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功：日内瓦核禁试谈判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立场和政策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给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引发了国际社会和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和美国国内的反核运动不断高涨，强烈要求有核国家停止核试验。迫于国内外的压力，美国政府于1958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开始与苏联就核禁试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美国政府对核禁试谈判采取了极为消极的立场，其基本政策是，在确保美国核优势的同时，尽可能阻止苏联核力量的发展，同时通过谈判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减少国际舆论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在谈判期间，尽管苏联以及英国奉行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希望谈判能就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取得一致，并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但美国对谈判进程设置种种障碍，致使谈判步履维艰，最终未能达成协议。从根本上说，核禁试谈判的失败并非仅仅因为美苏在核查问题上的分歧，更非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阻挠，实质在于美国政府核禁试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并由此揭示出美国冷战政策的复杂性。

关键词：冷战　美苏关系　艾森豪威尔政府　日内瓦核禁试谈判　核军备控制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禁止核武器试验成为美苏核裁军的重要内容。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同意进行谈判，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宣传需要和政治目的。美国参加谈判有着双重意图：一是试图通过禁止核试验限制苏联核力量的发展，从而确保美国的核优势地位；二是希望谈判能够打开苏联的大门，进而促使其发生某种变革。尽管苏联以及英国在谈判中奉行了较为务实、灵活的政策，但由于美国的态度极为消极，不断为谈判设置重重障碍，致使会谈未能达成协议。对于美国政府的谈判政策，包括艾森豪威尔对核军备控制的态度，美国学界看法不一。修正派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积极谋求与苏联在军备控制、结束核试验方面达成协议，只是未能克服来自政府内部的阻力。这一观点遭到了研究艾森豪威尔的后修正学派学者的质疑。在这些学者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奉行的强硬政策不仅导致了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而且使达成军备控制的任何前景都变得更为暗淡。对于核禁试谈判，艾森豪威尔只是被动地予以应付，并且态度摇摆不定。还有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未能解决美国各部门之间在军控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对是否能达成核禁试协议持怀疑态度，这是谈判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这些批评不免过于苛刻、尖锐，艾森豪威尔实际上不仅准备讨论全面裁军问题，而且也愿意讨论核禁试问题，并采取了“灵活的”协商态度，旨在使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但由于他对苏联缺乏信任，坚持要求建立一个苏联不能接受的全面核查体制，致使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如此，乃是受到了原子能委员会和一些科学精英的误导和左右，而且始终未能摆脱他们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艾森豪威尔对核禁试谈判采取灵活的立场。应当说，这些看法都有失偏颇。的确，美国政府内部在核禁试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艾森豪威尔并未为弥合分歧做出应有的努力。之所以如此，根本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唯恐核禁试协议会束缚美国核力量的发展，从而失去核优势，因而对核禁试谈判和达成协议缺乏基本的诚意。美国国内在核禁试问题上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如何更好地维护并进一步加强美国的核优势。国内有学者认为，核查问题是阻碍双方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主要障碍，而其中最基本的症结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的反对。这一看法显然夸大了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核禁试谈判政策的影响，同样值得商榷。近年来，国外学界开始将核禁试问题置于跨国史和国际史的框架下进行考察，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新颖。本文主要基于相关的美国档案资料，进一步梳理艾森豪威尔政府核禁试谈判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揭示这一政策的内在矛盾性。

一、美国国内对核禁试的争论

　　禁止核试验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苏谈判的重要议题，首先与世界各国不断高涨的反核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核试验产生的大量放射性尘埃会随风飘散到附近地区，从而给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危害。1954年3月初，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珊瑚岛上进行的氢弹试验爆炸当量为1500万吨，远远超过了当初设计的600万吨当量。正在附近进行作业的日本渔船“福龙丸”号上的二十多名船员受到核辐射全部住院治疗。事件发生后，美国并未停止其试验，反而通知日本将试验禁区扩大数倍，继续进行氢弹试验。这一事件激起日本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要求美国停止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并彻底消除核武器。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普遍关注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核试验问题。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声明，要求各国暂停核试验，得到了法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支持。12月初，印度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有关国家立即着手进行谈判，停止核试验。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其最后的公报中呼吁所有相关国家达成协议，停止核试验。7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和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召开各国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核武器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威胁。正是在这一声明的推动下，1957年7月，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的帕格瓦什召开会议，讨论防止核战争和实现核裁军的问题。会议发表的声明强调，全面核战争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其后果要比核试验的辐射严重数千倍；在核时代，各国的目标应当是废除战争，甚至是废除人类生活中战争的威胁。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必须停止军备竞赛。11月，尼赫鲁向美苏领导人发出呼吁，要求停止一切试验性的核爆炸。1958年1月1日，亚非人民团结大会通过决议，强调继续进行核试验是对人类的一种严重威胁，要求美国、英国和苏联立即无条件禁止核试验，将其作为引向完全禁止制造、贮存和使用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一步，并且作为引向普遍裁军的一个步骤。

　　苏联多次提议就停止核试验进行磋商。1955年5月，苏联政府提出一项以暂缓核试验为基础的广泛裁军计划，希望借此缓和东西方关系，削减防务开支，增加经济发展的投入，希望联合国大会向所有国家，尤其是拥有制造核武器原料和技术的国家呼吁，要为尽早达成一项禁止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而不懈努力。1956年3月，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不论其他裁军问题有何协议，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同意立即结束核武器试验。苏联此举表明旨在把核禁试问题与其他裁军问题分开考虑。10月，苏联方面致函艾森豪威尔，建议双方就核禁试问题进行磋商，以便达成协议。1957年3月底，苏联再次提议将暂停所有核试验作为实现全面核禁试的第一步，并首次表示愿意讨论相关的核查问题。6月中旬，苏联代表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会议上宣布，同意在苏联领土上设立监测站，以便监督实施停止核试验，并建议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立即暂停核试验两到三年。苏联此举得到了英国的赞同。英国代表提议，首先建立一个技术专家委员会，考虑限制核爆炸的办法，并研究有效监督实施这一办法的各项条件。1957年年底，苏联领导人再次向美国提议就核裁军问题举行首脑会晤，并呼吁美、苏、英三国暂停核试验两到三年。尼赫鲁致函艾森豪威尔，敦促其接受苏联的这一建议。

