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慧：青铜之光：早期的中外文明交流

　　在早期中外交流中，青铜是重要的内容。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科技水平的提升，围绕青铜所展开的古代世界的文化交流、古代中国青铜文化的独特性、古代中国在青铜冶铸传播中的作用等研究，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在殷商时期达到高峰。考古工作者在殷商早期的郑州商城遗址发现了多个青铜作坊。南关外青铜作坊，面积约8000平方米，出土有坩埚、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迹、遗物。青铜器则包括工具、武器和礼器。作坊的年代跨越二里岗上、下层，是商代早期唯一发现有铸造青铜礼器的遗址。郑州商城中还有紫荆山青铜作坊，发现有六座房屋遗迹。青铜产品主要是武器、车马器和小件工具，有镞、刀、钺、鱼钩、笄等。值得注意的是，紫荆山和南关外青铜器作坊出土的铜矿石不含铅和锡，而坩埚中的铜渣则包含铜、铅和锡，说明铅和锡都是铸造过程中人工加入的，金属合金可能是从不同的地区输入。

　　考古发掘显示，郑州商城青铜器生产规模较大，郑州商城外城发现有三个青铜器窖藏，共出土28件青铜器，其中大部分是礼器，包括象征政治权威的大鼎，其中最大的一只高100厘米、重86.4公斤，显示出商代早期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青铜文化的高峰延续至西周时代。青铜与周代礼乐文化相结合，创造出辉煌的典章文物。即便是在西周的西北边陲，也发现有铸铜作坊。宁夏固原彭阳县的姚河塬遗址，是西周时期位于西土的一个封国，编号为M13的墓葬中出土有“入戎于获侯”的记载，知这里是获国所在地。城址分为内、外城，内城中设有铸铜作坊。铸铜作坊区位于内城东北部，夯土建筑基址(疑为宫殿区)的东北侧，面积约4200平方米。2017—2018年，勘探发现有灰坑、房址、窑址、储水池等遗迹，出土了熔铜渣、陶范、铸铜工具等，其中陶范1000余块。铸铜作坊区由西周早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偏晚阶段。

　　以商周青铜礼器为代表的中原青铜工艺具有独特的风格，可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起源在哪里？

　　目前所知，中原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性器物有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期遗存中发现的1件铜片和1件管状物，距今约6500年；陕西渭南北刘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地层中，发现1件铜笄，距今约5700—5100年。但是几件铜器的制作技术较为原始，器物也只是零星出现，与此后中原地区青铜器生产之间存在缺环。

　　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青铜器是中原地区早期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代表。

　　二里头遗址是大型都邑性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800—前1500年。二里头二期开始进入兴盛发展时期，城内由道路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中心区由宫殿区、作坊区、祭祀活动区等构成。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以及青铜礼器铸造作坊。作坊区位于宫殿以南，约10000平方米，有夯土墙包围，显示出这一区域在宫殿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青铜礼器以爵和斝为代表。铸铜作坊区内具有专门的冶铸场所和烘范场所，出土坩埚、陶范、铜渣、木炭等冶铸遗存。青铜器主要是二期以后生产的，其中二期出土的铜器主要有刀、块、锥、铃、牌饰等，三期出土的器物有兵器(戈、镞、戚等)和容器(爵)，也有工具(刀、锛、凿、锯等)。进入四期，青铜器中增加了鼎、斝、盉，这是目前年代最早的礼器组合。二里头青铜器的制作主要为范铸成形，材质包括红铜、锡青铜、铅青铜、砷青铜、铅锡青铜及其他含砷、锡、铅多元合金，铅锡青铜及含铅合金在三、四期阶段比例增加，含铅合金体系逐步盛行并延续至商代。

　　二里头青铜铸造工艺体现出独特性：它迅速创建了泥范块范法技术体系，生产出造型独一无二的礼器(爵、斝、鼎、盉等容器组合)；泥范块范法迅速成为根本的铸造技术，几乎不见锻造器物，甚至石范铸造也被排斥在这一体系之外；铜和锡青铜、铅锡青铜并存，铅锡青铜很快居主要地位，且锡、铅含量高。从二里头三期开始，确立了含铅合金体系的本土化技艺，推动中原地区的铜器冶铸技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

　　二里头青铜铸造所包含的主要因素，显著区别于近东体系中的冶金技术，标志着中原独特的冶铸技术体系和传统的形成。

二

　　二里头青铜器体现出本土化的特征，然而，在古代中国青铜器铸造发展过程中，确有外来因素的影响。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冶金技术最早出现在近东，距今8000年前。伊朗腹地是最早的冶铜中心，学者曾经推测，制铜技术由这里出发向小亚细亚扩散，然后进一步向欧洲、北非、印度和中国传播。而青铜器传入中国的途径，学者们也提出过两个通道：1.西伯利亚—新疆—河西走廊—甘青—中原；2.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中原。

