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炜权：日本武士社会“忠”与“叛”背后的权力游戏

　　本能寺之变是日本史上非常著名的谋叛事件，了解日本史的读者可谓耳熟能详。有趣的是，多年来在日本输出的游戏、动漫、影视作品，以及相关书籍和网络资源的帮助下，即便是不熟悉日本史的读者，也可能听说过“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和明智光秀。

　　在游戏、影视作品的渲染下，“本能寺之变”这个事件的描述方式越来越单调，人们将目光和焦点过度集中在织田信长和明智光秀两个主角的关系上，把他们的矛盾冲突生硬地套在“忠”“叛”“恩”“仇”的道德框架里， 并且将“本能寺之变”定性为“下克上”的代表例子。其实，放眼日本历史长河，臣子因故反叛主君，甚至发动兵变杀害主君的事件并不是很多，像“本能寺之变”这种非常极端的政变也属于较个别的案例。笔者在此想引申谈一谈与之相关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问题。

织田信长（左）、明智光秀（右）

一、武士社会的“下克上”

　　“下克上”（以下犯上、Ge-koku-jyō），是目前绝大多数日本战国时代相关书籍，无论是中文、英文还是日文的，都必然会提到的一个词语；大多强调那是武士社会里臣下为了权欲而推翻、取代主君的频发现象，是日本历史比较黑暗的时代云云。可是，这种说法有点过于绝对，而且不太妥当。

　　首先，“下克上”的意思的确是“下位者驱逐、排除 上位者，施展威势”，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留意。第一， 从学术角度来说，“下克上”不单指武士上下阶级间的矛盾（以下犯上、犯上作乱），其实还包括当时日本社会人数更多的阶级——农民百姓的“以下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下克上”真正的主角和指称的对象本非武士领主，而是农民百姓。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明一下历史背景。在室町时代，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贸易物流的发展，日本社会的部分地区从自给自足过渡到农业产品化、商品化的阶段，从中国明朝引进的货币进一步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促使原本比较封闭、分散的庄园制度走向新的形式。

　　在富庶地区，有实力的豪农、地方豪强，甚至村落获得剩余资本，纷纷追求自治和更多的权益，意图减少庄园领主的束缚和剥削。远在京畿、奈良的庄园领主和贵族们既要努力维持庄园经营和收入的稳定，又要面对庄民、村落和各方势力削弱庄园支配的压力。结果，庄园领主普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在确保收入得到基本的保障下，默许地方自治的发展。

　　另一方面，室町时代后期，在频发的内乱和天灾打击下，庄园领主控制庄园的力度减少，要么各地庄园被地方势力侵吞夺取，要么失去庄园的实质管治权，问题越来越严重。即便勉强保住控制权，京畿的庄园领主们还要面对同样受兵乱和天灾打击，生活无以为继的庄民、庄官等拒绝缴纳田税、勾结地方上那些不听朝廷、幕府指令的地方豪强的问题。

　　这些一直被庄园领主视作蝼蚁的民众反抗统治，不再认命，甚至利用个别时机，跟武士、商人等结成地方武装，撕毁债务契约、拒绝偿还欠债。众怒难犯之下，领主们统治失效，连带酿成自身的收入、财政渐渐出现困难，濒临破产的边缘。上至天皇，下至普通贵族无不为之苦恼。即便他们要求幕府出手解决，但是应仁文明之乱时的幕府陷入危机，自身难保。

　　幕府“事不关己”的态度使庄园领主们焦虑万分。奈良兴福寺（摄关家藤原氏的氏寺） 大乘院的僧侣在战国时代来临前夕的文明九年（1477） 十二月十日就发出这样的感慨：

　　天下已无可喜可贺之事了，近国（京畿地区附近的律令国）、近江、美浓、尾张……皆不听幕府、朝廷号令，纷纷不上缴年贡（田税等）。其外诸国……国内生乱，年贡之事无可奈何。公方（室町幕府将军）管治的诸国……也不应其命令，守护们虽然说谨遵钧命，立刻下令实行，但是守护代（仅次于守护的领主、守护的副官）和其国的国内领主们均不听命。 至此，日本国内皆不听幕府、朝廷号令了。（《大乘院寺社杂事记》）