　　美国国内对核禁试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各方争论愈加激烈。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一直坚持反对暂停核试验，强调核武器是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心和基础，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美国的核力量，确保对苏联的战略优势，需要不断地进行核试验。1957年6月20日，反对核禁试的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和欧内斯特·劳伦斯等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称，他们正努力研发一种“清洁”炸弹，将大大减少辐射。如果这种武器在得到完善之前就停止试验，“将是对人类的犯罪”。随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与特勒和劳伦斯等在白宫向艾森豪威尔进言说，禁止核试验是不明智的，而且对核禁试也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苏联有可能秘密进行核试验；为了研制“清洁”的核武器，美国应进行更多的试验，在今后六到七年之内即可研制出不产生放射性尘埃的核武器，这些“清洁”武器不仅可用于战场，而且也可用于和平用途，包括勘探石油、修筑隧道等。根据杜勒斯的看法，艾森豪威尔对暂停核试验建议的正确性产生了严重怀疑。7月初，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称美国将研制小型的、清洁的原子弹，并颇为自信地宣布今后在进行核试验时会邀请国外观察员来实地考察，看看究竟会产生多少放射性尘埃。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表共同声明，将暂停核试验与核查机制和全面裁军相联系。8月29日，美国、英国等国家向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提议：如果事先相关各方能够就控制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必要时在美国、苏联、英国以及太平洋等地区建立监测站，各方将停止一年的核试验；一旦建立起有效的核查机制，各方在暂停核试验的同时也应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并将已经生产的材料用于和平用途，如若这一行动进展顺利，暂停核试验的时间将继续延长一年。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一旦达成协议，各方将停止一切核试验和核材料的生产，并开始削减核武器储备以及军事力量和军备。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反对核试验的呼声也不断高涨。195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力主限制核试验，使这一问题成为大选中各派政治力量争论的一个焦点。他认为，继续进行百万吨级以上的核试验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极为有害；核禁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可减少放射性尘埃，还将为裁军开辟新的道路。他强调，美国应主动采取行动，“把人类从我们已点燃的狂暴之火中拯救出来”，呼吁美国单方面停止氢弹试验。这一主张赢得了民主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和众多知名科学家的大力支持。1957年由美国反核人士成立的“理智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这一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和平组织。该组织认为，美国的核试验正在毒化整个大气层，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核试验。随着有关在牛奶中发现了放射性物质的报道不断增加，美国民众愈发担心核试验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不少和平组织、妇女组织和宗教团体等多次举行大规模的请愿和集会活动，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停止核试验。1957年4月和6月的民意测验显示，64％的受访者赞成美国就核禁试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52％的美国人认为放射性尘埃的确对人体和环境构成了危害。作为科学界中强烈反对核试验的代表性人物，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鲍林呼吁各国科学家联合起来，制止军备竞赛。他主持起草的一份请愿书警告说，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元素损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停止一切核试验，这是迈向全面裁军和最终有效销毁核武器的第一步。1958年1月，鲍林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递交了这份由四十多个国家的9235名科学家（其中包括3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请愿书。不久，签名人数升至11021人。

　　核禁试也得到了不少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科学家们的赞成。在他们看来，美国在核领域仍享有明显的优势。至1957年年底，美国拥有核弹头5543枚，其中2460枚为战略核弹头；苏联有650枚核弹头，其中102枚为战略核弹头；美国共进行核试验117次，苏联为49次。美国国防动员局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伊西多·拉比表示，目前美国在核领域仍领先于苏联，继续进行核试验将有助于改进苏联的核武器，而禁止核试验则有助于确保美国的优势，并明确指出艾森豪威尔接受特勒的观点乃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强调，如果苏联同意在其境内设置6个监测站，美国就应同意暂停所有核试验。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汉斯·贝特同样认为，核禁试不仅能够“冻结”美国的核优势，也有助于防止核扩散，是朝着裁军迈出的第一步，美国可以利用苏联禁止核试验的愿望作为达成一项裁军协议的筹码，而且现在也是战后以来进行谈判的最好时机。拉比等人甚至认为，美国未能尽早地达成核禁试，从而阻止苏联研制可发射的热核武器弹头，这是一个“悲剧”。拉比是艾森豪威尔非常信任的老朋友，其观点显然产生了影响。艾森豪威尔要求斯特劳斯全面研究拉比的建议，表示如果美国确实在各种类型的核武器方面领先于苏联，就应当立即停止核试验，以保持这一优势。

　　美国政府内部要求核禁试的力量也明显加强。作为艾森豪威尔裁军助理的哈罗德·史塔生认为，美国应在核裁军问题上奉行灵活的态度，与苏联展开双边磋商，将核禁试问题与其他裁军问题分开处理，并提议暂停两年的核试验。国务院负责裁军和原子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法利则建议暂停核试验三年，如果此间还不能就削减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生产达成协议，美国则恢复地下核试验。美国国务院的不少官员担心，美国在核禁试问题上奉行的僵硬而且过时的政策正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愈来愈孤立，要求对核禁试政策进行“紧急评估”。代理国务卿罗伯特·墨菲表示，美国舆论“已经越来越担心辐射对健康和遗传产生的影响”，而且国际社会反对核试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作为艾森豪威尔科学技术事务特别助理的基利安主张，在核裁军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指示基利安将美国国防动员局科学顾问委员会改组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为白宫的一个咨询机构，这就使艾森豪威尔在核问题上能够更广泛地听取科学界的意见，而不再过分依赖原子能委员会。事实证明，在推动核禁试谈判方面，这一机构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裁军小组委员会主席休伯特·汉弗莱成为核禁试谈判的主要推动者。他认为，如果美国想同苏联达成任何持久的协议，就必须重新考虑并修改其裁军政策，批评美国政府在核禁试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胆怯和犹豫不决使美国遭受了“一次宣传战的惨败”。他向艾森豪威尔建议核禁试应与其他裁军问题“脱钩”，强调国际监督下的核禁试将是朝着裁军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并提议美国应自愿暂停核试验两年。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国务卿杜勒斯对核裁军和核禁试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鉴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为影响世界舆论，改善美国的形象，应当做出姿态，通过谈判来扭转美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境地；二是阻止第四个核国家的出现是“当务之急”，也是美苏之间“一个主要的共同基础”。他担心，如果美国、英国、苏联不能达成协议，法国和联邦德国很快就会决定开始制造和试验核武器，并且有可能扩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将急剧增加爆发战争的风险，并使美苏两国都卷入其中。他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如果美国宣布暂停核试验两年，在政治上对美国来说将是非常有利的；采取道义上的孤立举措，拒不停止试验对美国核武器的改进并无多大好处。他表示，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赫鲁晓夫很可能在近期发表苏联自愿暂停核试验的声明，这将使西方在世界舆论面前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二、日内瓦核禁试谈判的开始

