苏关注。贡勒政变前，老挝王国政府军从美国接收的人均军援超过东南亚任何国家。有材料记载，艾森豪威尔任期的最后一年每天都追踪关于老挝局势的报告，老挝问题是他离任前面临的最为棘手和紧迫的问题。10月，苏联与富马政府建交并表示愿向老挝提供援助，这一行动最终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转向全面支持富米-文翁集团。11月底，右派军队向万象进发。12月3日，应富马请求，苏联援老的首批飞机到达河内，并从河内到万象试飞，由此开启了苏联自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空援行动。苏联援助富马政府一是因为11月10日-12月1日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推举苏联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苏联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身份，以免遭到中国和北越的指责；二是苏联希望把老挝打造成东西方和平共处的典范，因此苏联坚持老挝的前途只能是以富马为首的和平中立政府，巴特寮不具备掌权条件，苏联更不能因老挝与美国开战。12月16日，右派军队攻入万象，老挝危机全面爆发。两大阵营在老挝的介入使老挝迅速演变成为阵营对抗的焦点。　　在上述情况下，中国支持老挝爱国力量的武装斗争并推动老挝局势向革命和寮方掌权的前途转移便兼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输出中国革命经验、与美苏斗争，证明中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全面示范意义。尤其是贡寮联军在中国的建议下，于1961年1月1日实现由万象到军事要地查尔平原的战略转移后，中国认为老挝进入了武装斗争阶段，其前途必然是革命取得胜利，因为寮方有军队、有根据地、有中国和北越的援助以及革命经验作为参考。中国领导人还希望，利用老挝的动荡形势，带动东南亚这个“资本主义各链条的薄弱环节”的“革命化”。但中国领导人明确，绝不能出兵帮助老挝爱国力量作战，因此提供大规模物资援助成了支援老挝武装斗争的最有效方式。　　1960年12月3日，苏联援老飞机试飞当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会见胡志明和黎笋时主动提出，让越方开出一个寮方需要的物资清单。此次会谈确立了中国援老的内容和方式，即包括对富马的公开援助和对寮方的秘密援助，两者均通过越南，后者是主要的。这凸显了中国对寮方革命的重视，对富马的援助不过是为了维护寮方与富马的统一战线，同时避免遭外界指责在老挝“搞颠覆”。此次会晤标志着中国大规模援老的开始。1961年2月13日前，中国根据北越提供的清单，向寮方提供了足够1万人的部队使用的装备和药品(总价值660多万元)及6000多套军服。　　面对老挝危机的发酵，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担心老挝局势会向柬埔寨漫溢，于1961年1月致电相关国家首脑，建议召开14国日内瓦会议恢复老挝和平。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苏联政府本着把老挝打造成和平共处典范，积极响应，且从1月到4月与日内瓦会议另一主席国英国、老挝国际委员会原主席国印度积极沟通，基本确立了在老挝先停火、恢复国际委员会在老挝活动、召开国际会议的步骤。新入主白宫的肯尼迪面对老挝局势更是进退维谷。老挝危机爆发后，肯尼迪政府认为东南亚已是全球冷战的焦点，中国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主要敌人。肯尼迪政府把老挝危机视为展示美国信誉的试金石，但考虑到老挝不利于出兵的地形、英法盟友的反对及出兵可能引起的中国反应，决定“不值得在老挝动用武力”。2-3月，美国在与苏联的沟通中得知苏联为和平解决老挝危机甚至可接受老挝成为亲西方的中立国家。战场上，富米军队在贡寮联军和北越人民军的联合攻势下节节败退。综合上述考虑，美国在3月底已倾向于接受老挝中立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老挝危机。　　中国公开支持召开日内瓦会议，实际上却支持老挝的武装斗争。中国反复向来访的老挝人士述说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坚决反对苏联要求停火和恢复国际委员会活动的建议。为坚定老挝爱国力量的信心，3月，中国向贡勒军队提供了1500套军装，给予8万美元解决军队开支问题，并向老挝爱国力量紧急提供运送物资的卡车和战场上使用的电台。4月，中国将援寮的2万发105炮弹和朝鲜援寮的物资紧急送往凭祥，等待北越接收。3-4月，富马在美国巡回大使哈里曼及尼赫鲁的影响下表现出右转倾向。为坚定富马的立场，4月22-25日，周恩来和陈毅向访华的富马表示，只要老挝需要的，又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可以提供，中国的援助是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是想着受援国能好起来。这自然是针对美援而言的。　　在中国的支持下，越人民军和贡寮联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次胜利。此前中国领导人反对越人民军进入老挝帮助寮方直接作战，认为这会在东南亚引起震动。