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1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与巴勒莫的兴起

内容提要：巴勒莫的兴起受到地中海区域文明的普遍复兴、地中海世界密切的商贸关系、相互依赖的多元族群等因素推动。巴勒莫的诺曼政权与周边其他国家竞争不断，本土不同族群间亦有矛盾，但其君主积极推动文明多元性，使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刻意与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保持一致，加强与周边政权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进自身统治能力和政权合法性。作为欧洲中世纪的非典型城市，巴勒莫的兴起是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文化交流和政治权力增强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为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范式，通过全球史视角对巴勒莫兴起原因及其文明多元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突破文明冲突论，深化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的认知，增进对地中海世界文明交流模式的理解。

关键词：中世纪城市史　地中海世界　诺曼政权　多元文明　巴勒莫

　　20世纪以来，欧洲城市史的书写经历了几次范式转型。20世纪初，亨利•皮朗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注重对商人和行会的考察，把11世纪因国际贸易兴起的中世纪城市作为市民自治的典型，并且将其归为西欧文明的核心要素。20世纪中叶兴起了结构主义的城市史研究，学者们关注城市的布局和结构，从物质层面把握城市有机体的发展脉络。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城市空间的研究方法将城市景观作为符号和表征，进而挖掘其背后的权力因素。21世纪以后，城市史研究出现“全球史转向”，注重欧洲城市与其他地区城市的比较和联系。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欧洲城市史的研究一般限于核心地带，对欧洲南部尤其是地中海周边的城市较为忽视。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世界不同地区之间互动的加强，研究那些不同文明交汇地带的城市显得颇有必要，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在欧洲和西方文明史中的意义。而巴勒莫恰恰提供了一个代表性案例，可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欧洲城市史的认知。

　　11-12世纪的巴勒莫以其很强的多元文明特性而闻名，从城市景观可以清楚地看出拜占庭、伊斯兰和西欧文明在这个城市共存。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正处于十字军运动、西班牙再征服运动、诺曼人征服西西里、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的混乱时期，欧洲商人进入地中海似乎结束了阿拉伯人垄断的历史，而塞尔柱人的到来又加剧了地中海世界的裂变。但是，为何巴勒莫却表现出对不同文明兼容并蓄的态度呢？以西欧文明为主导的传统欧洲城市史很难对其做出有效的解释，只有将巴勒莫置于地中海范围内考察，才可以进一步理解这种多元性和特殊性。

　　关于巴勒莫的研究，过去一般围绕着经济史展开，如阿布拉菲亚对西西里与意大利北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尤其注重犹太人和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爱泼斯坦将西西里置于前现代欧洲经济史的框架中。从政治方面对西西里诺曼王国的研究散见于综合性著作，如《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简明牛津意大利史》等。对于巴勒莫城市史的编撰，在意大利比较多，也有建筑和艺术史角度的探讨，主要考察城市形态变迁和城市化进程。这些专门性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城市局部，但是对于城市的多元化特征还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进入21世纪，对巴勒莫多元文明形成原因的探讨日益增多，杰里米•琼斯详细论述了法蒂玛王朝的政治制度对诺曼人的影响，阿莱克斯•梅特卡夫从语言变化角度探讨了西西里与阿拉伯文化的关联，休伯特•胡奔深入分析了罗杰二世宫廷中的文化杂糅，多恩•哈耶斯从联姻、宗教和艺术赞助的角度论证了罗杰二世强化权力的措施。然而，随着全球史的日益盛行，还可以从地中海世界的宏观角度探讨此问题。

　　关于诺曼政权时期的巴勒莫，在众多编年史和商业信件等史料中均有介绍。劳乌德编撰了当时的编年史，开罗戈尼萨(Geniza)文献藏有埃及福斯塔特犹太人与西西里商人的信件，透露了与巴勒莫有关的商人活动。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个人记述和游记可资利用，有助于了解民间社会生活。西西里诺曼王室的御用地理学家伊德里西(Muhammad Al-Idrisi，1100-1165)的《地理志》描述了12世纪中叶西西里的全景，这部文献与其绘制的世界地图《罗杰王地图》(Tabula Rogeriana)一道体现了诺曼政权的宏阔视野。西班牙犹太人图德拉(Benjamin of Tudela)于1173年经过西西里，西班牙旅行家朱拜尔(Ibn Jubayr)于1184-1185年到访西西里，均留下翔实记载。意大利史家米凯尔•阿玛里(Michele Amari)整理的《阿拉伯-西西里文献》(Biblioteca Arabo-Sicula，1857-1887)搜集了中世纪阿拉伯文献中所有涉及西西里的内容，包括地理学家、传记作家、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撰写了3卷本的《西西里穆斯林史》(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1854-1872)。本文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一些研究著作，尝试从地中海的整体视角探讨巴勒莫的多元性。