　　1957年年底1958年年初，苏联外交部开始就单方面停止核试验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此举有助于进一步动员国际舆论，向美英施加更大的压力，促其停止核试验。1958年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单方面停止在苏联境内进行一切类型的核试验的决议，但同时强调如果其他核国家继续进行这种试验，苏联政府也要以它认为的合适方式采取行动。随后，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再次重申了苏联的这一立场。赫鲁晓夫此举并非西方学者所言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在他看来，核军备竞赛已经给苏联造成了沉重负担，特别是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苏联没有必要制造过多的核武器，况且在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方面苏联已经享有优势，停止核试验显然有利于苏联。

　　苏联的这一建议立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不少民主党人以及宗教团体、反核组织等积极行动起来，要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取消即将进行的“硬饼干”系列核试验，指责这一试验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而且将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美国国务院力主应当认真对待苏联的这一声明。法利认为，虽然苏联此举可能主要是出于宣传目的，但也有可能准备接受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协议。杜勒斯更关注苏联的这一建议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敦促艾森豪威尔改变政策，公开宣布一旦计划中的核试验结束，将暂停两年的核试验。他强调，为了进一步改进核武器而继续进行核试验，将使美国在道义上陷于孤立地位，得不偿失，苏联正赢得而美国正在失去世界舆论的支持。为了影响世界舆论，美国“迫切需要做出某些重要姿态”，不得不暂停核试验。

　　1958年年初，美国成立了一个由贝特领导的特别小组，其成员来自五角大楼、原子能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主要就核禁试问题的可行性以及对美国核计划的影响提出建议。4月初，该小组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研究报告，认为美国今后数年在核技术方面仍将享有优势地位；核禁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尽管没有任何一种核查体系可以做到“绝对万无一失”，但可以通过精心建立的监测站网，并辅以必要的现场核查以及空中侦察，有效地监测苏联90％的核试验。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此表示赞成。基利安在向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汇报这一建议时重申，继续核试验只会有利于苏联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使美国失去所享有的优势。置于核查之下的核禁试不仅可行，而且也是有利的，为日后更为广泛的裁军开辟了道路，建议在“硬饼干”系列试验后停止核试验，以便尽快谈判缔结一项“令人满意的”核禁试协议。

　　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坚持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斯特劳斯对核试验所造成的辐射污染以及舆论压力不以为然，强调世界面临的真正危险并非是核试验，而是核战争，美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阻止核战争的发生。他强调，那种认为核禁试不会削弱美国安全的论调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如果美国停止核试验，将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包括对“清洁”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以及新一代核弹头的研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他担心一旦苏联利用核禁试进行欺骗活动，秘密进行核试验，使美国的核优势丧失，则美国就会冒遭受苏联第一次打击的危险。在他看来，为了威慑苏联，美国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核武器。因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核试验，决不能为了迎合舆论而付出“可怕的代价”。斯特劳斯宣称，除非美国不再面临遭受突然核打击的威胁，否则停止发展美国的防御力量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助理国防部长赫伯特·洛珀对此表示赞成，认为鉴于苏联“不可预测的”威胁美国的能力，增加而不是减少在核领域的研发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和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夸尔斯都表示，对美国来说，在拥有可以应对任何威胁的“全谱”核武器之前停止核试验将是灾难性的；美国迫切需要研制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试验对于研发“清洁的”、小型的、低成本的用于战场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弹头是必要的。夸尔斯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重申，核禁试必须是更广泛裁军的一部分，包括停止核武器以及核材料的生产、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核查和监督机制等，否则将给美国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对此表示支持。

　　在美国军方看来，苏联之所以主张禁止核试验，旨在使美国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为了消除苏联在人力方面享有的明显优势，美国必须拥有当量在1000吨或更小的可实际投入使用的核武器。只有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才能使美国在核领域继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还担心，美国探测低当量核试验的能力还比较弱，如果苏联进行核试验，有可能无法发现。因而，核禁试只对美国不利，对苏联很可能不起作用，美国现有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很快就会变得过时，这将对整个西方应对苏联的能力产生严重影响。军方要求，在美国进行代号为“硬饼干”系列核试验之前，不应与苏联讨论禁止核试验问题，继续把暂停核试验作为更广泛的裁军计划的一部分。对于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来说，必须确保美国在核领域的“绝对优势”，而不仅仅是相对优势。反对核禁试的物理学家特勒致函斯特劳斯以及一些国会议员，强调停止试验的做法只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认为美国目前在核武器上尚占有优势，停止试验将成为苏联使美国丧失这一优势的有效工具。他警告说，除了对大气层核试验进行限制以减少放射性尘埃外，任何对核试验的其他限制都将“严重危及美国的安全”。他甚至将核禁试谈判与二战前的“慕尼黑阴谋”相提并论，称美国的让步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艾森豪威尔的科学技术助理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看来，特勒在核禁试问题上的态度“几乎是歇斯底里的”。

　　艾森豪威尔在核禁试问题上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一方面，为了扭转这一时期出现的所谓“导弹差距”，美国亟须进行更多的核试验，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力量建设；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有所行动。他认为，尽管世界舆论并没有理由对核试验感到担忧，但这种不安的确存在，美国迟早要停止核试验。他在与特勒等人谈话时表示，新的热核武器的确威力很大，但在很多方面却不及当今的世界舆论，因为后者能迫使美国不得不遵循某些特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决定就核禁试问题与苏联谈判。他表示，除非美国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否则将在世界上处于“道义上的孤立境地”，美国从核禁试谈判中获得的政治利益要大于将来可能获得的军事上的好处，暂停核试验符合美国的利益。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回信中重申，停止核试验只有作为一个“广泛的裁军协议的一部分”才能加以实现，认为有必要召开两国的技术专家会议，首先就核禁试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这封信是由杜勒斯负责起草，并未征求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的意见。赫鲁晓夫尽管对美国的方案表示“严重的怀疑”，但仍采取了灵活的立场，不仅同意召开专家会议，而且随后在一些程序性问题上几乎全部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实际上，美国政府对核禁试的立场仍非常消极。在决定与苏联就核禁试展开磋商的同时，还在1958年5、6月间进行了代号为“硬饼干”的大规模系列核试验。美国政府此举激起了国内环保组织、宗教团体、和平组织以及反核人士的强烈反对。对于即将举行的专家会谈，艾森豪威尔除了要求参会人员不要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讨论，使谈判严格限于技术层面外，几乎没有给予任何指示。