但没有越人民军的参与，贡寮联军难以在战场为继，希望老挝维持武装斗争局面的中国只好默许越人民军参战，尽管中国清楚北越的军事行动是为统一南方作准备。在苏联急于要求停火的情况下，4月9日，周恩来前往凭祥与越军政领导人会晤，以便为越寮新一轮的攻势创造时间。4月11日，越人民军成建制的步兵师在寮方军队配合下，发动了南寮9号公路战役。4月23日，占领连接老挝首都万象和王都琅勃拉邦的万荣据点，大有夺回万象之意。经此一役，寮方已控制上寮和中寮的大部分地区，连接老挝和北越的几条交通干线几乎全部掌握在了越人民军手中。　　富米军队在战场溃败的同时，美国于4月17日经历了“猪湾惨败”，这更坚定了肯尼迪和平解决老挝危机的决心。4月21日，苏联与英国就老挝停火时间和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时间达成一致。面对舆论压力且看到越寮联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中国领导人认为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时机已成熟，因此建议越方在5月3日停火。但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更多是从策略角度考虑的，因为寮方目前还不具备掌权的实力，只能寄希望于长期斗争，通过日内瓦会议取得暂时的和平局面可为寮方积蓄实力赢得时间。中国甚至向苏联表示达不成协议也“没什么”。　　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于5月16日开幕。6月3-4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达成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共识。美苏合作主导老挝问题议程的行为引起了中国的极度不满。中国向越寮建议，拔掉王宝的苗族武装在帕东的据点。王宝的苗族武装是美国中情局组织的一支秘密军队，长期盘踞查尔平原外围，袭扰寮方的补给线。6月6日，越寮联军攻下帕东，给日内瓦会议蒙上了阴影。毛泽东却盛赞“帕东打得好”。7月，面对日内瓦会议的僵局和苏联急于求成的态度，中国坚持“拖一下没有什么不好，必须使老挝问题达成有利于革命力量的解决”。陈毅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和美国讲和而放弃中国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必须要在会场和美国斗争，让苏联顶住”。　　为此，中国一方面建议越人民军继续留在老挝，帮助寮方发展力量，准备雨季新攻势。另一方面加强对老援助。6-7月，富马和寮方分别向中国提出了求援清单。对富马请求的1万人的武装、5万人军需品(价值五百多万元人民币)，中国同意给予1/3；对寮方请求的可武装2万人军需品(总值一百八十多万元)，中国悉数答应。6月，中国答应与云南接壤的老挝丰沙里省1,500人的军队来昆明军区受训，培训期间的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还向这支部队提供了110吨物资援助。当时丰沙里省北部由省长坎温控制，名义上隶属富马政府，南部由寮方掌控。中国接受这支部队前来受训，主要是因为这支部队的离开可以使寮方在丰沙里更好发展，因此建议寮方派200-300人掺入其中，一同前来。8月，中国向富马政府提供了2吨南宁稻种。4月，富马访华时请求中国修建一条从云南勐腊到丰沙里的公路。中国从战略角度考虑，认为这会成为“我们向东南亚的一个出口”。昆明军区筑路队根据周恩来“包下来、修得好、修得快”的指示，从9月动工，1962年1月完成了中国段。12月，中国又向丰沙里提供了约10万元的紧急物资援助。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系统发展了赫鲁晓夫“和平共处”路线。苏联越发急于在老挝问题上达成协议，以树立东西“和平共处”的典范并由此导向柏林问题的解决。11月，肯尼迪政府派出的泰勒使团调查南越后，提交了建议美国战略重心向南越转移的报告。为此，肯尼迪政府希望尽快解决老挝问题，12月初，美国接受了以富马为首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1962年1月，各方就日内瓦会议的国际方面——保证老挝的独立和中立达成协议。但老挝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国内方面，即老挝左中右三方能否成立一个由三方参与的联合政府。为避免被美国抛弃，富米·诺萨万在泰国沙立当局的支持下，决定发动新攻势，拖住美国并阻挠老挝三方的谈判。1月23日，富米军队在他曲进攻寮方。被越寮联军击退后，富米开始向与中国接壤的南塔地区空投部队，准备新的攻击。　　中国仍坚持老挝问题应在寮方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解决。中国批评苏联“压制革命、不要革命、阻止亚非拉革命”，认为中苏分歧已上升到“正确的革命思想与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思想的分歧”。1961年11月14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胡志明等越方领导人达成共识：越人民军再次入老作战，在老挝准备“大打”。面对富米的攻势，北越亦做好了在南塔回击的准备。为履行中越共识，昆明军区抽调军工2,149人、民工1,772人、汽车203辆、骡马639匹，利用林间小道，采取人背马驮、分段包干、接力运输的办法，提前将越寮联军使用的军事物资运到了南塔前线。