一、地中海多元文明背景下的巴勒莫

　　巴勒莫作为西西里岛的首府并不悠久，到诺曼人1071年征服这里之后才确立下来。此前，西西里岛先后被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统治，中心城市位于东边的锡拉库萨和墨西拿。西北部的巴勒莫9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827年，北非阿格拉比德王朝(Aglabid)进攻西西里岛，后攻陷锡拉库萨，将首府迁到了巴勒莫。10世纪时，西西里被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及其代理人卡尔比德王朝(Kalbid)先后统治，11世纪60年代被来自法国北部的诺曼人逐渐征服。诺曼人经过二十多年在西西里建立起基督徒的统治，使这块被穆斯林统治了两百多年的地方重归天主教世界。诺曼伯国1130年改称王国，12世纪上半叶达到了巅峰，一度征服北非的突尼斯，建立起纵跨地中海的帝国，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一支重要势力。诺曼人也大力建设首府巴勒莫，将其打造成地中海的明珠，以及整个西西里最重要的港口。西西里的城市等级随之而变化。拜占庭统治时期，西西里的中心在东边的锡拉库萨，到阿拉伯人统治时期西西里东部港口已经逐渐衰落，被巴勒莫为首的北部港口和南边面向北非的港口马扎拉、特拉帕尼取代。但直到12世纪初，随着诺曼人在西西里岛的权力的巩固，中心城市才从东北部靠近大陆的墨西拿转移至巴勒莫。1130年罗杰二世称王，巴勒莫更具规模。诺曼政权晚期到访的旅行家朱拜尔指出，巴勒莫作为王城是西西里岛上最美丽的城市，墨西拿仅居其次。

　　诺曼政权之所以将巴勒莫建设成为多元风格的城市，与其所在的地中海世界息息相关。由于这个时期也是阿拉伯世界和拜占庭帝国复兴的时代，所以诺曼人统治下的巴勒莫发展与地中海周边的城市化是同步的。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和联系性到7世纪以后逐渐被切断，阿拉伯人占领了地中海的东部和南部，到10世纪还不断向地中海北部侵袭，导致欧洲逐渐封闭。直到11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欧洲商人才得以重新进入地中海，重开东西方贸易。

　　长期以来，皮朗等学者将11世纪视作欧洲人重返地中海世界并逐渐占据优势的时期。事实上，地中海世界的多元性仍然很强，衰落了的阿拉伯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地中海世界。11-13世纪，虽然地中海东西方都爆发了十字军战争，但并非一帆风顺，伊比利亚半岛被跨区域帝国控制了两个世纪之久，北非也出现了强大的法蒂玛王朝，阿拉伯帝国虽然解体，但是区域性的政权依然对地中海世界有较强的干预能力。直到14世纪，欧洲人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才有了更大的进展。即便如此，也还有奥斯曼帝国与其对抗。公元1000年前后，在地中海世界东部，拜占庭帝国复兴。诺曼时代的巴勒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表现出其多元性的。

　　首先，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对巴勒莫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在地理上，二者只有一水之隔，诺曼人入主西西里之前，西西里与突尼斯文化上几乎是一个整体。阿玛里就探讨了阿拉伯建筑风格对北非和西西里的影响。两地之间也有频繁的人员往来，当突尼斯出现动乱、灾荒或迫害时，人们总会逃往西西里。先后以突尼斯和埃及为基地的法蒂玛王朝在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变革深刻影响了诺曼政权，两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171年法蒂玛王朝被萨拉丁推翻后，诺曼君主还组织军队于1174年进攻开罗，希望能够挽救盟友。

　　这种跨文明的交流体现在城市形态方面。915年，法蒂玛王朝建于古都凯鲁万东边建造马赫迪耶，这既是个条件优越的港口，也是跨撒哈拉沙漠的黄金之路的北部终点。1087年比萨攻打这里，夺取大量黄金后建造了比萨大教堂，其目的就是要加入这个繁盛的商业网络。诺曼政权对这里的进攻也是如此。马赫迪耶的大清真寺一反常态地不建在城市中心，而是位于南边的造船厂附近，城市中心让给了壮观气派的王宫建筑群，其中有一处高高耸起的灯塔堡(Qasr al-Manar)，反映出法蒂玛王朝君权至上的传统。948年以后，凯鲁万南边不远处的曼苏里耶成为新都，与凯鲁万几乎形成双子城，其宫殿建筑风格上起巴格达、下迄开罗。法蒂玛王朝969年在埃及福斯塔特东北边建造了新城开罗(意为“胜利城”)，其与老城福斯塔特的关系亦类似曼苏里耶与凯鲁万。开罗城延续了马赫迪耶和曼苏里耶的传统，凸显王权，城市中仅有铸币厂、军械库、赛车场和驻军区域，城市为城墙或运河包围，北部两座城门分别为“征服之门”和“胜利之门”，城市中心是大小两座有封闭式甬道相连的宫殿，四周为花园。正中一条大道直通南北，构成了城市的中轴线，旁边为爱资哈尔清真寺。以宫殿作为中心的布局在开罗很明显，这并非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阿拉伯城市的传统，它既有突尼斯的影响，也可以追溯至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和萨马拉。法蒂玛王朝都城的一些特征被诺曼人继承，如王宫区与其他区域有城墙隔开，建在高处且空间封闭、有规则性，宫殿区与城外新区有廊道连通，注重供水和储水，等等。法蒂玛王朝之后统治突尼斯的是齐里王朝，其故都阿希尔(Aschir)和1017年兴建的都城巴努哈马德城堡(Qal'a Banu Hammad)亦对巴勒莫有影响。从建筑风格上来看，巴努哈马德的灯塔堡与巴勒莫的王宫城堡颇为相似，王宫与大清真寺的连接模式亦在巴勒莫有所体现。这些王宫建筑以对称的十字交叉形和三大厅的房屋格局增强王权的威仪，对巴勒莫的齐萨宫、库巴宫的设计有很大启发。诺曼君主向往彰显君主威仪，由于大部分臣民是穆斯林，增强统治能力是这个新政权最急需的，而法蒂玛王朝恰好为其提供了典范。