　　1958年7月1日，美国、苏联、英国等国的一批科学家就大气层、海洋和地下核试验的监测问题在日内瓦开始磋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采取了灵活而积极的政策，会谈进展顺利。对此，美国代表团也表示认同。与会的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苏联真诚地希望会谈能达成协议，并且愿意为此相应地调整政策。另一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给杜勒斯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苏联人希望谈判取得成功，希望就停止核试验一事尽快达成协议，为此他们正在并且还会做出让步。苏联代表团成员费多罗夫曾向一位美国物理学家表示，尽管核禁试在军事上对苏联不利，但苏联仍谋求达成核禁试协议，因为这是防止核扩散的一种手段，也是迈向裁军的“第一步”。

　　应当说，苏联的确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努力，同意在苏联境内进行现场和空中核查。但在观察站数量问题上，美苏存在较大分歧。美国建议设立650个观察站，其中一百多个部署在苏联境内，而苏联提议设立100～110个。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双方同意英国提出的方案，在设立160～170个陆基监测站的同时，辅以10艘监测船，如此可监测当量在1000吨以上的大气层核爆炸和当量5000吨以上的90％的地下核爆炸。双方达成协议，通过利用高度灵敏的仪器记录声波和地震波，分析无线电信号与放射性尘埃，将能有效地检测各国履行禁止核试验义务的情况。会议发表的公报强调，建立一个有效的监测体系来探测那些违反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的停止核试验协议的行动，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美苏双方就核禁试达成的“日内瓦体系”对于核裁军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被誉为十多年来东西方在谈判中朝着裁军方面迈出的最为“积极的”一步。

　　日内瓦专家会谈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展显然有些出乎艾森豪威尔的意料。鉴于美国代表团估计苏联将很快要求与西方国家就禁止一切核试验的问题举行谈判，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美国政府率先表示准备与苏联、英国展开政治谈判，以便在专家小组报告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国际监督体制。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称，只要苏联不恢复核试验，美国准备从政治谈判开始之日起暂停核试验一年，并视情况在逐年的基础上延长这一期限。与此同时，在美国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强烈要求下，他又对美国延长停止核试验提出了前提条件：监测体系能够确定，并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实施主要的军控措施达成协议方面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重大进展。苏联随即做出积极反应。1958年10月31日，美、英、苏三国就核禁试问题进行的政治谈判在日内瓦拉开了帷幕。

三、美、苏、英在全面禁试和有限禁试立场上的差异

　　实际上，美国国内在核禁试问题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各部门之间的争论更趋激烈。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原子能委员会坚持认为，应当限制而不是完全停止核试验，核禁试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文宁甚至私下向艾森豪威尔表示，这是他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亨利·基辛格也发表文章对核禁试表示担忧，认为鉴于苏联在常规力量占据优势，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依赖核威慑，美国为此需要继续更多的核试验来不断完善核武器，以求更加精确，并大幅减少放射性尘埃。艾森豪威尔在权衡利害之后认为，尽管停止一年核试验有一定的风险，但如果要达成一个可行而又有适当监督的核禁试协议，就必须冒这一风险，继续进行核试验和军备竞赛“使他感到害怕”。

　　结果表明，美苏之间的政治谈判远不如专家磋商那样顺利，美国政策的僵硬致使谈判步履维艰。在议程方面，苏联希望就全面禁止核试验展开谈判，而美国则坚持先讨论核试验的控制和监督体制问题。同时，美国仍坚持要求核禁试问题必须与其他更广泛的裁军问题相联系。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无论结果如何，这样一种联系都对美国有利。

　　英国非常担心美国的消极立场有可能导致谈判的破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认为，美国的立场“过于强硬”，将禁止核试验与其他裁军问题相联系不仅是失策，而且是不必要的。英国外交部不断要求美国尽早放弃将两者相联系的政策，认为倘若因为这一问题而导致谈判破裂，这对西方来说在世界舆论面前将是一个“大失败”。杜勒斯向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强调，美国五角大楼、原子能委员会强烈反对做出任何让步，即使美苏在谈判中达成了协议，要想在国会通过也会非常困难，因为军方在国会中拥有一批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看来，很多美国人可能对达成协议比对谈判的失败更为震惊。杜勒斯还向英国谈判代表奥姆斯比-戈尔建议，应该在谈判中采取观望态度，不能轻易做出让步。这使得英国方面认为，杜勒斯根本不希望谈判取得进展。

　　作为美国国会的代表，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参议员艾伯特·戈尔认为，苏联无意接受充分核查，其最终目的乃是借谈判之机削弱美国的核力量。在提交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明确表示赞成军方一直主张的部分核试验方案，建议美国单方面暂停三年的大气层核试验，并继续研究探测地下和外层空间核试验的办法。他强调，美国此举不仅可以改善国际形象，取得宣传上的主动，平息世界舆论对放射性尘埃的担忧，同时又可以放手进行地下核试验，不断加强和完善核力量。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军方领导人的支持。

　　此时，谈判因为双方在核查问题上分歧严重而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表示，任何核禁试协议都必须包含严格的监测手段，决不能以美国的安全为代价签署协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根据在内华达州进行的系列核试验的数据发现，原来确定的日内瓦核查机制存在问题，特别是难以区分地震和地下核爆炸，无法发现当量较低的地下核试验，为了使这一监测体系更为有效，可能每年需要进行200～1000次的就地核查，或建立一个至少由500个监测站组成的控制网络。新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科恩等人认为，为减轻民众对放射性尘埃的担忧，可禁止大气层核试验，但应尽快恢复地下核试验，以便为完善监测技术提供更多的数据资料，同时提高核武器的性能。美国军方领导人表示，内华达州的核试验表明，美国继续核试验是“绝对必需”的，同时对苏联可能会利用核禁试协议来秘密进行核试验表示担忧，认为这一协议只会给美国带来不利，束缚美国的行动。军方的这一立场得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