这为越寮联军在4月底发动总攻提供了条件。5月6日，越寮联军攻下南塔。中国迅速向南塔地区的寮方军队提供了物资、日用百货和一个营的军备。　　南塔战役后，美国派第七舰队部分兵力驻扎暹罗湾，到5月底派驻泰国的军队已达到5,000多人。在胜利面前，越寮内部浮现出通过战争解决一切问题的声音。中国适时建议越寮利用有利形势转入政治斗争，否则“美国会干涉，到时不能指望中国出兵”。其实，中国已从中美大使会谈中得到消息，美国出兵泰国并不是要干涉老挝。中国劝说越寮转入政治斗争很可能与当时的东南沿海备战有关。越寮接受了中国的意见。富米·诺萨万面对南塔溃局及美、泰压力，最终同意由富马担任联合政府首相。6月24日，老挝三方联合政府在万象成立。之后，联合政府派出统一代表团前往日内瓦，最终推动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协议，老挝局面暂时稳定下来。

　　三、全面援寮及其结局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对外政策全面“左转”。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要解决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全面开弓”。自此，阶级斗争成为内外工作的主旋律。1962年11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系统阐释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主张，为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对外政策奠定了总基调。中央有关领导在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马列主义“三分天下”；三方目前争夺的焦点地区是亚非拉，在三方基本处于僵持的局势下，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变化是决定三种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中国应该趁势而为，大力支持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帝、修唱对台戏”，树立中国的领导地位，“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塑造“三分天下”大势。　　中国领导人清楚，经济援助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条件。尽管196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好转，但中国仍不具备美苏那样具有吸引力的物质援助。首先，中国仍只能选择重点支援国家。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决定，对外经援要以“阿、朝、越、古为重点”，并“优先考虑革命正在发展的老挝和阿尔及利亚”。其次，中国输出一套不同于美国妄图“独霸世界”和苏联要求“和平共处”的主张，即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和作为思想武器的“毛泽东思想”。当时，中国经验的确吸引着正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亚非拉国家纷纷来中国取经。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心，使他们认为美苏的主张和道路行不通，“只有中国的革命道路才能解决世界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美苏在东南亚，特别是在南越和老挝的活动促使中国领导人尤为关注东南亚地区，并赋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争和巴特寮革命特殊的示范意义。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后期，秉持南越“事关东南亚、东南亚关乎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地位的逻辑”，美国决定从老挝“抽身”而把战略重心向南越转移。1962年2月8日，美国将驻南越军事顾问团改为“军事援助司令部”，统一指挥驻越美军和南越军队。在肯尼迪遇刺前，美国在南越军力已有一万六千多人，军事顾问被派到连一级单位，对南越的援助大幅度增加。美国在南越全面铺开的“特种战争”直接目标虽为摧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抵御北越的渗透，但背后的主要考量却是中国。中国“用与亚非拉相同的遭遇和共同任务来建构认同，似乎正在塑造一个自己的经验比苏联经验更适用于亚非拉的形象”，美国领导层担心“如此巨大的中国靠近南越前线，如果南越丢失，会使东南亚站在中国代表的未来潮流一方”。老挝的地位虽相对南越下降，但美国一不希望老挝成为北越向南越渗透的通道，二不希望巴特寮掌权损害美国信誉。为此，美国承诺从1962年8月开始每月向富马政府提供200万美元援助，还拉拢英法一起援助富马。1962年11月，美国开始向贡勒军队提供援助。在美国的拉拢下，富马和贡勒明显右转，与寮方的矛盾不断扩大。　　