　　其次，巴勒莫还受到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政权的影响。10世纪初，科尔多瓦的后倭马亚王朝埃米尔自称哈里发，与法蒂玛王朝、阿拔斯王朝鼎足而立。首任哈里发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912-976年在位)大兴土木，建设首都。城内的街道如迷宫般，狭仄的街区中混居着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拉赫曼三世雇佣北非和拜占庭的工匠在科尔多瓦西北郊外建造新宫城扎哈拉城(Medinat al-Zahra)，对巴勒莫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以檐下廊道连接王宫和大清真寺的做法，被诺曼人借鉴以后进一步发挥，以体现王权和教权的统一。朱拜尔初到巴勒莫时，第一印象就是建筑方面很像科尔多瓦，这两座城市在新城中心处都有一座被称作老城堡的老城。科尔多瓦扎哈拉城的西北角地势最高处就是哈里发的住所，与巴勒莫老城中王宫的位置相似。

　　继科尔多瓦政权之后是阿尔摩拉维德和阿尔摩哈德两大地跨非洲、欧洲的帝国，与西西里诺曼政权大致同时期。阿尔摩哈德王朝的两大都城马拉喀什和塞维利亚对巴勒莫影响较大。位于今摩洛哥的马拉喀什这座商业重镇1147年被阿尔摩哈德人攻占并改造成都城，新建的城堡(al-qasbah，阿拉伯语为，与“卡萨罗”类似，亦有翻译为“区域首府”)分为哈里发居住区、服务业区域和清真寺区域，包含12座带花园的宫殿、宏伟的库图比亚大清真寺和一处占地广阔的犹太人聚居区，还出现了阿威罗伊这样的大学者。其功能分区和多元文明的特点与巴勒莫非常类似。1145年阿尔摩哈德人攻占塞维利亚，将其作为第二都城，并进行大规模改造，在瓜达基维尔河上设立了船桥，用锁链连接起两岸的“金塔”和“银塔”，以控制船只进入港口。“金塔”与马拉喀什的库图比亚大清真寺宣礼塔又有着很强的风格延续性。库图比亚大清真寺宣礼塔影响了塞维利亚清真寺的塔楼(Giralda)，其与塞维利亚清真寺中的钟乳石状拱顶(muqarnas)一道又对巴勒莫的教堂建筑产生影响。塞维利亚王宫也体现了安达卢西亚文化与北非文化的融合，不仅沿袭自科尔多瓦哈里发时期的装饰，还被北非统治者进一步发展。这些建筑风格均被巴勒莫君主模仿，尤其是清真寺的钟乳石状拱顶、库法体铭文，在巴勒莫的王室建筑中都可以发现。

　　再次，东部拜占庭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诺曼人一直都将拜占庭帝国视作学习、模仿和竞争的对象。9世纪中叶起，马其顿王朝带动了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尤其是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期(962-1025年)，拜占庭帝国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在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文化上的繁荣甚至被称作“马其顿文艺复兴”，都城复兴、索菲亚大教堂被修复、大皇宫被装修、更多的教堂和宫殿被建造起来。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拜占庭式的建筑风格和装饰风格传播到地中海东部和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即为一例。当科穆宁王朝(1081-1185年)取代马其顿王朝后，拜占庭国力继续上升。科穆宁皇帝大兴土木，在城市西北边新建宫殿群布拉契纳(Blacherne)，以取代旧的大宫殿，在城市东边建造全能基督教堂(Cristo Pantokrator，今泽伊雷克清真寺)。全能基督教堂于1136年建成，带有不规则的五个穹顶，是12世纪时整座城市最卓越的建筑，也是科穆宁家族强化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符号。这些辉煌的宫殿建筑对诺曼人有很大影响。当罗杰称王后，就派遣了使者前往拜占庭宫廷向皇帝约翰二世请求为其子娶一位有皇族血统的新娘。当约翰二世去世后，罗杰国王继续遣使向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提出同样的请求，其目标就是想成为拜占庭皇帝那样的君主。他甚至还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夺取科孚岛和进攻希腊本土。从诺曼人抵达意大利南部起就一直希望征服拜占庭帝国，诺曼君主将拜占庭视为一个既崇拜又竞争的对象。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巴勒莫受到拜占庭都城的深刻影响。

　　12世纪40年代初，罗杰国王请求拜占庭皇帝派能工巧匠到巴勒莫为其王宫礼拜堂制作马赛克壁画。拜占庭的宫殿室内装饰风格即在墙壁上布满各种色彩的马赛克壁画，大理石地板上空为镶金的穹顶。巴西尔一世令人在大厅墙上和半圆形拱顶上描绘了表现其丰功伟绩的马赛克壁画。相邻卧室的地面和墙上有动植物的马赛克图案，以及皇帝的肖像，天花板上亦有马赛克。君士坦丁七世令人在中央厅堂设计了带藻井的天棚，以华丽的镀金葡萄藤蔓进行装饰。这也充分体现在罗杰二世的王宫礼拜堂中。在外部建筑方面，拜占庭以梅花式教堂样式影响最大。梅花式以四根圆柱作为支撑形成高高的中央跨间，穹隅之上为开窗的鼓座，架起半圆形的拱顶。西西里将拜占庭的这个创新运用在拉丁式教堂的建设上。西西里的教堂建筑之所以有一排暗红色穹顶和鼓座立于教堂之上，像被截去左右两瓣的梅花式结构，就是模仿了拜占庭风格而又掺入拉丁十字样式。

　　综上所述，地中海周边的这些城市与巴勒莫有很大的相似性，尤其体现在宫殿建筑、钟乳石状拱顶、伊斯兰风格的花园等方面，这些构成了地中海世界都城的共性。之所以有这些相似性，是因为公元1000年地中海周边各文明普遍复兴，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都有全新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中世纪城市”的产生正是这次城市化大潮中的一部分，因此并不局限于西欧，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世界的城市都在蓬勃发展。这是巴勒莫得以繁荣的重要背景。