　　美国国务院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则认为，监控体系的技术问题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核禁试协议的达成将使美国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贝特强调，尽管不可能建立一个可以监测出每一次核试验的体系，但立足于现有技术，能够确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核查机制，特别是对5000吨级以上的试验。日内瓦监测体系经过完善，可以有效地起到监测作用。不少专家都表示，日内瓦监测体系为美苏达成一项核禁试协议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技术上的问题并不能成为阻止达成协议的理由，任何一种手段都难以保证毫无遗漏地有效监测每一次核试验。他们坚持认为，美国在核弹头方面仍领先于苏联，签署核禁试协议在军事上对美国是有利的。杜勒斯也警告说，如果美国试图改变日内瓦专家会议达成的协议，将被苏联视为不诚实的表现，使美国陷入困境。如果苏联打算这样做，美国势必会强烈反对。但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同意军方的意见，指示美国代表团推翻此前专家会谈达成的共识，要求以建立更严密的监控机制作为达成核禁试协议的必备条件，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美国谈判代表詹姆斯·沃兹沃思对此感叹说，艾森豪威尔的这一立场始终是谈判进程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苏联看来，美国此举旨在蓄意破坏谈判，为的是使谈判归于破裂。

　　1959年1月5日，沃兹沃思将美国的新方案告知苏联，要求增加现场核查次数或观测站，并建议美苏科学家对地震展开联合研究。苏联代表查拉普金指责说，美方的建议或者是在阻挠谈判取得进展，为恢复核试验寻找借口，或者是为了西方国家更好地在苏联展开情报收集工作。尽管如此，苏联还是采取了克制和合作的立场，同意就监测地下核试验问题展开联合研究。

　　英国对美国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不仅能够减少核扩散的风险，而且也有助于缓和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麦克米伦致电艾森豪威尔，强调如果能达成全面核禁试条约，不仅有利于缓解柏林危机，还将稳定东西方关系。为推动谈判，他极力敦促美国放弃将核禁试与其他裁军协议挂钩的一揽子做法。在他看来，苏联的确希望达成协议，不仅是为了阻止核扩散，同时也担心核项目耗资巨大，影响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英国外交部向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应放弃将核禁试问题与普遍裁军问题相联系，英国民众、舆论和议会都对美国的这一政策缺乏灵活性表示不满。英国外交部在一封致英国驻美使馆的密电中甚至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拒绝在这一问题上妥协，英国将不惜与其“分道扬镳”。英国谈判代表也一直敦促美方缓和立场，在核查次数和监测站人员组成方面做出让步。英国代表团团长奥姆斯比-戈尔对美国是否真的希望达成协议表示怀疑，认为美国的立场“极为僵硬”。

　　鉴于世界舆论强烈反对核试验，杜勒斯认为，美国应放弃将核禁试与其他裁军问题相联系的做法，以表明美国政策的灵活。但美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反对，强调将核禁试与其他裁军问题分割开来的做法只能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地位。在美国国务院和英国的敦促下，艾森豪威尔同意将核禁试问题与其他裁军问题脱钩。1959年1月19日，沃兹沃思向苏联通报了美国的这一新政策。三国代表开始拟定核禁试条约，以便进行讨论。但是，美国政府随后又节外生枝，强调如果任何一方认为监控体系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有权单方面退出条约。这显然是美国军方施加压力的结果。英国代表团确信，这一条款对苏联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旨在为美国日后退出条约埋下伏笔，倘若苏联为此而中断谈判，美英将遭受世界舆论的谴责。就连沃兹沃思都认为，这一新条款对谈判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有美国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此时改变了原来的谈判立场，希望达成某种有积极意义的协议，以便能开启美苏“信任与和解的进程”。但事实并非如此。面对美国军方、原子能委员会以及国会中反核禁试议员的压力，美国决策者对谈判是否能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协议持怀疑态度，甚至考虑召回沃兹沃思，认为继续谈判已经没有价值。杜勒斯强调，如果苏联在控制体系问题上态度强硬，美国就应中止谈判，并建议禁止大气层核试验。艾森豪威尔指出，不得公开说明美国准备中断谈判，而应当说“由于苏联坚持要求否决权，谈判即将破裂”，应将谈判中断的责任归咎于苏联方面。奥姆斯比-戈尔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日内瓦谈判的情况“令人非常失望”，美国代表团情绪低落，美国政府除了要求坚持退出条款外没有向美国谈判代表发出任何新的指示，存在试图“破坏会议”的重大危险。1959年2月底，美国国务院将中断谈判的声明发往日内瓦，指示一旦有合适的时机就应退出谈判。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代表团不要积极回应苏联的提议，也不要主动提出谈判预案，在核查问题上不能做任何让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核禁试的首要价值在于建立一个控制站系统，以及在苏联没有否决权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核查的权利，停止核试验只是第二位的。

　　此时，美国国内就核禁试谈判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争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坚称，谈判应限于禁止大气层核试验而不是停止一切核试验，要求尽早恢复地下核试验。“理智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任何核禁试协议都包含着危险因素，但继续军备竞赛的危险更大。二十多名美国各界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和麦克米伦，敦促其采取措施，以达成核禁试条约，停止一切核试验。汉弗莱继续呼吁签署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认为美国军方所要求的“绝对完善、绝对万无一失”的核查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1959年3月26日，他向参议院提出一项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基于适当的核查，谈判缔结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国际协定。4月底，这一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与此同时，鉴于有关放射性物质在牛奶、农作物中超标的报道不断出现，使得美国民众对放射性尘埃所产生的危害愈发担忧和感到恐慌。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是否会遭受核打击并不能确定，甚至不大可能，但不断增加的放射性尘埃所带来的危险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使得一向反对核禁试的麦科恩不得不表示，即使仅仅为了消除民众的这种恐惧，美国也必须认真考虑削减大气层核试验。