苏联极力宣扬老挝问题的解决是美苏合作的结果，是东西“和平共处”的典范，甚至希望利用日内瓦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一直到1964年8月5日“东京湾事件”爆发，苏联都压制越劳在南方“大打”。在老挝，苏联很快停止空运援老物资，停止向寮方提供秘密援助，主张一切政策通过富马和联合政府实行。苏联还多次指责寮方不与富马合作，警告寮方若内战再起，苏联将不再负责。苏联的态度致使富马对中、越、寮态度更趋强硬。　　美苏的上述活动使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帝是在用东南亚作为反对世界革命的试验场，是阻止社会主义的影响向南发展”；“苏修是用东南亚问题与帝国主义进行交易，通过参与东南亚事务扩大在亚非的影响，阻止中国的影响扩大到亚非地区”。东南亚“是各种矛盾的集中地区和革命风暴区”，是关乎中国战略成败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地区。此外，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这一地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这自然是指中国的先例。南越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老挝巴特寮革命则成为可直接复制中国革命道路的试验田。　　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要无条件支持越南南方和老挝的武装斗争”。大致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结束前后，中国应越方请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提供了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军事物资援助。1962年8月28日，应北越请求，中国开始直接向寮方在南塔的军队提供援助。中国全部同意寮方要求的可满足3,500人需要的军备；同意援助大米50吨、食盐50吨；分批提供20万元物资，满足寮方的一般物资和日用百货请求。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苏发努冯时，盛赞寮方的斗争，他从中国的经验出发，建议寮方作好打的准备。周恩来与苏发努冯会谈时，继续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并答应向寮方提供三个营的武器装备，还承诺寮方若想全部拿下丰沙里省，中国会帮助和支援。　　为与美苏争夺影响力、帮助寮方在联合政府内的斗争，1962年底，中国接待了老挝右派首领、时任联合政府副首相兼财政大臣的富米·诺萨万来访。陈毅在与诺萨万会谈时，答应向老挝提供2000万法郎的援助，表示愿意帮助老挝建一些工厂并把当时快竣工的孟丰公路延伸至南塔。1963年3月，老挝国王瓦达纳率代表团在访问美苏后到达中国，中国以不低于美苏的规格接待了代表团。周恩来向富马表示孟丰公路月底可完工。4月11日，老挝正式验收孟丰公路。　　进入1963年，老挝左中右三方的矛盾持续发酵，大国在老挝的介入加剧了老挝局势的动荡。4月1日，亲寮的联合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被贡勒军队中的亲右势力暗杀。随后，寮方联合贡勒军队内部的亲左力量向查尔平原上的贡勒驻军发动进攻，老挝内战再次爆发，联合政府名存实亡。在综合讨论各种选项后，肯尼迪最终决定不能冒险出兵，只能加强对富马和贡勒的支持，保住查尔平原这块战略要地，并寄希望与苏联协调使老挝恢复到4月1日前的状态。苏联本就指责寮方挑起内战，自然对美国的提议没有异议。　　老挝内战重新爆发之时，中国正准备答复苏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老挝内战的爆发无疑为中国的主张提供了有力证据。周恩来建议中越双方做好在军需和装备上支援寮方和中左力量的准备，越人民军再度进入老挝作战，寮方固守查尔平原并准备更大反击。但北越仅同意寮方自卫，拒绝入老作战。北越的这一态度一是受苏联影响，二是北越领导层内部有分歧，不少人士仍对和平解决南越问题抱有希望。北越对南方的武装斗争都不积极，遑论入老作战了。　　显然，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对中国的意义更大，更能向苏联证明中国道路和主张的正确性。为推动越劳积极在南方发动武装斗争和入老作战，刘少奇在1963年5月10-16日访越时向北越领导人承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大后方”；6月4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黎笋时建议他在南方大打，在他看来大打“也闯不了什么大祸”。但越劳未置可否。在越劳对武装斗争不积极的情况下，寮方革命“反帝、反修、与反动派做斗争、走中国革命道路”的全方位示范意义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全面抬高寮方革命的意义：“老挝的斗争不仅关乎老挝民族，还关系到东南亚和世界压迫民族”，“老挝现在的处境就像延安时期一样，诺萨万一定会像蒋介石一样失败，老挝革命必将取得胜利”。