二、地中海经济网络中的巴勒莫

　　巴勒莫文明多元性的形成还赖于其与地中海周边的经济联系。欧洲最南端的巴勒莫处在亚非欧贸易网络的节点上，商贸活动推动它成为一座多元文明共存的城市。

　　首先，不同文明之间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形成了一个利益密切相关的共同体。这使处于它们之间的巴勒莫为了能够参与其中而不得不保持中立，使其多元性更加凸显。地中海的商业繁荣往往被归因于11世纪欧洲人重返地中海而为其带来了商业复兴，如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进入地中海市场，进行商业扩张，同时期十字军在近东建立地域政权。实际上，这股商业繁荣的浪潮从10世纪就已开始，带动者不仅是意大利商人，还有地中海周边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政权。拜占庭帝国在马其顿王朝中兴以后重点发展海上力量，其在爱琴海和黑海建立的一系列边疆军区增强了其对地中海东部的控制。10世纪起，地中海的商业世界也由于阿拉伯人的活动而变得非常繁荣。科尔多瓦政权和法蒂玛王朝不仅在地中海进行军事竞争，更是在这一海域发展商贸，共同推动地中海世界走向繁荣。巴勒莫被编织进这个经济网络，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科尔多瓦哈里发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海洋活动日益活跃，从10世纪中叶起兴起一批港口城市，如阿梅利亚(Almería)、佩奇纳(Pechina)等，原有的港口城市塞维利亚、阿尔赫西拉斯、休达等也得到了发展，造船厂成为这些城市的重要设施，以便利商业活动和军事行动，海军依港口建立起来。塞维利亚和阿梅利亚成为哈里发分别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活动的基地。地中海西部、北非和法国南部都成为科尔多瓦政权扩张的方向。科尔多瓦政权之后，继起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依然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动用海军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同基督徒进行战争。尤其是阿尔摩拉维德王朝，海上势力达到巅峰，在第勒尼安海、巴利阿里岛都有规模较大的扩张，势力范围一度到达大西洋沿岸的加纳利群岛和北非的阿尔及尔。巴勒莫对伊比利亚有很强的经济依附性，虽然与其有军事斗争，但是依然在经济上互补、合作，尤其是12世纪80年代起，一直为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北非属地提供谷物，并进口皮革和其他初级产品。

　　法蒂玛王朝则控制着北非沿海和地中海东部，也把持着红海商路，主宰地中海与东方的联系和贸易。从9世纪末起，福斯塔特和埃及就开始生产模仿中国唐三彩的陶瓷，通过红海与远东地区建立联系。在福斯塔特发现的大量椰子也证明其当时海路的发达。到10世纪，法蒂玛王朝将都城从突尼斯迁到埃及，征服地中海东部的沿海地区，还向西间接控制了西西里，与阿拔斯王朝、拜占庭帝国、科尔多瓦哈里发分庭抗礼。法蒂玛王朝一直想要夺回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诺曼政权也攻打过法蒂玛王朝，如1169年进攻达米埃塔(Damietta)，1174年入侵亚历山大里亚，1175年、1178年两度攻打廷尼斯(Tinnîs)，1189年威廉二世还派舰队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但二者之间始终保持密切关系。诺曼政权在很多方面学习和模仿法蒂玛宫廷，双方的王室和精英促进了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当然，巴勒莫若要获取东方商品，还必须依靠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东方的商品往往经由巴勒莫传到西方。

　　西西里与北非中部马格里布地区邻近，关系也非常密切。根据开罗戈尼萨文献记载，从巴勒莫到突尼斯或马赫迪耶，通常一周以内即可抵达。特拉帕尼(Trapani)成为突尼斯与西西里连接的枢纽港。朱拜尔认为，只要顺风，从特拉帕尼到突尼斯仅需一天一夜，而且冬夏季节航线也不中断。巴勒莫兴起以前，西西里的商业枢纽主要是墨西拿和锡拉库萨，到12世纪，巴勒莫取而代之，亦成为西西里与北非联系的中心。马格里布地区作为撒哈拉商路的终点，可以获取西非尼日尔河流域的黄金，因此诺曼政权到12世纪中叶攻占了这里的所有沿海城市，更促进了两地之间的商业流通。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巴勒莫与地中海周边发展起密切的商业联系，而良好的农业资源使其被纳入地中海的商业网络，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元1000年前后，穆斯林引进了柠檬、甘蔗、塞维利亚柑橘、棉花、丝绸织造业，建设灌溉系统，使西西里成为地中海的枢纽，并为地中海贸易圈提供极好的市场。开罗戈尼萨文献表明，11世纪西西里与东方的贸易非常频繁，尤其是与北非。由于北非的动乱，许多犹太人迁居到西西里，或者以西西里犹太人的名义进行贸易，可以避免向诺曼政府缴税。诺曼政权时期，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能够为外界提供丰富的农产品，如谷物、橄榄、蚕丝等。根据伊德里西的描述，西西里岛的西部、北部和东部的沿海地区有大量果园，遍布城乡各处，产出蔬菜水果，虽然也有渔业，但无畜牧业。12世纪的西西里降雨也很丰富，而精心维护的灌溉水渠促进了农业发展。伊德里西对西西里城市的描述总会提到磨坊，它们无处不在，同城外的大量精耕细作的田地一道，促进了西西里发达的谷物种植业。当然，磨坊的运行也是与充分的水力密切相关的。西西里岛西部和南部面向北非的区域，尤其是西南部的马扎拉河谷聚集了大量穆斯林，他们从事谷物生产，用谷物换取北非的黄金。西西里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如谷物、皮革制品等，偶尔也有丝织品等奢侈品，但质量一般。其棉花出口到热那亚、卢卡等地，织成棉布再被运回西西里。诺曼王室牢牢控制着内陆的粮食产地，与来自意大利北部、北非和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购买商合作进行开发，获得大量财富。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巴勒莫所在的西西里到12世纪已经主要靠为地中海提供农产品和原料而成为重要的商业枢纽。正因为如此，巴勒莫的诺曼政权无法忽视与周围其他文明的联系，这种联系将直接决定其命运，对地中海经济圈的依赖使其在经济上被牢牢嵌在地中海世界。