　　表面上看，大乘院的僧侣是在感慨国家内乱（当时正值“应仁文明之乱”），政令不行。但其实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武士引起的兵乱，毕竟武士内斗已经好几百年了，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作为剥削阶级，他们忧虑的是赖以维生的年贡没有像从前那样顺利到达他们的手上，导致他们生活困顿，面临巨大的打击。

　　除了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这种下位者反抗上位者主导的支配体制外，文化上的“下克上”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虽然平安时代以来发展极致的京都文化仍然是日本的核心代表文化，但随着各个地区发展加速，武士、庶民阶层的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由他们推动的地方文化也在这个时代迅速崛起，相对降低了“京都文化”的影响力，形成了上述文化上的“下克上”。

　　总之，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下克上”并非单指武士内讧，而是拥有更多内涵、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所以，将武士视作“下克上”的唯一主角，跟我们先入为主、认为当时的武士掌握了日本权柄，以及从前的研究过度重视政治史有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下克上”一词，或者说类似的用语早在战国时代以前就出现了。换句话说，“下克上” 并不是战国时代的独有产物，不过是相对其他时代来说，出现频率比较高而已。按照前述的逻辑，“下克上”是既得利益阶层批评受他们剥削的阶层做出反抗，以及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威胁。这种情况在平安时代和室町时代已经出现过。

　　前者是武士领主崛起的时代，改变了从前贵族政治主导国家的格局，他们干预和主导了原本由贵族、寺社垄断的国家政治，改变了贵族那套以追求利益、收割国家财富为目的的社会经济体系。即便如此，本来也是从这套体系发展出来的武士们只想挤进这个权力核心，并不打算，也从没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贵族的权势和地位。但从贵族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利益和“与生俱来”的优势被下级的武士们夺取、削弱了，只能在武士领主的保护下唯唯诺诺、苟 延残喘。到了室町时代，就是前面提到的农民百姓等阶层抬头，一定程度上抵抗了本就被武士压制的贵族、寺院的剥削，争取村落自治，获得相对较高的自主权。

　　上述的武士、百姓对贵族、寺社统治的反抗跟我们一直说的那种仅限于主从关系颠倒的“下克上”似乎大不相同。其实这不过是我们从前过度把“下克上”限定在武士内部，而忽略了整个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盲点和偏见而已。

二、“上克下”与武士人事关系结构

　　我们在前面再三强调，“下克上”被塑造成日本战国时代的代名词，但从整体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实不然。而且，即便是多发现象，“下克上”也不是反映战国时代主从关系紧张的唯一写照。在最近的研究里，“上克下”现象也获得了关注。

　　表面上看，所谓的“上克下”就是主君钳制臣下，防止他们夺权、尾大不掉的反制现象，恰似“下克上”的反义词。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会陷入一叶障目的误区。

　　无论是“上克下”还是“下克上”，它们背后反映的是中世纪日本武士社会的运作方式的两种推力。 武士集团在运行上借用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追求“孝”“忠”“悌”和“慈悲”，尤其是强调尊重父权，突显“孝”的重要性。武士阶级发展以来，武士是由大家族和家族的分支（一门），以及依附在这个家族的臣下领主（当时称为“郎从”“家风”等）组成。

　　武士集团从来都不是单靠主君个人的能力来带领团队超越难关，而是团队内的各个成员通过互相扶持、商议和磨合，共同面对问题，从而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互惠互利。团队成员间不是封闭的关系，团队里的各个家族通过地缘政治，利用通婚、结交、结盟等方式扩大团队的同时，也带来破坏团队团结，分化、制造矛盾的危险因子。这些复杂、多元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在团队里衍生出各种利益冲突和派系纠纷。在这种环境下，团队的领袖——主君被要求平衡这些利益，为大家谋取利益最大化和稳定，还得带领团队对应外来的威胁和内部的隐患。

　　因此，基于这种半开放的结构，武士的首领（包括后来的战国大名）难以只手遮天，成为独裁君主，唯我独尊，他们需要臣下的支持，也需要对臣下展示自己拥有带领团队前进的能耐。当时，人们称这种能力为“器量”，具备这种能力的，则被称为“器量之人”。