中国宣示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塑造“三分天下”之势，在支援寮方武装斗争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1963年7月，中国切断对富马和贡勒的援助，明确把二人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这标志着全面援寮时代的到来。当月，中国全部答应寮方提出的援助清单，提前将2,000吨大米和援助南塔-孟新地区的武器弹药运往边境，等待寮方接收。9月援助寮方5个营的装备到位。为更好地指导寮方的武装斗争，中国还决定抽调军事、民族、财经、调研方面的干部10人加强驻查尔平原的中国经济文化代表团。当时中国在老挝有三个派出机构，分别是驻万象的大使馆、驻查尔平原的经济文化代表团和驻丰沙里的总领馆。老挝内战爆发后，经济文化代表团的地位和作用随之凸显，万象使馆的作用反而下降。　　1963年9月6日，《苏共领导与我们分歧的由来》发表，正式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同月，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作为第一个“中间地带”的亚非拉被定义为中国的“直接同盟军”，为支援亚非拉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0月22日发表的第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全面批评苏联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宣示了中国在亚非拉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在中苏论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对援助和毛泽东思想效用的认知更加积极：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可以起到典型的示范作用，是与新老殖民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有效武器”，“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主席的思想“是指引世界革命的灯塔”。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持和援助亚非拉革命的外交行动，1963年底到1964初，周恩来对亚非13国的密集出访是显著例证。到1963年底对外援助增加到了9.6亿元，占到了财政支出的2.84%。　　援寮革命是推动东南亚革命的重要一环。为推动寮方的武装斗争进而带动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发展，9月下旬中国在广东从化召集了中、越、寮、印尼共四党援寮会议。罗瑞卿指出，老挝现在是“东南亚革命的主要阵地”。周恩来强调“美国尚难大规模干涉”。他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号召四党坚持革命斗争，承诺“中国会做可靠、值得信赖的大后方”。25日，他还专门向越寮提出，中国准备向老挝人民党中央驻地桑怒派出一个代表机构，即后来的桑怒工作组。　　中国在明知越劳不希望中老两党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仍积极主动向寮方中央派出工作组，凸显了中国对巴特寮革命的重视。桑怒工作组不仅是两党直接联系的渠道，更承载着全方位输出中国革命经验、将寮方革命打造成全方位走中国革命道路样板的使命。正如毛泽东所指示，桑怒工作组要负责全面工作，要以阶级分析为总纲，帮助寮方做好“建党、建军、巩固根据地、少数民族、财经、实现自力更生”等方面的工作。在桑怒工作组派出前，毛泽东指示要加强对老挝的援助，把老挝爱国部队的后勤供应全包下来。中国对老挝人民党的认识也越发积极，认为老挝人民党已是“反美斗争坚决、对中国革命经验日益重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认识日益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桑怒工作组的派出标志着中国彻底将越老两党分开，且打破中越关于援寮的传统分工、走到了援寮第一线。1963年11月，借助吴庭艳被刺和肯尼迪被刺的混乱局势，黎笋在越劳三届九中全会上力排众议，做出了在南方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决议。为保证“胡志明小道”的畅通，越人民军于1964年1月中旬再次进入下寮作战。新的南方政策的实施离不开中国的援助，越劳因此才答应中国向寮方中央派出工作组。工作组于1964年2月到达桑怒后，开始着手调查研究工作，但不时遇到越劳在寮顾问的阻挠。事实证明，中国向桑怒派出工作组是后来中越矛盾的焦点之一。　　1964年4月19日，万象出现兵变。在美国的斡旋下，政变发动者、富马、诺萨万达成将寮方排除出联合政府、中右力量合流的共识。此举破坏了三方一致原则。在周恩来的建议下，越寮联军于5月16日向查尔平原上的贡勒军队发起猛攻，一举将贡勒军队赶出查尔平原。6月9日，美国开始轰炸查尔平原上的寮方军事设施。6月11日，美国军用飞机炸毁中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导致代表团成员1死5伤。　　