　　其次，通过商业网络，各种人群在其中流动，进而促成了西西里多元族群的出现。巴勒莫有很多的拉丁人，加泰罗尼亚人、比萨人、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在这里都有社区，以至于许多道路名字都保留了这些外国人的记忆。即使同巴勒莫竞争的威尼斯，也能在巴勒莫拥有自己的印记。诺曼国王1144年准许在巴勒莫重建一座被萨拉森人毁掉的东正教堂——圣马可教堂，位于老城北边的卡迪区(Harat al-Seralqadi)，这里是威尼斯人在巴勒莫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

　　穆斯林在巴勒莫也广泛存在。根据朱拜尔的记载，巴勒莫的穆斯林依然能够保持他们的信仰，能够经常到大部分的清真寺中去高声祈祷，可以参加星期五礼拜以外的任何节日，甚至可以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祈祷。他们住在与基督徒隔离开的郊区，但能够在市场买到他们需要的商品。他们有自己的大清真寺，也有众多小礼拜堂和古兰经学校，甚至有自己的伊斯兰教法法官。伊斯兰文化之盛，甚至吸引基督教女性也穿得像穆斯林女性一样，穿着镶有黄金的丝绸长袍、蒙着迷人的面纱，前往教堂参加节日活动。巴勒莫的穆斯林之所以能够维持宗教和司法上的自治，也是因为缴纳一种针对非基督徒的人头税(jizya)。根据朱拜尔的记载，西西里岛上的基督徒在其领地上或村庄里与穆斯林住在一起，对他们很好，并且命令他们为其劳作，一年分两季上缴佃租，但是穆斯林不得拥有土地。朱拜尔提到，一部分穆斯林精英在政治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被国王威廉二世任命为官员，也可以私下保持信仰，继续遵守穆斯林法律。国王对穆斯林非常信任，会委托给他们重要的事务，负责王室膳食的官员就是穆斯林，国王还有一支黑人奴隶穆斯林的军队，宫中的女奴和宠臣也都是穆斯林。国王本人还能说写阿拉伯语，其签名也是用阿拉伯语写成。

　　遍布地中海周边的犹太人亦有很多居住在巴勒莫。他们持犹太教信仰，却以阿拉伯语为共通语。巴勒莫的犹太人社团是自治的，由20个以上的长老负责日常事务。这些犹太人自治社团的情况在戈尼萨文献中的书信里有所反映。在巴勒莫犹太人社团中，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卡拉夫•雅各布(Khalaf b. Jacob)，义务成为与政府打交道的代表。他与其子在和西西里的穆斯林政权打交道时影响很大，曾使许多没能缴纳赋税的人被从监狱中释放。当局曾打算将船难中打捞的货物进行拍卖，以及将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墓地用于一些建造项目，正是卡拉夫•雅各布阻止了这些行为。跨越宗教的合作也很普遍，如1064年一个在西西里停留的突尼斯商人信中写其所有橄榄油生意(数额很大)都不是自己承担的，而是与巴勒莫本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合作进行。一个居住在巴勒莫的突尼斯移民写信称他即将购房而成为永久居民，以后会在西西里而非突尼斯缴税。以上这些都体现了巴勒莫的多元性，也正是这些族群将巴勒莫置于环地中海的商业网络中，在推动巴勒莫与地中海周边经济往来的同时使其带有了多元特征。

　　各个族群共同生活在巴勒莫，又各有聚居。在1173年到访的本杰明•图德拉看来，这座西西里岛最好的城市居住着1500名犹太人，还有更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重要的市场和手工业区位于老城东边两条河流交汇处，也是两座城门之间的地方。距这里不远的卡拉法(Garraffo)喷泉附近有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商人的聚居区。老城北边的巴比列托(Papireto)河的北边有多个聚居区，其中萨卡里巴区(Harat al-Saqaliba，意即奴隶区)外来人口众多，极其活跃。老城南边朝向新城的地方有穆斯林聚居的清真寺区(Harat-Masjid Ibn Saqlab)，其中又细分出犹太人居住的亚胡德区(Harat al-Yahud)，更南边是手工业者聚居的伽迪德区(Harat al-Jadida)。王宫附近有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基督徒(Mozarabs)集中居住。正是居住在这些区域的商人将巴勒莫与外界联结起来，供应国内外市场。