　　迫于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的压力，美国政府很难中断谈判，而要推进谈判却又面临着新的问题。美国的一个专家小组根据“硬饼干”系列核试验的数据提出报告，认为日内瓦体系存在着漏洞，不能监测到几乎所有当量5000吨级以下的核爆炸。美国兰德公司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拉特根据理论推算称，如果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窟中进行核爆炸，可使产生的地震波减少数百倍。这些新的发现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军方反对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们看来，如果在地下足够大的洞穴中进行核试验，现有手段和技术很难发现，这就使得苏联可以秘密进行核试验，并规避核查。美国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小组对日内瓦体系重新展开研究，结论是这一体系虽然存在不足，但可以通过改进的设备和仪器恢复其有效性，认为不论是在巨大的洞穴还是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鉴于其成本过高，实际上难以实施。在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看来，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建议“严格说来是一种宣传举措”，旨在减轻放射性尘埃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影响。该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官员都表示，应对日内瓦体系进行修正，以便在可核查的情况下尽可能广泛地禁止核试验，这样不仅可以减缓军备竞赛，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且有助于防止核扩散。拉比明确表示，如果限制军备是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那么即使协议可能存在漏洞，也应当签署。

　　英国非常担心美国消极、僵硬的态度会使美英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为防止谈判失败，麦克米伦致函艾森豪威尔，希望日内瓦谈判能够达成协议。他说：“完全的监督，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实际上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他看来，达成核禁试协议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有助于防止核扩散，这对于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1959年3月，麦克米伦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华盛顿，旨在调和美苏立场分歧。

　　鉴于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更为关注放射性尘埃对健康和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艾森豪威尔认识到，如果能就禁止大气层核试验达成协议，并且能够在苏联设立三到四个监测站，从而打开苏联门户，要比没有任何结果好得多。1959年4月13日，艾森豪威尔致函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同时召开专家会议继续讨论控制地下和外层空间核试验的问题，以便能尽快就禁止所有核试验达成协议。赫鲁晓夫认为，仅仅禁止大气层核试验并不会阻止核武器的制造，反而是误导了公众，因为双方依然可以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并不能阻止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如果双方有意愿，有可能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的条约。虽然如此，苏联的立场依然较为灵活，表示愿意接受每年对苏联进行定额的现场核查，并竭尽所能来达成核禁试协议。苏联的一名谈判代表向英国方面表示，苏联很难接受无限的现场核查，但如果确定了每年的核查限额，这对苏联来说较易接受。苏联谈判代表在核查问题上做出妥协，提议如果事先能确定对苏联实施就地核查的次数，则苏联允许在其领土上长久地部署核查人员，而且对所有派出的核查小组都不提出否决意见。这是苏联谈判政策的重要转变。英国对此表示欢迎，不断敦促美国缓和立场，强调这是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甚至表示不惜单独与苏联达成协议。

　　美国国务院力主改变原来的僵硬政策。在新任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看来，现在是美国为达成全面核禁试而做出必要让步的时候了，因为苏联“似乎准备对谈判中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做出妥协”。但是，美国政府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仍然是拒不让步，坚持任何国家在核查问题上都没有否决权；必须建立起可靠的核查体制。尽管苏联同意了前者，但由于双方在现场核查次数问题上分歧较大，谈判再度陷入僵局。麦科恩称，苏联每年发生的地震多达3500余次，需要至少350次的现场核查。这显然是苏联难以接受的。鉴于此，麦科恩表示赞成停止谈判，尽快恢复地下核试验。在他看来，苏联的意图是首先促使西方国家就核查的定额问题达成原则协议，然后采取一切可能的宣传手段谋求较低的限额。鉴于英国一再敦促美国接受限额核查的方案，麦科恩甚至担心美国的谈判政策可能被英国所操控。美国军方急于研制新的洲际导弹弹头，并进一步完善反导系统，不断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要求不再延长暂停核试验的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称，恢复核试验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核禁试将使美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美国军方领导人的基本立场依然是，如果不能达成一项严格的、强制性的协议，任何对武器发展的限制都有悖于美国的利益。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日内瓦谈判的前景表示悲观，但他也认识到，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都支持核禁试，甚至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1959年11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超过77％的受访者赞成将核禁试延长一年。在美国国会，78％的共和党议员和77％的民主党议员支持暂停核试验。不仅如此，如果美国终止谈判，必然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

　　如同美国军方一样，苏联军方也一直不断要求扩大核力量，敦促赫鲁晓夫尽快恢复核试验。但赫鲁晓夫认为，苏联首先打破暂停核试验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即将于1960年5月在巴黎举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首脑会晤，在此之前进行试验尤其如此。尽管负责原子能事务的官员保证说，核试验将会在首脑会晤前结束，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但赫鲁晓夫坚持己见，采取了灵活的政策，表示愿意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美国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认为，赫鲁晓夫的确希望达成一项全面裁军协议。赫脱同样表示，在核禁试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是有可能的。基斯塔科夫斯基警告说，如果没有在限额核查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就放弃达成全面核禁试的目标，将使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英国外交部的不少官员对美国的政策极为不满，认为美国对于核禁试的态度令西方不仅在日内瓦，而且在联合国和世界舆论面前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劳埃德要求美国不要中断日内瓦谈判，因为一旦谈判破裂，苏联有可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这会对英国舆论产生几乎灾难性的影响。倘若苏联以美国和西方国家拒不同意停止地下核试验为由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将使美国和西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建议，美国暂停一年左右的地下核试验。赫脱表示，如果不能在控制体系问题上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国就不可能在暂停地下核试验问题上做出承诺。麦克米伦对达成一项可有效控制的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协议仍充满信心。他向艾森豪威尔强调，禁止一切核试验将会给西方国家带来真正的政治上的好处。但艾森豪威尔对美苏达成核禁试协议持怀疑态度，坚持认为日内瓦谈判的重点在于解决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要求举行第二次技术专家会议，讨论美国在监测地下核试验方面所获新的数据。此举甚至遭到了不少美国科学家的反对。在他们看来，美国不过是以所谓的技术问题为借口来拖延行动，阻挠全面核禁试谈判，因而拒不参加技术小组会议。就连基斯塔科夫斯基都怀疑，鉴于美国政府缺乏明确的政策，是否会有科学家愿意参加这种技术会谈。

　　令西方大吃一惊的是，苏联再一次展现出和解的立场，同意举行会议。1959年11月25日，新一轮的专家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讨论如何区分地震和地下核试验所产生的信号问题。但艾森豪威尔仍坚持，西方在谈判时应更注意技术而非政治层面，技术谈判陷入僵局，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赫脱以及美国谈判代表詹姆斯·菲斯克都表示，“毫无疑问，苏联的确想签署一项条约”，出现这一局面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四、美国提出的“临界”方案