　　“下克上”的根本原因，不是说某个怀有野心的臣子希望有一天推倒主君，取而代之，君临天下；更多的是个别主君的能力和行径不符合团队整体，或者部分成员的期许，继而产生矛盾。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臣子集合利益一致的同志，以暴力行动强行改变现状。值得留意的是，这个“改变现状”指的不是根本性的“革命”，绝大部分都只是换人和局部洗牌而已。

　　但凡在战国时代推倒主君（不管是杀害还是废位、架空）的臣下，既不是单人犯案，绝大多数的替代方案也不是自己上位，而是从主君家族里另找人选，然后自己和同谋者排除反对分子，在背后隐隐操控一切，尽量维持原有的框架。

　　例如战国时代另一场著名的叛乱“大宁寺之变”（1551），发动叛乱的陶晴贤和同伙逼死主君大内义隆后，找来了跟义隆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大内义长接任当家。这种措施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陶晴贤的权宜之计，其实不然。一个战国大名主君之下由同族各家和各臣从的家族臣子支撑，作为臣子的一员扭转格局，从臣子变成主君的话，原有的各种利益关系将遭到大洗牌，有人得益，有人吃亏，团队内部的矛盾激化，极有可能酿成更乱的局面。

　　何况，在日本的历史里，主君家族被团灭抹杀的例子非常少，毕竟臣子们多少都受过一两代主君的恩惠，在道德和情理，以及危机管理的角度上说，都不会轻易否定这种羁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现问题，就解决使问题出现的人”。

　　再者，古代日本是身份制度构成的封建社会，主从关系纽带是构建社会体系的基本——人与人关系的核心部分。在武士的发展史里，面对内外的威胁和保持战力，维持君臣关系，加强团结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由这种关系衍生出来的道德标准——“忠”“不忠（叛）”也自然成为了武士们十分关心的事。只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法则。

　　在战国时代以前，日本社会多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为君臣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铺垫。例如在镰仓时代，日莲宗开创者日莲观察镰仓武士的伦理观念和主从关系时说：

　　世间之法，重恩舍命以报，而为主君舍命者似乎较少，然其数亦甚多矣。（《佐渡御书》）

　　活在镰仓时代的日莲非常清楚，镰仓时代的武士对主君和家臣的伦理关系看得很重，同时代的一名武士富谷左卫门在缅怀英年早逝的主君金泽贞显时说出他的君臣关系观念：

　　大体“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则为臣使君，为君惠臣之理，君臣合体之所以也。（《金泽文库文书》）

　　虽然如此，君臣一心终究是一种理想，家族骨肉随着血缘淡薄而疏远，君臣之谊也因时间而磨灭殆尽。为了生存，自然要考虑现实层面的因素。前面提到，负责带领团队的主君一旦无法平衡和保障团队内成员的安全和发展前景，或者是无法摆平内部矛盾，主君被判定为“无器量”，将面临被质疑、被推倒的噩梦。

　　最常见的威胁是团队内部出现一个足以撼动主君地位的新星，靠实力和拉帮结派，赢得团队内的声势和主导权的竞争者。害怕大权旁落的主君选择先发制人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这样的例子在战国时代为数不少。比如说著名的“越后之龙”上杉谦信的父亲长尾为景就是依靠家族和自己的实力，渐渐赢得团队内外的支持和人望，主君上杉房能为免留下后患，打算先下手为强，不料兵败而死。还有，前面提到大内家的大宁寺之变，最终被逼死的主君大内义隆也不是毫无察觉陶晴贤的异样，只是行动不够快，被对方先发制人，结果殒命。

　　当然，“上克下”的成功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就是“西国之雄”毛利家了。天文十九年（1550），毛利元就和他的团队成功讨灭一直在家中跋扈不法的重臣井上元兼和他的党羽，而且利用这次扫荡潜在威胁的胜利，迫使家臣宣誓效忠，听凭差遣。这次重大胜利也为毛利家在后来称霸西日本打下极为关键的基础。