　　这种多元特征也体现于地中海周边的其他城市中，可以说是地中海世界的共同特征。如法蒂玛王朝的都城开罗，不同族群聚居的区域多达15-16个，城外还有4-5个。福斯塔特和开罗有大量马格里布人、安达卢西亚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亚美尼亚人、突厥人和波斯人，其中不少是作为士兵进入开罗居住的。此外，还有来自阿拉伯半岛、努比亚、埃塞俄比亚、苏丹、斯拉夫、希腊乃至西西里的人群。科普特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住的区域没有截然分开，在经济上有很多交集。在大马士革，当黎巴嫩山附近的基督徒看到穆斯林向上帝祈祷时，会把食物拿给他们，善待他们，认为对虔诚向神的人应当分享食物。当基督徒和穆斯林两个团体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双方依然会平静地相互掺杂在一起，不分彼此。而且，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都能正常进行，有所保障。例如，即使在萨拉丁围攻叙利亚骑士堡期间，从埃及到大马士革的商队都没有中断过。当然，基督徒商人在经过伊斯兰区域时需要缴纳一定赋税，但可以保证非常安全地通过。在西欧人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重镇阿卡，据称城东有一处泉水是上帝为亚当变出的，因而成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双重圣地，穆斯林在此建造带有米哈拉布的礼拜堂，基督徒则在此设立祭坛，二者都会在此祈祷，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

　　可以看出，这种族群多元性是这一时期地中海周边的共同特点，正是这些跨地区、跨国界的商人，通过贸易将各个区域、各个帝国联结起来，将各种文明传播到其他地区。毋宁说，为了争取商业和经济利益、促使穆斯林臣民交税、吸引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到西西里从事贸易活动，诺曼君主不得不适应地中海世界的经济规律，对不同文明实行多元开放的政策。经济上的彼此依赖使地中海周边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的整体，推动了这里的兼容并蓄。

三、巴勒莫文明多元性的政治因素

　　尽管存在于多元文明的地中海世界，巴勒莫在诺曼政权统治时期始终伴随着各族群之间的矛盾，亦经常与地中海周边的政权为敌。但诺曼君主刻意维护了多样性的城市景观，以此增强其统治力。

　　根据当时史家的记载，11世纪末罗杰一世征服西西里之后，对待当地人并不友好，不仅偏袒新来的基督徒，还剥夺了当地穆斯林的很多权利，禁止他们进入公共浴室、拥有店铺和磨坊等。因此许多阿拉伯显贵和学者纷纷逃离。即使在稳定繁荣的罗杰二世时期依然如此，他们逃往埃及或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国家，造成了西西里严重的人才流失。巴勒莫的不同族群之间冲突不断，12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都出现过针对穆斯林的暴动。尤其是在12世纪下半叶威廉一世时期，贵族的暴动将矛头指向希腊人出身的埃米尔马约(Maione di Bari)，也反对担任王室行政人员的阿拉伯人。1161年，反叛的拉丁基督徒暴徒甚至展开了对整个西西里岛的穆斯林社区的屠杀。这次暴动导致大量穆斯林被驱逐出城市中心，迁到卡迪区等专门的聚居区，甚至被本笃会和西多会因征收地产而赶到了西部的马扎拉河谷。二十多年后来到这里的朱拜尔对居住隔离的现象有所描述，甚至还提到了阿拉伯人因面临强迫改宗而迫切想要逃离西西里。

　　诺曼君主也将自身塑造成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从1117年到1127年，罗杰二世一直武力干涉北非突尼斯的齐里王朝，控制了加贝斯和的黎波里，进攻齐里王朝首府马赫迪耶，形成跨海帝国，并于1148-1160年在突尼斯进行直接统治。作为反击，齐里王朝也与地中海西部的霸主阿尔摩拉维德王朝联手进攻西西里。这些斗争使西西里对北非构成军事上的威胁，与地中海东西两端的十字军遥相呼应。诺曼君主与阿尔摩哈德王朝不断斗争，正是后者出兵北非推翻了诺曼人的统治。诺曼君主也屡屡远征拜占庭帝国，威廉二世的远征甚至可以被视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预演。这种以侵袭地中海周边为目标的政策体现了诺曼政权与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密切关系。

　　表面上看，这种态度似乎与英格兰诺曼王朝并无二致。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采取隔离政策，他们建造的诺丁汉、诺里奇、赫里福德、什鲁斯伯里、切斯特等新城都位于老城边缘，由诺曼人及其依附者居住，与老城遵守本地习惯法的当地人隔开，从而逐渐形成新的中心，与老城分庭抗礼。位于伦敦老城边缘的伦敦塔就是一个典型。西西里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也有类似的做法，但在首府巴勒莫却奉行多元融合的做法，致力于打造多元文明的景观。罗杰二世邀请拜占庭、阿拉伯世界和西欧的优秀学者到其宫廷，用熟练的阿拉伯语、希腊语、拉丁语与他们交流。罗杰二世与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菲兹实际上保持着友好关系，经常互派使者，互赠礼物，保护对方的商人，并请法蒂玛王朝派手工艺人到巴勒莫帮助建造王宫和教堂。诺曼王宫的礼拜堂屋顶壁画就是由来自法蒂玛王朝的开罗工匠完成的。拜占庭帝国对诺曼君主也充满吸引力，海军元帅圣母教堂的壁画中有穿着拜占庭式服装的罗杰二世被基督加冕的绘画，他头顶是希腊字母拼写的“国王罗杰”(ΡΟΓΕΡΙΟΣ ΡΗΞ)，由于当时希腊语中的“国王”(βασιλευ^ς)已经为拜占庭皇帝所专用，故而这里使用拉丁语的“国王”(REX)，而且是用希腊语写出来(ΡΗΞ)，体现了诺曼人对拜占庭君主气派的推崇。罗杰二世还专门设立皇家丝织厂生产高档丝绸，模仿东方君主穿戴，王宫礼拜堂壁画中罗杰二世的穿着可见一斑。在意大利南部，作为征服者的诺曼人除了驯服当地人，还要解决诺曼人内部矛盾，并与神圣罗马帝国、教皇进行残酷斗争，最实用的策略就是兼容并蓄。