　　为解决地下核试验的监测问题，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们提出了“临界”方案，确定允许进行里氏4.75震级以下的地下核试验，但禁止其他所有的地下以及水下和大气层核试验。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围绕“临界”这一概念，美国政府多次举行会议展开讨论。

　　艾森豪威尔对这一方案表示认同，认为美国应继续敦促苏联接受对地下核试验的限制，通过不断扩大核查体系朝着达成全面核禁试条约而努力。如果此举不能奏效，就应当提出“临界”方案，或者只要求禁止大气层核试验。他坚持美国应当将一些监测站部署到苏联境内，因为“我们的真正目的乃是在某种程度上打开那个国家”。赫脱认为，相较于放弃任何控制地下核试验的努力，或者接受并不能保证足够的识别和认定的核查办法，“临界”概念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要求菲斯克就这一方案的技术可行性提出研究报告。负责裁军和原子能事务的国务卿特别助理菲利普·法利称，采用这一概念将“给予我们现场核实的权力”，同时对美国来说也是一种姿态，表明美国仍希望使核禁试条约的内容尽可能广泛。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也接受了这一方案，认为这样既可以使美国恢复地下核试验，同时又可以对苏联的核试验进行实地核查。

　　美国军方领导人对此持保留意见。特文宁强调，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准备接受适当监督下的核禁试，但军方一直认为，任何停止核试验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新任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提出，国防部的技术专家认为还需对“临界”这一概念进行研究，以便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戈登·格雷认为，苏联不可能接受“临界”方案，如果艾森豪威尔同意这一实际上使美国可以进行“我们想要的一切试验”的方案，将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他强调，这一方案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并非“良策”。

　　英国对美国的这一方案是否可行表示怀疑，并担心美国会因此恢复低于“临界”标准的地下核试验。奥姆斯比-戈尔主张，除非美国同意自愿停止低于“临界”标准的地下核试验，否则应与美国分道扬镳。他甚至提出，英国应支持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恢复任何低于“临界”标准的核试验。劳埃德在给赫脱的信中表示，英国同意“临界”方案，因为这可使谈判超出大气层禁试的范围，但对于苏联是否会接受表示怀疑。苏联会指责西方一方面试图建立一个昂贵的核查体系以便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又继续发展其武器项目，结果可能导致谈判中断，从而使西方国家遭受世界舆论的谴责。他认为，虽然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与苏联达成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符合西方的利益，即使只是暂时禁止地下核试验。赫脱在回信中表示，“临界”方案是用来实现全面核禁试目标的一种“阶段性方法”，拒绝了劳埃德提出的暂停所有地下核试验的建议，并警告说两国在核试验问题上的任何分歧都将会影响双方在核领域的合作。麦科恩对英国的建议非常排斥，向赫脱表示，如果美国屈从于英国的压力，同意暂停低于“临界”标准的地下核试验，必将遭到军方、国会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强烈反对，他不惜为此而辞职。

　　1960年2月，艾森豪威尔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建议停止一切大气层和海上核试验；停止一切可以监测到的地下核试验；美苏科学家就寻求完全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核查和控制办法展开研究。沃兹沃思在日内瓦会议上表示，按照美国提出的“临界”标准，可监测所有2万吨级以上的核试验，并宣布美国准备同意对低于“临界”的地震波进行限额现场核查，以确定这一信号究竟是地震还是核爆炸所产生。苏联再一次在核禁试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临界”方案，但前提是在进行这一研究期间，各方都应停止所有的核试验。3月19日，苏联代表查拉普金在日内瓦会议上强调，如果美国接受苏联的意见，双方在一个月之内即可签署核禁试协议。应当说，除了在监督委员会的组成以及监测站的设立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外，美苏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立场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更大了。

　　苏联的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欧国家普遍感到，苏联的让步不仅为核禁试协议的达成带来了希望，而且也有可能促使各国在普遍裁军问题上取得一致。英国政府对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寄予厚望，认为现在是达成公众一直所渴望的协议的真正机会，必须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促其接受苏联的建议，这对于东西方关系的改善至关重要。麦克米伦为此决定前往华盛顿与美国领导人当面会谈。美国驻英大使也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鉴于英国民众支持苏联提出的新方案，并敦促英国政府据此与苏联达成一项核禁试协议，美国任何恢复核试验的做法都不会得到英国舆论的理解。

　　美国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强烈反对苏联的这一建议，担心苏联会利用这种“自愿禁试”来秘密进行核试验，以便在核技术方面超越美国。麦科恩表示，与其实施自愿暂停，不如尽快就如何降低“临界”标准展开研究。他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接受苏联的方案，那将是一个“错误”，“放弃了我们的基本政策”。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安德森称，苏联的这一建议只是其谈判政策的战术性转变，是为了达到其长期以来所寻求的没有核查的核禁试这一目标。美国国务院、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都赞成接受苏联的建议。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表示，情报表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冻结”核武器的发展将有利于维护这一优势地位。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道格拉斯也转而支持接受苏联的方案，认为对美国来说，任何可以使苏联对国际核查人员开放的协议都要比继续进行核试验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更有价值，而苏联的方案则为达成这样一项协议提供了可能。尽管国防部内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但他敦促艾森豪威尔同意苏联的提议。

　　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的建议值得考虑，这不会危及美国的安全，于是决定暂停里氏4.75级以下的地下核试验，并与苏联展开联合研究，以提高监测低于临界标准的核试验的能力。但他同时强调，美国将首先建议暂停一年的核试验，如有必要将延至两年。他表示，“虽然真正威胁国际安全的是核武器而非核试验，但公众目前确实希望停止核试验。”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谈判后有必要在裁军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否则美国将重新回到“毫无希望和危险的境地”，并对西方的地位造成严重破坏。他重申，达成一项有适当监督措施的核禁试协议符合美国的重要利益。艾森豪威尔坦承，一切迹象表明，苏联的确希望停止核试验。随后，美国政府指示谈判代表团达成一项“临界”条约，以建立有效的控制体系；同意尽早开展联合研究，不断改善对“临界”标准以下的核爆炸的监测；美、英、苏三国在签署条约时应通过同时单方面发表声明或签署行政协议的方式宣布，在一定期限内将不进行被条约所禁止的核试验。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提出新的方案后，苏联方面认为美国的新方案对于双方朝着达成核禁试协议迈进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随着美苏在“临界”问题上达成一致，签署核禁试条约似乎指日可待。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暂停核试验的期限以及对苏联进行现场核查的次数。有种观点认为，艾森豪威尔决心在首脑会议上与苏联达成核禁试协议，并为此愿意冒险做出某些让步，特别是在现场核查的次数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苏联同样在为争取首脑会谈的成功而认真、积极地努力。苏联外交部根据艾森豪威尔谈判政策的变化，估计美国有可能为达成协议而谋求妥协。因而，苏联代表团也准备调整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策。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认为，双方至少能够在部分核禁试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随之而来的U-2飞机事件使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达成核禁试协议的希望化为泡影。