　　虽然如此，成功“上克下”的毛利元就后来回想这次重大胜利时，他感叹：

　　一家的主人杀害家臣，犹如切断自己的手足，是最坏的情况。（《毛利家文书》）

　　元就非常明白消除威胁，赢得胜利，稳住权柄和地位的重要性。但是，通过这种残酷、暴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团队（毛利家） 里的其他成员虽然被震慑了，但不代表他们就此心悦诚服。坐在主君的位子上，永远都得战战兢兢。

　　因此，元就告诫儿女时道出了人君的无奈，他说：

　　如今家臣们没有一个是因为觉得毛利家很好而效忠的……一旦我们变弱了，他们就不一定再跟着我们了。（同上）

　　由此可见，“下克上”既不是纯粹因为野心，“上克下”也不是只因为君主意图大权独揽，双方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两种“正义”的交锋。

　　不过，即便是这样，“下克上”和“上克下”最大的分别是：前者不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可以架空、弱化对方，让对方成为神台上的花瓶，又或者在主君家族内找人替换。这是因为主君的权威伴随而来的号召力，积累下来的关系和能量都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加上道德思想上的束缚，弑主、背叛的骂名落在头上，影响内部稳定团结，成本实在太高。

　　与之相反，后者往往是以流血收场，主君必须把威胁连根拔起，或者起码把威胁赶出团队外，确保威胁不再出现。像毛利元就说的，主君一方面明白诛杀臣下有极大风险，不可不慎重为之，另一方面对待这种看在眼里的威胁，也不得不雷厉风行，斩草除根。

　　不过，由于历来的道德价值稍稍有利于主君一方，主君手握大义名分，占领道德高地，与臣子犯上作乱相比， 扫除企图威胁自己的臣下，好像稍微更有理。

　　可是，从真实情况看，日本战国时代的“下克上”和“上克下”的成功例子相比，前者还是多一些，这是因为团队毕竟是众人协作的组织，即便主君铲除犯上作乱的臣子有理，寒蝉效应之下，臣子即便不一定愿意加入叛乱，也不希望铲除异己的主君成为独裁君主，危害组织。于是，臣子们联合一起，既牵制想要强出头的同僚，也要压制企图唯我独尊的主君。这种理想状态要到战乱结束的江户时代才能够实现。

　　像战国大名这样由家族结合而成的团体，重视协调和互惠互利，武士团队内部的关系自然会因为力量、利益和人际关系的变化，需要定期作出调整。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一世代的君臣和睦，不代表下一个世代的君臣也必定和颜悦色、同心协力。一旦出现或者预见到矛盾的苗头，以家族为本位的君和臣必然想要做好危机管理预案。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下克上”和“上克下”常发生在换班子的时候。例如有关本能寺之变的一个获得公认的说法，就是明智光秀即便获尽信长的恩宠，但是担忧年幼的儿子无法顺利接班，或者在织田家失去生存空间的忧虑，连同其他因素，迫使他做出反制措施。

　　总而言之，日本中世纪武士社会，包括相对稳定的江户时代里，君与臣的关系存在两层思想规范。第一层是私人的羁绊纽带，以“忠”“叛”来衡量；第二层是作为团队的成员、契约合作伙伴的关系，确保团队内部的利益能够稳定维持下去。第一层的思想规范在战乱时代是理想性的、理论性的；而第二层的思想规范则是功利的、现实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下克上”还是“上克下”，表面上看到的是恩怨情仇，但背后包含的，是一个团队里的平衡游戏和力量上的较量。总之，日本武士社会结构里，不存在也不容许君主独裁霸道、臣子仍然无条件跟随的戏码，重视的是协调和互惠互利，良臣择主而事，明主择贤而用，争取双赢。

　　综上所述，日本战国时代为止的叛乱虽然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但是基于上述社会结构和思想的影响，纯粹出于私利、私怨和野心而发动的叛乱少之又少，背后牵动的是千丝万缕的羁绊纽带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本能寺之变就是其中一例。倘若我们看不清这些藏在背后的深层因子，就只能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到易懂好理解的个人因素（欲望和情感）上，而无法具体说明问题的本质。

　　（本文选摘自《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胡炜权著，华文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作者：胡炜权；责任编辑：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