面临老挝局势的变化，7月5-8日，中越寮在河内召开三党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将东南亚定义为“世界矛盾最集中、斗争最激烈、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区”。他建议越寮两党顶住美国压力，若“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周恩来主动提出派一个专家组到查尔平原提供技术帮助、提供部分高射武器，帮助寮方应对查尔平原的防空问题，他建议寮方派一批干部到中国学习。对寮方提出的援助1,000吨大米，黑布、花布各50,000公尺，毯子25,000条，汽油15吨，制农具用的铁5吨的请求，周恩来全部答应。　　河内三党会谈和8月“东京湾事件”后中国表现出的坚定援越姿态拉近了中国和越寮的关系。越劳中央指示在寮越顾问团积极配合桑怒工作组的调查研究工作，凯山也频频靠近工作组。在此基础上，到1965年2月，桑怒工作组在帮助寮方“建党、建军、巩固根据地、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解决财经问题”等方面的工作已全面铺开。恰在此时，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后，苏联开始积极介入印支，并表示将向越寮提供援助。3月上旬，美国派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后越战大规模升级。3月下旬，越劳三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印支问题先南越后老挝的解决顺序，老挝再次被越劳视为了印度支那战争的副战场。为加强对寮方的控制和回应桑怒工作组对寮方的影响，6月寮方中央常委被悉数召到河内。越劳决定重新夺回对寮方的控制权、加派顾问，全面“插手”寮方事务。　　凯山从河内回到桑怒后，开始疏远工作组，先前那些全面铺开的试点工作也停止下来，苏联再次被寮方称为“兄弟国家”。桑怒工作组实际上已无事可做，中国寄希望于通过桑怒工作组，将老挝革命打造成全方位践行中国革命经验样板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已失败。越劳夺回了对寮方的控制权，并因苏联提供的高质量援助很快向苏联倾斜。1965年12月11日，毛泽东会见凯山时，建议他学习越南南方的斗争，学习他们如何打美帝、打走狗，但毛泽东只字未提反修。这表明中国再度承认了越劳对巴特寮的主导权，也表明通过援寮与苏联争夺领导权已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结论

　　1956-1965年中国对老挝的援助构想和实施并非对越援助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是从东亚冷战格局甚至更为宏大的全球冷战格局看待对老援助的，并赋予了对老援助特殊的示范意义。第一阶段，中国希望通过向老挝提供援助，推动老挝走上中立道路，带动东南亚地区的中立化，排斥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第二阶段，中国希望通过支援老挝爱国力量的武装斗争，带动东南亚的革命化，并借助老挝的平台与美苏斗争，彰显中国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第三阶段，中国希望通过全力支援巴特寮革命、打造一块全方位践行中国革命道路的样板来证明中国模式和主张在亚非拉的普适性，塑造“三分天下”之势。因此，中国援老追求的是现实主义的目标。从援助手段上来说，物质援助是主要的。尽管在第三阶段中国致力于输出革命经验，但这恰恰是物质实力不足的反应，且输出革命经验同样是实现上述现实主义目标的方式。此外，中国始终保持了一条底线，绝不直接出兵援寮，而再与美国打一场“朝鲜式战争”。这些均表明中国援老是基于现实主义考虑的。　　但对老援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首先，源于中国并不具备与美苏相抗衡的物质实力，这是第一阶段富马拒不接受中国援助和第三阶段富马迅速倒向美国和巴特寮最终倒向苏联的重要原因。其次反映出中国的革命经验并不适用于老挝，比如在老挝根据地土改问题上，北越的经验就更适合老挝。最后，未能处理好援助中的义利关系。中国援助老挝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诉求，这是对老援助中“利”的一面。中国在追求既定目标的同时，又希望树立一种异于美苏甚至是北越的“道义”形象，以吸引老挝主动向中国靠拢。比如，周恩来和陈毅几次向富马暗示中国的援助不同于附带政治条件的美援；在全面援寮阶段，中央领导多次指示桑怒工作组在援寮上“不包办”，只谈意见，不要强迫寮方接受。然而，执着于维护“道义”形象会约束政策选择，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因应越寮“特殊关系”上。中国有意把巴特寮打造为全方位践行中国革命经验的样板，但为维护“道义”形象，中国既未能通过强有力的行动干预北越对寮方的控制，又未像北越一样为巴特寮提供“包办式”的援助，这是寮方最终倒向北越的重要原因。　　透过对老援助可看出，中国参与全球冷战的基本动力是通过建构中国在亚非拉世界的领导者身份，奠定中国在世界上的第三极地位。亚非拉地区，尤其是与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对外政策更为持久的立足点，是奠定中国第三极地位的关键地区。

　　（时伟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