　　自1955年苏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开放天空计划后，美国多次利用高空侦察机对苏联实施间谍飞行侦查，这无疑是严重的挑衅行为。1960年5月1日，一架U-2间谍飞机进入苏联腹地，被苏联火箭部队击落，飞行员被俘。15日，赫鲁晓夫在巴黎先后与麦克米伦、戴高乐会晤，表示在苏联政府同意正式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以前，艾森豪威尔必须谴责美国空军这种绝不容许的挑衅行为，制止类似行为的再度发生。次日，在戴高乐宣布首脑会议开幕前，赫鲁晓夫又当面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表示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四国首脑会议应当推迟。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使得四国首脑会议化为泡影。对于核禁试谈判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失去的机会”，因为双方的立场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成协议。

　　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原子能委员会都要求尽快恢复核试验，并且态度变得更为强硬。麦科恩称，因为旷日持久的核禁试谈判，美国在核武器发展项目上正受到严重限制，在研发新的或改进核武器方面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因而“我们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受到不利影响”。他强烈要求尽快恢复地下核试验。赫脱也表示，美国不应无限制地继续日内瓦谈判，因为这样做意味着苏联从美国获得了一个核试验的暂停期，而同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作为对美国的回报。1960年5月底，美国政府确定了在今后谈判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应维持目前在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所持的立场；准备继续参加日内瓦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如果谈判最终是无效的，应表明责任在苏联一边；美国应继续争取完成关于核试验的日内瓦谈判，但同时说明在久拖不决的情况下，这些谈判和美国核试验的暂停不可能是无限期的，美国应为谈判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很显然，美国已经做好了中止谈判和恢复核试验的准备。

　　但是，美苏谈判并未中断。艾森豪威尔虽然对谈判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深感沮丧，但并不想放弃谈判。苏联军方也一再要求恢复核试验，赫鲁晓夫坚持认为至少要等到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届时视情况再定，表示苏联将继续努力推进裁军和停止核试验的谈判。他强调，苏联不仅用语言而且要用具体行动来表明其和平意图。及至1960年下半年，美苏双方仍然在现场核查的次数和国际监督机构的组成问题上争执不下，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方案。美国军方不仅反对“临界”方案，而且强烈要求取消对核试验的限制。参谋长联席会议称，在过去两年中，苏联可能一直在进行地下核试验而没有被发现；即使双方达成了核禁试协议，还需要四至六年时间来落实控制安排，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苏联仍可以秘密试验，从而使美国逐步失去相对的核优势。实际上，鉴于任期届满，艾森豪威尔对核禁试谈判的态度已变得非常消极，同样认为“继续自愿停止核试验显然已经没什么用，而且继续下去会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他表示，美国“必须恢复核试验”，如果不是任期即将届满的话，“我是会立即宣布这样的决定的”。因而，他向当选总统肯尼迪建议：“应立即恢复核试验。”

结语

　　艾森豪威尔曾称把军备控制列为其政府最为优先和最为重要的事项，并且这一努力“从未间断过”，但结果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指责苏联“极端害怕”开放，断然拒绝了西方国家即使只规定少量监督的每一个方案。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在日内瓦谈判中，苏联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立场，为谋求达成协议先后数次做出让步。美国之所以同意参加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和宣传的需要，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也是基于苏联不会认真地谈判并无意在核禁试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一错误判断。而当谈判取得一定进展时，美国又开始怀疑谈判的价值，不断制造障碍，并把未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苏联。麦克米伦以及美英谈判代表都明确表示，是美国政府在核查体制等重要问题上拒绝做出让步，从而导致谈判屡屡陷入僵局，未能达成协议。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真诚地”希望达成核禁试条约，停止核军备竞赛，但他在核禁试谈判问题上并未采取具有决定性的立场，无疑应为谈判的失败承担主要的责任。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对于核禁试问题存在严重的矛盾和分歧。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以及“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对谈判持赞成态度，主张尽可能签署一项全面核禁试协议，以减缓军备竞赛。而在原子能委员会和军方看来，为了确保美国的核优势，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核禁试将使美国陷于危险境地。艾森豪威尔则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未能很好地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没有起到应有的推进谈判的作用，对谈判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致使日内瓦谈判步履维艰。

　　就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而言，对于达成一项部分核禁试乃至全面核禁试条约是较为有利的。美国参议院通过汉弗莱提案表明，国会赞成达成全面核禁试条约；民意测验也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对达成一项多边核禁试条约持赞成态度。1960年年初，艾森豪威尔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了76％。而且，随着谈判不断取得进展，除了原子能委员会外，美国军方的立场也开始变得灵活起来。同样重要的是，核禁试谈判有助于缓和当时的国际局势，防止核扩散，因而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和欢迎。国际社会一直呼吁美苏缔结核禁试条约，结束核军备竞赛。作为美国主要的西方盟友，英国在日内瓦谈判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不断敦促美国采取灵活的政策，并多次在美苏之间斡旋，调和分歧。应当说，所有这些都为艾森豪威尔在核禁试问题上采取强有力的立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根本上说，核禁试谈判之所以失败，并非仅仅因为核查问题，更非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阻挠，而在于美国政府核禁试政策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试图通过核禁试来维护其核优势地位，并减轻国内外舆论对放射性尘埃的担心；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缺乏基本的信任，唯恐苏联会秘密进行核试验，因而在核查问题上纠缠不休，并谋求借此打开苏联门户。就这样，艾森豪威尔政府失去了一个与苏联达成核禁试协议的机会。一些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禁试政策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1963年美苏之所以能够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的谈判已为这一条约打下了基础，并将其视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重要遗产。这一看法诚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倘若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够采取较为灵活的谈判政策，提出一项易于为苏联所接受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双方尽早达成一项部分核禁试乃至全面核禁试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注释略）

（作者：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