　　上述两个途径中，西北地区尤其受到关注。学者们认为，西北地区青铜冶炼存在外来因素，这主要体现在：1.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和新疆地区，发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合金青铜；2.西北地区是早期铜器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这两方面的因素很可能均与欧亚北方草原有关。

　　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青铜器，在甘肃兰州附近及以西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新疆东部一带，其数量远远多于黄河中游的豫西地区。有学者统计，截止到21世纪初期的发掘中，前一地区发现青铜器总量超过1500件，后者只出土约200件。这样的一种状况使得学者认为，“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盛于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及龙山文化。”

　　西北地区遗址公元前2300—前1700年所出铜器的数量多而普遍，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海藏寺，永靖县秦魏家、大何庄，广河县齐家坪、西坪，康乐县商罐地，临夏市魏家台子，岷县杏林，积石山县新庄坪，临潭县陈旗磨沟，以及青海贵南尕马台、互助县总寨、同德县宗日、西宁市沈那、乐都柳湾、大通长宁、金蝉口等遗址均出土有青铜器。所出青铜器当中，以含砷合金为主，与二里头青铜器多以锡铅合金不同。

　　在大约同一时段，河西走廊地区的青铜铸造也发展迅速。酒泉高苜蓿地、照壁滩等地出现有冶炼残铜块，张掖西城驿遗址一期发现有少量炼铜炉渣，西城驿遗址二期发现有炉壁残块、鼓风管、炉渣、矿石等冶炼遗存，主要制作铜锥及少数环、管、泡饰，此外还发现有1件铜镜石范。西城驿遗址二期青铜器也以含砷合金为主。

　　河西走廊地区，以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为代表的四坝文化值得关注。这是迄今为止出土四坝文化铜器最多的遗址。考古学者清理墓葬312座，其中106座出土有铜器，出土铜器200多件，均为小型器物。主要有工具、装饰品和兵器，工具以刀为主，另有斧、镰、凿、锥、匕等；装饰品包括铜泡、耳环、鼻环、臂钏、联珠饰、镜形饰、权杖首、蝶形带饰、牌饰和管等；兵器主要为镞和矛。此外，还出土有铸铜镞的石范。

　　学者以为，西北地区青铜器数量的显著增加，当与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文化的先后影响相关。从器形方面看，西北地区青铜器也显示出与中亚地区的关联。西北地区齐家文化中的秦魏家、大何庄、总寨、齐家坪、沈那、新庄坪、杏林、尕马台、商罐地等遗址发现有较多青铜或红铜的环首或平首刀、单耳或双耳空手斧等工具，在青海沈那等地还发现带倒钩的大矛，这些都与公元前3千纪晚期俄罗斯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同类器近似。磨沟遗址所出喇叭口耳环，也与安德罗诺沃遗址中相关铜器类似。贵南尕马台等所见青铜镜上的三角纹也常见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可见西北地区青铜器与中亚北部草原地区有所关联。

　　新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伊犁河—准葛尔盆地周边地区，在阿尔泰克尔木齐、塔城地区卫校、托里县萨孜、石河子水泥厂以及良种厂等地的墓葬中，发现有年代较早的青铜器，主要为各类工具、兵器和少量装饰品，常见器形有半月形铜镰、镰形刀、铜铲、透銎铜斧、弯头銎斧、有段扇刃铜斧、单耳竖銎铜镢、铜矛、铜锤、铜凿、长銎铜戈、铜短剑、带扣、镞、铜条、炼渣等，这些铜器在造型、器类和装饰纹样上带有明显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这批铜器年代较早的遗存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学者对部分铜器检验，显示出其合金成分主要是锡青铜，锡含量在2%-10%，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

　　要之，早期西北地区青铜器，在铸造工艺、器形方面，与二里头所代表的中原特征的青铜器有所不同，显示出欧亚草原因素的影响。

三

　　中国早期青铜器，在人群流动、族群交往的过程中，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泰国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对于了解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技术交流，提供了新材料。

　　泰国是东南亚青铜器发展的中心地区，泰国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集中分布在东北部的呵叻高原(Khorat Plateau)、中部的考王帕占峡谷(Khao Wong Prachan Valley)，主要有农诺它(Non Nok Tha)遗址、班清(Ban Chiang)遗址和班农瓦(Ban Non Wat)、农帕外(Non Pa Wai)遗址等。农诺它遗址出土有79件较完整的青铜制品和100余件青铜残片，器物主要包括铜斧、铜镯、针、箭镞、铜丝。此外，遗址还出土多件石范和坩埚。班清遗址发现有早期阶段的铜矛、銎斧、刀、镯、针、铜片，中期阶段的铜镯、矛、刀、针、戒指，以及4件石范。班农瓦遗址则是泰国考古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冶铜遗址之一，出土青铜制品约100件，包括斧、镯、铃、凿、锥、箭镞等。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范和坩埚，陶范计有379件，多为双合陶范。农帕外遗址的第二期堆积中，发现有矿渣，遗址出土有少量铜器，以及铜矿石碎块、铜锭陶范、合范等。