　　为了确保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并实现称霸地中海世界的理想，诺曼君主不得不入乡随俗，借鉴东方元素增强其权威。12世纪正值伊斯兰力量恢复的时期，西边的阿尔摩哈德王朝、东边的赞吉王朝都抑制了西欧人的扩张，同时，拜占庭帝国在曼努埃尔一世将近四十年的统治时期也所向披靡，重新树立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权威，对巴勒莫政权构成震慑，也拥有诺曼君主羡慕的合法性。而法蒂玛王朝更是诺曼君主学习的榜样。诺曼君主1130年以后在中央财政部门重新任用阿拉伯官员，建立一种新的、高度专业化的机构：皇家迪万(dīwān)。这个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虽然与英格兰诺曼王朝的财政署(exchequer)类似，却来自法蒂玛王朝。皇家迪万同时用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记录文件。如安条克的乔治于1143年5月发布对海军元帅圣母教堂的赠予特许状，列举了乔治赠予这份地产的一些礼物和特权，包括地产、农奴，农奴的名字用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写成，文件最后是乔治的希腊语签名。这种皇家机构实际上融合了伊斯兰和拜占庭的特点。来自欧洲北部的诺曼统治者并没有显赫的背景，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也激烈竞争，加强在西西里统治的合法性正是他们积极借鉴东方君主制的原因。正因如此，诺曼君主甚至被称作“受洗礼的苏丹”。诺曼君主也通过文化赞助加强自身影响力，如罗杰二世资助伊德里西完成最全面的地理学著作。一直到诺曼政权末期，巴勒莫宫廷中都充满穆斯林文人学者，君主在巴勒莫建立翻译学校，将古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从而将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成果介绍到西方，与西班牙托莱多的翻译运动一道构成了欧洲12世纪文艺复兴的基础。

　　在城市景观上，诺曼政权保留了巴勒莫此前的城市格局，即由老城和新城构成的双子城。地势最高的老城是最早的统治中心，类似于希腊城市传统中的卫城，被称作巴勒姆(Balarm，即巴勒莫)。阿拉伯人称之为城堡(al-Qasr，阿拉伯语为，亦有翻译为“宫殿”)，因此被诺曼人沿用讹称为“卡萨罗”(Cassaro)。整个老城被高耸的城墙包围，城墙上建有塔楼和哨所，城外有护城河环绕。一条东西向的大道(simāṭ)贯穿老城，同与其垂直相交的辅路组成街区。沿着中央大道坐落着防御性的宫殿和地势较高的贵族宅邸，还有许多清真寺、旅馆、浴场、大商铺，这里也是壮观的大清真寺的所在地。新城“卡利萨”(Khalisa)是法蒂玛王朝937年在港口附近建造的，以建造者命名，成为新的统治中心，被与老城刻意分隔开来。这里有面向大海的城门(Bab al-Bahr)和造船厂，亦有很多宅邸、旅馆、浴场、店铺、市场，外面有一圈围墙，城里有许多花园、山上流下来的溪流，整座城市绿树成荫、泉水叮咚、果树处处。在新城老城之间，逐渐发展出众多聚居区(harat)。1050-1072年，一道城墙将这些区域都并入，形成一座规模更大的城市。

　　诺曼人对巴勒莫也进行了改造，将政治中心迁回老城，通过大规模建设强化多元特色。诺曼人攻占之初，将清真寺改造成教堂，但对整座城市并无太大改变，到1130年罗杰二世加冕国王后，才大规模展开改造，12世纪30-80年代，通过一系列城市建造项目体现出中央权力的集中。罗杰国王在老城最高处建造了城堡(hisn)，1140年将其改造成王宫(sacrum palacium)，并建有一座很高的防御性塔楼。王宫连同外围建造的宫墙被称作“哈利卡”(Galka，源自阿拉伯语 ，即“被围起来的地方”)，开有城门若干，南城门(Bab al-Abna)负责监督进入城市的人，西城门(Bab al-Riyad)控制着从西边进入城市的入口，西边墙外还建有大量公园，作为宫殿的延伸，是王城的一个构成部分。大教堂位于宫墙外，与宫殿之间有檐廊道连接。被宫墙围住的宫城成为罗杰二世塑造的权力中心。当时的作家都提到了这里水源充分，将其比作伊斯兰文明中的天堂。这种城市理念源自波斯，经由马格里布传入西西里，在巴勒莫体现出来。