　　从泰国已发现的青铜制品看，泰国早期的青铜技术比较成熟，双范合铸技术普遍存在，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几大类，主要器物有斧、矛、箭镞、锥、凿、刀、镯、铃等，斧与镯的数量相对较多。关于泰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有学者认为始于公元前2千纪末期。但新的技术对过去的测年有所修正，目前一般认为，班清遗址青铜制品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1128—前936年，班农瓦遗址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测年结果分别为公元前1750—前1050年和公元前1050—前420年。关于泰国以及东南亚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源于“塞伊马—图宾诺”文化系统，从这里再由中国西北部沿青藏高原东缘，经四川、云南，于公元前2000年到达湄公河流域。

　　泰国冶金技术中，突出的特点是使用坩埚，常见双合范，器物多为小型的工具、饰品(如镯)和武器(如矛头)，这些因素在欧亚草原的墓葬中也常常可见。此外，“工匠墓”在泰国东北部的考古遗址如农诺它、班农瓦、农帕外均有发现，而亚欧草原发现的工匠墓中，也常见双合范、坩埚。这些因素，表明泰国青铜冶铸与欧亚草原相关联。

　　而在欧亚北方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过程中，中国西南地区发挥的作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促使学者们设想，南喜马拉雅或东南喜马拉雅地区藏缅人群中的一支，在马家窑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2000年)从甘肃—青海迁徙到西南一带，在这富含矿藏的狭长河谷地带，是青铜文化从北方到云南再到越南北部红河一带传播的重要区域。中国南方

　　地区的湘江、赣江，连同与这两条河流关联的雅鲁藏布江、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红河流域，存在一个起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包”(cultural package)，以独特的陶瓷传统为标志，以水稻和谷子等农业因素，畜牧业、石饰品的制造为主要内容，以文化“打包”的方式，沿着上述河谷地区移动，进入云南，以涟漪般的效果辐射到越南北部，沿着湄公河进入东南亚，包括湄南河流域以及泰国中部。

　　事实上，在北方因素之外，古代中国青铜铸造工艺对泰国及东南亚其它地区有切实影响。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中国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是促进东南亚冶金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地区。学者们在广西南宁地区的元龙坡遗址发现了与泰国青铜冶金相关联的因素。元龙坡遗址的时代是公元前2千纪晚期到前1千纪中期。遗址发掘的350个墓葬中出土铜器110件，其中有2件西周时期的卣、盘，为典型的中原礼器，但其他的108件均为工具和武器，包括矛头21、镦15、钺11、斧23、匕首3、卣1、盘1、镞10、刀12、凿1、针2、钟1、铃5、链环1，以及5件不明作用的器物。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器

　　物都由本地的双合范铸造，与之相应的是，遗址中还出土有6个完整的红砂岩质的双合范、大量的碎片。值得注意的是，模范外部刻有几何图案，如其中一件石范的表面上刻有的图案。而带纹饰的石范在普龙(Phu Lon)以及考王帕占峡谷的遗址中发现，其时代为公元前1千纪中叶。此外，元龙坡遗址中两个碗的类型在形状比例、容积、边缘等方面都与农帕瓦出土的铜熔炼坩埚相似，说明泰国的青铜冶铸与古代中国广西地区相关联。

　　此外，中原青铜器铸造工艺也传播至泰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从制作工具方面看，从欧亚草原到中国的边远地区，包括西南和华南，铜器铸造长期以石范铸造为主，而在中原地区，自二里头时期开始出现陶范后，陶范铸造很快取代石范铸造并迅猛发展，成为中国商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青铜铸造方法。班农瓦遗址出土有大量冶铸用范和残块，而其中，陶范占有多数，石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根据部分墓葬的断代，其在当地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公元前8世纪。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班农瓦地区的陶范铸造出现较为突然，很显然，可能是由外部输入。因此，中国中原地区无疑是其来源。这不仅因为后者陶范铸造发达，而且至少在商代，中原与东南亚的交往就已存在。至晚商阶段，不少源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如牙璋、有领镯(“T”形环)等已出现于东南亚。因此，中原地区的陶范技术通过某些途径进入东南亚就不足为奇。在此之外，越南各地以及菲律宾的一些岛屿上也有铸铜陶范的发现，这些陶范的年代早晚不一，有的与班农瓦地区的年代相当或略早，也有的可下溯至公元前后，除越南永福省大村墓地出土的羊角钮钟范外，多为铸造小型兵器、工具和装饰品的双合范或单范，可见，陶范技术在东南亚出现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延续。

　　古代冶铜技术的发展源远流长，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青铜冶铸工艺，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色彩。而在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发展中，可见欧亚草原因素。同时，也可见中国青铜冶金技术，伴随着人们的迁徙、交往，与东南亚诸多地区产生关联。

（作者：罗新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