　　罗杰二世即位后，用时十年之久改造王宫和建设教堂，体现其多元性。王宫礼拜堂有一个中庭和两个侧廊，中间由科林斯柱隔开，三条通道通往拜占庭式的大殿，半圆形穹顶被置于八边形的鼓座上。正厅中央有木制钟乳石状拱顶，由来自开罗的工匠仿照伊斯兰风格建造。紧靠王宫的独修者圣约翰教堂也由罗杰二世建成，教堂顶部为北非伊斯兰风格的暗红色穹顶。这时期修建的教堂往往带有三个半圆形后殿，体现了拜占庭特色。罗杰二世的宠臣安条克的乔治模仿王室礼拜堂建造了海军元帅圣母教堂，拜占庭风格的穹顶上绘有基督，周围的天使的脚下有一条饰带，上面却又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拜占庭赞歌，地板上则绘有生命之树、狮子、孔雀和西欧常见的杂耍者，从而集三种文明于一身。罗杰去世之后的12世纪下半叶，诺曼政权依然大兴土木，在老城西边建造东方风格的皇家花园，有三处王室休闲和狩猎胜地，与王城一道构成王室权力的象征。齐萨王宫(Zisa，源自阿拉伯语，意为“强大的、全能的”)于1164-1175年由国王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建成，这组带花园的别宫建筑群位于诺曼王宫西北不远处的郊外，主建筑的宫殿与北边的教堂由狭长的过道连接起来。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影响体现在水的应用上，流入宫殿正东边的一大片带有喷泉的池塘，此处还建有喷泉宫。宫殿内部使用了十字拱，为伊斯兰建筑中经常使用的钟乳石状拱顶，而且还有如同米哈拉布的半圆形壁龛，大量通过花卉和动物体现地上天堂的马赛克壁画，使这处建筑充满伊斯兰风格，尤其类似马格里布地区的宫殿。毕竟，1148年诺曼人征服北非突尼斯地区并统治了十余年。齐萨王宫不远处的库巴(Cuba)宫由威廉二世建于1180年。这座宫殿与齐萨王宫有着类似的风格，也装饰着钟乳石状拱顶，甚至是一座建在储水池中的宫殿。老城最东边是宠臣安条克的乔治和巴里的马约的府邸，分别建有马托拉纳教堂和圣卡塔尔多教堂，后者以其带有暗红色半球形穹顶的阿拉伯-诺曼风格建筑而闻名，与独修者圣约翰教堂一样，都具有很强的伊斯兰特色。诺曼政权也大力维护和赞助希腊东正教的修道院建筑，这些都是有意为之。

　　多元性城市景观正是诺曼君主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体现。我们对于11世纪西欧人重回地中海的程度不能评价过高，这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依然是多元并存的格局，地中海不同文明之间会相互影响，而诺曼政权也要适应甚至迎合这种多元性才能更好巩固其统治。即便诺曼政权实际上存在着反多元化的倾向，但为了其经济和政治利益，在文明上依然坚持多元性。为了不被视作他者，这成为其自我保护的手段，文明上的多元性正是为了掩盖表面下的各种矛盾，毋宁说，这是一种宣传策略。这也体现了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区域，有促成其参与者和谐共存、推动众多文明共存于繁荣的经济网络和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的内在机制。而巴勒莫正是进入这个体系才得以兴盛。

结语

　　12世纪的巴勒莫成为多元文明的交汇点，不同文明在此相遇、碰撞、融合，而这充分体现在其城市空间中。正是由于处在地中海世界文明复兴和城市化的大潮中，巴勒莫恰逢其时地吸收了多种文明，即便现实中并不如表面那么和谐，但仍体现了多元文明的特征。巴勒莫之所以在12世纪表现出很强的文明多元性，有多重因素使然。首先，地中海周边的文明均处于复兴状态，正值多元发展的高峰时期，巴勒莫在多文明交织的网络中受到很大影响。其次，巴勒莫和西西里经济深深融入地中海世界，其充足的谷物出口、便利的港口条件和居中的地缘优势使其能够很好地融入地中海经济圈，而流动频繁的人群则加强了其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再次，这也是君主刻意为之的结果。西西里的君主为了体现自身合法性和实现地中海霸主的梦想，积极学习和模仿周边帝国，使城市成为君主展示权威的空间，通过拜占庭和伊斯兰的风格体现其强大的君主意志。而诺曼政权与德意志和拜占庭两大帝国的斗争也使其需要在地中海世界寻求接纳和支持，从而披上了多元性的外衣。从经济到政治，从内部到外部，这些都构成了巴勒莫多元特征的基础。实际上，这也是西西里政权存在的必然性，即使到了13世纪，当时的腓特烈二世也依然延续了这种多元性的策略以维护其统治。直到14世纪，这种多元性才终结，这种变化与西西里逐渐沦为农业区和农产品出口地有很大关系，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文明多元性的消逝。

　　如何理解地中海世界的多元统一性对于我们研究欧洲史有重要意义。皮朗认为阿拉伯帝国的兴起结束了古典时代的统一性，布罗代尔则强调长时段下地中海仍保持统一性，霍登和珀赛尔从生态角度强调地中海的多元统一性。近百年的地中海史研究所围绕着的统一与断裂问题，在爱德华•萨义德和伯纳德•刘易斯的争论中被进一步推进，但并未撼动长期主导的十字军范式，甚至又被亨廷顿推向了更加极端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我们需要对多元文明有更深入的研究，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以往的历史叙述中，11世纪意大利商人掀起的“商业革命”似乎扭转了阿拉伯人控制地中海的局面，实际上，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并未完全主宰地中海世界，这个区域一直是在各方碰撞和融合中发展的。由于有着共同的利益，地中海周边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环境中，不同的政权和文明会彼此妥协和相互借鉴，从而形成一种和谐共存的局面。而当互补的经济基础消失时，文明的多元性也行将结束。可以说，地中海世界有其多元文明的自我协调机制，而这种机制与经济状况息息相关。

　　这也涉及看待欧洲和西方的视角问题。如果将巴勒莫放在更加宏观的空间进行考察，就会理解其多元性的特色，而跨区域交流和互动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客体。因此，近年来学界尤其注重全球史研究方法在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应用，将欧洲置于更广阔的世界中考察。只有将欧洲的城市放在地中海或世界范围内考察，才能深入理解其特殊性和普遍性。通过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突破欧洲话语和历史叙事的主导(Provincializing Europe)，才能对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多元文明，以及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多样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注释略）

（作者：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